同时宋朝的司法体系，从中央到地方，还都设置了推司、法司两套平行的系统。
并且需要说明，宋代中央的大理寺分设“左断刑”与“右治狱”两个法院，为贯彻“鞫谳分司”的司法原则，“左断刑”又切分为断司（推司）与议司（法司）；“右治狱”也分为左右推（推司）与检法案（法司）。
在地方，州府法院的左右推官、左右军巡使、左右军巡判官、录事参军、司理参军都属于推司系统，司法参军则属谳司系统。
有些小州没有分司理参军与司法参军，但对任何一起刑案的审判，同样必须执行“鞫谳分司”的原则，推勘官与检法官由不同的法官担任。
宋代县一级的司法人员虽然配置不是那么完备，但还是设了推吏协助鞫狱、编录司协助检法。
在一起刑案的审判过程中，推勘官唯一的责任就是将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审讯清楚。
按照宋朝的立法，“诸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
意思就是说，推勘官鞫问的罪情，必须限制在起诉书所列举的控罪范围内，起诉书没有控罪的，法官不得自行问罪，否则，法官以“故入人罪”论处，这叫做“据状鞫狱”。
确立“据状鞫狱”的司法原则，自然是为了限制推勘官的权力，防止法官罗织罪名、陷害无辜。
惟盗贼杀人重案不受“据状鞫狱”的限制，允许穷究。
推勘官审清了案情，有证人证言、物证与法官检验报告支撑，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被告人服押，那么他的工作便结束了。
至于被告人触犯了哪些法条，当判什么刑罚，则是另一个法官——检法官的工作。
检法官的责任是根据卷宗记录的犯罪事实，将一切适用的法律条文检出来。
从司法专业化的角度来说，宋代立法频繁，法律条文浩如烟海，一般的士大夫不可能“遍观而详览”法条，只有设置专业的检法官，才可能准确地援法定罪。
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看，独立的检法官设置也可以防止推勘官滥用权力，因为检法官如果发现卷宗有疑点，可以提出驳正。
如果检法官能够驳正错案，那么他将获得奖赏；反过来，如果案情有疑，而检法官未能驳正，则将与推勘官一起受到处分。
宋人相信，“鞫谳分司”可以形成权力制衡，防范权力滥用，“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在司法实践中，独立的检法官设置，确实为维系司法公正增加了一道防线。
举个例子，像是宋真宗年间，莱州捕获了两个盗贼，州太守用法严酷，指使人故意高估了盗贼所盗赃物的价值，以图置其于死罪。
莱州司法参军西门允在检法时，发现赃物估价过高，提出驳正，要求按盗贼盗抢之时的物价重新估值，“公（即西门允）阅卷，请估依犯时，持议甚坚”，终使二犯免被判处死刑。
很可惜的是，“鞫谳分司”的司法程序，本来是很好的，可在宋亡之后就被残酷的蒙元给遗弃了。
因为那时人分四等，别说犯罪了，就算是杀人，最上等的蒙古人杀死最低等的南人，只需要赔偿一头驴，不得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文明的倒退。
………………
同时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凡徒刑以上的刑案，在庭审结束之后，都必须启动“录问”的程序，即由一位未参加庭审、依法不必回避的法官核查案状，再提审被告人，读示罪状，核对供词。
以及询问被告人所供是否属实，“令实则书实，虚则陈冤”，在必要时，还可以提审证人。
被告人如果自认为无冤无滥，即签写“属实”，转入检法定刑程序；如果想喊冤，则可以翻供。
一旦被告人翻供，案子即自动进入申诉程序：移交给本州的另一个法院，重新开庭审讯。
录问的用意在防范冤案、错案，因为在庭审中，推勘官完全可能造成冤狱，例如使被告人屈打成招。
所以宋人坚持在庭审之后、检法之前插入了一道“录问”的程序。
刑案未经录问，便不可以判决；即使作出了判决，也不能生效；如果生效，即以司法官枉法论处。
像是宋哲宗年间，开封府右军巡院审理一起涉及侮辱宋神宗的案子，案子审结后上奏哲宗，哲宗“诏特处死”。
因为结案时未经录问程序，所以有大臣提出抗议：“不惟中有疑惑，兼恐异时挟情鞫狱，以逃省寺讥察，非钦恤用刑之意。请今后狱具，并须依条差官审录。”
最后，哲宗只好下诏，重申录问的程序不可省略，今后司法机关如审判不走录问程序，以违制论。
