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本来是带兵的,被派去和谈,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只好自己接班,临危受命跑到日本,刚好吃好住了几天,还没回过味来,对方又突然翻了脸,把自己扫地出门,算是窝囊透了。
    当然了,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也还不算迟钝,莫名其妙被人赶出来,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还不大清楚,沈惟敬也不开口。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加上四处找人谈话,他终于明白,原来罪魁祸首,就在自己身边。
    水落石出,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开溜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也跑不出地球,杨方亨一气之下,直接回了北京,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下皇帝也火了,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找来找去,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关进了诏狱,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杀了。
    沈惟敬这一生,是笔糊涂账,说他胆小,单身敢闯日军大营;说他混事吹牛,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说他误国,一没割地,二没赔款,还停了战。
    无论如何,还是砍了。
    从他的死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
    有些事不能随便混,有些事不能混。
    倒霉的不只沈惟敬,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石星也未能幸免。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气急败坏之余,写就奇文,摘录如下:
    “前兵部尚书石星,欺君误国,已至今日,好生可恶不忠,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
    看这口气,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很快,石星就被逮捕入狱,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后,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竟然死在了里面。
    所谓皇帝一发火,部长亦白搭,不服不行。
    既然谈也谈不拢,就只有打了。
    但具体怎么打,就不好说了。要知道帮朝鲜打仗,那是个赔本的买卖,钱也不出,粮也不出,要求又多,可谓是不厌其烦。所以在此之前,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宜自防,不得专恃天朝。”
    这句话通俗一点说,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老烦别人。
    而且当时的明朝,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懂点道理,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屡教不改,直到今天,似乎也没啥改进。
    但无论如何,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于是经过综合考虑,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吴惟忠,三千七百人。杨元,三千人。完毕。
    看这架势,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
    虽然兵不多,将领还是配齐了,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
    第一个人,叫杨镐,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管理朝鲜军务。
    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影响。
    杨镐这个人,实在有点搞。所谓“搞”,放在北京话里,就是“混”;放在上海话里,叫“拎不清”;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叫“无厘头”。
    其实,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相关史料上,是这样说的:
    “所过地方,日食蔬菜,亦皆拨银留办。”
    这意思是,杨镐兄的军纪很好,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从不拖欠,这么大方的主儿,印象不好,那才是怪事。但能不能打仗,那就另说了。
    作为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杨镐先后当过知县、御史、参议、参政,从政经验十分丰富,仗他倒也打过,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还曾立过功。不过这次到朝鲜,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
    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结果打了败仗,死伤几百人,本来要处理他,结果正好朝鲜打仗,上面顺水推舟,让他戴罪立功,就这么过来了。
    戴罪,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
    客观地讲,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而且品行不错,做事细致,但他的优点,恰好正是他的缺点。
    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糊涂,小事必然糊涂。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是不可能的。
    李如松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自己是军人,军人就该打仗,打赢了就是道德,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杨镐是个搞人,而搞人,注定是要吃亏的。
    幸好,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送别了李如松后,麻贵来到了延绥,担任总兵,继续他的战争事业。在这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立了无数大功,得了无数封赏。到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终于腻了,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
    考虑到他劳苦功高,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休养去了。
    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麻贵起复。
    而他被委任的职务,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兼任朝鲜提督。
    接到命令后,麻贵立即上路,没有丝毫推迟。他很清楚,几年前,那个无与伦比的人,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
    “四年前,我跟随着你,爬上了城楼。现在,你未竟的事业,将由我来完成。”
    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七日,他已抵达首尔,开始筹备作战。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他判定,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时间已经不多了。
    但事实上,他的判断是错误的,时间并非不多,而是根本没有。
    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全面进攻开始。
    日军十万余人,分为左右两路。
    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率四万九千人,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
    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统军六万五千人,进攻全州。
    从军事计划看,日军的野心并不大,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只求稳扎稳打,先占领全罗道,以此处为基地,逼近王京。
    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那也不对,因为在南原和全州,也有军队驻守:
    比如南原,守将杨元,守军三千人。
    比如全州,守将陈愚衷,守军两千五百人。
    经过计算,结果如下,攻击南原的日军,约为守军的16.3倍;而攻击全州的日军,约为守军的26倍。
    大致就是这么回事。算起来,估计只有神仙,才能守住。
    杨元不是神仙,但也不是孬种,所以南原虽然失守,却一点也不丢人。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杨元拼死抵抗,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身负重伤,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其余部队全部阵亡。
    相对而言,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一点也不愚忠,倒是相当灵活,听说日军进攻,带着兵就溜了,所部一点也未损失。
    南原和全州失陷了,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师,开始准备向首尔进军,四年之后,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胜负之间
    杨元逃回来了,麻贵亲自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了一句话:
    “南原之败,非战之罪。”
    想想倒也是,几千人打几万人,毕竟没有投降,也算不错了。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杨元感到异常地温暖。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事实上,就在他倍感安慰的时候,麻贵在给兵部的上疏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按军法,败军则诛。”
    所谓“非战之罪”,并不代表“非你之罪”,虽然杨元很能打,也很能逃,但城池毕竟还是丢了,丢了就要负责任。数月之后,他被押到辽阳,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
    麻贵很理解杨元,却仍然杀掉了他,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去告诉所有人:不胜,即死!
