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范仲淹所谓的抑侥幸不追及过往，或许反弹还没有这么大，而宋朝冗官局面又必须要求裁减一批官吏。
说得简单一些就是，如果范仲淹能够做大蛋糕之后再进行分配，阻力会小一些，但是在存量蛋糕分配完毕，逼已经吃下蛋糕的人吐出来，这就让人不可接受了。
一干娘娘们很是委屈，因为在宋夏战争中，她们作出了不少的牺牲，甚至不少人还把自己娘家带过来的嫁妆给卖了助军。
在他们眼中，恩荫亲人是自己应得的，日后减少也就算了，已经恩荫过的还要罢免是几个意思。
娘娘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那些身居高位的宦官也就有了代表娘娘们说话的机会，当然目前为止也就是在外间放出一些风声而已，尚未到达触及赵祯改革决心的地步。
这里顺便说一下吕夷简**这一年的情况。他们这**可以说是范仲淹的反对派了。
三月份，吕夷简被罢相，领了一个司徒的虚职。九月份，在范仲淹上书言事后，吕夷简深感风雨欲来，以年老去位，离开了这个权力的染料场。
吕夷简离开了权力中枢，却并不代表吕夷简的势力消失，三月吕夷简罢相，赵祯以晏殊为次相(平章事兼枢密使),夏竦为枢密使,贾昌朝为参知政事。这都是吕夷简的派系。
哪怕是之后提拔范仲淹韩琦等人，赵祯也是一直在努力维持朝堂上的平衡。其实也算不得坏事，朝堂不能够只有一种声音，范仲淹改革也有不妥之处，有些不同意见也能够更好地进行改革。
前提是，不要变成党争！
随着石介等人不断给吕夷简**递刀子，基本上隔三差五地就有人弹劾范仲淹结党营私。
不过将所有罪过推给石介一个人也是不公平的。当初吕夷简与赵祯联手终结郭皇后，而范仲淹上书反对，梁子从那一刻就结下了。
接下来的数年内，范仲淹及其友人不断被打压，而且是无端被贬，只是因为正义直言，他们自然心生委屈，委屈之后进行反思，那就是朝堂之中出现了奸邪，自己可都是依照圣贤之言行事。
是的，在他们眼中自己所为皆是正义的。皇后不过是抓破了赵祯一点皮而已，至于废后吗？这根本算不上是正当理由。没有生下儿子的皇后也多了去了，刘娥不就是吗？哪里有因为皇后无子而废后的。
我们自上帝视角看问题，抛开个人情绪谈问题。
赵祯废黜郭皇后，是借废后之事宣布自己已经摆脱刘娥的阴影，开始独掌大权了。刘娥后期所作所为不少都已经超过了皇太后的限度，在赵祯眼中，所作所为合情合理，正好郭皇后送过来把柄。
吕夷简帮助赵祯废皇后，最重要的原因自然是明白赵祯废后之心已定，至于所谓与郭皇后有前仇之类不过是给赵祯背黑锅而已，在吕夷简眼中，自己还委屈嘞。
范仲淹的心情就不说了，或许他本人真的是铮铮谏臣，但是陪同他一起的，是否有卖直求名之辈，就不好说了。
每个人的眼中，自己都是对的，想要他们换位思考，自然是不可能的。结果就是一步步演变到了今日地步。又有谁愿意解开最开始的死结呢？
事实就是，范仲淹推行新政以来，吕夷简集团所为，已经事实上变成党争的范畴了。对手所为，不论对错，一律反对。逢异己者必反。
作为一切的操盘者，赵祯在事先便已经预料到了这个局面，内心自然毫无波澜。留吕夷简党人在朝里是让他们制衡范仲淹，又不是让他们彻底破坏改革。贬谪几个言官之后，朝廷清静许多。
赵祯自己刚刚以盛礼延请范仲淹直言，怎么能够因为“小人”而罢黜改革呢？岂不是惹来臣民百工讥笑。最关键的是，西夏战场的惨败，昭示着国中有不少积弊需要处置，将范仲淹贬了，吕夷简等人因循守旧，可不会推行改革。
这一点，赵祯心中还是有数的，国家危机在前，哪怕是范仲淹结党，也由他去，只要不要太过分就行了。
