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大雨是你求下来的吗？”永嘉先生惊讶地问。
“是啊，先生没想到吧？”马腾得意地说。
永嘉先生摇摇头，叹道：“工地上的人们都说，自打他们出生以来，就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这场及时雨，可谓是创下了张掖有史以来的奇迹！”
阎忠亦云：“老子曾云天道无亲，后人尝叹天若有情天亦老。
看来，事情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关键要看人之立心于何处。
是以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然也。”
永嘉先生说：“其实，在我国，早在殷商年代，祈雨活动就已风行。
殷商卜辞中就有‘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东南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的记录，可看作是最早的祈雨咒文。
而著名的商汤祈雨的故事，更是言之凿凿，有史为证。
《左传》载：‘夏，大旱。公欲焚巫、尪。’
意思是说天大旱，鲁僖公将巫人仰面朝天置于木上焚烧以求雨，这就是所谓的‘烄’。
在古人的心目中，巫是上天的使者，沟通天地是他们的职责，用火焚巫是令其升天亲自向上天禀告人间的旱情，乞天降雨。
西周时，祈雨的礼仪日臻完备，国家设有专司祈雨的巫师。
据《周礼》记载，周朝设春官大宗伯职位，其任务是祭祀天神、地和人鬼，并明确规定：
‘司巫掌握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舞雩’即‘雩祭’，是古人为求雨而举行的祭典。
《春秋谷梁传》说：‘雩者，为旱术者也。龙见而雩。龙，角、亢也。谓四月昏，龙星体见，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
据后汉经学家服虔注解：‘大雩，夏祭天名。雩，远也；远为百谷求膏雨也。”
《公羊传?桓公五年》曰：“大雩者何？旱祭也。’雩的基本形式是舞蹈，祭祀时由巫女组成舞蹈队，一边跳舞一边呼号，同时献上牺牲玉帛等贡品。
雩祭分为常雩和大雩两种，常雩是每年四月龙星开始出现时举行的求雨仪式，而大雩只有在旱情特别严重时才举行。
由于常雩为例行公事，故春秋以后史书对常雩一般不再一一记载，只记载大雩。
汉代，‘雩礼’在国家祭祀礼制中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对汉代祈雨的内容和仪式，前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有十分详细的记载：
‘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祷稷山川，家人祀户。无伐名木，无斩山林，暴巫聚蛇八日。
于邑东门之外为四通之坛，方八尺，植苍缯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鱼八、玄酒，具清酒、膊脯，择巫之洁清辩利者以为祝。
祝斋三日，服苍衣，先再拜，乃跪陈；陈已，复再拜，乃起。
祝曰：
昊天生五谷以养人，今五谷病旱，恐不成实，敬进清酒、膊脯，再拜请雨。雨幸大澍，即奉牲祷。
以甲乙日为大苍龙一，长八丈，居中央；为小龙七，各长四丈，于东方皆东向，其间相去八尺。
小童八人，皆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啬夫亦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
凿社通于之于闾外之沟，取五蛤蟆，错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蛤蟆焉。
肯清酒、膊脯，祝斋三日，服苍衣，拜跪、陈祝如初。取三岁雄鸡与三岁豭猪，皆燔之于四通神宇。
令民阖邑里南门，置水其外；开邑里北门，具老豭猪一，置之于里。
北门之外市中亦置一豭猪。闻彼鼓声，皆烧豭猪尾。取死人骨埋之，开山渊，积薪而燔之，通道桥之壅塞不行者决渎之。
幸而得雨，报以豚一，酒、盐、黍、财足，以茅为席，毋断。’
《春秋繁露》还对夏、季夏、秋、冬求雨的形式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最后说：‘四时皆以水日为龙，必取洁土为之结盖，龙成而发之。
四时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丈夫欲藏匿而居，女子欲和而乐也。’
