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苏说：“我这还不知道他回云山县去会不会对我父亲怎么样呢？我也不敢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家里人，怕他们会担心。”
傅华说：“他敢！还没有王法了。”
方苏苦笑了一下，说：“王法可不是为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服务的，他是县长，在云山县就是王，还不是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
傅华说：“不会的，还有很多事情能管到他的，他不用嚣张，真要触犯了法律，他一样要为此承担一定的责任。”
方苏苦笑了一下，说：“你话说的好听，可这件事情你挑不出他什么毛病的，抓我父亲他们可以说是保护国有资产，他要非礼我那件事情，也没什么证人可以帮我做证，我真是不知道还可以怎么样去奈何他。哎，我们家都是平头百姓，我父亲的一些关系也都是云山县的官员，没有人能帮我的。”
18、方苏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让傅华不由得有些气愤，他说：“你不能这个样子啊，有些事情要自己去争取的，你这个样子只能纵容常志这样的混蛋变本加厉。”
方苏说：“要不然怎么样？人家可是县长啊，我怎么能斗得过？再说我就算斗得过他了，也救不了我父亲，甚至可能让我父亲被判处更重的刑罚，那样子我就害了我父亲了。”
傅华看了一眼方苏，他心中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便讥讽的说道：“那你那一晚就不该逃跑啊，如果那一晚你让常志遂了心愿，也许你父亲现在都已经被放出来了。”
方苏脸色一下子变了，她看了看傅华，说：“你不用用这种口吻来说话，是不是你看到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被人欺凌觉得很好笑啊？”
傅华意识到自己话说得有点过头了，他赶忙说：“不是，我是觉得你不应该这个样子听任常志欺凌。”
方苏苦笑了一下，说：“我们被人家欺负，我们无法反抗，那是我们没本事，这我承认，不过还轮不到傅先生你来嘲笑或者可怜我们。今天很感谢你，你的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现在请你离开。”
傅华被弄得越发不好意思了，赶忙道歉说：“对不起，我刚才话说得有些过分啦。”
方苏却一脸寒霜，说：“傅先生是帮我的，你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是我还没贱到分数，没让常县长遂了心愿，才找了这么多麻烦出来，谢谢你告诉了我这一点，现在请你离开。”
傅华还想分辨什么，却看到方苏已经是满眼含泪，一脸怒容，知道这个女人实在是气到了极点，自己如果再不离开，怕是她会大发作，便灰溜溜的离开了方苏的家。
回了驻京办的傅华满心恼火，他感觉方苏这个女人实在是莫名其妙，对待真正祸害他的人她不敢反抗，而对于一个帮她的人却是这种态度，自己不就是说错了一句话吗？至于这样难以接受吗？
过了一会儿，傅华平静了一些，又开始为方苏担心起来了，这个女人一个人又有脚伤，能照顾好自己吗？再是她说的也对，对于她们这些被欺凌的弱者，自己确实不应该用什么嘲讽的口吻去跟他说话，他们已经备受欺凌，所剩余的可能仅仅只有一点已经十分脆弱的自尊心了，自己说让方苏去遂了常志的心愿根本上就是把方苏的自尊踩到了脚底，自己这种态度根本就是有些高高在上的味道，什么给了自己这种凌驾于人的心理优势啊？自己这是怎么啦，难道在北京过了几年富裕的日子，就忘了自己的根本了吗？
傅华感觉脸上有些发热，他为自己的行径感觉有些羞愧。对了，是不是想点办法帮一帮方苏啊？自己在这里歉疚对方苏也是没什么作用的，如果能帮她解决掉了他父亲的麻烦，那才是真正的帮了她。
也不知道方苏的父亲叫什么名字，不过想来云山县也不有太多姓方的因为纺织厂的事情被检察院抓起来，方苏提过的信息已经足够傅华去了解这件事情的了。
傅华就打了电话给自己在海川检察院的一个朋友，让他帮助自己了解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姓方的厂长因为侵占国有资产被云山县检察院抓了，如果有就了解一下具体是怎么个情形。
朋友就说要跟云山县检察院问一下，然后才能给傅华回话，傅华说：“那好，我等你电话，你尽快啊。”
过了一会儿，朋友电话打了回来，说确实有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叫方山的纺织厂的厂长因为侵占国有资产被抓了起来。
傅华说：“那问题严重吗？”
朋友笑了一笑，说：“这要看怎么说，说严重也可以说严重，说不严重也可以说不严重。这个方山是你什么人啊？”
