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肖复兴被地委书记张柏志点名带队到寒州县，来调查处理“8·22”事件，也算是两人再一次的临时“共事”。中餐后，肖复兴来到任部德的办公室，和他交待了这次来寒州县的工作目的。任部德之前已经接到张柏志的电话，知道了地委工作组来的意图。
两人简单商量了一下后，任部德亲自主持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地委书记张柏志的电话指示。
任部德在县委常委会上说道：“地委张柏志书记，十分重视‘8·22’这一次械斗事件，派来了以地委副书记肖复兴同志为组长、地区公安处副处长赵国雄为副组长的专门工作组，亲自指导和帮助我们县里，正确处理‘8·22’这一次械斗事件。”
任部德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茶后，接着说道：“对此，我在这里，首先代表县委、县府，以及全县60多万人民，对地委、行署的这一决定，表示坚决地拥护，并全面贯彻和认真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之中。”
“对地委工作组的到来，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在这里，我代表县委、县府表一个态，将积极配合，协助工作组，切实抓好对‘8·22’械斗这一事件的处理。”
任部德讲完开场白后，就由肖复兴开始具体将要求。
肖复兴说：“大家要充分认识到，‘8·22’械斗事件，不是一起简单的普通的群众和群众之间的打架斗殴，必须尽快地把县委、县府的思想，把全县人民的思想，迅速地统一到地委对这一事件认识的高度上来，要从思想上真正的认识到，‘8·22’械斗事件，是农村包产到户之后，在极小的范围内，发生的一次极其严重的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在新的形势下出现的一种新动向，必须用人民民主专政的铁的手腕，坚决打击蓄意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和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分子，必须坚决打击这次事件中的牵头人物和骨干分子！”
肖复兴讲完之后，任部德强调：“地委特别重视田家洲和李家湾之间，发生的‘8·22’械斗事件，要求我们一定要坚决处理好这一事件。该抓的人坚决抓，一个都不能漏掉，该判刑的坚决判刑，一个都不能逃脱。县委决定，除了我们已经成立的“8·22’械斗事件处理工作组外，把县公安局副局长张盛林、刑侦队队长王国平抽出来，并抽出足够的精干力量，加入地委的工作组，由工作组统一安排调遣。”
散会后的当天下午，地、县两级的工作队员，都坐着县里专门调派的吉普车，一起来到了大历县公社，住在公社大院里专门接待上级来人来客的内部招待所里。
准确地说，并不是什么招待所。既没有挂牌子，也没有专职的服务员。只是公社把暂时还没有干部职工住的几间空着的房子，摆了几铺床，配备了住宿的被服。上面来了人，由于工作原因，无法离开的时候，需要住宿的临时住宿一下。
就连服务员也是由公社话务员兼任的。话务员的职责就是，每天给来人烧一壶开水，扫一下地。被服的换洗，都是临时请附近的农民来的。
他们的行李刚刚在内部招待所放好，公社领导就派人来叫他们，到公社食堂一起吃晚饭了。
公社食堂在一楼。整整一层楼，除了一个硕大的厨房，还有两个大房间和两个小包间。每个大房间和中学的教室一样宽大，可以摆上六七桌，平时供公社干部职工吃饭用。两个小包间，是将一个大房间从中间隔断分开设置的。每个小包间都摆放了两张桌子，和二十条配套的凳子，用于县里来领导时招待而用。
工作组的领导和公社的书记、主任、公社邓秘书在里面那个包厢吃完饭。工作组的其他工作人员，和公社的副书记、副主任、党委委员以及抽到工作组工作的钟国正等人，一起在另一个包厢吃完饭。
两桌都上了酒。上的都是本地老百姓家里，家家户户都要烧烤的红薯酒。每个小包厢里都摆放了两个大酒缸。每个酒缸都可以装红薯酒一百多斤。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两个酒缸始终都至少保证一个酒缸装的酒是满的。每当喝干一个缸屋里面的酒，公社炊事员立马就会买来新的红薯烧酒，把喝干了的的酒缸倒满。这样相互循环，始终保持着有酒喝。
易大伟、艾旺骁陪吃的领导桌，一开始上菜，邓秘书就把各位领导的酒杯盛满了。这是当地一种专门用来和红薯酒的酒杯，一般盛满是二两左右，还有一种大一点的酒杯，盛满一般是三两左右，又叫小茶杯，这种酒杯主要是那些酒量比较大的人用的。
