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咏霖拿过了苏隐发动山东地区天网军资源调查得到的情报，对整个山东地区的政治生态有了一番具体的了解。
从洪武三年四年的黄河案引发的大清洗之后，这一地区的官场经过了一次大规模的重组，之前乔丰案当中，山东也受到了牵连，一些老资格官员牵涉其中，被拿下。
总体来看，山东地区的政治生态还是挺健康的，官员的清廉程度也没什么问题，财政部的审计部门在山东这边倾注了比较多的资源，没发现什么不对的。
只能说有些问题并不是正常范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也不是所有的官员都会在钱这个事情上摔跟头，尤其在这个苏咏霖威名赫赫的时期。
但山东确实有点不一样。
用传统的话来说，山东，是大明的“龙兴之地”。
当年，苏咏霖率领胜捷军和之后的光复军以山东为大本营挑战、推翻金国，军队和最早的执政团队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出自山东，甚至是他对抗燕云地区旧官僚的主力。
当时，山东老人们还是新人，是他对抗旧势力的主要力量，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时过境迁，到了这个时期，天下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不存在什么革命势力和旧官僚士绅的对决了，各地区力量追求的是平衡而不是对抗。
山东地区跟着苏咏霖一起起事的老部下有很多，有能力极强的优秀人才，也有能力一般的普通人。
优秀人才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政绩步步高升，成为高级官员，而一些普通人只能原地踏步。
大明的官场晋升机制在苏咏霖主导下是比较公平透明的，尤其在乔丰案爆发之后，这一机制更加公平，为苏咏霖本人所特别关注。
这种公平机制之下，能够晋升和不能晋升都是有明确理由的，不看资历深浅，主要看的就是政绩和贡献。
政绩优秀的人可以顺利得到晋升，在更高的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才能，而政绩一般或者压根儿就没什么政绩的人，就难了。
本来越往上职位越少，越往上就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最优秀的、最有政绩的人才应该上位，指望靠资历混上去那是不可能的。
而偏偏这样的一群能力平平但是资历深厚的人广泛存在于山东地区，乃至于大名府地区。
他们的能力止步于州府一级，继续往上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但是他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
他们觉得自己提着脑袋冲锋陷阵的时候这些小字辈还在家里喝奶，根本不配合他们同台竞争，而偏偏小字辈踩在了他们头上，对他们发号施令，他们为此感到不满，觉得不公。
他们觉得他们应该登上高位，让小字辈们听他们的指挥，让他们耀武扬威，可现实并非如此。
虽然苏咏霖的强势威慑让他们不敢做什么，但是在日常行政中，这种不配合、阳奉阴违、暗中使绊子还是经常存在的。
这不仅会让一些刚刚升职调任来这一地区的年轻的中高级官员们手足无措，更会让一些调任山东地方基层担任基层职位的年轻官员不好过。
这些资历深厚的老人对上级他们只能阴阳怪气阳奉阴违，但是对下级，那就是可劲儿的折腾。
根据调查显示，汪宏津和余良哲抵达山东就职的前一年都过得很不顺畅，任朋义则是刚来山东组建公共安全部门，在济南还好，一旦深入到各州府，那难度可大了去了。
县级官员有心配合，却受到州府一级的阻碍，以至于工作难以展开，到现在为止，也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州府准备好了搭建公共安全部的建制。
这一点，任朋义也隐晦地提起过，但是没有叫苦叫累，估计是担心苏咏霖觉得他刚来就叫苦叫累是不好的行为，会对他产生负面看法。
但是他不说，不代表没有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在济南周边还好，接近济南，政令多少还有些威慑力，到了南边沂州莒州等苏咏霖起家之地，那就真的是情况非常严重了。
说政令不出济南是有点过分，说政令畅通无阻则是白日做梦。
沂州和莒州，再加上一个密州，那是山东大起义最早爆发的地方，也是苏咏霖最早活动的地方，所以当地人都比较自豪的宣称自己这里是大业启程之地。
这里也的确涌现了大量优秀的军事和行政人才，除了江南老人们，这三州之地涌现的优秀人才也确实是苏咏霖早期起家的重要助力。