傅华说：“一个朋友，他的家里人让我帮问一下他的情况。”
朋友说：“严格说起来你这个朋友可能是有点冤枉的，他的纺织厂可能是当初为了经营上的方便，挂靠了纺织局，基本上纺织局也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投资，只是给了一个名头，纺织厂也每年缴纳一些管理费什么的，我记得最高法院当初有一个司法解释，这种情况这个纺织厂可以视为私营企业的。可能这个方山也一直拿这个企业当自己的家庭产业来对待，拿厂子的资产当自己家的。所以这个侵占国有资产的罪名有点不太还成立。不过地方上处理起来有些时候还是愿意把这种资产当成国有资产，尤其是那些经营好的没什么包袱的企业。”
傅华便明白朋友说的情形了，方山的纺织厂就是所谓的那种红帽子的企业。红帽子企业是一个十分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在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除了传统的国有企业，还诞生了一大批在国有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产权不甚清晰的所谓红帽子企业。红帽子企业是个历史遗留问题，随着这些企业的发展壮大，由于当初产权界定的不明，政府和创业者之间必然会产生关于企业的归属和创业之利益保证这件的争执，而争执不下将必然会产生像方山被抓这样的纠纷。
所谓红帽子企业，就是名为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实为私人企业。它是由私人投资经营，而以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的名义注册登记，或者挂靠在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之下的企业。这类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现象，因而也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
改革开放前，中国只有清一色的公有企业，即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开放开辟了市场化的进程，私人可以进入某些领域置产兴业。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有的领域不允许私人进入，而私人又冒名进入了；有的虽允许进入，但私人经营的政治风险太大，需要戴一顶公有的红帽子作为保护。于是，通过挂靠或者登记，就出现了产权名公实私的红帽子企业。这样做是一种理性选择，无可挑剔和指责。事实上，这些企业在增加劳动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创造社会财富以及推动改革进程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和贡献。因此，红帽子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是一种进步。
但是，作为一个过渡的办法，政府部门给私人企业戴一个红帽子，私人企业因此获得了经营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是存在一种先天不足的缺陷的，那就是当时没有对企业的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于是产权纠纷产生。
通常意义上，根据谁投资产权属于谁的原则，产权应该是投资者的。但当时确实有特殊的情况，企业也因为红帽子获得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好处了，也不能完全跟政府脱离掉关系，问题就复杂了。
看来常志还真是可以在方苏父亲的案子中起到一种主导作用，难怪他敢那么嚣张的去侵犯方苏。
明白了这些，傅华大致上也就知道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了，他再次找到了方苏家。
方苏开门看到是傅华来了，脸色沉沉的，说：“你还来干什么？钱到时候我会给你送到办公室去的。”
傅华陪笑着说：“对不起呀，我上次是口不择言，你就别生气了。”
方苏冷笑了一声，说：“什么上次口不择言，根本上你就是从心里看不起我。”
傅华说：“哪里，我怎么会看不起你呢？”
方苏说：“没有吗？你别装了，你衣着华丽，又开着好车，肯定还是个什么头头脑脑的，看到我这样的穷酸，还不是满心的轻蔑。告诉你我家里没出事的时候，我也是不差求你的。”
傅华笑了，说：“我没这个意思啊，我什么时候轻蔑过你啊？你看你让我办什么事情，我还不都是帮你办了吗？”
方苏说：“那是你可怜我而已。”
