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皇帝而言，他曾以为这一生自己最恨的应该是，把自己禁锢住的皇权。
但在濒死前的这一刻，他找到了自己最恨的东西——就是把皇权都死死禁锢住的礼法。
十岁登基之前，皇帝还是个皇子时，学到的东西是文韬武略，如何治国，如何成为明君。
十岁登基之后，皇帝是皇帝了，学的东西却成了如何尊崇礼法，如何“善用”能臣，如何“依赖”尊长。
李太后、张首辅和冯公公的组合对大明前途而言，确实立竿见影，朝中朝外乃至四海之外皆言“万历中兴”。
万历是皇帝的年号，可中兴的那十年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
“万岁，此处捺印。”“万岁，颁旨吧。”“皇帝，张相拟好的诏书就不必多看了。”“皇帝，这些老臣嘉靖朝就开始辅国，先都交由他们吧。”
处处是控制和压迫，反过来倒显得自己信任他们了。而且不信不行，所有的政令颁布下去，一切都变得有条不紊
那便都交由他们去吧，他还年轻的时候就在想，按年岁，总有能熬过这帮老头子的一天。
如今自己这样，像是也要溘然长逝了，竟然有些想念这些已故的老头子。
皇帝不是那种不能明辨是非的人，分得清好与坏，合理与荒唐。但长期处于一种被控制的状态下，某一日又突然解除，他就像那弹簧一样，不受控制地反弹回去。
他不是不愿意听朝臣的建议，也不是不乐于接纳他们的意见，只是惯性地拒绝。
惯性地在朝堂回绝部分大臣的提案之后，如果细想之下，又要改口接受，则会在另一拨人之中落一个“皇命颠倒再三”的说辞。
都说九五之尊，一言九鼎，但皇帝作为这一任一国之君，感受到的只有制衡、迁就和妥协。所以二十岁之后的每天，都感觉很累，不是体能上的疲倦，而是心力交瘁。
明明此时已经没有人能牵制他，但皇帝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像一具提线玩偶，被无数看不见的细线牵着，做无意识的动作，下不知所谓的令，还要对提线之人按年进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奖惩。
然而这些都不是全部，真正将皇帝击垮的，是暗藏在身后的、来自世人的诟病。
朝中，皇帝对百官些微顺从，就要被说无能；对百官强硬起来，则会被说视群臣为家奴。
他慢慢地在制衡之中，摸索出门道，进行无为而治，可又有声音说自己懒于政事。
下了朝，为了心境平和而修道，怎知忽然之间，消息传遍疆土之内，与正在大行其道的佛教相冲。众人又皆言四处设醮是为了大兴土木，把太仓银库当做私产。
皇帝到底也是一个人肉之躯，需要躲藏。其实在“争国本”之前，他就已经选好了藏身之处，藏身之处并非别处，正是未经许可不可进出的后宫。
在后宫之中，有的是能解除自己被万事折磨到委顿的方法——吃喝玩乐，无论哪一件，都是只要付出，立刻就能换来回报的事情。
不再受到任何束缚，放开心情。
张首辅离世，太后逐渐不问政事，一心修佛。以前两人强加给皇帝的节俭质朴，此刻当然不用再多加顾虑，国力充实，银库满当，这时不享乐，更待何时。
在后宫任意吃喝，不仅为饱腹，换着材料、变着法儿地吃喝，能让他感到加倍愉快，带着微醺感入睡，更让他觉得踏实；玩乐自不必谈，又有谁会对嬉戏取乐之事愁眉苦脸呢。
那就不问国事了吗，当然问啊，让朝臣来后宫。
后宫没有外朝那般的宽阔场地，所以别说百官，来二十人就能把一个后妃的寝宫塞得满满当当了。寝宫本是女儿之地，来议事的群臣站在脂粉之中，能如何是好？
所以渐渐的，只是有要事相禀的时候，相关之人来几个，便足矣；若有重大国事，加上内阁的几人，也就够了。