这本来是值得荣耀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长期的政治生态演变的过程中，这种荣耀变得有点变了味道。
变得资历越深，在当地越吃香，资历越浅，在当地就越容易受欺负。
当地官员群体中普遍有一种唯资历的看法，其实就是变相了的地域观念，因为谁都知道，资历最深厚的官员不是江南老人，就是山东人。
资历深厚的官员从其他地方调过来，很容易受到当地其他官员的接纳与合作，而要是新官员来到这里任职，老老实实不折腾还好，稍微想折腾一下的，绝对的冷暴力管饱。
大明官员的升迁、降职和调任也是有一定规律的。
县级官员四年一评，州府级官员和行省官员五年一评，且不管评级如何，都会调离当地，不在当地连任，以避免官员在地方生成利益关系。
评级优秀的官员酌情升迁调任，评级一般的则选择其他地区平级调任，评级不佳的就要担忧降职调任了。
这对于全体官员都是一种激励性的鞭策。
而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除了升迁、降级等情况，平级调动的官员在调动时都秉持着一个就近原则，尽量不远调。
原因简单。
这年头道路难行，路不好走，且大明疆域广大，比如从大同调任到云南，少说也要三五个月时间，时间都在赶路上，三五个月的功夫实在是太久，会耽误事。
升迁降级就算了，人数不多，可以安排，平级调动的人数最多，最麻烦，要是都搞远距离调动，会非常麻烦。
所以就近调任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平级调动往往一般都选择在行省内部调任，除非任职地区接近其他行省，则可以调任到外部行省。
这的确省事儿，也满足了不少人的需求，不过这就造成了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情况，时间一长，容易搞出裙带关系。
现在还是资历、地域的事情，再往后，就是血缘和传承了。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并不仅仅在山东行省出现，其他各个地区也有，只是山东行省因为是苏咏霖的起家之地，所以情况更加特殊。
老资历的州府级官员、干部比较多，且多数升迁无望，怨气足，要是说这些人里头出现一个两个或者一小堆想要浑水摸鱼和苏咏霖搞事情的人，那一点也不奇怪。
从洪武三年四年的黄河案引发的大清洗之后，这一地区的官场经过了一次大规模的重组，之前乔丰案当中，山东也受到了牵连，一些老资格官员牵涉其中，被拿下。
总体来看，山东地区的政治生态还是挺健康的，官员的清廉程度也没什么问题，财政部的审计部门在山东这边倾注了比较多的资源，没发现什么不对的。
只能说有些问题并不是正常范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也不是所有的官员都会在钱这个事情上摔跟头，尤其在这个苏咏霖威名赫赫的时期。
但山东确实有点不一样。
用传统的话来说，山东，是大明的“龙兴之地”。
当年，苏咏霖率领胜捷军和之后的光复军以山东为大本营挑战、推翻金国，军队和最早的执政团队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出自山东，甚至是他对抗燕云地区旧官僚的主力。
当时，山东老人们还是新人，是他对抗旧势力的主要力量，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时过境迁，到了这个时期，天下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不存在什么革命势力和旧官僚士绅的对决了，各地区力量追求的是平衡而不是对抗。
山东地区跟着苏咏霖一起起事的老部下有很多，有能力极强的优秀人才，也有能力一般的普通人。
优秀人才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政绩步步高升，成为高级官员，而一些普通人只能原地踏步。
大明的官场晋升机制在苏咏霖主导下是比较公平透明的，尤其在乔丰案爆发之后，这一机制更加公平，为苏咏霖本人所特别关注。
这种公平机制之下，能够晋升和不能晋升都是有明确理由的，不看资历深浅，主要看的就是政绩和贡献。
政绩优秀的人可以顺利得到晋升，在更高的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才能，而政绩一般或者压根儿就没什么政绩的人，就难了。
本来越往上职位越少，越往上就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最优秀的、最有政绩的人才应该上位，指望靠资历混上去那是不可能的。