以宋代的惯例，对犯下死罪的重案犯，还必须是“聚录”，即多名法官一起录问，以防作弊。
有些重案实在是事关重大，在聚录一次之后，往往还要从邻州选官，再录问一次。
如真宗朝的一条“刑事诉讼法”规定：“诸州大辟罪及五人以上，狱具，请邻州通判、幕职官一人再录问讫。”
在录问时，若发现案情存在疑点，被告人可能含冤，录问官有责任驳正，否则要负连带责任。
“诸置司鞫狱不当，案有当驳之情，而录问官司不能驳正，致罪有出入者，减推司罪一等。”
即出现错案之后，录问官按比推勘官罪减一等的原则问责。
如果录问官能够及时驳正错案，则可获得奖励。
“录问官如能驳正死罪一人者，命官减磨勘两年（免两年考核），吏人转一资（升职）；二人者，命官转一官（升官），吏人转二资；……如驳正徒流罪者，七人比死罪一人给赏。”
古人相信人命关天，因而驳正死刑判决，获得的奖赏最厚。
不论古今中外，在刑事审判中，多设一道把关的程序，嫌疑人便减少几分受冤屈的危险。
我们无法统计宋代到底有多少刑案被告人因为录问程序而免于冤死，但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录问的意义：
北宋前期曾于京师设“纠察在京刑狱司”，作为专门监察司法的机构，当时一个叫李宥的官员担任纠察官时，有一次录问开封府审讯的一个死刑犯，发现“囚有疑罪，法不当死”，却被开封府尹往死里整。
李宥即给予驳正，并对开封府尹提出弹劾，迫使府尹被坐罪免职。
同“鞫谳分司”制度一样，录问的司法程序，在宋亡后也被遗弃了。
而一宗刑案如果录问时没有发现问题，检法时也没有发现问题，那么就转入下一个程序了，也就是拟判。
我们以州法院为观察样本，判决书通常是由推官或签判起草的，他们根据推勘官审讯清楚的犯罪事实，以及检法官检出的法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拟出判决书草稿。
然后，这份判决书交给本州政府的法官集体讨论。
宋朝实行连署判决制度，连署的法官类似于是一个“判决委员会”，州的行政长官——州太守则是委员会的当然首席法官。
法官们如果对判决书没有什么异议，就可以签署了。
但签名意味着负责任，日后若是发现这个案子判错了，那么所有签字的法官都追究责任，用宋人的话说，“众官详断者，各令着名，若刑名失错，一例勘罚。”这叫做“同职犯公坐”。
当然，如果你觉得判决不合理，也可以拒绝签字；倘若有法官拒绝签署，那么判决便不能生效。
这样的“同职犯公坐”机制，可以促使每一个负有连署责任的法官谨慎对待他经手的判决，从而最大可能减少出现错判。
像是宋太宗时，蓬州良民张道丰等三人被官府误当成劫盗，给抓了起来，知州杨全生性“悍率蒙昧”，欲判张道丰三人死罪，基本上就要定案了。
但录事参军邵晔发现案子有疑点，硬是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要求杨知州核实。
杨全不以为然，不过录事参军不签字，判决书便不能生效。
这时张道丰等人也“呼号不服”，州法院只好将他们“系狱按验”。
不久，真正的劫盗落网，张道丰三人无罪释放，知州杨全因“入人罪”，被削籍为民。
邵晔则受到朝廷嘉奖，宋太宗赞许他：“尔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
赐给邵晔五万贯钱，同时下诏要求各州县法官以杨全为戒。
对判决持有异议的法官，还可以采取比较消极的做法——在判决书上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见，这叫做“议状”。
日后若证实判决确实出错了，“议状”的法官可免于问责。
在所有负有连署责任的法官们都签字画押之后，这份判决书终于可以送到州太守手上了，太守如果没有什么意见，便可以定判结案了。
定判是太守的权力——所以我们称他是州法院判决委员会的当然首席法官。
不过司法程序走到这里还未结束。
定判后，法院还需要向犯人宣读判决书，问犯人是否服判。
犯人若称服判，案子才算结绝，可以上报提刑司，等候提刑司的复核。
宋代实行“断由”制度，所有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结案宣判之后，法院要给原告与被告两造出具结案文书，结案文书中必须包含“断由”。
“断由”是什么呢？就是法官作出判决的理由，是基于哪些法律条文、什么法理依据而作出该判决的。
