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已改】
2006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癌症疫苗——宫颈癌疫苗问世。专家指出，新疫苗的使用有可能在一代人中根除宫颈癌。
99.8%的宫颈癌是因人**状瘤病毒(hpv)而发生的，但今天的宫颈癌疫苗却不是用真正的病毒生产的，而是用1991年伊恩·弗雷泽博士和周健博士合作发明的病毒样颗粒生产的。这种颗粒不含病毒感染成分却能刺激身体产生免疫反应，这是人类医学史上的一项突破。然而，周健却未能亲眼看到这项研究成果造福人类。1999年，他在回国访问时突发疾病去世，年仅42岁。
周健夫人孙小依曾做过他8年的助手，1991年，孙小依亲手合成了第一个病毒样颗粒。从挪威到丹麦，几经周折，记者联系上了正在欧洲参加学术会议的她。在近两个小时的电话采访中，她回顾了周健的生命历程，她说：“周健其实只是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也是一个十分朴实的人，对我来说是一个称职的丈夫，对儿子来说是一个好爸爸，对科学工作来说他是一个认认真真的研究人员。”
“我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周健和孙小依都是杭州人，中学毕业后，他到工厂做工人，她到农村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两人同时考入温州医学院医学专业，大学五年，他们相识、相知、相恋。
“我们两人的性格完全不同，我比较好动，整天不是在操场上跑步就是参加各种文娱活动。他很安静，每天都拿着录音机专心学英语。他很喜欢我活泼的个性，我也羡慕他能专心致志取得优秀成绩。”孙小依说：“大学毕业后就自然地走到了一起，这也是一种缘分。”
1982年大学毕业后，周健考入浙江医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病理学家徐英含教授作病理学研究，天天在实验室工作得很晚。这时，孙小依在浙江省人民医院任眼科医生，家就在医科大的街对面，所以常常晚上到实验室帮周健做些细胞培养方面的工作。
周健用两年的时间读完了硕士，又考入河南医科大学攻读博士，导师沈琼教授是我国食管细胞学创始人，用组织学方法研究食道癌。两三个月后，周健有个想法：不再从组织胚胎学，而是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研究食道癌。孙小依曾担心沈琼不是研究分子生物学的，会不会反对周健的想法？但沈琼却对周健说：“你打破我的思想理念做分子生物学非常好，分子生物学我一点都不懂，但我可以送你到北京病毒所去学习。”
沈琼立即将周健介绍给了自己的同学、时任北京病毒所所长的曾毅，曾毅又将他介绍给北京病毒所副所长谷淑燕。当时谷淑燕刚从德国学习回来，正承担着国家“七五”攻关计划的几个项目，专门作hpv研究。孙小依说：“周健运气很好，谷老师非常喜欢他，手把手地教。谷老师是真正把他带入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hpv的启蒙人。”
1986年，博士毕业后的周健进入北京医科大学生物化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跟随病毒学家张乃蘅教授继续作hpv研究。这时，儿子周子晞刚出生，孙小依借调到了北医三院眼科工作。
1988年，周健申请到位于剑桥大学的英国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icrf)的肿瘤和病毒实验室作研究，并成为国际hpv研究先驱lionel crawford教授接收的第一位中国研究员。孙小依说：“周健极其幸运，lionel的实验室是国际hiv和分子生物学领域最顶尖的实验室之一，lionel也很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人。”
1998年，当周健在事业发展比较顺利、已经有了近10项发明专利时曾说：“我能取得一些成功全靠这一个个的老师，我真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crawford教授的实验室资金多、设备好，只要有想法就能做，周健在剑桥做的实验很有意义，但实在忙不过来了，他希望孙小依能到实验室帮忙。1989年，crawford给了孙小依一个访问学者的职位，在周健到剑桥后10个月，孙小依来到他身边，成为他的助手。但她没想到的是，这一做就是8年，并共同经历两人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剑桥偶遇
