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拜见赵祯和曹皇后的过程中，一切风平浪静，本就是双方互相妥协的结果，自然没有什么看不上的说法。曹皇后对待吕正心的态度，和对待曹婧的态度，几乎没有差别，一碗水端平，赵昕心中也暗自松了一口气。虽说曹皇后主持后宫多年，不会犯低级错误，但是一切平安无事那自然是最好的。
她们女人家聚在一起说着相夫教子的话，而赵祯则是将赵昕拉到一边，简单闲言两句之后，就很是自然地讨论到了国事上面。
今年北方，又是一轮大范围的干旱，好在干旱的等级不高，作物会减产，但是不至于绝产。
因为干旱这事，朝中有人再一次提出黄河回河的建议，当然这个建议自从黄河改道之后，年年都有，但是这一次呼声更加猛烈了，猛烈到赵祯也不得不将在之放在朝堂上进行讨论。
此时回河，好处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吸纳部分衣食无着的百姓，达到以工代赈的目的。其次是招纳受灾的百姓务工，可以花费更少的钱财，只需要管他们的温饱就可以了。最后一点，则是在相对干旱的时节回河，黄河水量相对较小，对新河道的冲击力较弱，增加回河的成功率。
关于回河的具体方针计策，前些年讨论地比较激烈的方案，比如回河横陇故道，回河商胡故道。经过这些年的实地考察后，都已经被排除，因为黄河泥沙之淤泥程度触目惊心，别说在这个时代以当下技术水平，哪怕是在后世，也根本不可能回河故道。因为难度就相当于重新开挖一段新的黄河河道。
所以，支持回河的朝臣们的主流观点已经变成了开六塔河。这个想法之前也介绍过，就是选取一条小河，扩宽河道，使之绕过泥沙淤积严重的地区，延续东汉以来的河流走向。
这个想法，你说异想天开吧，之前也不是没有人做过，而且就当下现状，这是符合更大群体的利益的。虽然难，但是总好过一直束手不去做来得好吧。
黄河改道，损失根本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了，受灾最严重的河北数十年积累一朝归零，而且因为失去黄河水灌溉，不少水利条件完善的上等土地荒废失效，更是影响未来的发展，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需要中央的转移支付。
但是宋朝中央朝廷在这个时候，扮演的角色其实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还加重了河北地区百姓的苦难。
庆历八年黄河改道之后，之后几年间又随便乱窜了几年，寻找地势地平的地方作为河道。而有一次就淹没了通济渠，影响了北上漕粮。
这些年通济渠已经完全堵塞，失去船运的能力，依靠车马转运，想想都让人头疼。而河北众所周知，驻扎着四十万的军团，防备契丹南下。少了，契丹铁骑可以一路直插汴京，畅通无阻，巨大的军事国防压力，注定这里裁减不了多少人马。不养活这些士兵，他们就会调转武器，先把汴京城里的上位者杀戮干净。
赵祯和宰臣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说起来，赵昕是真的无语，是让宫里的中使出钱和布帛去河北当地购买粮食作为军粮。大量货币投放入市场，而且还是粮食市场，结果会是如何？粮价以无法遏制的速度飞速上涨，去年的数字是朝廷用了三百万贯的钱买了八十万石的小麦和粟。（有御史弹劾说其中有中饱私囊的行为，多花了钱，两百万贯就能够买下这些粮食，但是最后也不了了之）
计算下来的结果，是平均一石小麦和粟，近四贯钱，即四千钱，假设真有中饱私囊的行为，市价也是一石两贯钱往上，是汴京小麦价格的一倍以上。看起来是不多，汴京一个工艺人一个月的收入就差不多，好像够一家温饱。是呀，后世北上广深的人月薪过万不如狗，三万两万也稀松平常。但是十八线城市的人平均收入呢？
汴京百姓之所以有这个收入，是建立在汴京工商业发达，百货流通的基础上的。也不要羡慕在汴京生活的人，因为百万级别的人口大城市，水井都被人承包了，连喝一口水都要出钱。若是在汴京没有自家房子，租房子住的话，单房租金一天上百钱再正常不过。长安居不易，汴京居同样不易。历史上苏辙当了宰相，还是长时间租房子住，临到退休才在京城购置下一个符合他身份地位的院子。
除却官方出钱购粮之外，也开放商人运粮，即所谓入中法，给茶引和盐引，送去多少粮食，就给多少贩卖盐茶的资格。
之所以让商人办事，是因为他们重视效率，利益当先，速度奇快，要是走朝廷的路子下拨万石粮食下去，可能人家兵变的刀子都砍过来了。但是利益当先的坏处，就是商人经过一番精密的利益考量之后，发现在河北当地购置粮食，自己还是有利可图的，要不在当地开垦土地以省却转运之费，即所谓商屯。这些做法无一都在冲击河北地区脆弱的市场。
试问哪年没有流民，哪年没有河北百姓向北逃窜去契丹国界，老百姓自己有腿，在这里活不下去，他们自然会寻找能够活下去的地方。结果就是抛荒的土地越来越多，河北军团的粮食越来越依靠内藏库购买和商人入中。
问题不是今年才有，问题也不是今年才暴露，所谓今年开河有着这般那般好处，全然没有把百姓当成人看待。
赵祯此番故意和赵昕说及此事，意思再简单不过：你老子我要进行大工程了，打钱！
顶层的博弈归根到底都要落实到利益上来，而利益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金钱。