就这样，改革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开始前进，所有人都在等待，等待范仲淹的改革出现问题，到那个时候，再一齐出击，将之撕碎。
九月丁亥日，也就是二十四号，范仲淹好友滕宗谅由知庆州降为权知凤翔府，史书称“滕案”。这是范仲淹改革以来面临的第一个危机。
滕宗谅，字子京（就是《岳阳楼记》的主角），是范仲淹同榜进士，范仲淹数称其才，多次举荐。
话说滕宗谅知泾州时,西夏进犯，葛怀敏军败于定州，临近州县惶恐不安。滕宗谅知道泾州少兵缺将，就征发数千农夫，让他们穿上军服作为疑兵，又招募勇士出去侦察敌情。
范仲淹得知泾州危急的消息，立即率军队前往救援。当时宋军新败，军心不稳，滕宗谅于是杀牛摆酒犒劳泾州兵勇和范仲淹率领的援军，并在佛寺做法事祭奠定州阵亡的将士，做好抚恤事宜。事后范仲淹又举荐滕宗谅，以天章阁待制，知庆州。
接下来，“滕案”的关键人物来了，郑戬出任陕西四路都总管，驻防泾州，检点军费帐目，认为滕宗谅在泾州任上花费公钱十六万贯有问题，向朝廷举报滕宗谅枉费公用钱。
说起郑戬，此人既不是范仲淹**，也不说吕夷简**，在朝野上下还颇有声名，喜欢出风头，史书中说他“凭气近侠……喜出不意，独假贷细民，即豪宗大姓，绳治益急”。他未必是要反对范仲淹主持的新政，只是个人性情使然，认为自己又发现了需要惩治的贪官。
接下来的情况，也就不详细说明了，就是某某监察御史风闻此事，坚决主张弹劾滕宗谅。朝堂上一番扯皮，为彻查此事，派出去了钦差处理，唤作燕度，这钦差自然不会是范仲淹**之人，明面上并无派系。
燕度到邠州后,羁押涉案的滕宗谅及知情官吏,甚至牵连到名将狄青、种世衡。
以上便是“滕案”的经过。
说得简单一些就是，如果范仲淹能够做大蛋糕之后再进行分配，阻力会小一些，但是在存量蛋糕分配完毕，逼已经吃下蛋糕的人吐出来，这就让人不可接受了。
一干娘娘们很是委屈，因为在宋夏战争中，她们作出了不少的牺牲，甚至不少人还把自己娘家带过来的嫁妆给卖了助军。
在他们眼中，恩荫亲人是自己应得的，日后减少也就算了，已经恩荫过的还要罢免是几个意思。
娘娘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那些身居高位的宦官也就有了代表娘娘们说话的机会，当然目前为止也就是在外间放出一些风声而已，尚未到达触及赵祯改革决心的地步。
这里顺便说一下吕夷简**这一年的情况。他们这**可以说是范仲淹的反对派了。
三月份，吕夷简被罢相，领了一个司徒的虚职。九月份，在范仲淹上书言事后，吕夷简深感风雨欲来，以年老去位，离开了这个权力的染料场。
吕夷简离开了权力中枢，却并不代表吕夷简的势力消失，三月吕夷简罢相，赵祯以晏殊为次相(平章事兼枢密使),夏竦为枢密使,贾昌朝为参知政事。这都是吕夷简的派系。
哪怕是之后提拔范仲淹韩琦等人，赵祯也是一直在努力维持朝堂上的平衡。其实也算不得坏事，朝堂不能够只有一种声音，范仲淹改革也有不妥之处，有些不同意见也能够更好地进行改革。
前提是，不要变成党争！
随着石介等人不断给吕夷简**递刀子，基本上隔三差五地就有人弹劾范仲淹结党营私。
不过将所有罪过推给石介一个人也是不公平的。当初吕夷简与赵祯联手终结郭皇后，而范仲淹上书反对，梁子从那一刻就结下了。
接下来的数年内，范仲淹及其友人不断被打压，而且是无端被贬，只是因为正义直言，他们自然心生委屈，委屈之后进行反思，那就是朝堂之中出现了奸邪，自己可都是依照圣贤之言行事。
