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也正是因为当官太好了,有权有势有地位,可以说应有尽有,所以无数多人削尖了脑袋,想尽一切办法都想当官。
    而且当官也容易,像是晚清著名大臣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
    当然,这么说虽然有些夸大其词的成分,但也相去不多,因为做官其实也是有做官的诀窍的,也需要“修炼”。
    而你只要掌握了这其中的官诀,就能仕途畅达,官运亨通。
    否则不但不能升官,反而可能丢官、掉脑袋。
    抛去其他朝代太早了不说,咱们单说说清朝,清代的官吏们可以说是“修炼”出了不少官诀啊,这些官诀对于清代的吏治官风起过非常恶劣的腐蚀作用。
    例如林同济《文化形态史观》曾举出不少官诀(林氏称之为“宦术”,并认为“宦术的真髓就在‘手腕’两个字”),这些官诀在清代官场上是一应俱全的。
    其文云:“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
    标榜、拉拢、结拜、联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
    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
    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
    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
    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
    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下面作者菌可以给大家着重谈谈几种清代官场上颇为流行的官诀。
    一、多磕头,少说话。
    身历乾嘉道三朝的显宦曹振镛是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官诀的典型。
    曹历任三朝大学士,备受皇帝恩宠,死后还获得“文正”的谥号(文正是对有功尤其是品节端方的官吏的极高赞誉,据说清朝只有八人得此殊荣),并入了贤良祠,真可谓官运亨通,载誉后世。
    但他获得这样的高位和殊荣,并非因为他干过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而是因为他精通“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
    清人朱克敬《暝庵二识》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
    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便是曹振镛自己概括的“身名俱泰”的秘诀了。
    《清史稿~曹振镛传》还夸他“实心任事,外貌讷然”,“小心谨慎,一守文法”。
    实即说他任皇帝驱使,唯唯诺诺,恭顺过人。
    但就是靠这,他成了三朝元老,跟着哪个主子都吃香。
    曹振镛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还向门生后辈加以提倡,甚至告诫那些专负纠弹之责,本应“多说话,不磕头”的御史也行此官诀。
    《暝庵杂识》记云:“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
    这些御史听了曹振镛的话,都“循默守位”,能不说就不说,得过且过了。
    包括《官场现形记》有一段华中堂向门生贾大少爷传授“多磕头,少说话”官诀的描写,华中堂极像曹振镛(据有人考,华中堂写的是荣禄,但此处关于官诀的描写,与曹振镛毫无二致)。
    书中写到贾大少爷向华中堂请教关于磕头的问题,华中堂说:“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
    “应该碰头的地方万万不要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你多磕头总没有处分的。”
    书中又写到黄大军机向贾大少爷称赞华中堂的秘诀:“华中堂,阅历深,他叫你多磕头,少说话,老成人之见,这是一点儿不错的。”
    曹振镛一方面向门生后辈传授磕头秘诀,一方面又向皇帝献箝制大臣之策,使大臣们不得不“多磕头,少说话”。
    他曾向昏庸的道光皇帝献策说,对臣子们“指陈阙失”的奏章,可“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使臣子们感到天子能“察及秋毫”,便更加恭顺听话了。
    于是道光帝吹毛求疵,闭塞言路,“奏章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
    结果,“中外(朝野)震惊,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
    臣子们全成了“多磕头,少说话”的庸碌之辈,所上奏章也“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报喜不报忧了。
    太平军起事时,大臣们互相隐讳,直到许多名城被攻克,才不得不上奏。
    对于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人指出:“皆振镛隐蔽之罪有以成之。”
    对于曹振镛倡导的官诀给吏治、世风带来的恶劣影响,许多有识之士给予了揭露和抨击。
    朱克敬在抨击曹氏官诀时说:“道光以来,世风柔靡,实本于此。近更加浮滑,稍质直即不容矣。”
    还有一位正直的无名氏做了四阕《一剪梅》词,讽刺曹振镛之流及恶劣的世风。
    其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这是说外官打探京城官场消息,贿赂京官)。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其四云:“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真是维妙维肖又入木三分~~
    二、圆滑趋避之术。
    众所周知,封建官场常常是不平静的。