赵昕的要求也很简单，钱可以给，但是我要人。河北百姓既然在当地活不下去了，放他们南下，南方缺人，不要说菲律宾群岛，就算是交趾，赵昕都填不满，大量人口短缺，即便是福建浙江等地的山区百姓移民过去，也依旧不够。
她们女人家聚在一起说着相夫教子的话，而赵祯则是将赵昕拉到一边，简单闲言两句之后，就很是自然地讨论到了国事上面。
今年北方，又是一轮大范围的干旱，好在干旱的等级不高，作物会减产，但是不至于绝产。
因为干旱这事，朝中有人再一次提出黄河回河的建议，当然这个建议自从黄河改道之后，年年都有，但是这一次呼声更加猛烈了，猛烈到赵祯也不得不将在之放在朝堂上进行讨论。
此时回河，好处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吸纳部分衣食无着的百姓，达到以工代赈的目的。其次是招纳受灾的百姓务工，可以花费更少的钱财，只需要管他们的温饱就可以了。最后一点，则是在相对干旱的时节回河，黄河水量相对较小，对新河道的冲击力较弱，增加回河的成功率。
关于回河的具体方针计策，前些年讨论地比较激烈的方案，比如回河横陇故道，回河商胡故道。经过这些年的实地考察后，都已经被排除，因为黄河泥沙之淤泥程度触目惊心，别说在这个时代以当下技术水平，哪怕是在后世，也根本不可能回河故道。因为难度就相当于重新开挖一段新的黄河河道。
所以，支持回河的朝臣们的主流观点已经变成了开六塔河。这个想法之前也介绍过，就是选取一条小河，扩宽河道，使之绕过泥沙淤积严重的地区，延续东汉以来的河流走向。
这个想法，你说异想天开吧，之前也不是没有人做过，而且就当下现状，这是符合更大群体的利益的。虽然难，但是总好过一直束手不去做来得好吧。
黄河改道，损失根本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了，受灾最严重的河北数十年积累一朝归零，而且因为失去黄河水灌溉，不少水利条件完善的上等土地荒废失效，更是影响未来的发展，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需要中央的转移支付。
但是宋朝中央朝廷在这个时候，扮演的角色其实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还加重了河北地区百姓的苦难。
庆历八年黄河改道之后，之后几年间又随便乱窜了几年，寻找地势地平的地方作为河道。而有一次就淹没了通济渠，影响了北上漕粮。
这些年通济渠已经完全堵塞，失去船运的能力，依靠车马转运，想想都让人头疼。而河北众所周知，驻扎着四十万的军团，防备契丹南下。少了，契丹铁骑可以一路直插汴京，畅通无阻，巨大的军事国防压力，注定这里裁减不了多少人马。不养活这些士兵，他们就会调转武器，先把汴京城里的上位者杀戮干净。
赵祯和宰臣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说起来，赵昕是真的无语，是让宫里的中使出钱和布帛去河北当地购买粮食作为军粮。大量货币投放入市场，而且还是粮食市场，结果会是如何？粮价以无法遏制的速度飞速上涨，去年的数字是朝廷用了三百万贯的钱买了八十万石的小麦和粟。（有御史弹劾说其中有中饱私囊的行为，多花了钱，两百万贯就能够买下这些粮食，但是最后也不了了之）
计算下来的结果，是平均一石小麦和粟，近四贯钱，即四千钱，假设真有中饱私囊的行为，市价也是一石两贯钱往上，是汴京小麦价格的一倍以上。看起来是不多，汴京一个工艺人一个月的收入就差不多，好像够一家温饱。是呀，后世北上广深的人月薪过万不如狗，三万两万也稀松平常。但是十八线城市的人平均收入呢？
汴京百姓之所以有这个收入，是建立在汴京工商业发达，百货流通的基础上的。也不要羡慕在汴京生活的人，因为百万级别的人口大城市，水井都被人承包了，连喝一口水都要出钱。若是在汴京没有自家房子，租房子住的话，单房租金一天上百钱再正常不过。长安居不易，汴京居同样不易。历史上苏辙当了宰相，还是长时间租房子住，临到退休才在京城购置下一个符合他身份地位的院子。
除却官方出钱购粮之外，也开放商人运粮，即所谓入中法，给茶引和盐引，送去多少粮食，就给多少贩卖盐茶的资格。
之所以让商人办事，是因为他们重视效率，利益当先，速度奇快，要是走朝廷的路子下拨万石粮食下去，可能人家兵变的刀子都砍过来了。但是利益当先的坏处，就是商人经过一番精密的利益考量之后，发现在河北当地购置粮食，自己还是有利可图的，要不在当地开垦土地以省却转运之费，即所谓商屯。这些做法无一都在冲击河北地区脆弱的市场。
试问哪年没有流民，哪年没有河北百姓向北逃窜去契丹国界，老百姓自己有腿，在这里活不下去，他们自然会寻找能够活下去的地方。结果就是抛荒的土地越来越多，河北军团的粮食越来越依靠内藏库购买和商人入中。
问题不是今年才有，问题也不是今年才暴露，所谓今年开河有着这般那般好处，全然没有把百姓当成人看待。
赵祯此番故意和赵昕说及此事，意思再简单不过：你老子我要进行大工程了，打钱！
顶层的博弈归根到底都要落实到利益上来，而利益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金钱。
赵昕的要求也很简单，钱可以给，但是我要人。河北百姓既然在当地活不下去了，放他们南下，南方缺人，不要说菲律宾群岛，就算是交趾，赵昕都填不满，大量人口短缺，即便是福建浙江等地的山区百姓移民过去，也依旧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