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完全不像急诊，人特别多。很多人不是来看病的，专程来输液的。”李女士告诉“医学界”，因肺部感染，其母亲需要输液治疗一周。但按照就诊医院规定，只有急诊能输液，且必须一天一挂号、一开药。
“医学界”向上海、北京、四川、江苏等多家三甲医院求证，发现皆有相关规定。
“医生和患者怨声载道，说是重复劳动。医生也觉得政策‘变态’，让我们打市民服务热线投诉。”李女士无奈地说。
输液流程复杂，
每天要挂号拿药
2021年五一前夕，李女士发现，感冒四五天的母亲病情在加重。于是，她携母来到离家较远但口碑好的一家大型三甲医院。
当天是工作日。李女士挂了一个门诊内科的号。医生根据拍片和血液检查结果，诊断为肺部感染。随后，医生告知李女士，其母的情况需要输液治疗。但按照医院抗菌药物管理要求，只有急诊医生有权限，能开具抗菌药物输液处方。
“医学界”从陕西省山阳县卫健局副局长徐毓才处获悉，对于输液问题，各地区、医疗机构陆续出台相关措施，以规范、约束这一医疗行为，但还未有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定。2016年以来，江苏、安徽、山西、浙江、内蒙古、四川、江西、广东、广西等多地出台政策，明确限制甚至全面叫停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门诊输液。在深圳龙岗区，禁止门诊输液的范围已延伸至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上海虽未出台政策，但不少医疗机构已主动取消门诊输液。
李女士又挂了一个急诊号。“门诊候诊，等了1个多小时。到急诊，重新排队、候诊，又是1个多小时。”李女士告诉“医学界”。
急诊医生大致问了下情况，开出处方单。但李女士发现，只给了一天的药，便问医生，要输多久、明天怎么办。医生回复：“要输一周。后面，每天先挂号来看一下，再开处方。”
针对李女士“多开几天药”的请求，医生称没办法。“电脑权限是锁掉的。想帮你们多开几天，也开不出来。”
该名医生还称，自己也受不了。“急诊很多人就是来挂号输液的。每天这么给病人解释。有些人不理解，还要和我们吵一架。”
李女士结合就诊记录说：“我对医院规定表示理解。但每天挂次急诊号，算上排队就诊、配药，耽误很多时间。我们早上8点多出门，到下午2点半才输上液。健康人都吃不消。”
第二天，李女士考虑到等待时间太长，对母亲病情不利，便带她到离家较近的一家三甲医院就诊。该院同样仅限急诊输液，且每天要挂号。
但让李女士欣慰的是，这家医院的急诊患者量明显少于此前医院。很快就看上了。急诊医生比对之前医院的检查和诊断结果问诊后，对输液处方稍作调整，就让李女士带母亲输液去了。
7天治疗后复查，医生称血象正常，后续口服药巩固即可。
“哪有输液一天就能好的病？”李女士告诉“医学界”，应该让上面看看，抗菌药物管理不能矫枉过正。
医院回应：
每天一挂号，是为评估病情
“医学界”联系涉事医院获悉，仅急诊输液，已执行很久。随后，“医学界”又联系北京、上海、四川、江苏、广东等6家医院，得到的答复都是急诊科当天挂号当天有效，仅开当天输液所需药物。
北京市某儿童专科医院告诉“医学界”，这其实涉及到一个诊疗过程。每天输液前挂号，那意味着用药前，坐诊医生会评估患者病情，根据变化，考虑是否要更改治疗方案。“尤其是小孩子，病情变化比较快，医生看下情况再用药，是出于慎重使用抗菌药物的考量。”
同时，多家医院表示，对可输液疾病也有明确规定。这与当地卫生主管部门相关规定有关。2014年8月，安徽省在全国率先提出53种不需要静脉输液的常见病清单，包括普通感冒、无高烧的急性支气管炎、轻度结肠炎、急性鼻炎、炎等。此后，这份53种常见病名单在广东、海南、广西等多地亦得到推广、实施。
广东相关规定还提出，只有在患者出现吞咽困难、严重吸收障碍，以及出现病情危重、发展迅速、药物在组织中宜达到高浓度才能紧急处理这三种情况下，才使用静脉输液。
原镇江市卫计委主任、医改专家林枫于2018年告诉媒体，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取消门诊输液，并不能理解为这些医疗机构就禁止输液。“急诊、住院、某些特殊疾病都可能用到输液治疗，但普通门诊存在大量的输液滥用。输液必须要严格做好管控，以避免出现相关医疗质量安全问题。”
输液或该去社区
根据目前公开资料，国内最早取消门诊输液的或是浙江省邵逸夫医院。该院1994年建立之初，曾就门诊输液有过争议。后在美方参与业务指导的院长坚持下，该院二十多年来未设置门诊输液室。
近几年，各地陆续有医院自行取消门诊输液服务。这一方面是要合理控制抗菌药物使用，另一方面是为减少输液服务量，将更多医疗精力转向疑难病、重病问诊，同时将需要输液但病情不是很严重的患者下沉到社区医院，推进分级诊疗。
有医生向“医学界”建议，类似李女士母亲的情况，可以去社区医院就诊输液，离家近，环境好，人也少。“基于过往就诊经历，我妈对社区医院不是很信任。”李女士说。
徐女士则表示，自己的母亲因久咳不愈至社区医院就诊，被诊断为肺部感染，输液一周，病情没有好转。随后，老人至三甲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肺癌晚期。
