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报》是属于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也就是共青团的报纸，而《列宁格勒共青团报》，则是隶属于列宁格勒共青团的地方性机关报，人家这份报纸上要宣传报告列宁格勒战役期间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谁还能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啊？
不过有趣的是，在这篇旨在介绍英雄人物的报道中，竟然能够找到费比舍恩科的名字，尽管报告中没有涉及到这个人的英雄事迹，只是罗列出来的名单中，出现了他的名字，属于并不起眼，一个不注意就看不到的角色，但这篇报道的出现，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就像维克托此前考虑的那样，如今，费比舍恩科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案件了，它已经成为了各方角力的核心问题，纠缠其中的利益方太多了，各自都没有退让的意思。
以高检、高法为代表的司法界，是将这件事当做了法制理论投射到现实中的典型案例，他们需要让费比舍恩科为他在战前的罪行埋单，否则的话，法制的观念就体现不出来，甚至是无从谈起。
军方那些在这场战争中逐渐登上舞台，并开始形成既得利益群体的集团，也要借这一事件发出声音，他们希望得到更大的权力，不希望继续受到了类似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这种部门的监督、限制。
日丹诺夫的列宁格勒派，希望借这件事正式把手伸到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甚至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去，为库兹涅佐夫的任职，开创一个良好的局面。除此之外，也不能排除日丹诺夫借此举来拉拢军方的可能性。
内务人民委员部现在反倒成了置身事外的没事人，他们当然更希望“费比舍恩科事件”搞个一地鸡毛的局面，如果高检和高法在这个问题上拿不出个好的结果来，那他们又凭什么举起法制的棋子，去限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力？难道军队的人有权力逃脱法律的制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就没有权力不依靠法律，却制裁那些应该接受制裁的人吗？
至于维克托所领导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说实话，维克托也想做个旁观者，但显然他是做不到了，因为对“格斯滕麦尔事件”的调查，直接涉及到了这个费比舍恩科，如果不把这个人审查清楚，斯大林同志交代的任务就完不成。
所以，捋一捋这个关系的话，如今维克托所领导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还真是与高检、高法站到了一个战壕里，而在他们的对面，则是军方的既得利益集团、列宁格勒派，甚至还要加上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
这次回到莫斯科，维克托除了要参加国防人民委员部的质询会议之外，还要与贝利亚同志见个面，深入的谈一谈，他认为自己有必要说服这位委员同志，让他主动放弃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殊委员会所掌握的特殊权力。
毫无疑问，如果贝利亚同志能够主动表明立场，他作为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副人民委员，主动提出应该取消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殊委员会的职权，那么，萨福诺夫与戈里亚科夫的工作就能容易的多。司法界推动“法制建设”，将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能够真正的做到实处。
如此一来，对费比舍恩科事件的处理，也能有一个侧面的推动作用，什么叫法制建设，就是以法来治国，费比舍恩科既然犯了法，那么他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接受惩罚，没什么好说的。
另外，维克托怀疑一件事，那就是直到现在都保持着沉默的斯大林同志，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看似简单的事件里，纠缠进了多少的麻烦。因此，他之所以直到现在都不表态，并不是没有态度，而是在看别人的态度，至于说看别人的态度是为了什么，嘿，维克托可不相信斯大林同志是个喜欢随大流的人，他应该是在面对这件事的时候，谁与他是观点一致的，谁与他又是观点相悖的。
撇开“法制建设”这个大问题，只看纠缠在这一事件中的各方利益：
高检和高法希望能够取消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殊委员会的特权，取缔该部门在逮捕、审查、宣判三流程中所掌握的一应权力，从而将司法权收归高检和高法，同时，也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套一个缰绳。
高检和高法的这种诉求，站在斯大林同志的角度上考虑，是不是应该满足？满足了，对他是有利还是不利？对联盟来说，是有利还是不利？
在过去几年战争中，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群体的军方，他们希望能够挣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对他们的束缚，从而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他们的这种诉求，站在斯大林同志的角度上考虑，是不是应该满足？一旦满足了，对他是有利还是不利？对联盟来说，是有利还是不利？
日丹诺夫同志以及他的列宁格勒派，一方面希望借此时机，把手伸到国家安全部门内部，甚至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都压一头，同时呢，还能结好那些军方的利益集团，从而进一步夯实他们在权力圈子内的地位。
他们的这种诉求，如果站在斯大林同志的角度上考虑，是不是应该满足？一旦满足了，对斯大林同志是有利，还是不利？对联盟来说，是有利还是不利？
只要将这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考虑清楚了，那么现在该做何选择，难道还不清楚吗？