易大伟是这一桌的主家，她端起杯子，站起来说道：“按照大历县的酒规，我们先共同喝两杯，然后我每个人进两杯酒。”他说一说完，就把就倒进了自己的嘴里，然后把酒杯倒转过来，杯底朝天，杯口朝下，以示自己喝得很干净。
易大伟敬完酒后，艾旺骁接着敬酒，每个人两杯。
随后，工作组的肖复兴、赵国雄、温本华、张盛林、王国平五个人，纷纷向易大伟、艾旺骁各回敬了两杯红薯烧酒。由于任务在身，领导们不敢放开喝酒，喝完礼节酒后，就没有再喝酒了。
吃完晚饭，肖复兴把赵国雄、温本华、张盛林、易大伟、王国平、艾旺骁几个人喊在一起，商量如何开展工作。
肖复兴说：“田家洲大队有十八个生产队，三千多人，又都是一个姓的，血缘关系很亲，又加上这次械斗是为了本大队的利益，要想完全摸清械斗的情况，找出牵头人物，找出开炮开枪的人员，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因此，不真正的深入下去，不想些方法，很难完成地委交给我们的任务的。”
肖复兴看了一眼大家，接着说道：“所以我想，很有必要将地、县来的工作队员合理的搭配好，我和本华县长坐镇指挥，其他人员分成两个小组，每个小组地区两人、县里一人、派出所一人、公社一人，进行地地毯式的暗中摸排，务必将真实情况全部摸排清楚，不漏掉一个牵头人物，不漏掉一个骨干分子。就是说，不能逃脱一个凶手。一定要把牵头人物、骨干分子和凶手这三种人的一切情况，全部摸排清楚，详细掌握具体情况，包括他们的亲戚、住的房子有几条门。”
肖复兴停了一下，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后，说道：“我建议，第一小组由赵国雄处长负责，第二小组由张盛林负责。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工作组进驻田家洲大队后，一定要特别讲究工作策略，注意工作方法，关心群众生活。要从帮助群众抗旱保晚稻，群众当前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以大队、生产队干部和党员为依靠力量，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唯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掌握到最真实的情况，才有可能收集到铁证如山的事实，也才有可能摸准牵头人物和骨干分子，然后才能真正的打击犯罪分子。为确保工作的顺利，所有有关械斗事情的相关问题，都由公安部门的同志们负责秘密调查，其他同志主要负责有关抗旱的工作，一切言行都不准涉及械斗的问题，否则，一定要从严追责。”
第二天，调查处理“8·22”械斗事件联合工作组，正式进驻田家洲大队开展工作。工作组按照先前的分工，深入到各个生产队，从了解旱情，帮助抗旱为切入点，在全大队的干部群众中，全面开展排查和侦察工作。由于排查和侦查工作的高度保密，即使参加工作组的同志，除了公安人员外，都以为只是帮助田家洲大队来抗旱的。
钟国正是以公社干部的身份被抽到工作组中的。当他看到工作组里那么多的公安人员之后，感到非常的不解。田家洲大队刚刚与李家湾大队发生了械斗，地区和县里就这么重视他们的抗旱工作，派出了地、县、公社三级抗旱工作组，而且把三级的公安干警都抽了出来搞抗旱，没有搞械斗的其他大队，没有一个地区或县里来的人调查旱情，帮助抗旱，真是奇了那个怪了。难道真的是会哭的孩子都有奶吃吗？不好不闹就真的没人管了？钟国正一时感到很是疑惑。
难道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钟国正心里想。但愿吧，但愿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这些东西这么简单。
工作队进队后，田家洲大队的支部书记田保金在询问了其他大队的情况之后，感到非常的纳闷，地区、县里和公社，怎么突然只给我们大队派来这么多人的抗旱工作队？莫非是为了调查械斗的事情？可是工作队却没有一个人问他有关械斗的事情，要问也是一些与抗旱有关的事情，仿佛这里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械斗一样。
仇小丽来自于地委政法委，是工作组中唯一的一个年轻女性，而且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第一次到农村来，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很诗情画意，和钟国正一见如故，没有几天的时间，就成为了好朋友。加上她不是公安干警，没有秘密调查的具体任务，就显得很轻松，经常跟着钟国正走家串户，了解民情社意，或者干脆在田野里走来赶去，还时不时的朗诵一两句诗，逗得钟国正喜笑颜开。钟国正就叫她丽诗人。
