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公园奇遇(27)
    “武王伐纣的本质是王权战胜了神权!”660说的很坚决。
    姬周部族和殷商的矛盾由来已久,随着姬周部族的日益壮大,周成为西方诸侯之长,这终于引起了商代统治者的警觉,最终,季历被商王文丁软禁绝食而死。季历的死并没有打断姬周的发展势头,相反,他的儿子姬昌在各地网罗人才,明德慎罚,重视生产,姬周有实力不断蚕食殷商的诸侯国。
    双方在牧野展开对决。不料,那些奴隶及战俘纷纷倒戈,引领着周武王的军队冲入城中,商纣王见大势已去,在他往日寻欢作乐的鹿台自焚而亡。自此,商朝灭亡,大周兴起。
    周代商,是一起寻常的朝代更迭,但是,这里面的历史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改朝换代。
    当年,周文王被商纣王拘役于羑里的时候,将《易经》推演为六十四卦,这一成就,使周朝蒙上了浓重的神秘色彩。两年后,灭商时机来临,按照惯例,战前必然要占卜,连占三次,皆为大凶。姜子牙劝谏道,“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于是,号召天下诸侯共讨纣王。
    行军过程依然充满了“凶兆”,比如共头崩塌、旗杆折断等,皆被姜子牙及武王以众望所归、天命难违为由“糊弄”过去。
    到了朝歌城外的牧野,五万对十七万,兵力悬殊,且天气恶劣,在这种“大凶”征兆下,“天命”果然取得了胜利。
    因此,周代商,这其实是一个对抗殷商“占卜”政权的过程,更是一个人心向背、拥护天命的经历。这对于周代传统哲学观的创建提供了现实依据。
    公元前638年,曾经的前朝子民------宋襄公与楚成王为争夺中原霸权,宋楚两军在泓水遭遇。早已列好阵势的宋军,本可以趁楚军刚渡河、半渡之时、上岸未稳予以攻击。但打着“仁义”旗号的宋襄公一定要等楚军准备好才发起冲击。
    其实,宋襄公的这一系列操作,在当时是完全符合“军礼”的。
    周代商后,武王姬发的弟弟周公旦推出了“礼乐”制度,根据《周礼·春官》记载,其内容主要包括: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三千年前就是礼仪之邦了。
    严格说来,这些礼仪不是周代所创,它们在殷商甚至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它是在周代形成了一个独立运作的体系。这些“礼乐”,其实就是对人们行为规则的一些定义,它的本质目的是周代统治者出于治理社会的现实需要,因此,站在这个角度上讲,周礼是划分社会等级的一种标准。
    举个例子,天子和诸侯的祭祀,其祭品就不同,饮食亦是差距巨大。天子可以每天吃羊肉,诸侯只能逢初一十五。
    商代统治者凡事皆问神,站在这个角度上讲,商朝政权本质是一种宗教和神权的结合体。周代商后,打破了****这一传统,虽然周代统治者依然会占卜,但他们不会完全决断于占卜,而是会根据实际形势作出判断,而周礼体系的推出,正好填补了宗教、神权的缺位。(摘自《武王伐纣,绝非是改朝换代那么简单,它打破的是宗教神权结合体》)
    周武革命,打破了商朝天命永固的政权观念,证明了“天命无常”的天命观。商朝贵族往往强调殷商贵族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密切,甚至宣称他们的祖先就是上帝的子孙。《诗经、商颂》载:“有戎方将,帝立子生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肆宣传惟命不于常,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过去殷的先王有德,克配上帝。但后来的殷王“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而周王有德,故“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资大国殷之命”而大命文王。因此,天命归周,周王成了天之元子。周提出“以德配天”的口号,即是为取代商朝制造舆论,也是对神权法的动摇。
    周武革命,标志着中国“尊天事鬼”或“尊天事神”的文化开始转变了为“尊天事人”的思想,为周朝的仁政、民本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转型。范文澜先生认为“夏商之间的政治文物的变革,不像商周间那样剧烈,商周间大变革,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因此,周武革命,不仅是一场改朝换代的腥风血雨,还是一场文化上的革新,这就是周人宣称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武王伐纣:不仅是改朝换代,还是中国文明的转型》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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