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成都朝廷的建立引发了外界对川蜀的物资禁运和经济封锁，使得川蜀大户损失惨重，不满的情绪越发积累。
当这种损失变得让他们不能忍耐的时候，他们便通过在朝中的喉舌向高层统治者发出声音，让高层统治者知道他们的愤怒和不满。
以及威胁。
你们这个朝廷到底能不能让我们获利？
如果不能，还要损害我们的利益，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察觉到这种危机的赵不息深知自己不能和他们展开对抗，更不能在这个危机时刻失去他们的支持，所以决定进一步向大户们让利。
不仅要削减他们本就少的可怜的赋税，同时还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利益。
经济利益说穿了也就那么多，大户们本来就是避税高手，本来也不交多少税，现在不过是把某些避税手段变得合法了而已。
所谓的惠而不费，并不能获取多少感激之心。
经济利益不足以收买人心的话，那就进一步从政治利益下手。
成都朝廷决定举办一场科举考试招募官员，给川蜀本地人分润政治利益，拉拢他们进一步向成都朝廷靠拢。
川蜀大户人家在米骚动之后不仅没有被征税，反而还被减税了，更是进一步得到了成都朝廷让出来的政治利益，眼瞅着就要进军成都朝廷的权力之巅了。
所以对于成都朝廷对平民自耕农阶层的重税打击，他们并没有什么意见。
反正朝廷越是打击，他们手里的土地就越多，不仅土地多，还能当更高的官掌握更多的权力，能做到这个地步，他们对成都朝廷也算是满意的。
少数还有些良心或者有些忧患意识的官员上表向成都朝廷表示这一政策可能造成川蜀农民的不安和困顿，乃至于引发新一轮民变，后果将十分严重。
一旦民变爆发，成都朝廷内忧外患，极有可能被明国和江南伪朝趁虚而入。
但是赵不息已经不能回头了。
大明洪武六年十月，金秋时节，川蜀自耕农群体遭受到了来自上层统治者的沉重一击。
原先有的赋税，其税率被成都朝廷提高了百分之六十。
原先没有的赋税课目被成都朝廷增加进入，比如骡马税，比如筑屋税等等等等，一口气增加了二十一个原先没有的课税种类，噶韭菜噶的丧心病狂。
原先还算是客气的盐价大幅上涨，从原先的二百三十文每斤直接升到了三百四十文每斤。
川蜀地区是铁钱区，使用铁钱而非铜钱，而此时此刻江南的官方汇率稳定在铜钱比铁钱一比二，也就是说川蜀盐价从一百一十五文铜钱上涨到了一百七十文铜钱。
一口气涨了五十五文钱每斤。
要知道川蜀之地有井盐生产，原先就不是什么缺盐的地方，北宋时期川蜀的盐价很低，到南宋，因为沉重的战争压力而大幅度提升了盐价，尽管如此，川蜀的盐价相较于南宋统治核心地区还是略低一些的。
可现在一切都变了。
农民们一觉醒来发现盐价已经腾空而起翱翔九天，并且他们多了二十一个需要缴纳的税种。
川蜀自耕农阶层顿时感到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了他们的脑袋上，原先虽然困难但是还可以支撑下去的日子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官府税吏凶神恶煞的向着他们而来，手里拿着棍子、鞭子甚至是钢刀，凶恶的要求他们把家里所剩不多的钱财、粮食、布匹交出来，作为一介牛马理所应当奉献给主人的贡品。
种粮食的税就不说了，丁税什么的也就不说了，现在连挑水用牲畜建筑房屋什么的都要交税。
有些地方靠近山区，上山砍柴打猎需要交税，贩卖野味需要交税，屠宰牲畜需要交税，使用堆肥都要额外交一笔税。
原先尚且平静的日子骤然被打破，税这一个字重达千斤，压断了自耕农们的脊梁骨，把他们压的倒在地上喘不过气来。