从董仲舒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祈雨巫术虽延用了远古祈雨巫术的主要礼仪，但已将其纳入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框架中。
首先，增添了以土龙祈雨的新方式。
《易》曰：‘云从龙，风从虎。’以类求之，故设土龙，阴阳从类，云雨自至。由此可知，汉人设土龙是企图用土龙感应天上的神龙，从而使其行云布雨。
其次，配合祈雨巫术，以男女和、阴阳相交来感发雨的降临。
求雨时，‘令吏妻各往视其夫，到雨而止’意思是让官吏的家属到官署探亲，以让他们的‘夫妇生活’感应上天致雨。
如果天气淫雨过剩，那就是感发太过，这时就要使‘都官千石以下夫妇在官者咸遣妇归’，即让随官吏在官署的妻室暂时离开丈夫。”
刘天保笑着说：“既然这么灵验，那以后张掖若是干旱了，寿成再向天祈雨即可。
这样，张掖以后也再无须为干旱少雨发愁了。”
阎忠道：“非也。天道无私，是以恒正；天常正，是以清明。
祈雨之事，可偶尔为之；若想之以理所当然，则谬矣。
万物皆有定数，你这里多了，别的地方肯定会相应地减少，是以此事可一可二而不可三。”
马腾说：“是啊。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我们不能滥用上天的仁慈，有些事情还得靠我们自己。
离开展当利里后，我就在想，我们张掖虽说干旱少雨，但在张掖境内，广有大河，尤其是弱水，水量很大。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耕地集中的地方，修建一些沟渠，将河水引入，解决农业灌溉的问题呢？”
永嘉先生说：“这个问题确实值得考虑。
我们有这个现实条件，目前所缺的不过是统盘规划，以及人工的问题。
这个水利规划，是一个专业问题，须有懂行的人来操作。
建议此事由农都尉莞宣抓总，组织人员在全郡范围内勘察，拿出一个全面的规划来，到时候组织全郡的人员进行施工。
这可是百年大事，搞得好了不光是我们这代受益，还会惠及后人。
另外，我看明公刚才所说的几件事，不论是民族问题、土地问题、稻米和葡萄种植以及桑蚕问题、兴建水利设施的问题，这些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全郡的大事。
我意我们可以先拿出一个大略，再召集各县县令一起进行商议，最后予以确定。”
马腾说：“好，就这么办！”
有诗云：
统筹帷幄天地间，一朝定议几百年。
莫道少年不老成，古往今来几人看！
(本章完)
“是啊，先生没想到吧？”马腾得意地说。
永嘉先生摇摇头，叹道：“工地上的人们都说，自打他们出生以来，就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这场及时雨，可谓是创下了张掖有史以来的奇迹！”
阎忠亦云：“老子曾云天道无亲，后人尝叹天若有情天亦老。
看来，事情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关键要看人之立心于何处。
是以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然也。”
永嘉先生说：“其实，在我国，早在殷商年代，祈雨活动就已风行。
殷商卜辞中就有‘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东南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的记录，可看作是最早的祈雨咒文。
而著名的商汤祈雨的故事，更是言之凿凿，有史为证。
《左传》载：‘夏，大旱。公欲焚巫、尪。’
意思是说天大旱，鲁僖公将巫人仰面朝天置于木上焚烧以求雨，这就是所谓的‘烄’。
在古人的心目中，巫是上天的使者，沟通天地是他们的职责，用火焚巫是令其升天亲自向上天禀告人间的旱情，乞天降雨。
西周时，祈雨的礼仪日臻完备，国家设有专司祈雨的巫师。
据《周礼》记载，周朝设春官大宗伯职位，其任务是祭祀天神、地和人鬼，并明确规定：
‘司巫掌握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舞雩’即‘雩祭’，是古人为求雨而举行的祭典。
《春秋谷梁传》说：‘雩者，为旱术者也。龙见而雩。龙，角、亢也。谓四月昏，龙星体见，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
据后汉经学家服虔注解：‘大雩，夏祭天名。雩，远也；远为百谷求膏雨也。”
《公羊传?桓公五年》曰：“大雩者何？旱祭也。’雩的基本形式是舞蹈，祭祀时由巫女组成舞蹈队，一边跳舞一边呼号，同时献上牺牲玉帛等贡品。
雩祭分为常雩和大雩两种，常雩是每年四月龙星开始出现时举行的求雨仪式，而大雩只有在旱情特别严重时才举行。
由于常雩为例行公事，故春秋以后史书对常雩一般不再一一记载，只记载大雩。