1985年，当周健在博士阶段专心研究hpv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伊恩·弗雷泽获得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博士学位后，通过阅读文献得知：宫颈癌是由hpv感染造成的，因此“希望能研制出一种疫苗……能够预防这种癌症”。
同年，弗雷泽到位于昆士兰大学的教学医院亚历山大公主医院创办了自己的免疫和癌症研究实验室，决定加入hpv和子宫颈癌疫苗的研究。这时的弗雷泽身兼数职：教学、临床医生和研究。1989年，他决定利用学术休假年到剑桥大学病理系的实验室进修，他所在的margaret stanley教授的实验室正好与lionel crawford的实验室毗邻，因此，“幸运地遇见了不久前来自中国的周健博士”，他说。
弗雷泽说，在剑桥，周健夫妇被称为“神奇的手指”，什么难事到他们手上总能行。孙小依说：“那时周健刚起步，我专心做他的助手。我们性格互补，他很有创造性、主意多，我比较有条理性、手巧，做细胞培养从未污染过，给我的任务我都能细心完成。我们不但在生活中互相理解，而且在实验室里也配合默契，他只要朝哪里看一眼，我就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同事都说我们俩配合得天衣无缝。”
“伊恩与周健在很多方面很相像，他们都很努力，”孙小依说，“每天早上一定是他们俩最早到实验室，晚上一定是最晚走。他们很合得来。”
弗雷泽说：“我们常常在喝咖啡时间相遇，并谈论彼此间如何合作来实现并验证一些新的设想。”
但由于种种原因两人没条件在剑桥进行太多的合作事情。当弗雷泽准备回澳大利亚时，他盛情邀请周健夫妇到昆士兰大学他所在的实验室一起工作。他已经申请到了不少经费，有条件继续深入研究。1990年，周健携全家来到了昆士兰。
孙小依说：“到昆大后我们还是接着做同样的题目，一点没有耽误时间，换实验室没有带来任何影响，进展很顺利。伊恩也一直支持我们。不到一年，周健这一最重要的创造发明就有了眉目。”
“我们真的合成了一个病毒!”
hpv是一个很小的病毒，直径45～55纳米。科学家们已经对这个病毒研究了几百年了，但从未在实验室中培养成功过，而且一旦寄存到宿主细胞后，它就会将自己的基因与宿主细胞的基因融合。因此，无法在体外看到完整的病毒颗粒，对它的研究进展受到了限制。
以前科学家们曾试了许多方法希望在体外培养这种病毒，周健和孙小依也一直在想方设法，但也都没有成功。孙小依说：“我们试了许多不同的方法，确实很难，作基础研究还是有些进展有文章可发表，但是对怎么看到这个病毒颗粒真的是无奈。”拿不到病毒，疫苗又从何谈起呢？
夫妻两人习惯在孩子睡觉后出去散步，周健往往走几步会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有时孙小依就记在手心，回实验室后进行试验。1990年年底的一天，他们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周健忽然说：“我们现有的l1、l2(hpv晚期蛋白、病毒壳膜的主要构成成分)表达很好，纯化得也不错，何不把这两个蛋白放到试管里加上一定条件，看看有没有结果？”孙小依说：“我当时就嘲笑他，哪有这种可能，将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行了？如果这么简单，几百年来别人早就看到病毒颗粒了，还能轮到我们吗？”
过了半个月，周健又问孙小依那个实验做了没有，孙小依说：“我当时是记下来了，但我觉得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在丈夫的第二次催促下，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按照他的思路，将两个现存的hpv晚期蛋白放在试管里，加一点这个，加一点那个，好像幼儿园小朋友做游戏一样，就这么简单”。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后，两人将合成好的东西拿到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结果一看，我们俩都傻眼了，真的是一个病毒颗粒合成了，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一个体外合成的病毒颗粒了!这真是惊喜的一刻”。
孙小依说：“这真是很幸运，我们赶紧将这个结果告诉伊恩，他高兴得嘴都合不拢。这是我们一辈子很兴奋的一个时刻，不经意间实现了这个突破。”
病毒学家都知道这个病毒样颗粒的重要性：这个颗粒是个空壳，里面没有病毒dna内核，所以没有感染性，但外壳上有很多抗原，进入身体后就会刺激免疫系统而产生抗体，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疫苗。