其实赵不息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顾及到川蜀平民的日子。
他作为较为熟练的财政工作者，深知赋税到什么程度才会逼死人，所以他召集一批财政工作者联合制定了一些课税项目之后，也精细的制定了税率。
税目确实增多了，但是收的比较少，一个税目一个税目看起来的挺吓人，但是加在一起，一个农民其实也就需要多交个一百多不到两百文铁钱，赵不息觉得这个并不会把农民们逼到绝路上。
如此一来，在他的设想中，既可以最大限度的剥削平民自耕农，也不会让他们因为走投无路而奋起反抗，这种堪堪把他们逼到绝境边缘却又留下一线生机的税率，对统治者来说是最好的。
然而作为上层精英官僚，长期脱离群众的生活经历让赵不息不能真正了解到这个社会的底层运行逻辑以及执行命令的底层官吏们到底是如何执行他们的政策的。
他听说过有人欺上瞒下，却不知道具体是怎么个欺上瞒下的方法。
他只了解他这个层级的中高层官吏是怎么糊弄朝廷的，并不知道底下的办事官吏是怎么糊弄他的。
赵不息规定的增收税目严格执行的话，总共也就多收一百五六文铁钱的样子。
但是落到实际操作层面，底下的小官小吏们为了自己获取更多的利益，直接翻倍都算是有点良心的。
没良心的直接翻两番，然后再往上各种添加，以此满足层层剥削的办事官吏们的胃口。
办事官员们需要利润，更下头的小吏们也需要利润，他们层层加码，一个税目按照朝廷规定只需要缴纳七八个铁钱，经过办事官吏们的层层加码，到了农民面前就是二十五六个打底，有些地方直接飙到三十个铁钱。
一来二去，空手套白狼的成就就达成了。
官吏们含泪血赚百分之一百、二百，而平民自耕农则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掠夺走了几乎全部的积蓄。
某些贪婪残酷到了极点的官吏甚至连该地区农民来年的种子粮都掠夺走了，完全不管人的死活，只顾自己的快活。
好不容易有直接开抢的机会，怎么能放过这个机会？
只要我赚钱了，任他洪水滔天，反正背锅的是朝廷，刁民们才不会知道到底是谁把他们逼上绝路的。
原先赵不息是想要在平民自耕农饿死与饿不死之间寻找一条灰色路线，在这条路线上反复横跳，把农民们玩弄于股掌之中，让他们想要造反却又心存一线希望而不敢反。
如此就能最大限度掠夺财富来满足成都朝廷的需求，也不会酿成惨痛的后果。
可是这种手段操作起来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对于朝廷和官员的要求太高。
别说封建政府，近代政府乃至于现代政府都不敢说自己一定能玩好，所以一旦颁布实施，这一手直接就玩脱了。
大量农民在短短一个月内就面临着破产的局面，凶残的税吏们掐着他们的脖子让他们交税，可是他们已经拿不出任何钱来了。
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当地地主老财们笑呵呵的带着铁钱和地契过来了，笑眯眯的给农民们提供现场买卖土地的服务，告诉他们只要点头画押，立刻就能拿到足以缴纳赋税的铁钱。
当然，土地就要归地主老财们所有了。
你们要不要这项特殊服务呢？
要的话，就马上画押。
不要的话……
被官府抓起来严刑拷打可不管我的事儿哦！
官吏们和地主老财们配合默契，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轻而易举就把农民们的命根子给掠夺走了。
支付原低于市场价格的贴钱给农民们，当场拿走土地，到手的贴钱还没焐热，又给税吏们抢走大半。
然后他们勾肩搭背扬长而去，一边唱着哥俩儿好，一边分赃。
农民们跪在黑黢黢的草屋里，捧着手上少得可怜的铁钱，欲哭无泪。
只有自耕农受伤的世界诞生了。
没了土地，没了房屋，没了立足之地，破产农民们被迫踏上了流亡之路。
以至于马永康带着大理国愿意和成都朝廷秘密进行蜀锦贸易的好消息回来的时候，一路上看到的都是流民遍地哀嚎遍野的场面。
