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航道持续延伸,东藩府的财政收入也是持续增长,现在国内的两税收入已经很少,农村土地收入总计只有两百万贯,这跟宋朝祖制里的上供是一个级别,已经不算轻了。
    主要还得靠商税、地税,商税主要指的是盐税、港税这样的收入,地税指的主要是城市地产税收,地税是大头,各大城市、集镇,总计能收到五千万贯收入,地税是极高的,但其他杂税都不会出台,在东藩府经营,该交多少税是明明白白的,不会多也不能少。
    由于地税太高,被认为是城市百姓穷困的主要原因,因为地税太高,租金就多。哪怕非商业区的地产税是十分低廉的,相差可达上百倍。体现在房租上,就是繁华的地段,一间同样大小的地块,一天租金可能高达一贯钱,同一座城市,后街尾巷的地块,每天可能只需要几文钱。
    目的是通过税收,将有价值的地皮,交给最能使用他的人手中。不能利用地皮的人,可以居住在偏僻的地方,甚至可以搬到乡下或其他城市,这是商业原则,以效率为先。
    地税已经很高,齐州如今的人口已经增长到了五十万,每年征收的地税高达五百万贯,是东藩第一纳税城市。而扬州人口增长更快,已经达到一百八十万人,地税也不过如此,相差比以前更悬殊。
    所以在地税上挖潜力,已经不行了。只能想其他办法,盐税也不能增加,征收的盐税这几年实际上都在下降,已经降到了八百万贯,因为每个吃盐的百姓得分摊盐税,每个人都要吃盐,因此每个人承担的盐税差别不大,税收更多是压在了穷人身上,富人不在乎一贯钱,可穷人却承担不起,增加盐税不合理。
    但是港税还有很大潜力可挖,一亿贯税收中,地税占了一半,其次是矿税,燕云、山东都是多矿地带,矿税有两千万贯。还有一千万贯金融收入,通行全国,甚至沿着商道贯通中西、大洋的纸币、汇兑业务,每年能有一千万贯的铸币税。最后一个大项,就是进出港税,只有一千万贯。
    如今海贸已经极为红火,出海发财的商人家资巨万,以前为了鼓励出海,税率很低,如今该到了收割的时候。
    进出港都要交税,税额是每艘船一百贯,内贸小船是免税的。每年收一千万贯,意味着有五万艘海船出入。这个数量已经意味着一个非常发达的贸易频率了,李慢侯记得,大航海时代的荷兰被称作海商马车夫,垄断了大多数海外贸易,所拥有的商船数量也不过一万五千艘。宋商如今垄断全世界最大的农耕帝国中国和印度的贸易,比以欧洲为中心的海商马车夫商船数量多几倍很正常,但也意味着此时的海贸水平,很可能已经跟16世纪的荷兰相当。
    有一万五千艘海船的荷兰人,在只有两百万人口的基数上,就可以创新出现代金融业,诞生了股票、债券和股份公司,现在有五万艘海船的大宋,以一亿人口基数,同样也诞生出了很大规模的金融产业,其中就包括债券发行和保险业,但股份公司还没出现,宋商出海的风险,更多是实力雄厚的海商分担,不需要像荷兰人那样,集全民之力开设东印度公司才能闯进大海,因为宋商势力更雄厚。
    金融水平越高,财政收入理应相应提升才是。英国人在工业革命之初,就拥有年收入三百万英镑的水平,相当于一千多万两银子,一亿贯铜钱。不过由于美洲白银涌入欧洲的关系,一千多万两银子,实际上不可能有一亿贯铜钱的购买力,但几千万还是有的。
    商业社会的财政能力惊人,从任何一个环节征税理论上都一样,但会有一个传导时间,所以李慢侯希望先让富人分担,等几年后传导到穷人身上的时候,也许发展的经济已经稀释掉了这些增加的税收。
    李慢侯不想打击内贸,这是推动国内协作分工的好事,大宋每年制造的海船超过万艘。绝大多数都是这种内贸海船,宋国本来就是船舶制造大国,靖康之变以前,每年就能生产漕船三千多艘,如今扩大了十倍都不止。这种沿海内贸海船,载重量三千石以下,跑远洋很危险,做内贸很合适。在沿海地区每年活动的内贸海船超过十万,让海运粮食、布匹这样的大宗商品运费压低到了货价的十分之一左右。