如果法院只给出一个简单的判决而拒绝出具“断由”，那么当事人可以越诉，到上级法司控告原审法院。
如果犯人声称不服判决呢？这时将自动启动申诉程序，也就是前面走过的庭审、录问、检法诸程序等等。
反正就是全部推倒重来，案子重新回到起点，由上级法司组织另一批法官（原审法官回避）或者移交给另一个法院重新开庭审理。
这叫做“翻异别勘”，——又是一个随着宋亡而消失的优良司法制度。
此外“翻异别勘”也是实行于两宋时代的一项司法制度。
翻异，即翻供；别勘，即另外审理。
宋代的刑案被告人在录问、宣判与临刑之际，都可以喊冤翻异。一旦翻异，案子便自动进入别勘的申诉程序。
宋朝的“翻异别勘”一般有两种形式：被告人在录问环节翻异，即移交本州的另一个法院重审（宋人在诸州均设置两三个法院的意义，这时候便显示出来了），这叫做“移司别勘”。
被告人在录问之后翻异，则由本路的提刑司选派法官组成临时法庭，或委托其他州的法院复审，这叫做“差官别勘”。
不管是哪一种别勘，原审法官都必须回避。
从本质上来说，“翻异别勘”其实就是一种自动申诉的司法机制。
刑事被告人每一次翻异，就必须安排另外的法官重审，为此支付了巨大的司法资源，并不得不忍受缓慢的司法效率。
这也正是宋政府令人钦佩的地方，是宋人“恤刑”思想的制度表现。
当然前面说过了，会有一些心怀叵测的犯人利用“翻异别勘”的机制，一次次服押，又一次次翻异，于是一次次重审，没完没了。
为避免出现这种浪费司法资源的状况，在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必须达成一种平衡。
于是宋人想到的办法就是，给予“翻异别勘”作出次数限制，北宋实行的是“三推之限”，即被告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别勘三次之后，犯人若再喊冤，将不再受理。
南宋时又改为“五推制”，即被告人可以五次“翻异别勘”。
但是，如果被告人控告本案法官受贿枉法而枉断其罪的，或者声称其冤可以立验的，不在“三推”或“五推”之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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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需要说明，宋代中央的大理寺分设“左断刑”与“右治狱”两个法院，为贯彻“鞫谳分司”的司法原则，“左断刑”又切分为断司（推司）与议司（法司）；“右治狱”也分为左右推（推司）与检法案（法司）。
在地方，州府法院的左右推官、左右军巡使、左右军巡判官、录事参军、司理参军都属于推司系统，司法参军则属谳司系统。
有些小州没有分司理参军与司法参军，但对任何一起刑案的审判，同样必须执行“鞫谳分司”的原则，推勘官与检法官由不同的法官担任。
宋代县一级的司法人员虽然配置不是那么完备，但还是设了推吏协助鞫狱、编录司协助检法。
在一起刑案的审判过程中，推勘官唯一的责任就是将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审讯清楚。
按照宋朝的立法，“诸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
意思就是说，推勘官鞫问的罪情，必须限制在起诉书所列举的控罪范围内，起诉书没有控罪的，法官不得自行问罪，否则，法官以“故入人罪”论处，这叫做“据状鞫狱”。
确立“据状鞫狱”的司法原则，自然是为了限制推勘官的权力，防止法官罗织罪名、陷害无辜。
惟盗贼杀人重案不受“据状鞫狱”的限制，允许穷究。
推勘官审清了案情，有证人证言、物证与法官检验报告支撑，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被告人服押，那么他的工作便结束了。
至于被告人触犯了哪些法条，当判什么刑罚，则是另一个法官——检法官的工作。
检法官的责任是根据卷宗记录的犯罪事实，将一切适用的法律条文检出来。
从司法专业化的角度来说，宋代立法频繁，法律条文浩如烟海，一般的士大夫不可能“遍观而详览”法条，只有设置专业的检法官，才可能准确地援法定罪。
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看，独立的检法官设置也可以防止推勘官滥用权力，因为检法官如果发现卷宗有疑点，可以提出驳正。
