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这些都还不足以说明宋朝的繁盛的话，或者许多人会认为作者菌是一个宋吹，那么这里还可以引用一些名人所说的话，以证明这不是作者菌的吹嘘，而是确有其事，如：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邓广铭
“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汤因比(英)
“上一个千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乔纳森(美)
“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五百年里，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
——麦迪森(英)
的确，再早先作者菌也不太了解宋朝，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读到上面这些出自大家之口的文字时，心中也是非常震惊的，没想到宋朝竟然被这么多人喜爱。
因为多少年来，历史书上学到的知识和公开发表的论著都告诉我们，宋朝是个“积贫积弱”的朝代。
甚至就在写这本书之前前，我还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有人痛批宋朝，说什么：“两宋十八君，以连绵的失败和彻底的覆亡证明了以文治国的荒谬与悖论。”
然而在大学者陈寅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耶鲁大学教授乔纳森、史学泰斗邓广铭、文艺理论家余秋雨、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眼里，宋朝竟是这样充满魅力和令人向往!
所以作者菌才会好奇，宋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朝代?
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便开始了艰苦的重新发现宋朝的“旅程”。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者菌就悉心的搜集宋朝的点点滴滴，特别是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像是看了范文澜前辈的《中国通史》、梅毅的《刀锋上的文明》、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周龙的《宋朝历史分析总览》、洪亮的《放逐与回归》以及《范仲淹传》、《王安石传》、《苏东坡传》、《陆游传》等所有我们能接触的宋朝的蛛丝马迹后，一个崭新的宋朝形象已在作者菌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了。
由此我深深地为我从前对宋朝的误解而感到羞愧——原来那个看似孱弱的朝代竟是这样的伟大!
怎么说呢，借用一句话吧——
伟大的宋朝，繁荣的让人心醉；伟大的宋朝，堕落的让人心碎；伟大的宋朝，强盛的让整个世界为之目眩神迷！
伟大的宋朝，衰亡的让亿万中国人欲哭无泪；伟大的宋朝，文化灿烂的如满天星河；伟大的宋朝，商业繁荣的让人骇然惊叹！
伟大的宋朝，政治开明的让唐太宗为之汗颜；伟大的宋朝，城市兴旺的让欧洲人为之神往……
为了更加的逼近历史，让我们还原一个伟大的宋朝！
“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
——内藤湖南(日)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
然而在这位日本文史学家眼里，大唐帝国只不过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而已。
的确，在大唐帝国看似灿烂华美的外衣之下，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闪现着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
尽管那时有过开明的“贞观之治”，有过浮华的“开元盛世”，但却无法掩盖唐王朝手足相残的卑鄙，杀戮大臣的凶残，
“安史之乱”的浩劫，宦官擅权的肮脏，藩镇割据的祸乱，黄巢起义的灾难，以及唐末五代那无尽的杀伐与纷争。
特别是五代十国的多事之秋，武夫当政，独夫用权，视人命如草芥，视篡夺如儿戏，视战争如家常便饭，甚至引狼入室，割地求荣，将好端端的中华大地糟蹋得生灵涂炭，惨不忍睹。
梁唐晋汉周五代中原王朝，短短50年间易八姓十四君，享国最长者不过17年，短者仅4年，内忧外患，令人不堪回首！
直到公元960年，当一介武夫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得后周天下时，同为武将出身的他将把中国引向何方呢，这是当时所有人的疑惑?
感谢历史，将一位中国杰出的帝王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的确，大家都知道了，宋太祖赵匡胤以其雄才大略将中国再次拨入历史的正常轨道，并引领大宋王朝奔向了整个封建社会的高峰之巅!