也有医生指出，若老人、孩子每天挂号输液不方便，或可考虑住院治疗。“我也想过住院。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医疗资源浪费？”李女士感慨。
林枫认为，医院取消普通门诊输液后，要做好流程再造，做好规范化诊疗，引导患者正确认识滥用输液和抗菌素的危害，以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医患矛盾和冲突。
目前，不少医院已在流程改造方面有所收获。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自2016年5月起，全面停止门诊输液。彼时急诊患者的输液流程需40分钟以上。此后，医院药学部改造急诊输液流程，简化工作环节，使患者就诊收费后至输液只需1530分钟，缩短输液等待时间。
此外，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推出输液患者次日预约制度，缓解挂号、排队等压力。
广东省某急诊科医生称，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急诊科首先是保证医疗安全，在此基础上尽量做到就医体验的便捷，医疗安全与就医便利相比，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在上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前，王贺胜最新任职显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湖北省委常委、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
其中，他于2016年8月就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而他在湖北的一连串头衔则来自于新冠疫情期间的临危受命。
2019年年底，武汉新冠疫情暴发，抗疫形势严峻。次年2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王贺胜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2天后，湖北省委常委会决定：免去张晋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刘英姿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上述两职务，由新到任的省委常委王贺胜同志兼任。
至此，王贺胜成为首个兼任省卫健委“一把手”的省委常委。2月10日、11日两天，他连续两次召开防控会议。
10日，他要求省卫生健康委要找准定位，进一步完善疾病防控组、医疗救治组、综合组等部门的职责任务，在“指导、督导、服务”三个关键层面上下功夫。同时，对“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切实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等提出要求。
11日的会议强调，在已制定的工作架构基础上，当前防控工作关键在于“落细落小落实”，从细节入手，确保务实管用，解决实际问题。
医学专业出身，理论实践两手抓两手硬！
坐镇湖北，于一团迷雾中迅速厘清线索抓住关键，得益于其过硬的公卫业务能力和丰富经验。公开资料显示，王贺胜大学本科毕业于天津医学院公共卫生专业，后在该校工作了近18年。
2008年5月，王贺胜出任天津市卫生局党高官，随即大力推进区域卫生规划，进一步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两个服务网底的功能定位。
可以说，王贺胜是理论与实践两手均能出成绩的实干型干部。也正因此，2020年2月15日国新办首次在湖北武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王贺胜的表现给全国人民吃了颗定心丸。
全程10分钟的湖北疫情防控基本介绍，尤其是涉及数字的地方全程脱稿。
整场发布会媒体记者一共提了7个问题，其中王贺胜主动回答了3个问题。
谈到具体措施时，他提出推动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精准管理，发挥基层的网格力量，使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确保不出现第二个武汉。
事实也证明，基层的防控到位是遏制疫情蔓延的关键。
履新后，王贺胜会在这个新成立机构中做出什么样令人期待的成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自去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初期病例上报不及时、湖北省卫健委的书记和主任在疫情的初期便双双被免职，所有一切，都凸显了我国疾控部门权责不明、职能定位模糊等问题，疾控体系改革呼声再起。
