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还是检察系统亦或是法院系统，乃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监察委员会，都是联盟的内部机构，从某种意义说，这些机构的存在，都是为了保证联盟的安全与稳定，维护联盟社会秩序的。
联盟的部门与部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对立关系的，充其量是职权上的制约关系，而不可能出现你来我往的对立乃至敌对关系，敌对从根本上说，属于一种情绪，而情绪是专属于人的，一个部门则没有情绪可言。
在正常的机构体系内，这些部门都应该是一种相互配合的关系，就像萨福诺夫他们所提出的“法制”理论，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好，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也罢，都没有参与司法的权力，他们的调查权、逮捕权，都应该受到约束，而给与他们约束的部门，就是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
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掌握着司法权，他们有权判定某人的罪行是否成立，给其什么样的判罚，但是却没有权力去执行调查和逮捕等行为。
因此，从程序上来说，这就是一种分权，是一种制约的机制，它能保证司法不受，至少是少受认为因素的干扰，从而在最大限度上保证联盟司法体系的公正性。
只有这种司法体系建立健全了，人们才能有安全感，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才不出现某种基于人为而造成的政治性灾难，就像战争那几年所出现的混乱一样。
从根本上说，尽管内战在二十年代初就结束了，但联盟在对德战争爆发之前的那十几年时间里，其实一直都没有稳定过，尤其是在政治上，一直处于动荡的环境下，各种思想激烈的碰撞，导致了一系列惨烈政治斗争的出现。
按照维克托前世那些流行的说法，大清洗就是斯大林同志为了铲除异己、肃清反对派而搞出来的政治迫害运动，曾几何时，维克托也对此深信不疑。
但是重生之后，尤其是在成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实际掌控者之后，他能接触到联盟几乎所有的封存档案，因此，也对真正的历史事实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从联盟现在的档案材料看，布尔什维克党内与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从列宁时期便已经存在了。在1918年的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刚刚掌握了政权的俄共就险些分崩离析，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列宁同志所做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政治报告，遭到了托洛茨基派的激烈反对，最终的票选情况，是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按照三分之二赞成才能通过的原则，列宁同志的报告只能算是勉强获得通过。
随后的几次代表大会，这种与反对派的斗争也从没停止过，包括与奥新斯基、斯米尔诺夫、李可夫、托姆斯基等等人的斗争，包括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新反对派”之间的斗争，这都是列宁同志在世时期发生的。
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1927年，联共（布）召开十五大之前，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举行了个全党公投，在斯大林同志确定的纲领与托洛茨基制订的纲领之间做出选择，结果，全联盟范围内的支持斯大林同志，并参与投票的党员有七十二万五千余票，而支持托洛茨基的则只有六千余票。
所以，联共第十五大，其实就是斯大林同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树立起个人权威的时候，因为正是在这次的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斯米尔诺夫等人在内的九十八人，几乎囊括了从布尔什维克党掌权直到当时的所有反对派，统统被开除出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
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包括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大部分在十五大上被开除出党的人，在后续的几年中，不仅仍旧身居高位，而且还陆续被重新接受入党，又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试想，如果斯大林同志真的是单纯为了排除异己，清除掉反对派，当时为什么还要给这些人一个重新回来的机会？
欲擒故纵吗？
请相信一个现实，在政治斗争中，没有谁会用欲擒故纵这一手计谋的，因为这是个只讲究夜长梦多的地方。
在后世，朝斯大林同志身上泼脏水的人很多，而在这其中表现最抢眼的，显然就是赫鲁晓夫同志了，可即便是这位脾气暴躁的“斯黑”，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着：“这个人在暴怒的时候可能造成很大伤害，但当你证明自己确实正确，又向他提供了合理的事实时，他会明白，这个人是在坚持有益的事业，并予以支持……是的，当你坚决反对他的意见，如果他又相信你是正确的，他就会放弃原先的观点，接受对方的观点。”
世界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在任何政治变革发生的时候，都会存在反对的力量，这与变革的内容或是发动变革的人是谁无关，只与变革是否要坚决推行有关。
美国人的身上就干净吗？看看林肯，南北战争时期美国人死的人少吗？
所以，要想正确看到大清洗的问题，不需要考虑死了多少人，也不需要考虑当时管理着联盟的人是斯大林同志亦或是别的什么人，人们真正需要去看的，是在当时的联盟内部，是否存在一个根深蒂固，且已经威胁到布尔什维克党统治的巨大威胁。
按照维克托从原本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的资料中看到的信息，这个威胁显然是存在的，它包括了从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始终都未被彻底清除的资产阶级势力；列宁同志执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顽固富农；三十年代初，因西方经济危机而大量涌入苏联的西方公民，以及随同他们一起进入苏联的间谍、破坏分子。