约法三章，奠隆宋之基。
赵匡胤代周自立后，定下偃武修文的国策，以千古帝王罕见的仁者之心立下誓约。
“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约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罪加刑；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三、不加农田之赋。”
誓约中严重警告说，子孙不得背弃上述誓言，否则是为不祥，将遭天谴。
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唯一一份出自帝王之手，闪耀着人性光辉的誓约。
两宋十八君，基本上遵守了这一誓约的精神，当然，除了北宋亡国和南宋初定那一段时间外。
这使得宋代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少杀戮大臣的朝代，也是罕见的没有爆发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的朝代。
后又有酒释兵权，绝武夫之患。
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的教训，“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将之权。”亲身经历了五代十国凶猛搏杀的宋太祖以
其超人的政治智慧，设计出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其重点就落在了如何防范分裂、割据、叛乱和巩固统一等方面。
其第一步棋就是“收兵权”。961年春，宋大祖下令将统帅禁军的殿前都检点慕容延钊罢为山东南道节度使，罢侍卫亲军指挥使韩令坤为承德军节度使，禁军从此由皇帝直接指挥。
接着，又把节度使所兼领的州郡收归中央管理，中央派文官到这些地方出任知州、知县，直接对中央负责，加强了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同年7月，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和平手段收回石守信、高怀德等手握重兵而又功勋卓著大将的兵权。
其后，宋王朝又推行“更戍法”，使得“兵无常帅，将无常兵”，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彻底根除了武人拥兵自重之患。
两宋320年间，军阀割据、藩镇坐大的现象再未重现。
其次是三衙分立，防大臣专权。
宋太祖推行文治，极有远见的实行了“三权分离”的制度设汁，将过去由宰相统领的行政、军政、财政大权一分为三：中书省管理政事，枢密院管理军事，三司管理财政。
其中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其首长，宰相之外设参知政事(副相)分其权；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其最高首长为枢密使，设枢密副使分其权。
中书省与枢密院地位相当，互不统属，各自对皇帝负责，并称宰执。
财政权由三司执掌，最高首长为三司使，下设盐铁、度支、户部，职权仅次于宰执，同样直接对皇帝负责。
这样就使得大臣难以“一手遮天”，极大的加强了皇权。
此外.宋大祖还实行了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只有差遣才是实职，同时地方官三年迁转一次，从而杜绝了派系的产生。
紧接着就是广开言路，开清明之治。
宋朝除秘密立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外，还提高台谏地位，设立御史台和谏院，这是两个职责类似、威权极重的监察、舆论机构，一般由那些学术、才能、品行优良的出任其职，并准许“风闻言事”。
台谏控制监察与言路，锋芒所向，不但经常可以将宰执大臣拉下马，而且可以直接批评皇帝。
宋代皇帝在被“批龙鳞”“犯天颜”时虽时有震怒，多数情况下仍鼓励直言。
因而宋代官员进谏“虽雷霆之威不避也”。
官员甚至百姓指着鼻子骂皇帝也往往无恙。
宋人不无自豪地说：“前世之臣，以谏诤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迁之以至于公卿。”
甚至直言敢谏竟是宋代升官的一条途径。
还有就是约束皇权，君臣共天下。
这不有多说，大家都知道，宋代皇帝优礼士大夫，就是为了与其共同冶理天下。
宋太祖说：“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宋代士大夫发扬此理论，渐渐使之成为制约皇权的金科王律。
宋人在教科书中就向士子灌输：“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
也就是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因而天下之事皇帝也就不能独裁。