早在今年1月，就有接近cdc的人士向“医学界”透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正在筹划疾控体系改革方案，预计很快会出台。而备选方案之一，便是将国家卫健委下设的疾控局和cdc整合，组建一个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机构，和国家药监局、国家中医药局同级。
目前，涉及部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人员编制的“三定方案”还未出台。而根据现有消息，上述方案已被采纳，同被纳入新机构的，还有卫健委应急办、卫生健康监督中心。
“减少内耗，职能效率会更高。”一名cdc中层人员如此评价。
四名局长皆有医学背景
担任国家疾控局首任局长的王贺胜，是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此前主要负责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政医管等工作，曾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本科毕业于天津医学院公共卫生专业。
去年1月，新冠疫情暴发后，王贺胜作为中央指导组成员赴武汉指导工作。据报道，他带领前方工作组在武汉红十字会医院部署救治工作并看望医务人员，并负责交接联勤保障部队首批防疫物资运抵汉口火车站。去年2月，王贺胜兼任湖北省卫健委主任。
而疾控局的三位新任副局长，也有医学背景。
常继乐是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局长，曾担任原甘肃卫生厅副厅长、原卫生部人事司副司长，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
孙阳是国家卫健委应急办主任，曾任中日友好医院院长，有多年内科医生经历，是原卫生部医改办公立医院改革组组长、原卫计委医管中心主任。
沈洪兵则是一位流行病学专家，现任南京医科大学校长，201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从四位局长的履历中可以看出，新国家疾控局成立对医防结合的重视。前述cdc中层人员表示，结核病、职业病等疾病的防治都是有一部分在疾控中心、一部分在专科医院，“疾控局成立后，预防的地位将更加明确和加强，但和临床也必须保持良好沟通和协调。”
“医学界”向上海、北京、四川、江苏等多家三甲医院求证，发现皆有相关规定。
“医生和患者怨声载道，说是重复劳动。医生也觉得政策‘变态’，让我们打市民服务热线投诉。”李女士无奈地说。
输液流程复杂，
每天要挂号拿药
2021年五一前夕，李女士发现，感冒四五天的母亲病情在加重。于是，她携母来到离家较远但口碑好的一家大型三甲医院。
当天是工作日。李女士挂了一个门诊内科的号。医生根据拍片和血液检查结果，诊断为肺部感染。随后，医生告知李女士，其母的情况需要输液治疗。但按照医院抗菌药物管理要求，只有急诊医生有权限，能开具抗菌药物输液处方。
“医学界”从陕西省山阳县卫健局副局长徐毓才处获悉，对于输液问题，各地区、医疗机构陆续出台相关措施，以规范、约束这一医疗行为，但还未有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定。2016年以来，江苏、安徽、山西、浙江、内蒙古、四川、江西、广东、广西等多地出台政策，明确限制甚至全面叫停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门诊输液。在深圳龙岗区，禁止门诊输液的范围已延伸至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上海虽未出台政策，但不少医疗机构已主动取消门诊输液。
李女士又挂了一个急诊号。“门诊候诊，等了1个多小时。到急诊，重新排队、候诊，又是1个多小时。”李女士告诉“医学界”。
急诊医生大致问了下情况，开出处方单。但李女士发现，只给了一天的药，便问医生，要输多久、明天怎么办。医生回复：“要输一周。后面，每天先挂号来看一下，再开处方。”
针对李女士“多开几天药”的请求，医生称没办法。“电脑权限是锁掉的。想帮你们多开几天，也开不出来。”
该名医生还称，自己也受不了。“急诊很多人就是来挂号输液的。每天这么给病人解释。有些人不理解，还要和我们吵一架。”
李女士结合就诊记录说：“我对医院规定表示理解。但每天挂次急诊号，算上排队就诊、配药，耽误很多时间。我们早上8点多出门，到下午2点半才输上液。健康人都吃不消。”
第二天，李女士考虑到等待时间太长，对母亲病情不利，便带她到离家较近的一家三甲医院就诊。该院同样仅限急诊输液，且每天要挂号。
但让李女士欣慰的是，这家医院的急诊患者量明显少于此前医院。很快就看上了。急诊医生比对之前医院的检查和诊断结果问诊后，对输液处方稍作调整，就让李女士带母亲输液去了。