他们就用这个hpv病毒样颗粒作动物试验，动物体内出现了免疫反应。弗雷泽和周健将这一成果发表在1991年第185期的《病毒学》期刊上。1991年6月，昆士兰大学为这项发明成果申请了专利。当年7月，两人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状病毒国际会议上报告了这项成果。动物试验成功之后，开始转入人体临床试验。
英年早逝
当临床试验做到一个阶段时，昆士兰大学已无力支付昂贵的科研费用，就将部分专利卖给澳大利亚一家生物技术公司csl，由该公司接着做。但几年后又支撑不下去了，因为这阶段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做临床试验，需要更多的经费，于是部分专利又卖给了实力更雄厚的美国默克制药公司。
孙小依说：“在每一次疫苗专利买卖过程中，这些公司都要给昆大一笔数目很大的基金来继续作研究，我们实验室又拿到更多的经费，又能做更多的实验，所以这是一个正向循环，这是很激动人心的事。”
在弗雷泽的鼓励下，周健在作研究的同时也在攻读昆士兰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1994年，一位德国教授在美国芝加哥loyola医科大学成立了一个新的hpv研究室，周健又去挑战，他说：“人要不断流动，学习新的知识，武装自己。”在芝加哥，周健有了自己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他鼓励孙小依去参加芝加哥眼科资格考试，孙小依因此回到眼科临床。
1996年，昆士兰大学给周健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职位，他带着家人又回到了澳大利亚，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1998年，他获得3项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与医疗委员会(nhmrc)的经费，加上公司回馈作疫苗研究的经费，成为当时昆士兰大学历史上在一年内申请到nhmrc经费最多的一位研究人员。
宫颈癌疫苗的临床试验还在世界各地进行。每年3月，周健都回到温州医学院看在那里进行的临床试验。1999年的3月也不例外，但没有人会想到，这竟成了一次没有归途的旅程。
“周健的身体一直很好，出国十来年没有请过一天病假，他的勤奋是有目共睹的，他经常一周工作7天，日夜操劳。1999年2月，他整天坐在那里写基金申请书，写完后说‘我怎么这么累啊？’”孙小依说，“我就劝他休息，3月份就不要到温州了。但他坚持要去。”
1999年3月8日晚，刚到杭州不久的周健还给家里打电话，儿子在电话里说：“爸爸，这次回来你给我买什么礼物？给我买一个最新的lego(垒高拼装玩具)吧!”周健说：“没问题，我肯定给你买回来。”孙小依对儿子说：“爸爸太累了，让他早点休息。”
3月9日，周健因为感染性休克病重。3月10日，当孙小依带着周健的母亲和儿子从澳大利亚赶到杭州时，他却永远闭上了眼睛。8年后，孙小依还是悲痛难抑：“太突然了，至今都很难相信他真的离开我走了，很难接受。”
“四海之水难书痛情”
2006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癌症疫苗——宫颈癌疫苗问世。专家指出，新疫苗的使用有可能在一代人中根除宫颈癌。
99.8%的宫颈癌是因人**状瘤病毒(hpv)而发生的，但今天的宫颈癌疫苗却不是用真正的病毒生产的，而是用1991年伊恩·弗雷泽博士和周健博士合作发明的病毒样颗粒生产的。这种颗粒不含病毒感染成分却能刺激身体产生免疫反应，这是人类医学史上的一项突破。然而，周健却未能亲眼看到这项研究成果造福人类。1999年，他在回国访问时突发疾病去世，年仅42岁。
周健夫人孙小依曾做过他8年的助手，1991年，孙小依亲手合成了第一个病毒样颗粒。从挪威到丹麦，几经周折，记者联系上了正在欧洲参加学术会议的她。在近两个小时的电话采访中，她回顾了周健的生命历程，她说：“周健其实只是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也是一个十分朴实的人，对我来说是一个称职的丈夫，对儿子来说是一个好爸爸，对科学工作来说他是一个认认真真的研究人员。”
“我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周健和孙小依都是杭州人，中学毕业后，他到工厂做工人，她到农村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两人同时考入温州医学院医学专业，大学五年，他们相识、相知、相恋。
“我们两人的性格完全不同，我比较好动，整天不是在操场上跑步就是参加各种文娱活动。他很安静，每天都拿着录音机专心学英语。他很喜欢我活泼的个性，我也羡慕他能专心致志取得优秀成绩。”孙小依说：“大学毕业后就自然地走到了一起，这也是一种缘分。”