皇帝独裁，大臣沦为事务官，在宋代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宰相杜范说：“凡废置予夺，(皇帝)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
朝廷出台政策，皇帝必须充分征求臣子意见，“熟议”之后方能颁行。
否则臣下可以“封驳”，拒不执行皇帝的命令。
而皇帝除了撤换大臣以外，别无他法。
宋代皇帝还“畏天、畏祖宗之法、畏史笔如刀”，因为有所惧，所以不敢“行乱政”。
以及减轻刑罚，行宽仁之政。
要知道，历代刑律，以宋代最宽。
像是《宋史刑法志》说：“宋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中就恕。”鉴于唐末、五代严刑峻法的局面，宋太祖统一中国后，于建隆4年颁行《宋刑统》，集历代刑律之大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法典，并创变相减轻刑罚的“折杖法”，作为“笞、杖、徙、流”的代用刑，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免决数。”并废除了一系列残酷的刑罚。
为了防止司法官吏制造冤假错案，宋代在审判上首行“上下相维、内外相制”的监督制约制度，审理、判决两权分离，对案件实行上下复察制度。
杖刑判决不依法，执行过多者，“允许赴尚书省越诉”，甚至告“御状”。
皇帝亲审案件是宋代一大特色：“初，太祖常决系囚，多得宽宥”；“太宗在狱，常躬听断，在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
“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与今日“疑罪从无”的法制原则已大略相似。
此外，宋代还以“宗室成员不得任中枢要职”防诸王作乱，以健全科举制广纳贤才，以严格制度防宦官专权、后宫干政……在一系列严密而宽仁的政治制度推行下，宋代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最为开明的时代。
于是在宋代三百多年间，许多在前代以至后世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轮番上演：宋太祖偶得闲暇，在后苑弹雀玩耍。
一官员称有要事求见，太祖急召之。
哪知该官员慢条斯理，奏的不过是寻常小事。
太祖怒斥之，该官员却顶嘴说：臣以为此事总比陛下弹雀要急！
宋太祖怒不可遏，举起玉斧砸落他两颗门牙。
该官员不但不谢罪，还把牙齿缓缓揣入怀中。
太祖骂道：难道你还想去告我吗?官员答道：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也！
太祖闻听此言急忙谢罪，并赐金帛以示慰问。
到淳化五年(994)，在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作用下，宋朝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宋太宗不无得意地对群臣说：“朕恭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
应该说，太宗此言虽有自夸之嫌，倒也基本符合实情，可是偏偏群臣听了不顺耳，不但无一人附和，宰相吕蒙正还大泼冷水：“臣常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未必尽然。”
太宗闻言，“变色不语”。
又到仁宗时，枢密使杜衍“务裁侥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至十数，辄纳帝前。”
数十道诏书原封退给皇帝，皇帝竟然还嘉许：卿等如此守法甚好！
仁宗说：“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
此后的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把自己反驳韩琦的言论编成文件下达，经门下省(掌管诏令与奏章出纳)时，门下高官官范镇一一扣留封还。
令凡五下，五次封还。
第二年，罢司马光枢密副使，镇接诏，拒不转司马光，再次封还。
神宗知镇不可夺，不经门下省，直接将诏书送给司马光，范镇为之辞官。
宋理宗时，右司谏李伯玉因言事降官，舍人院逾年不草诏颁布。
至牟子才兼直舍人院，换另一种方式进行斗争，所起草的贬官诏书，用的却是赞扬之词。
理宗当然不能如此否定自己，劝告他“更改之”，牟不同意。宰相来劝说，牟凛然道；“腕可断，词不可改!”皇帝、宰相无可奈何，只得作罢。
还比如宋真宗时大旱，有位叫王行的狂生高踞宰相王旦路过的亭子之上，指着他大骂：“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耶？”
随手投出一物，击中王旦头部。
王旦以“言中吾过，彼何罪哉”，释而不论。
神宗时，程颢与皇帝讨论人才问题。
深感变法人才不足的神宗说：“朕未之见也。”程颢当场指责道：“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耸然，连声道：“朕不敢！朕不敢！”
年幼的宋哲宗听课时手折一柏枝玩耍，帝师程颢严厉批评道：“方春万物生发之时，不可非时毁折!”