维克托从不认为自己有多么聪明，同样也不认为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有多么机警，多么睿智，但他却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当自己头上有掌控一切的大boss时，如果想要不惹麻烦，也不想麻烦来惹自己，那么考虑问题的时候，就应该首先站在boss的角度去考虑。
你不能每次考虑问题，都想你该怎么怎么样，你应该得到什么什么，可等到出了问题的时候，却又总想着boss站在你那一边，那你不就成了boss了吗？
最重要的是，调查费比舍恩科这个人的起因是什么？难道不是斯大林同志希望能够调查战前的“格斯滕麦尔事件”吗？当时，维克托考虑的是，斯大林同志这是在剑指谢罗夫，以及谢罗夫背后的赫鲁晓夫，而今看起来，或许的他本意并不是针对一个谢罗夫，而是在针对整个内务人民委员部呢？或者，他的目的就是在打击一下赫鲁晓夫的同时，也能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权取消掉呢？
当然，考虑那些问题就太复杂了，而且结果不一定正确，但斯大林同志想要什么，想看到什么样的结果，总是不难猜测的，这一点，维克托认为自己的判断不会有错。
至于这份报纸……
维克托又看了看手上的《列宁格勒共青团报》，抿着的唇角抽了抽，随手丢在了一边。
日丹诺夫同志或许是负责宣传口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不管什么事都喜欢在报纸、广播上吹吹风，搞搞宣传，可他明白的是，斯大林同志或许并不喜欢他这么做。
这次离开基辅之前，维克托还从赫鲁晓夫的助手舒伊斯基那里拿到了一份《旗帜》，看了日丹诺夫同志发表在上面的一份讨论联盟经济问题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日丹诺夫同志讨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工作的诸多问题，还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及价值规律所起到的作用，另外，还谈了联盟现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各种矛盾问题。
好吧，谈的很深入，很细致，总结出来的各种问题也很到位，维克托也非常认同，比如说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那一部分，再比如说，要重视多种经济成分的那一部分。
不过话说回来，维克托记得更清楚的是，斯大林同志有他自己的经济思想，而这位领袖同志的经济思想概括起来很简单：理论基础是“在一个国家也能建成社会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工业的发展模式是高速的工业化，而农业的发展模式则是全盘的集体化。
而且，基于过去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联盟经济的高速发展，斯大林同志对他的经济理论颇为自得，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事实证明了他的理论是正确的。
现在，斯大林同志还很健康，还依旧是这个国家的领袖，他还牢牢地掌控着局面，怎么，这个时候日丹诺夫同志就想告诉全联盟的人，斯大林同志搞的那一套不对，现在之所以经济很繁荣，但大家的日子却过的不太好，原因就是斯大林同志那一套带来了经济领域的深层次矛盾？
如果日丹诺夫同志真的有这么大的勇气，那么维克托认为自己真是活该去守水库了。
不过有趣的是，在这篇旨在介绍英雄人物的报道中，竟然能够找到费比舍恩科的名字，尽管报告中没有涉及到这个人的英雄事迹，只是罗列出来的名单中，出现了他的名字，属于并不起眼，一个不注意就看不到的角色，但这篇报道的出现，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就像维克托此前考虑的那样，如今，费比舍恩科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案件了，它已经成为了各方角力的核心问题，纠缠其中的利益方太多了，各自都没有退让的意思。
以高检、高法为代表的司法界，是将这件事当做了法制理论投射到现实中的典型案例，他们需要让费比舍恩科为他在战前的罪行埋单，否则的话，法制的观念就体现不出来，甚至是无从谈起。
军方那些在这场战争中逐渐登上舞台，并开始形成既得利益群体的集团，也要借这一事件发出声音，他们希望得到更大的权力，不希望继续受到了类似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这种部门的监督、限制。
日丹诺夫的列宁格勒派，希望借这件事正式把手伸到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甚至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去，为库兹涅佐夫的任职，开创一个良好的局面。除此之外，也不能排除日丹诺夫借此举来拉拢军方的可能性。
内务人民委员部现在反倒成了置身事外的没事人，他们当然更希望“费比舍恩科事件”搞个一地鸡毛的局面，如果高检和高法在这个问题上拿不出个好的结果来，那他们又凭什么举起法制的棋子，去限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力？难道军队的人有权力逃脱法律的制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就没有权力不依靠法律，却制裁那些应该接受制裁的人吗？
至于维克托所领导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说实话，维克托也想做个旁观者，但显然他是做不到了，因为对“格斯滕麦尔事件”的调查，直接涉及到了这个费比舍恩科，如果不把这个人审查清楚，斯大林同志交代的任务就完不成。
所以，捋一捋这个关系的话，如今维克托所领导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还真是与高检、高法站到了一个战壕里，而在他们的对面，则是军方的既得利益集团、列宁格勒派，甚至还要加上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
这次回到莫斯科，维克托除了要参加国防人民委员部的质询会议之外，还要与贝利亚同志见个面，深入的谈一谈，他认为自己有必要说服这位委员同志，让他主动放弃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殊委员会所掌握的特殊权力。