两人简单商量了一下后，任部德亲自主持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地委书记张柏志的电话指示。
任部德在县委常委会上说道：“地委张柏志书记，十分重视‘8·22’这一次械斗事件，派来了以地委副书记肖复兴同志为组长、地区公安处副处长赵国雄为副组长的专门工作组，亲自指导和帮助我们县里，正确处理‘8·22’这一次械斗事件。”
任部德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茶后，接着说道：“对此，我在这里，首先代表县委、县府，以及全县60多万人民，对地委、行署的这一决定，表示坚决地拥护，并全面贯彻和认真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之中。”
“对地委工作组的到来，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在这里，我代表县委、县府表一个态，将积极配合，协助工作组，切实抓好对‘8·22’械斗这一事件的处理。”
任部德讲完开场白后，就由肖复兴开始具体将要求。
肖复兴说：“大家要充分认识到，‘8·22’械斗事件，不是一起简单的普通的群众和群众之间的打架斗殴，必须尽快地把县委、县府的思想，把全县人民的思想，迅速地统一到地委对这一事件认识的高度上来，要从思想上真正的认识到，‘8·22’械斗事件，是农村包产到户之后，在极小的范围内，发生的一次极其严重的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在新的形势下出现的一种新动向，必须用人民民主专政的铁的手腕，坚决打击蓄意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和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分子，必须坚决打击这次事件中的牵头人物和骨干分子！”
肖复兴讲完之后，任部德强调：“地委特别重视田家洲和李家湾之间，发生的‘8·22’械斗事件，要求我们一定要坚决处理好这一事件。该抓的人坚决抓，一个都不能漏掉，该判刑的坚决判刑，一个都不能逃脱。县委决定，除了我们已经成立的“8·22’械斗事件处理工作组外，把县公安局副局长张盛林、刑侦队队长王国平抽出来，并抽出足够的精干力量，加入地委的工作组，由工作组统一安排调遣。”
散会后的当天下午，地、县两级的工作队员，都坐着县里专门调派的吉普车，一起来到了大历县公社，住在公社大院里专门接待上级来人来客的内部招待所里。
准确地说，并不是什么招待所。既没有挂牌子，也没有专职的服务员。只是公社把暂时还没有干部职工住的几间空着的房子，摆了几铺床，配备了住宿的被服。上面来了人，由于工作原因，无法离开的时候，需要住宿的临时住宿一下。
就连服务员也是由公社话务员兼任的。话务员的职责就是，每天给来人烧一壶开水，扫一下地。被服的换洗，都是临时请附近的农民来的。
他们的行李刚刚在内部招待所放好，公社领导就派人来叫他们，到公社食堂一起吃晚饭了。
公社食堂在一楼。整整一层楼，除了一个硕大的厨房，还有两个大房间和两个小包间。每个大房间和中学的教室一样宽大，可以摆上六七桌，平时供公社干部职工吃饭用。两个小包间，是将一个大房间从中间隔断分开设置的。每个小包间都摆放了两张桌子，和二十条配套的凳子，用于县里来领导时招待而用。
工作组的领导和公社的书记、主任、公社邓秘书在里面那个包厢吃完饭。工作组的其他工作人员，和公社的副书记、副主任、党委委员以及抽到工作组工作的钟国正等人，一起在另一个包厢吃完饭。
两桌都上了酒。上的都是本地老百姓家里，家家户户都要烧烤的红薯酒。每个小包厢里都摆放了两个大酒缸。每个酒缸都可以装红薯酒一百多斤。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两个酒缸始终都至少保证一个酒缸装的酒是满的。每当喝干一个缸屋里面的酒，公社炊事员立马就会买来新的红薯烧酒，把喝干了的的酒缸倒满。这样相互循环，始终保持着有酒喝。
易大伟、艾旺骁陪吃的领导桌，一开始上菜，邓秘书就把各位领导的酒杯盛满了。这是当地一种专门用来和红薯酒的酒杯，一般盛满是二两左右，还有一种大一点的酒杯，盛满一般是三两左右，又叫小茶杯，这种酒杯主要是那些酒量比较大的人用的。
易大伟是这一桌的主家，她端起杯子，站起来说道：“按照大历县的酒规，我们先共同喝两杯，然后我每个人进两杯酒。”他说一说完，就把就倒进了自己的嘴里，然后把酒杯倒转过来，杯底朝天，杯口朝下，以示自己喝得很干净。
