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成八这个进度是燕云地区推行两年到第三年的试验区内数据。
燕云的试验区能够达到那个百分之九十三的进度，还要算上第二年发生的小规模自然灾害的推进。
而山东与河南地区第一批推行集体农庄试验的地区直接就是百分之八十八的加入率，集体农庄迅速在山东、河南之地风行起来。
很多地区的农民因为集体农庄没有推行到他们那里，甚至还有一些情绪，试图说动农会也在他们这边推行集体农庄。
这不是苏咏霖不愿意，而是集体农庄操作起来的难度很大，远大于个体户小农生产，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能执行这一政策的干部人数不够，需要培养。
因为人才缺口太大，以至于对这一政策不太熟悉的当地农会干部需要接受朝廷农部和复兴会庶务部的火线培训。
那一段时间，山东、河南各级农会成员和复兴会庶务部成员那是白天工作，晚上挑灯夜战火线补课，个个都是肝帝，头发一抓掉一把。
算术知识的培训，统计知识的培训，管理知识的培训，针对性专业技能的培训等等。
要学的东西非常多，都是燕云地区的实践中出现的、然后被大家总结出来予以解决的技能问题。
还好，虽然忙碌紧张，但是没出什么大乱子，集体农庄政策很好的在山东、河南之地普及开来，极大地缓解了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压力。
在集体的安顿之下，很多农民表示他们有了极强的安全感，心里非常踏实，外出上工或者帮朝廷军队运送军粮的时候也不担心家里土地没人耕种，不担心收获季节没有收成。
上工的时候一心一意的工作，回到家里就按照农庄的任务分配耕种土地，过着规律的生活。
用手上的工分进行结算，最后分配的时候谁都不吃亏。
这种安全感和踏实感是他们支持并且加入集体农会的重要原因。
而通过这一系列的改变，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关系也就随之发生了改变，以较为温和的方式完成了从土地私有制到公有制的变革。
而这一制度的优越感体现出来之后，必将进一步引向周边地区，促使周边地区的农民对集体农庄的接受程度大大增加，抵触情绪大大减少，最终将会以一个较为温和的方式完成该地区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
这是苏咏霖所估计的。
农业问题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他非常的谨慎小心，不敢大步迈开向前进，也不敢小瞧农民阶层的普遍属性，没有觉得这些年的革命教育就真的可以让农民瞬间转性，变得十分理智。
事实上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变得不那么理智，而这种情况是剧烈还是相对温和，主要来自个人对自身生存难度的估算。
当人对周遭大环境感到安全感充足的时候，他就会相对理智、温和，而周遭大环境让人的安全感并不那么充足的时候，人普遍就会变得狭隘、自私、暴躁。
这并不是普通人的问题，是统治者和大环境的问题。
作为统治者，营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大环境是很有必要的，也是统治者的使命，达不成这个使命，统治者就是失败的，失败的统治者没有资格怪罪普通人的狭隘、自私和暴躁。
农民的确短视，但是在封建时代的大环境之中，短视反倒是底层民众必备的素养，只有足够短视，才能不被饿死。
当一个人竭尽全力才能勉强果腹的时候，要求他把眼光放长远就是一种暴政。
希望他人拥有长远眼光的同时，首先要考虑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到底能否允许他人拥有长远眼光，否则就是空手画大饼，是要死人的。
所以苏咏霖从来不曾考虑过用更加直接的手段快速完成他的社会改造，他有足够的时间，有足够宽松的国内外环境，历史站在他这边。
集体农庄的成功推行和民众对集体农庄的低抵触情绪证明了苏咏霖对大环境的改良成功了，也证明了明政权运转的成功。
这是大方向。
而小方向上，农民们更多开始在意身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不是生存危机，本身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这是农民开始具备长远眼光的预兆。
苏咏霖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说到底，农业集体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工农业剪刀差，通过这种剪刀差来为工业发展进行原始的资本积累，以帮助国家实现工业化。
后发国家因为失去了早期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时代的红利，无法通过吃别人来进行原始积累，想要后发制人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只有通过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来进行。