宋哲宗急忙将枝条扔在地上，直到下课脸色都未好转。……
南宋初年，庄绰路过赣州时，派吏卒购买日常用品。
但当地人见他们所用的钱是徽宗时所铸，拒而不收：“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公然骂宋徽宗是无道昏君。
所以，从以上列举的点点滴滴中，已可窥宋代政治开明之一斑。
宋代的清平之治，在长度、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越了国人引以为豪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
宋代没有暴虐之君，即便是残害岳飞的宋高宗，一生也仅开杀戒三回而已。
“主柔臣强”，是宋代政治的显著特点。
开明的政治，使宋代实现了集权下的“分权”，民主的曙光已经初现。
而当时，要知道非洲还是处于原始社会，美洲仍是一片蛮荒，欧洲则在血腥和黑暗中徘徊。
只有拥有当时最先进政治制度和最民主作风的宋朝，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可见宋朝之繁盛，不是作者菌虚吹，而是确有其实的！
……
……
……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邓广铭
“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汤因比(英)
“上一个千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乔纳森(美)
“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五百年里，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
——麦迪森(英)
的确，再早先作者菌也不太了解宋朝，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读到上面这些出自大家之口的文字时，心中也是非常震惊的，没想到宋朝竟然被这么多人喜爱。
因为多少年来，历史书上学到的知识和公开发表的论著都告诉我们，宋朝是个“积贫积弱”的朝代。
甚至就在写这本书之前前，我还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有人痛批宋朝，说什么：“两宋十八君，以连绵的失败和彻底的覆亡证明了以文治国的荒谬与悖论。”
然而在大学者陈寅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耶鲁大学教授乔纳森、史学泰斗邓广铭、文艺理论家余秋雨、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眼里，宋朝竟是这样充满魅力和令人向往!
所以作者菌才会好奇，宋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朝代?
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便开始了艰苦的重新发现宋朝的“旅程”。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者菌就悉心的搜集宋朝的点点滴滴，特别是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像是看了范文澜前辈的《中国通史》、梅毅的《刀锋上的文明》、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周龙的《宋朝历史分析总览》、洪亮的《放逐与回归》以及《范仲淹传》、《王安石传》、《苏东坡传》、《陆游传》等所有我们能接触的宋朝的蛛丝马迹后，一个崭新的宋朝形象已在作者菌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了。
由此我深深地为我从前对宋朝的误解而感到羞愧——原来那个看似孱弱的朝代竟是这样的伟大!
怎么说呢，借用一句话吧——
伟大的宋朝，繁荣的让人心醉；伟大的宋朝，堕落的让人心碎；伟大的宋朝，强盛的让整个世界为之目眩神迷！
伟大的宋朝，衰亡的让亿万中国人欲哭无泪；伟大的宋朝，文化灿烂的如满天星河；伟大的宋朝，商业繁荣的让人骇然惊叹！
伟大的宋朝，政治开明的让唐太宗为之汗颜；伟大的宋朝，城市兴旺的让欧洲人为之神往……
为了更加的逼近历史，让我们还原一个伟大的宋朝！
“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
——内藤湖南(日)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
然而在这位日本文史学家眼里，大唐帝国只不过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而已。
的确，在大唐帝国看似灿烂华美的外衣之下，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闪现着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
尽管那时有过开明的“贞观之治”，有过浮华的“开元盛世”，但却无法掩盖唐王朝手足相残的卑鄙，杀戮大臣的凶残，
“安史之乱”的浩劫，宦官擅权的肮脏，藩镇割据的祸乱，黄巢起义的灾难，以及唐末五代那无尽的杀伐与纷争。
特别是五代十国的多事之秋，武夫当政，独夫用权，视人命如草芥，视篡夺如儿戏，视战争如家常便饭，甚至引狼入室，割地求荣，将好端端的中华大地糟蹋得生灵涂炭，惨不忍睹。
梁唐晋汉周五代中原王朝，短短50年间易八姓十四君，享国最长者不过17年，短者仅4年，内忧外患，令人不堪回首！
直到公元960年，当一介武夫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得后周天下时，同为武将出身的他将把中国引向何方呢，这是当时所有人的疑惑?
感谢历史，将一位中国杰出的帝王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的确，大家都知道了，宋太祖赵匡胤以其雄才大略将中国再次拨入历史的正常轨道，并引领大宋王朝奔向了整个封建社会的高峰之巅!