是的，在他们眼中自己所为皆是正义的。皇后不过是抓破了赵祯一点皮而已，至于废后吗？这根本算不上是正当理由。没有生下儿子的皇后也多了去了，刘娥不就是吗？哪里有因为皇后无子而废后的。
我们自上帝视角看问题，抛开个人情绪谈问题。
赵祯废黜郭皇后，是借废后之事宣布自己已经摆脱刘娥的阴影，开始独掌大权了。刘娥后期所作所为不少都已经超过了皇太后的限度，在赵祯眼中，所作所为合情合理，正好郭皇后送过来把柄。
吕夷简帮助赵祯废皇后，最重要的原因自然是明白赵祯废后之心已定，至于所谓与郭皇后有前仇之类不过是给赵祯背黑锅而已，在吕夷简眼中，自己还委屈嘞。
范仲淹的心情就不说了，或许他本人真的是铮铮谏臣，但是陪同他一起的，是否有卖直求名之辈，就不好说了。
每个人的眼中，自己都是对的，想要他们换位思考，自然是不可能的。结果就是一步步演变到了今日地步。又有谁愿意解开最开始的死结呢？
事实就是，范仲淹推行新政以来，吕夷简集团所为，已经事实上变成党争的范畴了。对手所为，不论对错，一律反对。逢异己者必反。
作为一切的操盘者，赵祯在事先便已经预料到了这个局面，内心自然毫无波澜。留吕夷简党人在朝里是让他们制衡范仲淹，又不是让他们彻底破坏改革。贬谪几个言官之后，朝廷清静许多。
赵祯自己刚刚以盛礼延请范仲淹直言，怎么能够因为“小人”而罢黜改革呢？岂不是惹来臣民百工讥笑。最关键的是，西夏战场的惨败，昭示着国中有不少积弊需要处置，将范仲淹贬了，吕夷简等人因循守旧，可不会推行改革。
这一点，赵祯心中还是有数的，国家危机在前，哪怕是范仲淹结党，也由他去，只要不要太过分就行了。
就这样，改革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开始前进，所有人都在等待，等待范仲淹的改革出现问题，到那个时候，再一齐出击，将之撕碎。
九月丁亥日，也就是二十四号，范仲淹好友滕宗谅由知庆州降为权知凤翔府，史书称“滕案”。这是范仲淹改革以来面临的第一个危机。
滕宗谅，字子京（就是《岳阳楼记》的主角），是范仲淹同榜进士，范仲淹数称其才，多次举荐。
话说滕宗谅知泾州时,西夏进犯，葛怀敏军败于定州，临近州县惶恐不安。滕宗谅知道泾州少兵缺将，就征发数千农夫，让他们穿上军服作为疑兵，又招募勇士出去侦察敌情。
范仲淹得知泾州危急的消息，立即率军队前往救援。当时宋军新败，军心不稳，滕宗谅于是杀牛摆酒犒劳泾州兵勇和范仲淹率领的援军，并在佛寺做法事祭奠定州阵亡的将士，做好抚恤事宜。事后范仲淹又举荐滕宗谅，以天章阁待制，知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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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郑戬，此人既不是范仲淹**，也不说吕夷简**，在朝野上下还颇有声名，喜欢出风头，史书中说他“凭气近侠……喜出不意，独假贷细民，即豪宗大姓，绳治益急”。他未必是要反对范仲淹主持的新政，只是个人性情使然，认为自己又发现了需要惩治的贪官。
接下来的情况，也就不详细说明了，就是某某监察御史风闻此事，坚决主张弹劾滕宗谅。朝堂上一番扯皮，为彻查此事，派出去了钦差处理，唤作燕度，这钦差自然不会是范仲淹**之人，明面上并无派系。
燕度到邠州后,羁押涉案的滕宗谅及知情官吏,甚至牵连到名将狄青、种世衡。
以上便是“滕案”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