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乐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与陌生人用qq聊着。
“你是什么人？”苏乐问。
“你不用管我是谁，我知道孟元明离家出走的真正原因。”手机的屏幕闪动，昵称叫做“白云遮住了蓝天的脸”的号码发来消息。
“是什么？”苏乐问。
“安勇公司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做下杀人放火的勾当，孟元明不屑与这些垃圾生活在一起，所以选择离家出走。”
“能说的具体一些吗？”苏乐问。
“不能。”
“你知道是谁杀了孟元明吗？”苏乐问。
“没有证据，但我知道一定是安勇的人。”
“为什么怀疑安勇的人？”苏乐问。
“因为他们都是垃圾！”
“能不能具体说说原因？”苏乐问。
苏乐等了几分钟，发现对方的头像已经变成了灰色。苏乐依然不想放弃，他又写了一条信息发过去：
“如果想起什么，可以随时联系我。”
一个小时以后，苏乐、丁一然和谢原、田珊在又见面了。这次不在公安分局也不在拘留所，而是约在了一家叫做“听雨阁”的茶室里。
丁一然在征得田珊同意以后，打开了录音笔。四杯香茶摆在各人面前，使整个房间都充满了茶的香味。
“首先我想先说一声道歉，以前我不知道我先生到底做了什么，所以对你们隐瞒了一些事情。”田珊望了谢原一眼，对苏乐和丁一然点头致意。
谢原对田珊投去温柔与鼓励的目光。苏乐也点点头说：
“我们可以理解。”
“今天我在这里说的这些事情，我丈夫事先均不知情。我把这些事情说出来，一是为了可以尽快抓住凶手，洗清我丈夫的嫌疑。二是我也想给自己的丈夫一个交代。”田珊用手理了理额前的头发，开始讲起十几年前的一段往事。
就像袁怡欣说的那样。大学刚毕业，我父母确实一开始不同意我们的婚姻，但后来看到我们俩坚持，也就慢慢的接受了孟元明。后来双方的家长见了面，那时候大家已经都没有什么意见，就把婚期定在五一劳动节那天。
4月28号的那天晚上，本来我约好和怡欣一起去试婚纱，可是元明打电话来说有急事要见我。我说你到家里来找我吧，他却说要在我家旁边的小公园里见面。
我满腹狐疑的来到约定地点，看到元明垂头丧气的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于是我连忙跑过去问：
“元明，你怎么啦？”
元明抬起头，满脸都是泪水。我当时吓坏了，也不明所以的跟着他一起哭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擦干自己的泪水对我说：
“珊珊，我们不能结婚啦。”
我当时觉得自己的脑子嗡的一下好像变大了许多，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眼泪都忘记了流，只是呆呆的望着他。他颓废的又坐回到长椅上，对我讲述了原因。
他说他父亲的公司遇到了一些困难，需要他的合伙人贺多去摆平一些事情。可是贺多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元明娶贺多的女儿贺芳为妻。他的父亲开始的时候不同意，说是不能拿儿女们的婚姻做生意。但贺多威胁说，如果不同意婚事，他不仅不会去摆平麻烦，而且还要退出公司。
这那种情况下，如果贺多退出公司，对孟家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元明的父亲最终答应了贺多的要求。元明说他不同意父亲的决定，可父亲跪下来求他，而且还以死相逼。元明说他母亲走的早，自己与父亲相依为命，他实在无法拒绝父亲的请求。
当时望着他把这些话说完，我一个字也没有说，其实我也说不出一个字。他说完这些话就转身离开，我望着他的背影一直到什么也看不见。
后面的事我就不记得了。再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我是后来才知道，他确实在五一节那天结婚了，新娘是贺多的女儿贺芳。我见过那个小姑娘，长的很漂亮。
遇到我丈夫的时候，我其实还没有从那件事中走出来。田珊望了一眼谢原继续说。谢原对我非常好，很细心，很体贴，很温柔。我当时想自己不配拥有这么优秀的丈夫。可后来我丈夫向我求婚时，我还是答应了。我那个时候发誓一定要对他好，一生一世对他好。
刚结婚的那两年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两年，如果我不去开花店，或者不在步行街上开花店，我的生活该是多么的幸福。田珊说到这里，又深情的望了丈夫谢原一眼，嘴角流露出甜蜜的微笑。