当这种损失变得让他们不能忍耐的时候，他们便通过在朝中的喉舌向高层统治者发出声音，让高层统治者知道他们的愤怒和不满。
以及威胁。
你们这个朝廷到底能不能让我们获利？
如果不能，还要损害我们的利益，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察觉到这种危机的赵不息深知自己不能和他们展开对抗，更不能在这个危机时刻失去他们的支持，所以决定进一步向大户们让利。
不仅要削减他们本就少的可怜的赋税，同时还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利益。
经济利益说穿了也就那么多，大户们本来就是避税高手，本来也不交多少税，现在不过是把某些避税手段变得合法了而已。
所谓的惠而不费，并不能获取多少感激之心。
经济利益不足以收买人心的话，那就进一步从政治利益下手。
成都朝廷决定举办一场科举考试招募官员，给川蜀本地人分润政治利益，拉拢他们进一步向成都朝廷靠拢。
川蜀大户人家在米骚动之后不仅没有被征税，反而还被减税了，更是进一步得到了成都朝廷让出来的政治利益，眼瞅着就要进军成都朝廷的权力之巅了。
所以对于成都朝廷对平民自耕农阶层的重税打击，他们并没有什么意见。
反正朝廷越是打击，他们手里的土地就越多，不仅土地多，还能当更高的官掌握更多的权力，能做到这个地步，他们对成都朝廷也算是满意的。
少数还有些良心或者有些忧患意识的官员上表向成都朝廷表示这一政策可能造成川蜀农民的不安和困顿，乃至于引发新一轮民变，后果将十分严重。
一旦民变爆发，成都朝廷内忧外患，极有可能被明国和江南伪朝趁虚而入。
但是赵不息已经不能回头了。
大明洪武六年十月，金秋时节，川蜀自耕农群体遭受到了来自上层统治者的沉重一击。
原先有的赋税，其税率被成都朝廷提高了百分之六十。
原先没有的赋税课目被成都朝廷增加进入，比如骡马税，比如筑屋税等等等等，一口气增加了二十一个原先没有的课税种类，噶韭菜噶的丧心病狂。
原先还算是客气的盐价大幅上涨，从原先的二百三十文每斤直接升到了三百四十文每斤。
川蜀地区是铁钱区，使用铁钱而非铜钱，而此时此刻江南的官方汇率稳定在铜钱比铁钱一比二，也就是说川蜀盐价从一百一十五文铜钱上涨到了一百七十文铜钱。
一口气涨了五十五文钱每斤。
要知道川蜀之地有井盐生产，原先就不是什么缺盐的地方，北宋时期川蜀的盐价很低，到南宋，因为沉重的战争压力而大幅度提升了盐价，尽管如此，川蜀的盐价相较于南宋统治核心地区还是略低一些的。
可现在一切都变了。
农民们一觉醒来发现盐价已经腾空而起翱翔九天，并且他们多了二十一个需要缴纳的税种。
川蜀自耕农阶层顿时感到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了他们的脑袋上，原先虽然困难但是还可以支撑下去的日子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官府税吏凶神恶煞的向着他们而来，手里拿着棍子、鞭子甚至是钢刀，凶恶的要求他们把家里所剩不多的钱财、粮食、布匹交出来，作为一介牛马理所应当奉献给主人的贡品。
种粮食的税就不说了，丁税什么的也就不说了，现在连挑水用牲畜建筑房屋什么的都要交税。
有些地方靠近山区，上山砍柴打猎需要交税，贩卖野味需要交税，屠宰牲畜需要交税，使用堆肥都要额外交一笔税。
原先尚且平静的日子骤然被打破，税这一个字重达千斤，压断了自耕农们的脊梁骨，把他们压的倒在地上喘不过气来。
其实赵不息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顾及到川蜀平民的日子。
他作为较为熟练的财政工作者，深知赋税到什么程度才会逼死人，所以他召集一批财政工作者联合制定了一些课税项目之后，也精细的制定了税率。