1982年大学毕业后，周健考入浙江医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病理学家徐英含教授作病理学研究，天天在实验室工作得很晚。这时，孙小依在浙江省人民医院任眼科医生，家就在医科大的街对面，所以常常晚上到实验室帮周健做些细胞培养方面的工作。
周健用两年的时间读完了硕士，又考入河南医科大学攻读博士，导师沈琼教授是我国食管细胞学创始人，用组织学方法研究食道癌。两三个月后，周健有个想法：不再从组织胚胎学，而是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研究食道癌。孙小依曾担心沈琼不是研究分子生物学的，会不会反对周健的想法？但沈琼却对周健说：“你打破我的思想理念做分子生物学非常好，分子生物学我一点都不懂，但我可以送你到北京病毒所去学习。”
沈琼立即将周健介绍给了自己的同学、时任北京病毒所所长的曾毅，曾毅又将他介绍给北京病毒所副所长谷淑燕。当时谷淑燕刚从德国学习回来，正承担着国家“七五”攻关计划的几个项目，专门作hpv研究。孙小依说：“周健运气很好，谷老师非常喜欢他，手把手地教。谷老师是真正把他带入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hpv的启蒙人。”
1986年，博士毕业后的周健进入北京医科大学生物化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跟随病毒学家张乃蘅教授继续作hpv研究。这时，儿子周子晞刚出生，孙小依借调到了北医三院眼科工作。
1988年，周健申请到位于剑桥大学的英国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icrf)的肿瘤和病毒实验室作研究，并成为国际hpv研究先驱lionel crawford教授接收的第一位中国研究员。孙小依说：“周健极其幸运，lionel的实验室是国际hiv和分子生物学领域最顶尖的实验室之一，lionel也很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人。”
1998年，当周健在事业发展比较顺利、已经有了近10项发明专利时曾说：“我能取得一些成功全靠这一个个的老师，我真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crawford教授的实验室资金多、设备好，只要有想法就能做，周健在剑桥做的实验很有意义，但实在忙不过来了，他希望孙小依能到实验室帮忙。1989年，crawford给了孙小依一个访问学者的职位，在周健到剑桥后10个月，孙小依来到他身边，成为他的助手。但她没想到的是，这一做就是8年，并共同经历两人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剑桥偶遇
1985年，当周健在博士阶段专心研究hpv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伊恩·弗雷泽获得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博士学位后，通过阅读文献得知：宫颈癌是由hpv感染造成的，因此“希望能研制出一种疫苗……能够预防这种癌症”。
同年，弗雷泽到位于昆士兰大学的教学医院亚历山大公主医院创办了自己的免疫和癌症研究实验室，决定加入hpv和子宫颈癌疫苗的研究。这时的弗雷泽身兼数职：教学、临床医生和研究。1989年，他决定利用学术休假年到剑桥大学病理系的实验室进修，他所在的margaret stanley教授的实验室正好与lionel crawford的实验室毗邻，因此，“幸运地遇见了不久前来自中国的周健博士”，他说。
弗雷泽说，在剑桥，周健夫妇被称为“神奇的手指”，什么难事到他们手上总能行。孙小依说：“那时周健刚起步，我专心做他的助手。我们性格互补，他很有创造性、主意多，我比较有条理性、手巧，做细胞培养从未污染过，给我的任务我都能细心完成。我们不但在生活中互相理解，而且在实验室里也配合默契，他只要朝哪里看一眼，我就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同事都说我们俩配合得天衣无缝。”
“伊恩与周健在很多方面很相像，他们都很努力，”孙小依说，“每天早上一定是他们俩最早到实验室，晚上一定是最晚走。他们很合得来。”
弗雷泽说：“我们常常在喝咖啡时间相遇，并谈论彼此间如何合作来实现并验证一些新的设想。”
但由于种种原因两人没条件在剑桥进行太多的合作事情。当弗雷泽准备回澳大利亚时，他盛情邀请周健夫妇到昆士兰大学他所在的实验室一起工作。他已经申请到了不少经费，有条件继续深入研究。1990年，周健携全家来到了昆士兰。
孙小依说：“到昆大后我们还是接着做同样的题目，一点没有耽误时间，换实验室没有带来任何影响，进展很顺利。伊恩也一直支持我们。不到一年，周健这一最重要的创造发明就有了眉目。”
“我们真的合成了一个病毒!”