花店刚开张没多久，中午的时候我忙过了饭点儿，见到对面有一家水饺店，就想过去吃几个饺子填饱肚子。就这样我又见到了他。
他告诉我他无法忍受公司那些卑鄙的经营手段，他说他与贺芳根本没有同过房，他说他离家出走了，再也不回那个家。
也许我丈夫或者你们都认为，我再次遇到孟元明是一件幸福的事，可那恰恰是我噩梦的开始。
我回到家里看到温柔体贴的丈夫，内心愧疚的不得了，同时又非常的担心丈夫会发现什么。当我见到孟元明的时候，一方面是对他的迷恋，另一方面是对他的憎恨。我终日生活在矛盾与恐惧之中，我的心没有一时一刻不是紧绷的。
在瑶瑶出生前我曾经坚定的认为她是谢原的孩子，否则我也不会生下她。可是孩子出生后，我发现瑶瑶的背上有一块和孟元明相同位置相同形状的胎记。我问过许多医生也查过许多资料，他们都说胎记遗传的几率很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我想这可能就是上天在惩罚我吧。
近一年多来，我更是感觉到自己像是生活在地狱中一样，因为我觉得我的丈夫正在渐渐的离我而去。他有时回家很晚，有时回家后又出去，有时喝很多酒回家，有时干脆就不回家。我不知道丈夫为什么有这种变化，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可能与我的女儿有关。
我曾经无数次的在一旁偷看丈夫看女儿的眼神，偷听他们之间的对话。丈夫开始傻傻的老远的盯着女儿看，他一看就是很长时间，如果你不去打扰他，他就像个木头一样的呆立在那里。我看到，看到父亲对女儿的爱，也看到父亲眼中的那一丝无奈。
“珊珊，你不要说了，别再说下去，我知道你是爱我的，知道你爱我们这个家。”谢原伸出双手按在田珊的手上，紧紧的握着握着。
田珊从谢原的手中抽出一只手，拿起桌上的纸巾擦了擦脸颊上的泪水，又重新去握住谢原的手。她继续说。
6月16号早晨水饺馆没有开门，我很早就发现了，我打电话给孟元明，电话显示无法接通。那日的白天我并没有太在意，可是晚上谢原去接我回家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谢原昨天晚上也出差没回家。我当时心里有点发毛，但也没望深处想。
17号早晨水饺馆依然没有开门。我看到孙大爷似乎报了警，苏警官去了现场。我打孟元明的电话，依然是无法接通，我当时觉得可能出事了，我惶恐的在店里一直盯着水饺馆那边的动静。
到了晚上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水饺馆的灯亮了，一个年轻人打开水饺馆的门进到了里面。这个年轻人我见过，是孟元明资助的一个学生。我后来看到孙大爷在外面敲门，后来又看到那个年轻人离去。
这时我想到孟元明给我说过，他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带来了上大学时用的笔记本电脑，电脑里有我和他的合影。孟元明还给我说过他把电脑放在了床下面的一个暗格里。他还给过我一把水饺馆的钥匙。我觉得我应该马上把电脑拿回来，如果他真的出了事，哪些照片是不能让别人看到的。于是我去了水饺馆，拿回了电脑以及装电脑的那个包。
到了夜里，好好在家睡觉的丈夫一去不回，然后又接到公安局的电话。我当时想我差不多全猜对了。当时的我完全几乎陷入了迷茫之中。
一宿没睡的我终于在天亮的时候想出了对策。我只有不承认认识孟元明，才是救我丈夫的唯一办法。非常庆幸的是，我的想法和我的丈夫是一致的。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你们竟然查到谢原的病历。这叫他彻底失去了抗争的底气，同时也叫他得到了解脱。
田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把脚边的一个双肩包拿到桌面上，对苏乐说：
“这就是我从孟元明床下拿来的包，这个包里的东西也许对你们有用。”
苏乐接过双肩包说了声谢谢。
“还有几句话是孟元明告诉我的，不知道对你们破案有没有用。”
“你说来听听。”苏乐说。
“孟元明曾经告诉我，安勇的人其实一直知道他在这里开水饺馆，但从来没有人来劝他回家。”
“哦，原来是这样。”
“孟元明还告诉我，安勇的律师来找过他，叫他签署一份文件。他说他没有签，而是签了另外一份文件给了律师。”
“那你知道是什么文件吗？”
“不知道。”
“那你知道律师是什么时候来找过他吗？”
“大概是8、9号的样子。”
“孟元明说过他有什么仇家吗？或者说他得罪过什么人吗？”苏乐问。
“没有。我觉得他如果有仇家或者得罪过什么人的话，那一定是安勇的人。”