傅华说：“就算我可怜你，可也不代表我轻蔑你啊？”
方苏说：“别不承认了，难道你连一句真话都不敢承认吗？”
傅华说：“他敢！还没有王法了。”
方苏苦笑了一下，说：“王法可不是为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服务的，他是县长，在云山县就是王，还不是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
傅华说：“不会的，还有很多事情能管到他的，他不用嚣张，真要触犯了法律，他一样要为此承担一定的责任。”
方苏苦笑了一下，说：“你话说的好听，可这件事情你挑不出他什么毛病的，抓我父亲他们可以说是保护国有资产，他要非礼我那件事情，也没什么证人可以帮我做证，我真是不知道还可以怎么样去奈何他。哎，我们家都是平头百姓，我父亲的一些关系也都是云山县的官员，没有人能帮我的。”
18、方苏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让傅华不由得有些气愤，他说：“你不能这个样子啊，有些事情要自己去争取的，你这个样子只能纵容常志这样的混蛋变本加厉。”
方苏说：“要不然怎么样？人家可是县长啊，我怎么能斗得过？再说我就算斗得过他了，也救不了我父亲，甚至可能让我父亲被判处更重的刑罚，那样子我就害了我父亲了。”
傅华看了一眼方苏，他心中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便讥讽的说道：“那你那一晚就不该逃跑啊，如果那一晚你让常志遂了心愿，也许你父亲现在都已经被放出来了。”
方苏脸色一下子变了，她看了看傅华，说：“你不用用这种口吻来说话，是不是你看到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被人欺凌觉得很好笑啊？”
傅华意识到自己话说得有点过头了，他赶忙说：“不是，我是觉得你不应该这个样子听任常志欺凌。”
方苏苦笑了一下，说：“我们被人家欺负，我们无法反抗，那是我们没本事，这我承认，不过还轮不到傅先生你来嘲笑或者可怜我们。今天很感谢你，你的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现在请你离开。”
傅华被弄得越发不好意思了，赶忙道歉说：“对不起，我刚才话说得有些过分啦。”
方苏却一脸寒霜，说：“傅先生是帮我的，你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是我还没贱到分数，没让常县长遂了心愿，才找了这么多麻烦出来，谢谢你告诉了我这一点，现在请你离开。”
傅华还想分辨什么，却看到方苏已经是满眼含泪，一脸怒容，知道这个女人实在是气到了极点，自己如果再不离开，怕是她会大发作，便灰溜溜的离开了方苏的家。
回了驻京办的傅华满心恼火，他感觉方苏这个女人实在是莫名其妙，对待真正祸害他的人她不敢反抗，而对于一个帮她的人却是这种态度，自己不就是说错了一句话吗？至于这样难以接受吗？
过了一会儿，傅华平静了一些，又开始为方苏担心起来了，这个女人一个人又有脚伤，能照顾好自己吗？再是她说的也对，对于她们这些被欺凌的弱者，自己确实不应该用什么嘲讽的口吻去跟他说话，他们已经备受欺凌，所剩余的可能仅仅只有一点已经十分脆弱的自尊心了，自己说让方苏去遂了常志的心愿根本上就是把方苏的自尊踩到了脚底，自己这种态度根本就是有些高高在上的味道，什么给了自己这种凌驾于人的心理优势啊？自己这是怎么啦，难道在北京过了几年富裕的日子，就忘了自己的根本了吗？
傅华感觉脸上有些发热，他为自己的行径感觉有些羞愧。对了，是不是想点办法帮一帮方苏啊？自己在这里歉疚对方苏也是没什么作用的，如果能帮她解决掉了他父亲的麻烦，那才是真正的帮了她。
也不知道方苏的父亲叫什么名字，不过想来云山县也不有太多姓方的因为纺织厂的事情被检察院抓起来，方苏提过的信息已经足够傅华去了解这件事情的了。
傅华就打了电话给自己在海川检察院的一个朋友，让他帮助自己了解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姓方的厂长因为侵占国有资产被云山县检察院抓了，如果有就了解一下具体是怎么个情形。
朋友就说要跟云山县检察院问一下，然后才能给傅华回话，傅华说：“那好，我等你电话，你尽快啊。”
过了一会儿，朋友电话打了回来，说确实有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叫方山的纺织厂的厂长因为侵占国有资产被抓了起来。
傅华说：“那问题严重吗？”
朋友笑了一笑，说：“这要看怎么说，说严重也可以说严重，说不严重也可以说不严重。这个方山是你什么人啊？”
傅华说：“一个朋友，他的家里人让我帮问一下他的情况。”