当然，最为严重的一个，还是在联盟成立不到二十年间，便从联盟大地上迅速滋生出来的大量官僚主义分子。
所有这一切，都是对联盟利益的危害，是随时可能倾覆整个国家的毒瘤，但十五大上所组建的，由195名中央委员所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由9名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央检察委员会，都未能履行他们的职责，相反，在这些中央委员中，也有很多人被侵蚀了，他们背叛了自己的信仰。
于是到了十七大的时候，也就是1934年年初，中央委员会对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检察委员会进行了改组，新成立了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党监察委员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改组也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这一切都向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说明了一点，即：单纯依靠党内斗争的方式，已经没有办法消除危机了。因此，到了这个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作用便一下提升了起来。
其实，从一个很现实的角度去考虑，也能想明白一个事实，倘若大清洗真的只是斯大林同志用来铲除异己、根除反对派的运动，那么他既然能够在全联盟范围内掀起这么大的波澜，杀掉这么多人，却还能安安稳稳的在他的位子上坐个二十多年，那他在联盟的权威得有多高啊？既然原本就有了这么高的权威，为什么还要搞这一套，给自己弄个遗臭万年的后果呢？
话题在这里兜回来，且不管当年的大清洗运动，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或者说其真实的背景是什么样的，至少有一点是没错的，那就是由维辛斯基同志所搞出来的，基于纯暴力的联盟法系，是存在着很严重问题的，他过分抬高了执法部门的地位，却贬低了司法部门的地位。
执法部门属于暴力机构，片面抬高他们的地位，而不给他们的权力加一个辔头，其后果实在是太严重了。
另外，不要以为司法体系内就没有政治斗争，毕竟斗争无处不在，维辛斯基在联盟的社会主义司法体系内，占据了一个很特殊的地位，有人将他说的话奉为圭臬，自然也有人对他的话不屑一顾，当然，更有一部分人满心打算着取而代之。
像萨福诺夫、戈里亚科夫他们这些人究竟做的什么打算，维克托不是很清楚，但却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仅是在限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力，同时，也是在挑战维辛斯基在司法界的权威。
既然他们高举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大旗，那么在费比舍恩科的问题上，应该秉持什么样的立场，自然也应该是很清楚的了。
什么叫做法制？费比舍恩科既然犯了罪，就应该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若是因为他在战争中获得的功勋，就忽视了他在战争爆发前犯下的罪行，那可不是法制的表现，而是彻头彻尾的人治。
所以，要想维克托明确立场，萨福诺夫他们也得明确立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联盟的部门与部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对立关系的，充其量是职权上的制约关系，而不可能出现你来我往的对立乃至敌对关系，敌对从根本上说，属于一种情绪，而情绪是专属于人的，一个部门则没有情绪可言。
在正常的机构体系内，这些部门都应该是一种相互配合的关系，就像萨福诺夫他们所提出的“法制”理论，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好，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也罢，都没有参与司法的权力，他们的调查权、逮捕权，都应该受到约束，而给与他们约束的部门，就是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
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掌握着司法权，他们有权判定某人的罪行是否成立，给其什么样的判罚，但是却没有权力去执行调查和逮捕等行为。
因此，从程序上来说，这就是一种分权，是一种制约的机制，它能保证司法不受，至少是少受认为因素的干扰，从而在最大限度上保证联盟司法体系的公正性。
只有这种司法体系建立健全了，人们才能有安全感，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才不出现某种基于人为而造成的政治性灾难，就像战争那几年所出现的混乱一样。
从根本上说，尽管内战在二十年代初就结束了，但联盟在对德战争爆发之前的那十几年时间里，其实一直都没有稳定过，尤其是在政治上，一直处于动荡的环境下，各种思想激烈的碰撞，导致了一系列惨烈政治斗争的出现。
按照维克托前世那些流行的说法，大清洗就是斯大林同志为了铲除异己、肃清反对派而搞出来的政治迫害运动，曾几何时，维克托也对此深信不疑。
但是重生之后，尤其是在成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实际掌控者之后，他能接触到联盟几乎所有的封存档案，因此，也对真正的历史事实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从联盟现在的档案材料看，布尔什维克党内与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从列宁时期便已经存在了。在1918年的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刚刚掌握了政权的俄共就险些分崩离析，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列宁同志所做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政治报告，遭到了托洛茨基派的激烈反对，最终的票选情况，是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按照三分之二赞成才能通过的原则，列宁同志的报告只能算是勉强获得通过。
随后的几次代表大会，这种与反对派的斗争也从没停止过，包括与奥新斯基、斯米尔诺夫、李可夫、托姆斯基等等人的斗争，包括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新反对派”之间的斗争，这都是列宁同志在世时期发生的。