“您为什么这样想？”苏乐问。
“没有为什么，女人的直觉而已。”
“你是什么人？”苏乐问。
“你不用管我是谁，我知道孟元明离家出走的真正原因。”手机的屏幕闪动，昵称叫做“白云遮住了蓝天的脸”的号码发来消息。
“是什么？”苏乐问。
“安勇公司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做下杀人放火的勾当，孟元明不屑与这些垃圾生活在一起，所以选择离家出走。”
“能说的具体一些吗？”苏乐问。
“不能。”
“你知道是谁杀了孟元明吗？”苏乐问。
“没有证据，但我知道一定是安勇的人。”
“为什么怀疑安勇的人？”苏乐问。
“因为他们都是垃圾！”
“能不能具体说说原因？”苏乐问。
苏乐等了几分钟，发现对方的头像已经变成了灰色。苏乐依然不想放弃，他又写了一条信息发过去：
“如果想起什么，可以随时联系我。”
一个小时以后，苏乐、丁一然和谢原、田珊在又见面了。这次不在公安分局也不在拘留所，而是约在了一家叫做“听雨阁”的茶室里。
丁一然在征得田珊同意以后，打开了录音笔。四杯香茶摆在各人面前，使整个房间都充满了茶的香味。
“首先我想先说一声道歉，以前我不知道我先生到底做了什么，所以对你们隐瞒了一些事情。”田珊望了谢原一眼，对苏乐和丁一然点头致意。
谢原对田珊投去温柔与鼓励的目光。苏乐也点点头说：
“我们可以理解。”
“今天我在这里说的这些事情，我丈夫事先均不知情。我把这些事情说出来，一是为了可以尽快抓住凶手，洗清我丈夫的嫌疑。二是我也想给自己的丈夫一个交代。”田珊用手理了理额前的头发，开始讲起十几年前的一段往事。
就像袁怡欣说的那样。大学刚毕业，我父母确实一开始不同意我们的婚姻，但后来看到我们俩坚持，也就慢慢的接受了孟元明。后来双方的家长见了面，那时候大家已经都没有什么意见，就把婚期定在五一劳动节那天。
4月28号的那天晚上，本来我约好和怡欣一起去试婚纱，可是元明打电话来说有急事要见我。我说你到家里来找我吧，他却说要在我家旁边的小公园里见面。
我满腹狐疑的来到约定地点，看到元明垂头丧气的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于是我连忙跑过去问：
“元明，你怎么啦？”
元明抬起头，满脸都是泪水。我当时吓坏了，也不明所以的跟着他一起哭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擦干自己的泪水对我说：
“珊珊，我们不能结婚啦。”
我当时觉得自己的脑子嗡的一下好像变大了许多，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眼泪都忘记了流，只是呆呆的望着他。他颓废的又坐回到长椅上，对我讲述了原因。
他说他父亲的公司遇到了一些困难，需要他的合伙人贺多去摆平一些事情。可是贺多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元明娶贺多的女儿贺芳为妻。他的父亲开始的时候不同意，说是不能拿儿女们的婚姻做生意。但贺多威胁说，如果不同意婚事，他不仅不会去摆平麻烦，而且还要退出公司。
这那种情况下，如果贺多退出公司，对孟家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元明的父亲最终答应了贺多的要求。元明说他不同意父亲的决定，可父亲跪下来求他，而且还以死相逼。元明说他母亲走的早，自己与父亲相依为命，他实在无法拒绝父亲的请求。
当时望着他把这些话说完，我一个字也没有说，其实我也说不出一个字。他说完这些话就转身离开，我望着他的背影一直到什么也看不见。
后面的事我就不记得了。再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我是后来才知道，他确实在五一节那天结婚了，新娘是贺多的女儿贺芳。我见过那个小姑娘，长的很漂亮。
遇到我丈夫的时候，我其实还没有从那件事中走出来。田珊望了一眼谢原继续说。谢原对我非常好，很细心，很体贴，很温柔。我当时想自己不配拥有这么优秀的丈夫。可后来我丈夫向我求婚时，我还是答应了。我那个时候发誓一定要对他好，一生一世对他好。
刚结婚的那两年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两年，如果我不去开花店，或者不在步行街上开花店，我的生活该是多么的幸福。田珊说到这里，又深情的望了丈夫谢原一眼，嘴角流露出甜蜜的微笑。
花店刚开张没多久，中午的时候我忙过了饭点儿，见到对面有一家水饺店，就想过去吃几个饺子填饱肚子。就这样我又见到了他。