朋友说：“严格说起来你这个朋友可能是有点冤枉的，他的纺织厂可能是当初为了经营上的方便，挂靠了纺织局，基本上纺织局也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投资，只是给了一个名头，纺织厂也每年缴纳一些管理费什么的，我记得最高法院当初有一个司法解释，这种情况这个纺织厂可以视为私营企业的。可能这个方山也一直拿这个企业当自己的家庭产业来对待，拿厂子的资产当自己家的。所以这个侵占国有资产的罪名有点不太还成立。不过地方上处理起来有些时候还是愿意把这种资产当成国有资产，尤其是那些经营好的没什么包袱的企业。”
傅华便明白朋友说的情形了，方山的纺织厂就是所谓的那种红帽子的企业。红帽子企业是一个十分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在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除了传统的国有企业，还诞生了一大批在国有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产权不甚清晰的所谓红帽子企业。红帽子企业是个历史遗留问题，随着这些企业的发展壮大，由于当初产权界定的不明，政府和创业者之间必然会产生关于企业的归属和创业之利益保证这件的争执，而争执不下将必然会产生像方山被抓这样的纠纷。
所谓红帽子企业，就是名为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实为私人企业。它是由私人投资经营，而以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的名义注册登记，或者挂靠在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之下的企业。这类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现象，因而也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
改革开放前，中国只有清一色的公有企业，即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开放开辟了市场化的进程，私人可以进入某些领域置产兴业。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有的领域不允许私人进入，而私人又冒名进入了；有的虽允许进入，但私人经营的政治风险太大，需要戴一顶公有的红帽子作为保护。于是，通过挂靠或者登记，就出现了产权名公实私的红帽子企业。这样做是一种理性选择，无可挑剔和指责。事实上，这些企业在增加劳动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创造社会财富以及推动改革进程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和贡献。因此，红帽子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是一种进步。
但是，作为一个过渡的办法，政府部门给私人企业戴一个红帽子，私人企业因此获得了经营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是存在一种先天不足的缺陷的，那就是当时没有对企业的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于是产权纠纷产生。
通常意义上，根据谁投资产权属于谁的原则，产权应该是投资者的。但当时确实有特殊的情况，企业也因为红帽子获得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好处了，也不能完全跟政府脱离掉关系，问题就复杂了。
看来常志还真是可以在方苏父亲的案子中起到一种主导作用，难怪他敢那么嚣张的去侵犯方苏。
明白了这些，傅华大致上也就知道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了，他再次找到了方苏家。
方苏开门看到是傅华来了，脸色沉沉的，说：“你还来干什么？钱到时候我会给你送到办公室去的。”
傅华陪笑着说：“对不起呀，我上次是口不择言，你就别生气了。”
方苏冷笑了一声，说：“什么上次口不择言，根本上你就是从心里看不起我。”
傅华说：“哪里，我怎么会看不起你呢？”
方苏说：“没有吗？你别装了，你衣着华丽，又开着好车，肯定还是个什么头头脑脑的，看到我这样的穷酸，还不是满心的轻蔑。告诉你我家里没出事的时候，我也是不差求你的。”
傅华笑了，说：“我没这个意思啊，我什么时候轻蔑过你啊？你看你让我办什么事情，我还不都是帮你办了吗？”
方苏说：“那是你可怜我而已。”
傅华说：“就算我可怜你，可也不代表我轻蔑你啊？”
方苏说：“别不承认了，难道你连一句真话都不敢承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