集体农庄比农民个体户好就好在使得政府的税收对象从数千万的农民个体转变为了十数万的集体农庄，大大增强了政府的税收效率，降低了税收成本，且可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工农业的剪刀差，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这对于国家发展工业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代价就是农民的生活水平只能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准上。
然而在苏咏霖这里，对这种原始积累的需求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一来技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想要进行全面工业化其实并不可能，目前还处在一个技术摸索阶段，所以并不需要那么多钱。
二来通过土地革命，他已经从旧统治者、旧官僚和就地主豪强阶级手中获得了巨量财富，目前来说，明国并不缺钱。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时代世界上且没有成为西方主导的世界，地理大发现也好殖民也好，都没有开始。
世界尚且处在联通之前的混沌期，大家都没有开启战争迷雾，大家眼中的世界都只有自己立足的那一小块。
所以苏咏霖最该做的并不是通过集体农庄实现工农业的剪刀差来发展工业，而是进行大航海，引领时代风潮，通过地理大发现的红利来为大明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
他完全不需要通过农民的辛勤劳动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他想要推动集体农庄的理由，真的就是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国家粮食储备，然后帮助农民们抵御单个农户难以抵御的自然灾害。
他想让农民们拥有一个集体组织，通过集体的力量对抗自然灾害，实现高生存率。
通过这个集体农庄的存在，实现大明国家土地制度的转变，实现从个人私有到集体公有的转变，以此消灭土地兼并，消灭地主，让地主再也不能出现。
同时通过集体农庄的组织教化改造农民阶级，让他们真正具备集体意识，具备组织意识。
他希望农民遇事知道找集体找组织，遇到不平事的时候，有一个组织可以依靠，遇到强权暴政的时候，可以通过组织抱团进行对抗。
单个农户面对强权暴力是极为脆弱的。
而苏咏霖从古代宗族抱团的行为当中了解到了古代宗族抱团在地方形成势力的最原初的目的就是对抗统治者的暴政。
古代民众通过血泪教训知道了对抗统治者的时候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是难以反抗的，可要是抱团，就不一样了。
后来的封建时代中，皇权面对地方士绅家族抱团的时候所采取的就不是对抗策略，而是怀柔拉拢策略，甚至某些时代皇权还要退避三舍。
这充分证明了集体的力量。
燕云的试验区能够达到那个百分之九十三的进度，还要算上第二年发生的小规模自然灾害的推进。
而山东与河南地区第一批推行集体农庄试验的地区直接就是百分之八十八的加入率，集体农庄迅速在山东、河南之地风行起来。
很多地区的农民因为集体农庄没有推行到他们那里，甚至还有一些情绪，试图说动农会也在他们这边推行集体农庄。
这不是苏咏霖不愿意，而是集体农庄操作起来的难度很大，远大于个体户小农生产，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能执行这一政策的干部人数不够，需要培养。
因为人才缺口太大，以至于对这一政策不太熟悉的当地农会干部需要接受朝廷农部和复兴会庶务部的火线培训。
那一段时间，山东、河南各级农会成员和复兴会庶务部成员那是白天工作，晚上挑灯夜战火线补课，个个都是肝帝，头发一抓掉一把。
算术知识的培训，统计知识的培训，管理知识的培训，针对性专业技能的培训等等。
要学的东西非常多，都是燕云地区的实践中出现的、然后被大家总结出来予以解决的技能问题。
还好，虽然忙碌紧张，但是没出什么大乱子，集体农庄政策很好的在山东、河南之地普及开来，极大地缓解了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压力。
在集体的安顿之下，很多农民表示他们有了极强的安全感，心里非常踏实，外出上工或者帮朝廷军队运送军粮的时候也不担心家里土地没人耕种，不担心收获季节没有收成。
上工的时候一心一意的工作，回到家里就按照农庄的任务分配耕种土地，过着规律的生活。
用手上的工分进行结算，最后分配的时候谁都不吃亏。
这种安全感和踏实感是他们支持并且加入集体农会的重要原因。
而通过这一系列的改变，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关系也就随之发生了改变，以较为温和的方式完成了从土地私有制到公有制的变革。
而这一制度的优越感体现出来之后，必将进一步引向周边地区，促使周边地区的农民对集体农庄的接受程度大大增加，抵触情绪大大减少，最终将会以一个较为温和的方式完成该地区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
这是苏咏霖所估计的。
农业问题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他非常的谨慎小心，不敢大步迈开向前进，也不敢小瞧农民阶层的普遍属性，没有觉得这些年的革命教育就真的可以让农民瞬间转性，变得十分理智。
事实上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变得不那么理智，而这种情况是剧烈还是相对温和，主要来自个人对自身生存难度的估算。