如果检法官能够驳正错案，那么他将获得奖赏；反过来，如果案情有疑，而检法官未能驳正，则将与推勘官一起受到处分。
宋人相信，“鞫谳分司”可以形成权力制衡，防范权力滥用，“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在司法实践中，独立的检法官设置，确实为维系司法公正增加了一道防线。
举个例子，像是宋真宗年间，莱州捕获了两个盗贼，州太守用法严酷，指使人故意高估了盗贼所盗赃物的价值，以图置其于死罪。
莱州司法参军西门允在检法时，发现赃物估价过高，提出驳正，要求按盗贼盗抢之时的物价重新估值，“公（即西门允）阅卷，请估依犯时，持议甚坚”，终使二犯免被判处死刑。
很可惜的是，“鞫谳分司”的司法程序，本来是很好的，可在宋亡之后就被残酷的蒙元给遗弃了。
因为那时人分四等，别说犯罪了，就算是杀人，最上等的蒙古人杀死最低等的南人，只需要赔偿一头驴，不得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文明的倒退。
………………
同时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凡徒刑以上的刑案，在庭审结束之后，都必须启动“录问”的程序，即由一位未参加庭审、依法不必回避的法官核查案状，再提审被告人，读示罪状，核对供词。
以及询问被告人所供是否属实，“令实则书实，虚则陈冤”，在必要时，还可以提审证人。
被告人如果自认为无冤无滥，即签写“属实”，转入检法定刑程序；如果想喊冤，则可以翻供。
一旦被告人翻供，案子即自动进入申诉程序：移交给本州的另一个法院，重新开庭审讯。
录问的用意在防范冤案、错案，因为在庭审中，推勘官完全可能造成冤狱，例如使被告人屈打成招。
所以宋人坚持在庭审之后、检法之前插入了一道“录问”的程序。
刑案未经录问，便不可以判决；即使作出了判决，也不能生效；如果生效，即以司法官枉法论处。
像是宋哲宗年间，开封府右军巡院审理一起涉及侮辱宋神宗的案子，案子审结后上奏哲宗，哲宗“诏特处死”。
因为结案时未经录问程序，所以有大臣提出抗议：“不惟中有疑惑，兼恐异时挟情鞫狱，以逃省寺讥察，非钦恤用刑之意。请今后狱具，并须依条差官审录。”
最后，哲宗只好下诏，重申录问的程序不可省略，今后司法机关如审判不走录问程序，以违制论。
以宋代的惯例，对犯下死罪的重案犯，还必须是“聚录”，即多名法官一起录问，以防作弊。
有些重案实在是事关重大，在聚录一次之后，往往还要从邻州选官，再录问一次。
如真宗朝的一条“刑事诉讼法”规定：“诸州大辟罪及五人以上，狱具，请邻州通判、幕职官一人再录问讫。”
在录问时，若发现案情存在疑点，被告人可能含冤，录问官有责任驳正，否则要负连带责任。
“诸置司鞫狱不当，案有当驳之情，而录问官司不能驳正，致罪有出入者，减推司罪一等。”
即出现错案之后，录问官按比推勘官罪减一等的原则问责。
如果录问官能够及时驳正错案，则可获得奖励。
“录问官如能驳正死罪一人者，命官减磨勘两年（免两年考核），吏人转一资（升职）；二人者，命官转一官（升官），吏人转二资；……如驳正徒流罪者，七人比死罪一人给赏。”
古人相信人命关天，因而驳正死刑判决，获得的奖赏最厚。
不论古今中外，在刑事审判中，多设一道把关的程序，嫌疑人便减少几分受冤屈的危险。
我们无法统计宋代到底有多少刑案被告人因为录问程序而免于冤死，但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录问的意义：
北宋前期曾于京师设“纠察在京刑狱司”，作为专门监察司法的机构，当时一个叫李宥的官员担任纠察官时，有一次录问开封府审讯的一个死刑犯，发现“囚有疑罪，法不当死”，却被开封府尹往死里整。
李宥即给予驳正，并对开封府尹提出弹劾，迫使府尹被坐罪免职。
同“鞫谳分司”制度一样，录问的司法程序，在宋亡后也被遗弃了。
而一宗刑案如果录问时没有发现问题，检法时也没有发现问题，那么就转入下一个程序了，也就是拟判。
我们以州法院为观察样本，判决书通常是由推官或签判起草的，他们根据推勘官审讯清楚的犯罪事实，以及检法官检出的法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拟出判决书草稿。
然后，这份判决书交给本州政府的法官集体讨论。
宋朝实行连署判决制度，连署的法官类似于是一个“判决委员会”，州的行政长官——州太守则是委员会的当然首席法官。
法官们如果对判决书没有什么异议，就可以签署了。