税目确实增多了，但是收的比较少，一个税目一个税目看起来的挺吓人，但是加在一起，一个农民其实也就需要多交个一百多不到两百文铁钱，赵不息觉得这个并不会把农民们逼到绝路上。
如此一来，在他的设想中，既可以最大限度的剥削平民自耕农，也不会让他们因为走投无路而奋起反抗，这种堪堪把他们逼到绝境边缘却又留下一线生机的税率，对统治者来说是最好的。
然而作为上层精英官僚，长期脱离群众的生活经历让赵不息不能真正了解到这个社会的底层运行逻辑以及执行命令的底层官吏们到底是如何执行他们的政策的。
他听说过有人欺上瞒下，却不知道具体是怎么个欺上瞒下的方法。
他只了解他这个层级的中高层官吏是怎么糊弄朝廷的，并不知道底下的办事官吏是怎么糊弄他的。
赵不息规定的增收税目严格执行的话，总共也就多收一百五六文铁钱的样子。
但是落到实际操作层面，底下的小官小吏们为了自己获取更多的利益，直接翻倍都算是有点良心的。
没良心的直接翻两番，然后再往上各种添加，以此满足层层剥削的办事官吏们的胃口。
办事官员们需要利润，更下头的小吏们也需要利润，他们层层加码，一个税目按照朝廷规定只需要缴纳七八个铁钱，经过办事官吏们的层层加码，到了农民面前就是二十五六个打底，有些地方直接飙到三十个铁钱。
一来二去，空手套白狼的成就就达成了。
官吏们含泪血赚百分之一百、二百，而平民自耕农则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掠夺走了几乎全部的积蓄。
某些贪婪残酷到了极点的官吏甚至连该地区农民来年的种子粮都掠夺走了，完全不管人的死活，只顾自己的快活。
好不容易有直接开抢的机会，怎么能放过这个机会？
只要我赚钱了，任他洪水滔天，反正背锅的是朝廷，刁民们才不会知道到底是谁把他们逼上绝路的。
原先赵不息是想要在平民自耕农饿死与饿不死之间寻找一条灰色路线，在这条路线上反复横跳，把农民们玩弄于股掌之中，让他们想要造反却又心存一线希望而不敢反。
如此就能最大限度掠夺财富来满足成都朝廷的需求，也不会酿成惨痛的后果。
可是这种手段操作起来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对于朝廷和官员的要求太高。
别说封建政府，近代政府乃至于现代政府都不敢说自己一定能玩好，所以一旦颁布实施，这一手直接就玩脱了。
大量农民在短短一个月内就面临着破产的局面，凶残的税吏们掐着他们的脖子让他们交税，可是他们已经拿不出任何钱来了。
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当地地主老财们笑呵呵的带着铁钱和地契过来了，笑眯眯的给农民们提供现场买卖土地的服务，告诉他们只要点头画押，立刻就能拿到足以缴纳赋税的铁钱。
当然，土地就要归地主老财们所有了。
你们要不要这项特殊服务呢？
要的话，就马上画押。
不要的话……
被官府抓起来严刑拷打可不管我的事儿哦！
官吏们和地主老财们配合默契，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轻而易举就把农民们的命根子给掠夺走了。
支付原低于市场价格的贴钱给农民们，当场拿走土地，到手的贴钱还没焐热，又给税吏们抢走大半。
然后他们勾肩搭背扬长而去，一边唱着哥俩儿好，一边分赃。
农民们跪在黑黢黢的草屋里，捧着手上少得可怜的铁钱，欲哭无泪。
只有自耕农受伤的世界诞生了。
没了土地，没了房屋，没了立足之地，破产农民们被迫踏上了流亡之路。
以至于马永康带着大理国愿意和成都朝廷秘密进行蜀锦贸易的好消息回来的时候，一路上看到的都是流民遍地哀嚎遍野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