    同僚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轧,政局变幻莫测,都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
    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做官诀窍。
    靠此便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从而顺利地做官升官。
    清代官场上这种做官诀窍甚为流行。
    清初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
    顾炎武曾引白居易题胡旋舞女的诗形容这种坏风气:“臣妾人人学圆转。”
    晚清吏风败坏,政局多变,圆滑趋避之术更加流行和精微。刘光第曾感叹道:“宦途趋避闪烁,何止万端。”
    身历咸同光三朝的显宦王文韶是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的典型。
    王文韶曾做过很多高官,在地方上做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朝廷做过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谓官运极佳。
    他做官的诀窍就是遇事圆滑模棱,明于趋避。
    《清史稿~王文韶传》说:“文韶更事久,明于趋避,亦往往被口语。”
    因其圆滑模棱至极,所以被人讥为“琉璃球”、“琉璃蛋”、“油浸枇杷核子”。
    清人何刚德说:王文韶“人极圆通,人以琉璃球目之”。
    郑逸梅说:“王文韶为人柔和宛转,有琉璃蛋之称。”
    《清朝野史大观》记云:“京师士大夫艳传文勤(王文韶)有油浸枇杷核子之徽称,盖甚言其滑也。枇杷核子固滑矣,若再加以油浸之,其为滑殆有不可以方物(形容)者。”
    而且在清代官场上,类似王文韶这样的油滑官吏极多,因而该书又说:“清代官场,无论京官、外官、大官、小官,皆含有枇杷核子性质,未可专以此谥文勤也。”
    王文韶圆滑的一个具体表现是遇到重要问题需要表态时,推三躲四,装聋作哑。
    李伯元《南亭笔记》讲到一件事,很能说明王文韶的这一特点:王文韶入军机后“耳聋愈甚”,一日,二大臣争一事,相持不下。
    西太后问王意如何,王不知所云,只得莞尔而笑。
    西太后再三追问,王仍笑。
    西太后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王仍笑如前。
    王文韶的耳聋半真半假,他常以假聋作为躲事避风头的手段。
    深知其奥秘的清末大吏梁士诒在给其父的一封信里说:王文韶“有聋疾,而又遇事诈聋”。
    王文韶圆滑成性,素不与人争,而一旦遇到势大的权臣驳斥自己的意见便特别受不了。
    有一次在讨论对外政策的御前会议上,他的意见被某权臣驳斥后,竟吓得“汗流浃背,俯首不敢再言”。
    王文韶对自己的圆滑处世之道不但不羞愧,反而颇为得意,认为自己这样做与世无争,与人无仇,可以稳坐官位。
    他当军机大臣时,每天凌晨入宫值班,轿前都导以写有很大“王”字的灯笼,使人一望便知是他。
    有人以革命党正谋炸权贵劝他去掉灯上的字,他说:“我一向与人和平共处,没有仇人,正怕误伤。所以特地把灯上的姓字写得很大,以便人能看到。”
    可以看出,王文韶是很欣赏自己的圆滑处世之道的。
    《官场现形记》“模棱人惯说模棱话”一节,写了个圆滑模棱的徐大军机,很像王文韶。
    这位徐大军机“见了上头,上头说东,他也东,上头说西,他也西。每逢见面,无非‘是是是’,‘者者者’。
    倘若碰着上头要他出主意,他怕用心,便推头听不见,只在地下乱碰头。……后来他这个诀窍被同寅中都看穿了,大家就送他一个外号,叫他做‘琉璃蛋’。”
    王文韶是杭州人,曾作户部尚书,“有聋疾”,书里写的这个徐大军机也是杭州人,户部尚书,且“两耳重听”,从《官场现形记》的描写看,徐大军机当是以王文韶为原型的。
    对王文韶这个靠圆滑趋避之术官运亨通的庸吏,正直之士是非常鄙视的,除讥为琉璃球之类以外,还有人在其死后撰“挽联”讥之:“承尘集,耳眚闻牛,聪明不愧琉璃,速死毋成覆巢卵;鹿友乘轩,猿公恋栈,相业惟堪伴食,攀髯去作素餐臣。”
    联中嘲讽王文韶不愧是个琉璃蛋,虽官居相位,但不过是个尸位素餐的“伴食宰相”(唐代卢怀慎与姚崇对掌枢密,自以吏道不及姚崇,故每事推让,人谓之“伴食宰相”)而已。此实乃盖棺之论。
    清代官场上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的官僚还有很多。
    下面再举翁同龢、李盛铎、善耆、徐世昌四人为例。
    翁同龢是个经过官场千锤百炼的老官僚,甚精趋避之术。
    在晚清政治风云中,他首鼠两端,既想替皇帝收回权力,又怕自己担当擅权的罪名,先是保荐康有为,继而又后悔。
    他所念念不忘的惟有个人的利害得失,唯恐承担半点责任。
    《续孽海花》里写梁启超评论他说:“龚师傅(影射翁同龢)太胆小,于官场中趋避之术太工,他只可以做承平良相,决不能做救时名相。”
    谭嗣同又分析说:“这位老夫子的意思,一来要迎合王爷的意思,二来要脱卸在小翁(指张荫桓)身上,不担责任;三来恐怕我(指康有为)不受羁勒。”
    可见翁同龢的圆滑狡黠。李盛铎也是个巧于趋避、见风使舵的官僚。
    他原曾签名参加了保国会,但后来感到对自己不利,便退了出来,并上书劾会,以求自免。
    他起先奔走的是极端守旧派徐桐之门,为了迎合徐桐厌恶洋货的心理,他砸了自己的鸦片烟枪。
    但徐桐死后,他又马上转而攀附好讲洋务的奕劻,并一改追随徐桐时砸烟枪的面孔,向奕劻吹嘘起自己“深通洋务”来了。
    曾任民政部尚书的善耆在清末亲贵中以圆滑见称,他对于光绪帝和慈禧两派,采取骑墙式的两面讨好做法,八面玲珑。清末民初屡任高官的徐世昌经过几十年宦海沉浮,总结出四条秘诀,并自吹靠了这四条在宦海中没有失败的。
    第一条即“圆通”。即讲话要留有余地,耐人寻味;做事要容可转圆,随机进退;待人要保持不即不离;干事要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不致左支右绌。
    另外三条秘诀是“沉稳、柔韧、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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