7天治疗后复查，医生称血象正常，后续口服药巩固即可。
“哪有输液一天就能好的病？”李女士告诉“医学界”，应该让上面看看，抗菌药物管理不能矫枉过正。
医院回应：
每天一挂号，是为评估病情
“医学界”联系涉事医院获悉，仅急诊输液，已执行很久。随后，“医学界”又联系北京、上海、四川、江苏、广东等6家医院，得到的答复都是急诊科当天挂号当天有效，仅开当天输液所需药物。
北京市某儿童专科医院告诉“医学界”，这其实涉及到一个诊疗过程。每天输液前挂号，那意味着用药前，坐诊医生会评估患者病情，根据变化，考虑是否要更改治疗方案。“尤其是小孩子，病情变化比较快，医生看下情况再用药，是出于慎重使用抗菌药物的考量。”
同时，多家医院表示，对可输液疾病也有明确规定。这与当地卫生主管部门相关规定有关。2014年8月，安徽省在全国率先提出53种不需要静脉输液的常见病清单，包括普通感冒、无高烧的急性支气管炎、轻度结肠炎、急性鼻炎、炎等。此后，这份53种常见病名单在广东、海南、广西等多地亦得到推广、实施。
广东相关规定还提出，只有在患者出现吞咽困难、严重吸收障碍，以及出现病情危重、发展迅速、药物在组织中宜达到高浓度才能紧急处理这三种情况下，才使用静脉输液。
原镇江市卫计委主任、医改专家林枫于2018年告诉媒体，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取消门诊输液，并不能理解为这些医疗机构就禁止输液。“急诊、住院、某些特殊疾病都可能用到输液治疗，但普通门诊存在大量的输液滥用。输液必须要严格做好管控，以避免出现相关医疗质量安全问题。”
输液或该去社区
根据目前公开资料，国内最早取消门诊输液的或是浙江省邵逸夫医院。该院1994年建立之初，曾就门诊输液有过争议。后在美方参与业务指导的院长坚持下，该院二十多年来未设置门诊输液室。
近几年，各地陆续有医院自行取消门诊输液服务。这一方面是要合理控制抗菌药物使用，另一方面是为减少输液服务量，将更多医疗精力转向疑难病、重病问诊，同时将需要输液但病情不是很严重的患者下沉到社区医院，推进分级诊疗。
有医生向“医学界”建议，类似李女士母亲的情况，可以去社区医院就诊输液，离家近，环境好，人也少。“基于过往就诊经历，我妈对社区医院不是很信任。”李女士说。
徐女士则表示，自己的母亲因久咳不愈至社区医院就诊，被诊断为肺部感染，输液一周，病情没有好转。随后，老人至三甲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肺癌晚期。
也有医生指出，若老人、孩子每天挂号输液不方便，或可考虑住院治疗。“我也想过住院。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医疗资源浪费？”李女士感慨。
林枫认为，医院取消普通门诊输液后，要做好流程再造，做好规范化诊疗，引导患者正确认识滥用输液和抗菌素的危害，以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医患矛盾和冲突。
目前，不少医院已在流程改造方面有所收获。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自2016年5月起，全面停止门诊输液。彼时急诊患者的输液流程需40分钟以上。此后，医院药学部改造急诊输液流程，简化工作环节，使患者就诊收费后至输液只需1530分钟，缩短输液等待时间。
此外，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推出输液患者次日预约制度，缓解挂号、排队等压力。
广东省某急诊科医生称，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急诊科首先是保证医疗安全，在此基础上尽量做到就医体验的便捷，医疗安全与就医便利相比，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在上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前，王贺胜最新任职显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湖北省委常委、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
其中，他于2016年8月就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而他在湖北的一连串头衔则来自于新冠疫情期间的临危受命。
2019年年底，武汉新冠疫情暴发，抗疫形势严峻。次年2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王贺胜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2天后，湖北省委常委会决定：免去张晋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刘英姿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上述两职务，由新到任的省委常委王贺胜同志兼任。