约法三章，奠隆宋之基。
赵匡胤代周自立后，定下偃武修文的国策，以千古帝王罕见的仁者之心立下誓约。
“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约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罪加刑；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三、不加农田之赋。”
誓约中严重警告说，子孙不得背弃上述誓言，否则是为不祥，将遭天谴。
这是中国古代史上唯一一份出自帝王之手，闪耀着人性光辉的誓约。
两宋十八君，基本上遵守了这一誓约的精神，当然，除了北宋亡国和南宋初定那一段时间外。
这使得宋代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少杀戮大臣的朝代，也是罕见的没有爆发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的朝代。
后又有酒释兵权，绝武夫之患。
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的教训，“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将之权。”亲身经历了五代十国凶猛搏杀的宋太祖以
其超人的政治智慧，设计出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其重点就落在了如何防范分裂、割据、叛乱和巩固统一等方面。
其第一步棋就是“收兵权”。961年春，宋大祖下令将统帅禁军的殿前都检点慕容延钊罢为山东南道节度使，罢侍卫亲军指挥使韩令坤为承德军节度使，禁军从此由皇帝直接指挥。
接着，又把节度使所兼领的州郡收归中央管理，中央派文官到这些地方出任知州、知县，直接对中央负责，加强了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同年7月，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和平手段收回石守信、高怀德等手握重兵而又功勋卓著大将的兵权。
其后，宋王朝又推行“更戍法”，使得“兵无常帅，将无常兵”，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彻底根除了武人拥兵自重之患。
两宋320年间，军阀割据、藩镇坐大的现象再未重现。
其次是三衙分立，防大臣专权。
宋太祖推行文治，极有远见的实行了“三权分离”的制度设汁，将过去由宰相统领的行政、军政、财政大权一分为三：中书省管理政事，枢密院管理军事，三司管理财政。
其中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其首长，宰相之外设参知政事(副相)分其权；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其最高首长为枢密使，设枢密副使分其权。
中书省与枢密院地位相当，互不统属，各自对皇帝负责，并称宰执。
财政权由三司执掌，最高首长为三司使，下设盐铁、度支、户部，职权仅次于宰执，同样直接对皇帝负责。
这样就使得大臣难以“一手遮天”，极大的加强了皇权。
此外.宋大祖还实行了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只有差遣才是实职，同时地方官三年迁转一次，从而杜绝了派系的产生。
紧接着就是广开言路，开清明之治。
宋朝除秘密立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外，还提高台谏地位，设立御史台和谏院，这是两个职责类似、威权极重的监察、舆论机构，一般由那些学术、才能、品行优良的出任其职，并准许“风闻言事”。
台谏控制监察与言路，锋芒所向，不但经常可以将宰执大臣拉下马，而且可以直接批评皇帝。
宋代皇帝在被“批龙鳞”“犯天颜”时虽时有震怒，多数情况下仍鼓励直言。
因而宋代官员进谏“虽雷霆之威不避也”。
官员甚至百姓指着鼻子骂皇帝也往往无恙。
宋人不无自豪地说：“前世之臣，以谏诤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迁之以至于公卿。”
甚至直言敢谏竟是宋代升官的一条途径。
还有就是约束皇权，君臣共天下。
这不有多说，大家都知道，宋代皇帝优礼士大夫，就是为了与其共同冶理天下。
宋太祖说：“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宋代士大夫发扬此理论，渐渐使之成为制约皇权的金科王律。
宋人在教科书中就向士子灌输：“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
也就是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因而天下之事皇帝也就不能独裁。
皇帝独裁，大臣沦为事务官，在宋代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宰相杜范说：“凡废置予夺，(皇帝)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
朝廷出台政策，皇帝必须充分征求臣子意见，“熟议”之后方能颁行。
否则臣下可以“封驳”，拒不执行皇帝的命令。
而皇帝除了撤换大臣以外，别无他法。
宋代皇帝还“畏天、畏祖宗之法、畏史笔如刀”，因为有所惧，所以不敢“行乱政”。
以及减轻刑罚，行宽仁之政。
要知道，历代刑律，以宋代最宽。