而偏偏这样的一群能力平平但是资历深厚的人广泛存在于山东地区，乃至于大名府地区。
他们的能力止步于州府一级，继续往上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但是他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
他们觉得自己提着脑袋冲锋陷阵的时候这些小字辈还在家里喝奶，根本不配合他们同台竞争，而偏偏小字辈踩在了他们头上，对他们发号施令，他们为此感到不满，觉得不公。
他们觉得他们应该登上高位，让小字辈们听他们的指挥，让他们耀武扬威，可现实并非如此。
虽然苏咏霖的强势威慑让他们不敢做什么，但是在日常行政中，这种不配合、阳奉阴违、暗中使绊子还是经常存在的。
这不仅会让一些刚刚升职调任来这一地区的年轻的中高级官员们手足无措，更会让一些调任山东地方基层担任基层职位的年轻官员不好过。
这些资历深厚的老人对上级他们只能阴阳怪气阳奉阴违，但是对下级，那就是可劲儿的折腾。
根据调查显示，汪宏津和余良哲抵达山东就职的前一年都过得很不顺畅，任朋义则是刚来山东组建公共安全部门，在济南还好，一旦深入到各州府，那难度可大了去了。
县级官员有心配合，却受到州府一级的阻碍，以至于工作难以展开，到现在为止，也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州府准备好了搭建公共安全部的建制。
这一点，任朋义也隐晦地提起过，但是没有叫苦叫累，估计是担心苏咏霖觉得他刚来就叫苦叫累是不好的行为，会对他产生负面看法。
但是他不说，不代表没有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在济南周边还好，接近济南，政令多少还有些威慑力，到了南边沂州莒州等苏咏霖起家之地，那就真的是情况非常严重了。
说政令不出济南是有点过分，说政令畅通无阻则是白日做梦。
沂州和莒州，再加上一个密州，那是山东大起义最早爆发的地方，也是苏咏霖最早活动的地方，所以当地人都比较自豪的宣称自己这里是大业启程之地。
这里也的确涌现了大量优秀的军事和行政人才，除了江南老人们，这三州之地涌现的优秀人才也确实是苏咏霖早期起家的重要助力。
这本来是值得荣耀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长期的政治生态演变的过程中，这种荣耀变得有点变了味道。
变得资历越深，在当地越吃香，资历越浅，在当地就越容易受欺负。
当地官员群体中普遍有一种唯资历的看法，其实就是变相了的地域观念，因为谁都知道，资历最深厚的官员不是江南老人，就是山东人。
资历深厚的官员从其他地方调过来，很容易受到当地其他官员的接纳与合作，而要是新官员来到这里任职，老老实实不折腾还好，稍微想折腾一下的，绝对的冷暴力管饱。
大明官员的升迁、降职和调任也是有一定规律的。
县级官员四年一评，州府级官员和行省官员五年一评，且不管评级如何，都会调离当地，不在当地连任，以避免官员在地方生成利益关系。
评级优秀的官员酌情升迁调任，评级一般的则选择其他地区平级调任，评级不佳的就要担忧降职调任了。
这对于全体官员都是一种激励性的鞭策。
而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除了升迁、降级等情况，平级调动的官员在调动时都秉持着一个就近原则，尽量不远调。
原因简单。
这年头道路难行，路不好走，且大明疆域广大，比如从大同调任到云南，少说也要三五个月时间，时间都在赶路上，三五个月的功夫实在是太久，会耽误事。
升迁降级就算了，人数不多，可以安排，平级调动的人数最多，最麻烦，要是都搞远距离调动，会非常麻烦。
所以就近调任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平级调动往往一般都选择在行省内部调任，除非任职地区接近其他行省，则可以调任到外部行省。
这的确省事儿，也满足了不少人的需求，不过这就造成了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情况，时间一长，容易搞出裙带关系。
现在还是资历、地域的事情，再往后，就是血缘和传承了。
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并不仅仅在山东行省出现，其他各个地区也有，只是山东行省因为是苏咏霖的起家之地，所以情况更加特殊。
老资历的州府级官员、干部比较多，且多数升迁无望，怨气足，要是说这些人里头出现一个两个或者一小堆想要浑水摸鱼和苏咏霖搞事情的人，那一点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