    现在,摆在麻贵眼前的,是一个极端的危局。
    攻陷全州后,日军主力会师,总兵力已达十余万,士气大振,正向首尔进军。
    此时,另一个坏消息传来,朝鲜水军于闲山大败,全军覆没。
    虽然朝鲜打仗不怎么样,但必须承认,搞起政治斗争来,他们还是很有点水平的,第一次战争刚刚结束,就马不停蹄地干起了老本行。
    这次遭殃的,是李舜臣。击退日军后,李舜臣被任命为水军统制使,统帅忠清、全罗、庆尚三道水军,大权在握,十分风光。
    十分风光的结果,是十分倒霉,还没得意几天,就有人不高兴了。同为水军将领的元均看他不顺眼,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整了李舜臣一把。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只保住了一条命,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
    而元均则得偿所愿,官运亨通,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
    但可以肯定的是,元均同志的脑筋并不是很好使,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明显的问题——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还要承担义务。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元均走马上任,七月七日,日军来袭。
    从技术角度讲,打仗是个水平问题,能打就打得赢,不能打就打输,而元均,就属于不能打的那一类。
    日军的水军指挥官是藤堂高虎,就其指挥水准而言,他比之前的九鬼嘉隆要低个档次。但很不幸的是,和李舜臣比起来,元均基本算是无档次。
    双方交战没多久,不知是队形问题,还是指挥问题,朝军很快不支,死伤四百余人。元均随即率军撤退,并从此开始了他的逃窜生活。
    七月十五日,逃了一星期后,元均被日军追上了,双方在漆川岛展开大战,朝军再次大败,元均再次逃窜。
    七月二十三日,又是一个星期,元均又被日军追上了,这次作战的地点是巨济岛,朝军又大败,但元均终于有了点进步,他没有再逃下去——当场战死。
    经过几次海战,日方不费吹灰之力,击沉船只一百五十余艘,朝鲜海军被彻底摧毁。
    朝军完了,明朝水师人数很少,日军就此控制了制海权,十二万大军水陆并进,扑向那个看似唾手可得的目标——王京。
    镇守王京的将领,是麻贵,他已经调集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力,共计七千八百四十三人。
    对于这个数字,麻贵是很有些想法的,所以他连夜派人找到了直属领导、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请求放弃王京后撤。
    邢玠的答复很简单:不行。
    既然领导说不行,那就只有死磕了,毕竟杨元的例子摆在前面,自己可以杀杨元,邢玠就能杀自己。
    但手下就这么点人,全带出去死拼,拼未必有效果,死倒是肯定的。琢磨来琢磨去,麻贵决定:打埋伏。
    经过仔细筹划,埋伏的地点设在王京附近的稷山,此地不但地势险要,而且丛林众多,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
    九月六日夜,麻贵亲自选派两千精兵,深夜出城,前往稷山设伏。
    他很清楚,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底,如伏击不能成功,待日军前来,就只能成仁了。
    生死成败,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九月七日,日军先锋部队一万两千人到达稷山。
    在日军指挥官看来,眼前形势很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十几万大军对几千人,无论如何是赢定了。
    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他们纷纷表示,在进入王京时,要全心全意地烧杀抢掠,绝不辜负此行。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日军各部队奋勇争先,力求先抢,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
    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
    拂晓,日军进入伏击圈,明军指挥、副总兵解生发动了攻击。
    没有思想准备的日军顿时大乱,明军又极狡猾,他们并没有立即冲出来肉搏,而是躲在丛林中发射火枪火炮,所以虽然杀声震天,人却是一个皆无,挨了打又找不着主,日军越发慌乱。
    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闻讯,当即带领三千人前来支援,可慌乱之间毫无作用,自己的军队反而被败退的前军冲乱,只得落荒而逃。
    眼看时机成熟,解生随即下令发动总攻,两千明军全线出击,奋勇追击日军。
    这是日军的又一次崩溃,简单说来,是两千明军追击一万五千日军,且穷追不舍。这一景象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在相关的日本史料中,留下这样的记载:稷山之战,明军投入了数万大军,布满山林,不见首尾(遍山盈野)。
    只有鬼才知道,那多余的几万人,是从哪里寻来的。
    就这样,日军大队被两千明军追着跑,损失极为惨重,追赶鸭子的游戏一直进行到下午四点,直到日军右路军主力到达,才告结束。
    此战,日军大败,阵亡八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史称“稷山大捷”。
    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战,虽然日军仍占有绝对优势,但麻贵的冒险迷惑了对手,几乎所有的日军指挥官都认定,在王京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更大的陷阱。
    于是他们停下了脚步。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军事判断,此后,他们再也未能前进一步。
    虚张声势的麻贵赢得了时间,而不许后退的邢玠也没有让他失望。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他已完成了部署,并抽调两万余人进入朝鲜作战,加上之前陆续赶到的部队,此时在朝明军的数量,已经达到五万。
    错失良机的日军这才恍然大悟,但已于事无补,随即全军撤退,龟缩至南部沿海釜山一带,离下海只差一步。
    战争的主动权再次回到明军的手中,麻贵知道,该轮到自己了。
    为了让日军毫无顾虑、放心大胆地下海,麻贵制定了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
    四万明军随即分为如下三路:
    左路军,统帅李如梅、杨镐,一万六千人,进军忠州。
    中路军,统帅高策,一万一千人,进军宜宁。
    右路军,由麻贵亲率,一万四千人,进军安东。
    此外,朝军一万余人,进军全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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