汉代，‘雩礼’在国家祭祀礼制中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对汉代祈雨的内容和仪式，前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有十分详细的记载：
‘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祷稷山川，家人祀户。无伐名木，无斩山林，暴巫聚蛇八日。
于邑东门之外为四通之坛，方八尺，植苍缯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鱼八、玄酒，具清酒、膊脯，择巫之洁清辩利者以为祝。
祝斋三日，服苍衣，先再拜，乃跪陈；陈已，复再拜，乃起。
祝曰：
昊天生五谷以养人，今五谷病旱，恐不成实，敬进清酒、膊脯，再拜请雨。雨幸大澍，即奉牲祷。
以甲乙日为大苍龙一，长八丈，居中央；为小龙七，各长四丈，于东方皆东向，其间相去八尺。
小童八人，皆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啬夫亦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
凿社通于之于闾外之沟，取五蛤蟆，错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蛤蟆焉。
肯清酒、膊脯，祝斋三日，服苍衣，拜跪、陈祝如初。取三岁雄鸡与三岁豭猪，皆燔之于四通神宇。
令民阖邑里南门，置水其外；开邑里北门，具老豭猪一，置之于里。
北门之外市中亦置一豭猪。闻彼鼓声，皆烧豭猪尾。取死人骨埋之，开山渊，积薪而燔之，通道桥之壅塞不行者决渎之。
幸而得雨，报以豚一，酒、盐、黍、财足，以茅为席，毋断。’
《春秋繁露》还对夏、季夏、秋、冬求雨的形式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最后说：‘四时皆以水日为龙，必取洁土为之结盖，龙成而发之。
四时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丈夫欲藏匿而居，女子欲和而乐也。’
从董仲舒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祈雨巫术虽延用了远古祈雨巫术的主要礼仪，但已将其纳入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框架中。
首先，增添了以土龙祈雨的新方式。
《易》曰：‘云从龙，风从虎。’以类求之，故设土龙，阴阳从类，云雨自至。由此可知，汉人设土龙是企图用土龙感应天上的神龙，从而使其行云布雨。
其次，配合祈雨巫术，以男女和、阴阳相交来感发雨的降临。
求雨时，‘令吏妻各往视其夫，到雨而止’意思是让官吏的家属到官署探亲，以让他们的‘夫妇生活’感应上天致雨。
如果天气淫雨过剩，那就是感发太过，这时就要使‘都官千石以下夫妇在官者咸遣妇归’，即让随官吏在官署的妻室暂时离开丈夫。”
刘天保笑着说：“既然这么灵验，那以后张掖若是干旱了，寿成再向天祈雨即可。
这样，张掖以后也再无须为干旱少雨发愁了。”
阎忠道：“非也。天道无私，是以恒正；天常正，是以清明。
祈雨之事，可偶尔为之；若想之以理所当然，则谬矣。
万物皆有定数，你这里多了，别的地方肯定会相应地减少，是以此事可一可二而不可三。”
马腾说：“是啊。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我们不能滥用上天的仁慈，有些事情还得靠我们自己。
离开展当利里后，我就在想，我们张掖虽说干旱少雨，但在张掖境内，广有大河，尤其是弱水，水量很大。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耕地集中的地方，修建一些沟渠，将河水引入，解决农业灌溉的问题呢？”
永嘉先生说：“这个问题确实值得考虑。
我们有这个现实条件，目前所缺的不过是统盘规划，以及人工的问题。
这个水利规划，是一个专业问题，须有懂行的人来操作。
建议此事由农都尉莞宣抓总，组织人员在全郡范围内勘察，拿出一个全面的规划来，到时候组织全郡的人员进行施工。
这可是百年大事，搞得好了不光是我们这代受益，还会惠及后人。
另外，我看明公刚才所说的几件事，不论是民族问题、土地问题、稻米和葡萄种植以及桑蚕问题、兴建水利设施的问题，这些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全郡的大事。
我意我们可以先拿出一个大略，再召集各县县令一起进行商议，最后予以确定。”
马腾说：“好，就这么办！”
有诗云：
统筹帷幄天地间，一朝定议几百年。
莫道少年不老成，古往今来几人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