至此，王贺胜成为首个兼任省卫健委“一把手”的省委常委。2月10日、11日两天，他连续两次召开防控会议。
10日，他要求省卫生健康委要找准定位，进一步完善疾病防控组、医疗救治组、综合组等部门的职责任务，在“指导、督导、服务”三个关键层面上下功夫。同时，对“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切实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等提出要求。
11日的会议强调，在已制定的工作架构基础上，当前防控工作关键在于“落细落小落实”，从细节入手，确保务实管用，解决实际问题。
医学专业出身，理论实践两手抓两手硬！
坐镇湖北，于一团迷雾中迅速厘清线索抓住关键，得益于其过硬的公卫业务能力和丰富经验。公开资料显示，王贺胜大学本科毕业于天津医学院公共卫生专业，后在该校工作了近18年。
2008年5月，王贺胜出任天津市卫生局党高官，随即大力推进区域卫生规划，进一步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两个服务网底的功能定位。
可以说，王贺胜是理论与实践两手均能出成绩的实干型干部。也正因此，2020年2月15日国新办首次在湖北武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王贺胜的表现给全国人民吃了颗定心丸。
全程10分钟的湖北疫情防控基本介绍，尤其是涉及数字的地方全程脱稿。
整场发布会媒体记者一共提了7个问题，其中王贺胜主动回答了3个问题。
谈到具体措施时，他提出推动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精准管理，发挥基层的网格力量，使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确保不出现第二个武汉。
事实也证明，基层的防控到位是遏制疫情蔓延的关键。
履新后，王贺胜会在这个新成立机构中做出什么样令人期待的成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自去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初期病例上报不及时、湖北省卫健委的书记和主任在疫情的初期便双双被免职，所有一切，都凸显了我国疾控部门权责不明、职能定位模糊等问题，疾控体系改革呼声再起。
早在今年1月，就有接近cdc的人士向“医学界”透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正在筹划疾控体系改革方案，预计很快会出台。而备选方案之一，便是将国家卫健委下设的疾控局和cdc整合，组建一个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机构，和国家药监局、国家中医药局同级。
目前，涉及部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人员编制的“三定方案”还未出台。而根据现有消息，上述方案已被采纳，同被纳入新机构的，还有卫健委应急办、卫生健康监督中心。
“减少内耗，职能效率会更高。”一名cdc中层人员如此评价。
四名局长皆有医学背景
担任国家疾控局首任局长的王贺胜，是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此前主要负责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政医管等工作，曾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本科毕业于天津医学院公共卫生专业。
去年1月，新冠疫情暴发后，王贺胜作为中央指导组成员赴武汉指导工作。据报道，他带领前方工作组在武汉红十字会医院部署救治工作并看望医务人员，并负责交接联勤保障部队首批防疫物资运抵汉口火车站。去年2月，王贺胜兼任湖北省卫健委主任。
而疾控局的三位新任副局长，也有医学背景。
常继乐是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局长，曾担任原甘肃卫生厅副厅长、原卫生部人事司副司长，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
孙阳是国家卫健委应急办主任，曾任中日友好医院院长，有多年内科医生经历，是原卫生部医改办公立医院改革组组长、原卫计委医管中心主任。
沈洪兵则是一位流行病学专家，现任南京医科大学校长，201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从四位局长的履历中可以看出，新国家疾控局成立对医防结合的重视。前述cdc中层人员表示，结核病、职业病等疾病的防治都是有一部分在疾控中心、一部分在专科医院，“疾控局成立后，预防的地位将更加明确和加强，但和临床也必须保持良好沟通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