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1927年，联共（布）召开十五大之前，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举行了个全党公投，在斯大林同志确定的纲领与托洛茨基制订的纲领之间做出选择，结果，全联盟范围内的支持斯大林同志，并参与投票的党员有七十二万五千余票，而支持托洛茨基的则只有六千余票。
所以，联共第十五大，其实就是斯大林同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树立起个人权威的时候，因为正是在这次的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斯米尔诺夫等人在内的九十八人，几乎囊括了从布尔什维克党掌权直到当时的所有反对派，统统被开除出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
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包括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大部分在十五大上被开除出党的人，在后续的几年中，不仅仍旧身居高位，而且还陆续被重新接受入党，又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试想，如果斯大林同志真的是单纯为了排除异己，清除掉反对派，当时为什么还要给这些人一个重新回来的机会？
欲擒故纵吗？
请相信一个现实，在政治斗争中，没有谁会用欲擒故纵这一手计谋的，因为这是个只讲究夜长梦多的地方。
在后世，朝斯大林同志身上泼脏水的人很多，而在这其中表现最抢眼的，显然就是赫鲁晓夫同志了，可即便是这位脾气暴躁的“斯黑”，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着：“这个人在暴怒的时候可能造成很大伤害，但当你证明自己确实正确，又向他提供了合理的事实时，他会明白，这个人是在坚持有益的事业，并予以支持……是的，当你坚决反对他的意见，如果他又相信你是正确的，他就会放弃原先的观点，接受对方的观点。”
世界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在任何政治变革发生的时候，都会存在反对的力量，这与变革的内容或是发动变革的人是谁无关，只与变革是否要坚决推行有关。
美国人的身上就干净吗？看看林肯，南北战争时期美国人死的人少吗？
所以，要想正确看到大清洗的问题，不需要考虑死了多少人，也不需要考虑当时管理着联盟的人是斯大林同志亦或是别的什么人，人们真正需要去看的，是在当时的联盟内部，是否存在一个根深蒂固，且已经威胁到布尔什维克党统治的巨大威胁。
按照维克托从原本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的资料中看到的信息，这个威胁显然是存在的，它包括了从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始终都未被彻底清除的资产阶级势力；列宁同志执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顽固富农；三十年代初，因西方经济危机而大量涌入苏联的西方公民，以及随同他们一起进入苏联的间谍、破坏分子。
当然，最为严重的一个，还是在联盟成立不到二十年间，便从联盟大地上迅速滋生出来的大量官僚主义分子。
所有这一切，都是对联盟利益的危害，是随时可能倾覆整个国家的毒瘤，但十五大上所组建的，由195名中央委员所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由9名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央检察委员会，都未能履行他们的职责，相反，在这些中央委员中，也有很多人被侵蚀了，他们背叛了自己的信仰。
于是到了十七大的时候，也就是1934年年初，中央委员会对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检察委员会进行了改组，新成立了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党监察委员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改组也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这一切都向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说明了一点，即：单纯依靠党内斗争的方式，已经没有办法消除危机了。因此，到了这个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作用便一下提升了起来。
其实，从一个很现实的角度去考虑，也能想明白一个事实，倘若大清洗真的只是斯大林同志用来铲除异己、根除反对派的运动，那么他既然能够在全联盟范围内掀起这么大的波澜，杀掉这么多人，却还能安安稳稳的在他的位子上坐个二十多年，那他在联盟的权威得有多高啊？既然原本就有了这么高的权威，为什么还要搞这一套，给自己弄个遗臭万年的后果呢？
话题在这里兜回来，且不管当年的大清洗运动，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或者说其真实的背景是什么样的，至少有一点是没错的，那就是由维辛斯基同志所搞出来的，基于纯暴力的联盟法系，是存在着很严重问题的，他过分抬高了执法部门的地位，却贬低了司法部门的地位。
执法部门属于暴力机构，片面抬高他们的地位，而不给他们的权力加一个辔头，其后果实在是太严重了。
另外，不要以为司法体系内就没有政治斗争，毕竟斗争无处不在，维辛斯基在联盟的社会主义司法体系内，占据了一个很特殊的地位，有人将他说的话奉为圭臬，自然也有人对他的话不屑一顾，当然，更有一部分人满心打算着取而代之。
像萨福诺夫、戈里亚科夫他们这些人究竟做的什么打算，维克托不是很清楚，但却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仅是在限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力，同时，也是在挑战维辛斯基在司法界的权威。
既然他们高举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大旗，那么在费比舍恩科的问题上，应该秉持什么样的立场，自然也应该是很清楚的了。
什么叫做法制？费比舍恩科既然犯了罪，就应该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若是因为他在战争中获得的功勋，就忽视了他在战争爆发前犯下的罪行，那可不是法制的表现，而是彻头彻尾的人治。
所以，要想维克托明确立场，萨福诺夫他们也得明确立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