易大伟敬完酒后，艾旺骁接着敬酒，每个人两杯。
随后，工作组的肖复兴、赵国雄、温本华、张盛林、王国平五个人，纷纷向易大伟、艾旺骁各回敬了两杯红薯烧酒。由于任务在身，领导们不敢放开喝酒，喝完礼节酒后，就没有再喝酒了。
吃完晚饭，肖复兴把赵国雄、温本华、张盛林、易大伟、王国平、艾旺骁几个人喊在一起，商量如何开展工作。
肖复兴说：“田家洲大队有十八个生产队，三千多人，又都是一个姓的，血缘关系很亲，又加上这次械斗是为了本大队的利益，要想完全摸清械斗的情况，找出牵头人物，找出开炮开枪的人员，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因此，不真正的深入下去，不想些方法，很难完成地委交给我们的任务的。”
肖复兴看了一眼大家，接着说道：“所以我想，很有必要将地、县来的工作队员合理的搭配好，我和本华县长坐镇指挥，其他人员分成两个小组，每个小组地区两人、县里一人、派出所一人、公社一人，进行地地毯式的暗中摸排，务必将真实情况全部摸排清楚，不漏掉一个牵头人物，不漏掉一个骨干分子。就是说，不能逃脱一个凶手。一定要把牵头人物、骨干分子和凶手这三种人的一切情况，全部摸排清楚，详细掌握具体情况，包括他们的亲戚、住的房子有几条门。”
肖复兴停了一下，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后，说道：“我建议，第一小组由赵国雄处长负责，第二小组由张盛林负责。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工作组进驻田家洲大队后，一定要特别讲究工作策略，注意工作方法，关心群众生活。要从帮助群众抗旱保晚稻，群众当前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以大队、生产队干部和党员为依靠力量，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唯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掌握到最真实的情况，才有可能收集到铁证如山的事实，也才有可能摸准牵头人物和骨干分子，然后才能真正的打击犯罪分子。为确保工作的顺利，所有有关械斗事情的相关问题，都由公安部门的同志们负责秘密调查，其他同志主要负责有关抗旱的工作，一切言行都不准涉及械斗的问题，否则，一定要从严追责。”
第二天，调查处理“8·22”械斗事件联合工作组，正式进驻田家洲大队开展工作。工作组按照先前的分工，深入到各个生产队，从了解旱情，帮助抗旱为切入点，在全大队的干部群众中，全面开展排查和侦察工作。由于排查和侦查工作的高度保密，即使参加工作组的同志，除了公安人员外，都以为只是帮助田家洲大队来抗旱的。
钟国正是以公社干部的身份被抽到工作组中的。当他看到工作组里那么多的公安人员之后，感到非常的不解。田家洲大队刚刚与李家湾大队发生了械斗，地区和县里就这么重视他们的抗旱工作，派出了地、县、公社三级抗旱工作组，而且把三级的公安干警都抽了出来搞抗旱，没有搞械斗的其他大队，没有一个地区或县里来的人调查旱情，帮助抗旱，真是奇了那个怪了。难道真的是会哭的孩子都有奶吃吗？不好不闹就真的没人管了？钟国正一时感到很是疑惑。
难道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钟国正心里想。但愿吧，但愿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这些东西这么简单。
工作队进队后，田家洲大队的支部书记田保金在询问了其他大队的情况之后，感到非常的纳闷，地区、县里和公社，怎么突然只给我们大队派来这么多人的抗旱工作队？莫非是为了调查械斗的事情？可是工作队却没有一个人问他有关械斗的事情，要问也是一些与抗旱有关的事情，仿佛这里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械斗一样。
仇小丽来自于地委政法委，是工作组中唯一的一个年轻女性，而且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第一次到农村来，对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很诗情画意，和钟国正一见如故，没有几天的时间，就成为了好朋友。加上她不是公安干警，没有秘密调查的具体任务，就显得很轻松，经常跟着钟国正走家串户，了解民情社意，或者干脆在田野里走来赶去，还时不时的朗诵一两句诗，逗得钟国正喜笑颜开。钟国正就叫她丽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