    这样的低廉物流成本,已经可以引导出很复杂的分工体系了。辽东的黄牛角、苏湖的生丝,海州的鱼鳔,温州的竹子,通过水路运输到扬州、齐州这样的工商业城市,加工成弓箭又出口到辽东、草原,如果不是有低廉的运费,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广泛的分工协作,跨州府的物资周转,必须借助行政力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完全靠着商业渠道,制造出来的弓箭就能比官办作坊还便宜,便宜到草原人自己都不制作弓矢了,造不如买。
    海贸成本也在下降,明州一带的佛寺用日本桧木建造庙堂已经十分寻常,这在宋朝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一提到中日古代沟通,普通人往往想到唐朝,想到遣唐使和大化改新。事实上宋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更大,因为宋朝跟日本的沟通,虽然没有那么张扬,很少有官方活动,但是民间却非常活跃,任何交流,一旦进入民间,就意味着规模成几何倍增长。广度和深度,是官方无法匹敌的。
    所以李慢侯决定将新增税收加在这些外贸船上,出港税不能增加,但进港税可以大幅度增加,每年进出东藩府控制的辽河港、旅顺口、北河港(天津)、登州、胶州、齐州、海州、广州等港口大海船,不下五万艘,光是登州每年进出港的远洋海船就不下万艘,不但通往日本的海船大多走登州出港,往东洲贸易的商船也从这里出发。往南洋贸易的商船,北方走胶州,南方走广州,尤其是广州,每年进出的商船数量同样是超过万艘的。
    夹在进港税收上,主要是因为这更多能让富人承担税收。这毕竟是一个工业前时代,海洋贸易更多跟奢侈品相关,尤其是宋国这样的生产大国,大多数东西都不缺乏,需要进口的往往是真金白银,这些大多是海商的盈余,向海商征税,他们是最肥的的扛得起;除了金银之外,还有香料、武士刀、倭扇、古玩、象牙、玳瑁、猫眼石,这些东西肯定不是为平民百姓准备的,进港商船带来这些物品,那么向进港商船征税,实际上就是在向消费这些物品的富人征税。
    每年进港的商船五万艘,多收一千万贯,每艘就要多收两百贯,这可比现在的进港税翻了三倍,从一百贯增加到了三百贯。虽然对于大海船动辄带回数以万贯计算的商品来说,这点税收不算什么。但问题是,宋朝的海岸不都在东藩府手里掌控,东藩的港税高了,会赶走进港商船,海商可以去上海,去明州脱销。因此也不能加的太多,否则他们就不来了。
    所以李慢侯只打算先加收百分之三十,也就是每艘进港船加三十贯钱,应该不至于让商船离开旧有的商业渠道彻底东藩港口。这样能增收一百多五十万贯,远远解决不了困难。
    对这些有选择的商船加税有顾虑,但对没有选择的港口征税,那就容易多了。李慢侯手里掌握的是一条黄金通道,许多港口是商船无法离开的。比如澎湖以南的一些港口,吕宋城、湄公城、狮子口、卅女城、永恒城、卡拉奇、霍尔姆斯、巴士拉,这些港口城市,如果绕开的话,宋商损失会十分巨大。
    如果不在湄公城停靠补给,选择北方的占婆国,也不是不行,但那里是占城人管理的,跟宋人的商业文化差异太大,这种转港,可就不是上海转明州,或者海州转通州那么简单了,需要面对巨大的信息成本,因此即便加一倍也不太可能有商船转换停泊地点。
    这些城市里,有许多城市的税收潜力巨大,比如恒河口的永恒港、印度河口的卡拉奇,霍尔木兹岛、巴士拉,为了鼓励商贸,之前都采取了很低的赋税,如今也该让税率回归应有的水平了。
    巴士拉是一座繁华的大食国城市,不但有商业还有手工业,跟巴格达差一些,可也差不了多少,巴格达这种城市,每年能给契丹人缴纳一百万金币的贡赋,虽然哈里发有回教世界的支援,但本身收入也在几十万金币以上,巴士拉这样的城市,收个二三十万金币是不成问题的,连花拉子模都能每年额外提供给大石三万金币,这些中西亚的商业城市,是非常富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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