他告诉我他无法忍受公司那些卑鄙的经营手段，他说他与贺芳根本没有同过房，他说他离家出走了，再也不回那个家。
也许我丈夫或者你们都认为，我再次遇到孟元明是一件幸福的事，可那恰恰是我噩梦的开始。
我回到家里看到温柔体贴的丈夫，内心愧疚的不得了，同时又非常的担心丈夫会发现什么。当我见到孟元明的时候，一方面是对他的迷恋，另一方面是对他的憎恨。我终日生活在矛盾与恐惧之中，我的心没有一时一刻不是紧绷的。
在瑶瑶出生前我曾经坚定的认为她是谢原的孩子，否则我也不会生下她。可是孩子出生后，我发现瑶瑶的背上有一块和孟元明相同位置相同形状的胎记。我问过许多医生也查过许多资料，他们都说胎记遗传的几率很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我想这可能就是上天在惩罚我吧。
近一年多来，我更是感觉到自己像是生活在地狱中一样，因为我觉得我的丈夫正在渐渐的离我而去。他有时回家很晚，有时回家后又出去，有时喝很多酒回家，有时干脆就不回家。我不知道丈夫为什么有这种变化，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可能与我的女儿有关。
我曾经无数次的在一旁偷看丈夫看女儿的眼神，偷听他们之间的对话。丈夫开始傻傻的老远的盯着女儿看，他一看就是很长时间，如果你不去打扰他，他就像个木头一样的呆立在那里。我看到，看到父亲对女儿的爱，也看到父亲眼中的那一丝无奈。
“珊珊，你不要说了，别再说下去，我知道你是爱我的，知道你爱我们这个家。”谢原伸出双手按在田珊的手上，紧紧的握着握着。
田珊从谢原的手中抽出一只手，拿起桌上的纸巾擦了擦脸颊上的泪水，又重新去握住谢原的手。她继续说。
6月16号早晨水饺馆没有开门，我很早就发现了，我打电话给孟元明，电话显示无法接通。那日的白天我并没有太在意，可是晚上谢原去接我回家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谢原昨天晚上也出差没回家。我当时心里有点发毛，但也没望深处想。
17号早晨水饺馆依然没有开门。我看到孙大爷似乎报了警，苏警官去了现场。我打孟元明的电话，依然是无法接通，我当时觉得可能出事了，我惶恐的在店里一直盯着水饺馆那边的动静。
到了晚上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水饺馆的灯亮了，一个年轻人打开水饺馆的门进到了里面。这个年轻人我见过，是孟元明资助的一个学生。我后来看到孙大爷在外面敲门，后来又看到那个年轻人离去。
这时我想到孟元明给我说过，他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带来了上大学时用的笔记本电脑，电脑里有我和他的合影。孟元明还给我说过他把电脑放在了床下面的一个暗格里。他还给过我一把水饺馆的钥匙。我觉得我应该马上把电脑拿回来，如果他真的出了事，哪些照片是不能让别人看到的。于是我去了水饺馆，拿回了电脑以及装电脑的那个包。
到了夜里，好好在家睡觉的丈夫一去不回，然后又接到公安局的电话。我当时想我差不多全猜对了。当时的我完全几乎陷入了迷茫之中。
一宿没睡的我终于在天亮的时候想出了对策。我只有不承认认识孟元明，才是救我丈夫的唯一办法。非常庆幸的是，我的想法和我的丈夫是一致的。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你们竟然查到谢原的病历。这叫他彻底失去了抗争的底气，同时也叫他得到了解脱。
田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把脚边的一个双肩包拿到桌面上，对苏乐说：
“这就是我从孟元明床下拿来的包，这个包里的东西也许对你们有用。”
苏乐接过双肩包说了声谢谢。
“还有几句话是孟元明告诉我的，不知道对你们破案有没有用。”
“你说来听听。”苏乐说。
“孟元明曾经告诉我，安勇的人其实一直知道他在这里开水饺馆，但从来没有人来劝他回家。”
“哦，原来是这样。”
“孟元明还告诉我，安勇的律师来找过他，叫他签署一份文件。他说他没有签，而是签了另外一份文件给了律师。”
“那你知道是什么文件吗？”
“不知道。”
“那你知道律师是什么时候来找过他吗？”
“大概是8、9号的样子。”
“孟元明说过他有什么仇家吗？或者说他得罪过什么人吗？”苏乐问。
“没有。我觉得他如果有仇家或者得罪过什么人的话，那一定是安勇的人。”
“您为什么这样想？”苏乐问。
“没有为什么，女人的直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