像是《宋史刑法志》说：“宋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中就恕。”鉴于唐末、五代严刑峻法的局面，宋太祖统一中国后，于建隆4年颁行《宋刑统》，集历代刑律之大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法典，并创变相减轻刑罚的“折杖法”，作为“笞、杖、徙、流”的代用刑，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免决数。”并废除了一系列残酷的刑罚。
为了防止司法官吏制造冤假错案，宋代在审判上首行“上下相维、内外相制”的监督制约制度，审理、判决两权分离，对案件实行上下复察制度。
杖刑判决不依法，执行过多者，“允许赴尚书省越诉”，甚至告“御状”。
皇帝亲审案件是宋代一大特色：“初，太祖常决系囚，多得宽宥”；“太宗在狱，常躬听断，在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
“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与今日“疑罪从无”的法制原则已大略相似。
此外，宋代还以“宗室成员不得任中枢要职”防诸王作乱，以健全科举制广纳贤才，以严格制度防宦官专权、后宫干政……在一系列严密而宽仁的政治制度推行下，宋代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最为开明的时代。
于是在宋代三百多年间，许多在前代以至后世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轮番上演：宋太祖偶得闲暇，在后苑弹雀玩耍。
一官员称有要事求见，太祖急召之。
哪知该官员慢条斯理，奏的不过是寻常小事。
太祖怒斥之，该官员却顶嘴说：臣以为此事总比陛下弹雀要急！
宋太祖怒不可遏，举起玉斧砸落他两颗门牙。
该官员不但不谢罪，还把牙齿缓缓揣入怀中。
太祖骂道：难道你还想去告我吗?官员答道：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也！
太祖闻听此言急忙谢罪，并赐金帛以示慰问。
到淳化五年(994)，在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作用下，宋朝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宋太宗不无得意地对群臣说：“朕恭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
应该说，太宗此言虽有自夸之嫌，倒也基本符合实情，可是偏偏群臣听了不顺耳，不但无一人附和，宰相吕蒙正还大泼冷水：“臣常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未必尽然。”
太宗闻言，“变色不语”。
又到仁宗时，枢密使杜衍“务裁侥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至十数，辄纳帝前。”
数十道诏书原封退给皇帝，皇帝竟然还嘉许：卿等如此守法甚好！
仁宗说：“凡有求于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
此后的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把自己反驳韩琦的言论编成文件下达，经门下省(掌管诏令与奏章出纳)时，门下高官官范镇一一扣留封还。
令凡五下，五次封还。
第二年，罢司马光枢密副使，镇接诏，拒不转司马光，再次封还。
神宗知镇不可夺，不经门下省，直接将诏书送给司马光，范镇为之辞官。
宋理宗时，右司谏李伯玉因言事降官，舍人院逾年不草诏颁布。
至牟子才兼直舍人院，换另一种方式进行斗争，所起草的贬官诏书，用的却是赞扬之词。
理宗当然不能如此否定自己，劝告他“更改之”，牟不同意。宰相来劝说，牟凛然道；“腕可断，词不可改!”皇帝、宰相无可奈何，只得作罢。
还比如宋真宗时大旱，有位叫王行的狂生高踞宰相王旦路过的亭子之上，指着他大骂：“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耶？”
随手投出一物，击中王旦头部。
王旦以“言中吾过，彼何罪哉”，释而不论。
神宗时，程颢与皇帝讨论人才问题。
深感变法人才不足的神宗说：“朕未之见也。”程颢当场指责道：“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耸然，连声道：“朕不敢！朕不敢！”
年幼的宋哲宗听课时手折一柏枝玩耍，帝师程颢严厉批评道：“方春万物生发之时，不可非时毁折!”
宋哲宗急忙将枝条扔在地上，直到下课脸色都未好转。……
南宋初年，庄绰路过赣州时，派吏卒购买日常用品。
但当地人见他们所用的钱是徽宗时所铸，拒而不收：“是上皇无道钱，此中不使!”公然骂宋徽宗是无道昏君。
所以，从以上列举的点点滴滴中，已可窥宋代政治开明之一斑。
宋代的清平之治，在长度、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越了国人引以为豪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
宋代没有暴虐之君，即便是残害岳飞的宋高宗，一生也仅开杀戒三回而已。
“主柔臣强”，是宋代政治的显著特点。
开明的政治，使宋代实现了集权下的“分权”，民主的曙光已经初现。
而当时，要知道非洲还是处于原始社会，美洲仍是一片蛮荒，欧洲则在血腥和黑暗中徘徊。
只有拥有当时最先进政治制度和最民主作风的宋朝，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可见宋朝之繁盛，不是作者菌虚吹，而是确有其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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