当人对周遭大环境感到安全感充足的时候，他就会相对理智、温和，而周遭大环境让人的安全感并不那么充足的时候，人普遍就会变得狭隘、自私、暴躁。
这并不是普通人的问题，是统治者和大环境的问题。
作为统治者，营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大环境是很有必要的，也是统治者的使命，达不成这个使命，统治者就是失败的，失败的统治者没有资格怪罪普通人的狭隘、自私和暴躁。
农民的确短视，但是在封建时代的大环境之中，短视反倒是底层民众必备的素养，只有足够短视，才能不被饿死。
当一个人竭尽全力才能勉强果腹的时候，要求他把眼光放长远就是一种暴政。
希望他人拥有长远眼光的同时，首先要考虑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到底能否允许他人拥有长远眼光，否则就是空手画大饼，是要死人的。
所以苏咏霖从来不曾考虑过用更加直接的手段快速完成他的社会改造，他有足够的时间，有足够宽松的国内外环境，历史站在他这边。
集体农庄的成功推行和民众对集体农庄的低抵触情绪证明了苏咏霖对大环境的改良成功了，也证明了明政权运转的成功。
这是大方向。
而小方向上，农民们更多开始在意身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不是生存危机，本身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这是农民开始具备长远眼光的预兆。
苏咏霖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说到底，农业集体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工农业剪刀差，通过这种剪刀差来为工业发展进行原始的资本积累，以帮助国家实现工业化。
后发国家因为失去了早期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时代的红利，无法通过吃别人来进行原始积累，想要后发制人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只有通过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来进行。
集体农庄比农民个体户好就好在使得政府的税收对象从数千万的农民个体转变为了十数万的集体农庄，大大增强了政府的税收效率，降低了税收成本，且可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工农业的剪刀差，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这对于国家发展工业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代价就是农民的生活水平只能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准上。
然而在苏咏霖这里，对这种原始积累的需求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一来技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想要进行全面工业化其实并不可能，目前还处在一个技术摸索阶段，所以并不需要那么多钱。
二来通过土地革命，他已经从旧统治者、旧官僚和就地主豪强阶级手中获得了巨量财富，目前来说，明国并不缺钱。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这个时代世界上且没有成为西方主导的世界，地理大发现也好殖民也好，都没有开始。
世界尚且处在联通之前的混沌期，大家都没有开启战争迷雾，大家眼中的世界都只有自己立足的那一小块。
所以苏咏霖最该做的并不是通过集体农庄实现工农业的剪刀差来发展工业，而是进行大航海，引领时代风潮，通过地理大发现的红利来为大明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
他完全不需要通过农民的辛勤劳动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他想要推动集体农庄的理由，真的就是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国家粮食储备，然后帮助农民们抵御单个农户难以抵御的自然灾害。
他想让农民们拥有一个集体组织，通过集体的力量对抗自然灾害，实现高生存率。
通过这个集体农庄的存在，实现大明国家土地制度的转变，实现从个人私有到集体公有的转变，以此消灭土地兼并，消灭地主，让地主再也不能出现。
同时通过集体农庄的组织教化改造农民阶级，让他们真正具备集体意识，具备组织意识。
他希望农民遇事知道找集体找组织，遇到不平事的时候，有一个组织可以依靠，遇到强权暴政的时候，可以通过组织抱团进行对抗。
单个农户面对强权暴力是极为脆弱的。
而苏咏霖从古代宗族抱团的行为当中了解到了古代宗族抱团在地方形成势力的最原初的目的就是对抗统治者的暴政。
古代民众通过血泪教训知道了对抗统治者的时候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是难以反抗的，可要是抱团，就不一样了。
后来的封建时代中，皇权面对地方士绅家族抱团的时候所采取的就不是对抗策略，而是怀柔拉拢策略，甚至某些时代皇权还要退避三舍。
这充分证明了集体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