hpv是一个很小的病毒，直径45～55纳米。科学家们已经对这个病毒研究了几百年了，但从未在实验室中培养成功过，而且一旦寄存到宿主细胞后，它就会将自己的基因与宿主细胞的基因融合。因此，无法在体外看到完整的病毒颗粒，对它的研究进展受到了限制。
以前科学家们曾试了许多方法希望在体外培养这种病毒，周健和孙小依也一直在想方设法，但也都没有成功。孙小依说：“我们试了许多不同的方法，确实很难，作基础研究还是有些进展有文章可发表，但是对怎么看到这个病毒颗粒真的是无奈。”拿不到病毒，疫苗又从何谈起呢？
夫妻两人习惯在孩子睡觉后出去散步，周健往往走几步会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有时孙小依就记在手心，回实验室后进行试验。1990年年底的一天，他们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周健忽然说：“我们现有的l1、l2(hpv晚期蛋白、病毒壳膜的主要构成成分)表达很好，纯化得也不错，何不把这两个蛋白放到试管里加上一定条件，看看有没有结果？”孙小依说：“我当时就嘲笑他，哪有这种可能，将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行了？如果这么简单，几百年来别人早就看到病毒颗粒了，还能轮到我们吗？”
过了半个月，周健又问孙小依那个实验做了没有，孙小依说：“我当时是记下来了，但我觉得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在丈夫的第二次催促下，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按照他的思路，将两个现存的hpv晚期蛋白放在试管里，加一点这个，加一点那个，好像幼儿园小朋友做游戏一样，就这么简单”。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后，两人将合成好的东西拿到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结果一看，我们俩都傻眼了，真的是一个病毒颗粒合成了，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一个体外合成的病毒颗粒了!这真是惊喜的一刻”。
孙小依说：“这真是很幸运，我们赶紧将这个结果告诉伊恩，他高兴得嘴都合不拢。这是我们一辈子很兴奋的一个时刻，不经意间实现了这个突破。”
病毒学家都知道这个病毒样颗粒的重要性：这个颗粒是个空壳，里面没有病毒dna内核，所以没有感染性，但外壳上有很多抗原，进入身体后就会刺激免疫系统而产生抗体，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疫苗。
他们就用这个hpv病毒样颗粒作动物试验，动物体内出现了免疫反应。弗雷泽和周健将这一成果发表在1991年第185期的《病毒学》期刊上。1991年6月，昆士兰大学为这项发明成果申请了专利。当年7月，两人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状病毒国际会议上报告了这项成果。动物试验成功之后，开始转入人体临床试验。
英年早逝
当临床试验做到一个阶段时，昆士兰大学已无力支付昂贵的科研费用，就将部分专利卖给澳大利亚一家生物技术公司csl，由该公司接着做。但几年后又支撑不下去了，因为这阶段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做临床试验，需要更多的经费，于是部分专利又卖给了实力更雄厚的美国默克制药公司。
孙小依说：“在每一次疫苗专利买卖过程中，这些公司都要给昆大一笔数目很大的基金来继续作研究，我们实验室又拿到更多的经费，又能做更多的实验，所以这是一个正向循环，这是很激动人心的事。”
在弗雷泽的鼓励下，周健在作研究的同时也在攻读昆士兰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1994年，一位德国教授在美国芝加哥loyola医科大学成立了一个新的hpv研究室，周健又去挑战，他说：“人要不断流动，学习新的知识，武装自己。”在芝加哥，周健有了自己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他鼓励孙小依去参加芝加哥眼科资格考试，孙小依因此回到眼科临床。
1996年，昆士兰大学给周健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职位，他带着家人又回到了澳大利亚，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1998年，他获得3项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与医疗委员会(nhmrc)的经费，加上公司回馈作疫苗研究的经费，成为当时昆士兰大学历史上在一年内申请到nhmrc经费最多的一位研究人员。
宫颈癌疫苗的临床试验还在世界各地进行。每年3月，周健都回到温州医学院看在那里进行的临床试验。1999年的3月也不例外，但没有人会想到，这竟成了一次没有归途的旅程。
“周健的身体一直很好，出国十来年没有请过一天病假，他的勤奋是有目共睹的，他经常一周工作7天，日夜操劳。1999年2月，他整天坐在那里写基金申请书，写完后说‘我怎么这么累啊？’”孙小依说，“我就劝他休息，3月份就不要到温州了。但他坚持要去。”
1999年3月8日晚，刚到杭州不久的周健还给家里打电话，儿子在电话里说：“爸爸，这次回来你给我买什么礼物？给我买一个最新的lego(垒高拼装玩具)吧!”周健说：“没问题，我肯定给你买回来。”孙小依对儿子说：“爸爸太累了，让他早点休息。”
3月9日，周健因为感染性休克病重。3月10日，当孙小依带着周健的母亲和儿子从澳大利亚赶到杭州时，他却永远闭上了眼睛。8年后，孙小依还是悲痛难抑：“太突然了，至今都很难相信他真的离开我走了，很难接受。”
“四海之水难书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