毫无疑问，如果贝利亚同志能够主动表明立场，他作为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副人民委员，主动提出应该取消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殊委员会的职权，那么，萨福诺夫与戈里亚科夫的工作就能容易的多。司法界推动“法制建设”，将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能够真正的做到实处。
如此一来，对费比舍恩科事件的处理，也能有一个侧面的推动作用，什么叫法制建设，就是以法来治国，费比舍恩科既然犯了法，那么他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接受惩罚，没什么好说的。
另外，维克托怀疑一件事，那就是直到现在都保持着沉默的斯大林同志，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看似简单的事件里，纠缠进了多少的麻烦。因此，他之所以直到现在都不表态，并不是没有态度，而是在看别人的态度，至于说看别人的态度是为了什么，嘿，维克托可不相信斯大林同志是个喜欢随大流的人，他应该是在面对这件事的时候，谁与他是观点一致的，谁与他又是观点相悖的。
撇开“法制建设”这个大问题，只看纠缠在这一事件中的各方利益：
高检和高法希望能够取消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殊委员会的特权，取缔该部门在逮捕、审查、宣判三流程中所掌握的一应权力，从而将司法权收归高检和高法，同时，也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套一个缰绳。
高检和高法的这种诉求，站在斯大林同志的角度上考虑，是不是应该满足？满足了，对他是有利还是不利？对联盟来说，是有利还是不利？
在过去几年战争中，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群体的军方，他们希望能够挣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对他们的束缚，从而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他们的这种诉求，站在斯大林同志的角度上考虑，是不是应该满足？一旦满足了，对他是有利还是不利？对联盟来说，是有利还是不利？
日丹诺夫同志以及他的列宁格勒派，一方面希望借此时机，把手伸到国家安全部门内部，甚至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都压一头，同时呢，还能结好那些军方的利益集团，从而进一步夯实他们在权力圈子内的地位。
他们的这种诉求，如果站在斯大林同志的角度上考虑，是不是应该满足？一旦满足了，对斯大林同志是有利，还是不利？对联盟来说，是有利还是不利？
只要将这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考虑清楚了，那么现在该做何选择，难道还不清楚吗？
维克托从不认为自己有多么聪明，同样也不认为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有多么机警，多么睿智，但他却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当自己头上有掌控一切的大boss时，如果想要不惹麻烦，也不想麻烦来惹自己，那么考虑问题的时候，就应该首先站在boss的角度去考虑。
你不能每次考虑问题，都想你该怎么怎么样，你应该得到什么什么，可等到出了问题的时候，却又总想着boss站在你那一边，那你不就成了boss了吗？
最重要的是，调查费比舍恩科这个人的起因是什么？难道不是斯大林同志希望能够调查战前的“格斯滕麦尔事件”吗？当时，维克托考虑的是，斯大林同志这是在剑指谢罗夫，以及谢罗夫背后的赫鲁晓夫，而今看起来，或许的他本意并不是针对一个谢罗夫，而是在针对整个内务人民委员部呢？或者，他的目的就是在打击一下赫鲁晓夫的同时，也能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权取消掉呢？
当然，考虑那些问题就太复杂了，而且结果不一定正确，但斯大林同志想要什么，想看到什么样的结果，总是不难猜测的，这一点，维克托认为自己的判断不会有错。
至于这份报纸……
维克托又看了看手上的《列宁格勒共青团报》，抿着的唇角抽了抽，随手丢在了一边。
日丹诺夫同志或许是负责宣传口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不管什么事都喜欢在报纸、广播上吹吹风，搞搞宣传，可他明白的是，斯大林同志或许并不喜欢他这么做。
这次离开基辅之前，维克托还从赫鲁晓夫的助手舒伊斯基那里拿到了一份《旗帜》，看了日丹诺夫同志发表在上面的一份讨论联盟经济问题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日丹诺夫同志讨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工作的诸多问题，还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及价值规律所起到的作用，另外，还谈了联盟现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各种矛盾问题。
好吧，谈的很深入，很细致，总结出来的各种问题也很到位，维克托也非常认同，比如说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那一部分，再比如说，要重视多种经济成分的那一部分。
不过话说回来，维克托记得更清楚的是，斯大林同志有他自己的经济思想，而这位领袖同志的经济思想概括起来很简单：理论基础是“在一个国家也能建成社会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工业的发展模式是高速的工业化，而农业的发展模式则是全盘的集体化。
而且，基于过去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联盟经济的高速发展，斯大林同志对他的经济理论颇为自得，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事实证明了他的理论是正确的。
现在，斯大林同志还很健康，还依旧是这个国家的领袖，他还牢牢地掌控着局面，怎么，这个时候日丹诺夫同志就想告诉全联盟的人，斯大林同志搞的那一套不对，现在之所以经济很繁荣，但大家的日子却过的不太好，原因就是斯大林同志那一套带来了经济领域的深层次矛盾？
如果日丹诺夫同志真的有这么大的勇气，那么维克托认为自己真是活该去守水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