但签名意味着负责任，日后若是发现这个案子判错了，那么所有签字的法官都追究责任，用宋人的话说，“众官详断者，各令着名，若刑名失错，一例勘罚。”这叫做“同职犯公坐”。
当然，如果你觉得判决不合理，也可以拒绝签字；倘若有法官拒绝签署，那么判决便不能生效。
这样的“同职犯公坐”机制，可以促使每一个负有连署责任的法官谨慎对待他经手的判决，从而最大可能减少出现错判。
像是宋太宗时，蓬州良民张道丰等三人被官府误当成劫盗，给抓了起来，知州杨全生性“悍率蒙昧”，欲判张道丰三人死罪，基本上就要定案了。
但录事参军邵晔发现案子有疑点，硬是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要求杨知州核实。
杨全不以为然，不过录事参军不签字，判决书便不能生效。
这时张道丰等人也“呼号不服”，州法院只好将他们“系狱按验”。
不久，真正的劫盗落网，张道丰三人无罪释放，知州杨全因“入人罪”，被削籍为民。
邵晔则受到朝廷嘉奖，宋太宗赞许他：“尔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
赐给邵晔五万贯钱，同时下诏要求各州县法官以杨全为戒。
对判决持有异议的法官，还可以采取比较消极的做法——在判决书上附上自己的不同意见，这叫做“议状”。
日后若证实判决确实出错了，“议状”的法官可免于问责。
在所有负有连署责任的法官们都签字画押之后，这份判决书终于可以送到州太守手上了，太守如果没有什么意见，便可以定判结案了。
定判是太守的权力——所以我们称他是州法院判决委员会的当然首席法官。
不过司法程序走到这里还未结束。
定判后，法院还需要向犯人宣读判决书，问犯人是否服判。
犯人若称服判，案子才算结绝，可以上报提刑司，等候提刑司的复核。
宋代实行“断由”制度，所有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结案宣判之后，法院要给原告与被告两造出具结案文书，结案文书中必须包含“断由”。
“断由”是什么呢？就是法官作出判决的理由，是基于哪些法律条文、什么法理依据而作出该判决的。
如果法院只给出一个简单的判决而拒绝出具“断由”，那么当事人可以越诉，到上级法司控告原审法院。
如果犯人声称不服判决呢？这时将自动启动申诉程序，也就是前面走过的庭审、录问、检法诸程序等等。
反正就是全部推倒重来，案子重新回到起点，由上级法司组织另一批法官（原审法官回避）或者移交给另一个法院重新开庭审理。
这叫做“翻异别勘”，——又是一个随着宋亡而消失的优良司法制度。
此外“翻异别勘”也是实行于两宋时代的一项司法制度。
翻异，即翻供；别勘，即另外审理。
宋代的刑案被告人在录问、宣判与临刑之际，都可以喊冤翻异。一旦翻异，案子便自动进入别勘的申诉程序。
宋朝的“翻异别勘”一般有两种形式：被告人在录问环节翻异，即移交本州的另一个法院重审（宋人在诸州均设置两三个法院的意义，这时候便显示出来了），这叫做“移司别勘”。
被告人在录问之后翻异，则由本路的提刑司选派法官组成临时法庭，或委托其他州的法院复审，这叫做“差官别勘”。
不管是哪一种别勘，原审法官都必须回避。
从本质上来说，“翻异别勘”其实就是一种自动申诉的司法机制。
刑事被告人每一次翻异，就必须安排另外的法官重审，为此支付了巨大的司法资源，并不得不忍受缓慢的司法效率。
这也正是宋政府令人钦佩的地方，是宋人“恤刑”思想的制度表现。
当然前面说过了，会有一些心怀叵测的犯人利用“翻异别勘”的机制，一次次服押，又一次次翻异，于是一次次重审，没完没了。
为避免出现这种浪费司法资源的状况，在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必须达成一种平衡。
于是宋人想到的办法就是，给予“翻异别勘”作出次数限制，北宋实行的是“三推之限”，即被告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别勘三次之后，犯人若再喊冤，将不再受理。
南宋时又改为“五推制”，即被告人可以五次“翻异别勘”。
但是，如果被告人控告本案法官受贿枉法而枉断其罪的，或者声称其冤可以立验的，不在“三推”或“五推”之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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