那段日子，是皇帝觉得最轻松惬意的时光，直到其他人再次找到能让自己头疼不止的新烦恼。
在后宫久住不出，和妃嫔同寝，难免要添下几位皇子、皇女。妃嫔诞下皇女则已，长成既不参政，还有可能进入寻常人家，过上富贵且平淡的日子。
皇子则不一样，诞下的那一刻开始，就会成为储君的备选，更可能是把握一国将来的掌舵人，也是群臣争相追捧的标的。
皇帝不上朝，不理杂政，处理各种政事的责任就会落于群臣，众人没有拿主意的人，就会像群龙无首。
说群龙无首，并不确切，龙性尊贵，会自立山头互不干扰。
群臣更像是群狼无首，狼性凶烈，一旦没有头领，便会相互撕咬，争个你死我活。
朝臣就是狼，区分派别的狼。他们中的一部分，大多不凭责任，仅以一己之利，拉帮结派，衡量一件事的价值；而另一方沉稳迂腐，万事以旧例为证，死守规矩不肯变通。
而反映在皇子身上，就是皇三子和皇长子的区别。
皇三子彼时未长成，看不出端倪，但他的生母——郑皇贵妃却是万中挑一、脑中有大局，又能兼顾全心全意对皇帝的人。这样的人养育出来的孩子，能不济到哪儿去。
而皇长子，且不论生母王恭妃一事，单论他个人，就并非储君的材料。
胆怯、懦弱乃人之常情，可若要一日为君，年纪尚小就已有出行事不磊落、徒有定性却无魄力的样子，将来到朝堂之上，连基本的制衡都难以做到。
因为猜想王恭妃的不忠，所以皇帝有意疏远景阳宫。而皇长子在这件事上，不经意间显露出的乖僻更是让皇帝失望透顶。
皇长子不能为储君，这是皇帝一直以来的想法；无奈自己在后宫之中发现的隐秘私事，又怎么能当着群臣的面一一说明，岂不辱了一国之君的面子。
自己和分崩离析的百官陷入这样的拉扯，各自之间，还能有什么心情处理国事？
但在濒死前的这一刻，他找到了自己最恨的东西——就是把皇权都死死禁锢住的礼法。
十岁登基之前，皇帝还是个皇子时，学到的东西是文韬武略，如何治国，如何成为明君。
十岁登基之后，皇帝是皇帝了，学的东西却成了如何尊崇礼法，如何“善用”能臣，如何“依赖”尊长。
李太后、张首辅和冯公公的组合对大明前途而言，确实立竿见影，朝中朝外乃至四海之外皆言“万历中兴”。
万历是皇帝的年号，可中兴的那十年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
“万岁，此处捺印。”“万岁，颁旨吧。”“皇帝，张相拟好的诏书就不必多看了。”“皇帝，这些老臣嘉靖朝就开始辅国，先都交由他们吧。”
处处是控制和压迫，反过来倒显得自己信任他们了。而且不信不行，所有的政令颁布下去，一切都变得有条不紊
那便都交由他们去吧，他还年轻的时候就在想，按年岁，总有能熬过这帮老头子的一天。
如今自己这样，像是也要溘然长逝了，竟然有些想念这些已故的老头子。
皇帝不是那种不能明辨是非的人，分得清好与坏，合理与荒唐。但长期处于一种被控制的状态下，某一日又突然解除，他就像那弹簧一样，不受控制地反弹回去。
他不是不愿意听朝臣的建议，也不是不乐于接纳他们的意见，只是惯性地拒绝。
惯性地在朝堂回绝部分大臣的提案之后，如果细想之下，又要改口接受，则会在另一拨人之中落一个“皇命颠倒再三”的说辞。
都说九五之尊，一言九鼎，但皇帝作为这一任一国之君，感受到的只有制衡、迁就和妥协。所以二十岁之后的每天，都感觉很累，不是体能上的疲倦，而是心力交瘁。
明明此时已经没有人能牵制他，但皇帝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像一具提线玩偶，被无数看不见的细线牵着，做无意识的动作，下不知所谓的令，还要对提线之人按年进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奖惩。
然而这些都不是全部，真正将皇帝击垮的，是暗藏在身后的、来自世人的诟病。
朝中，皇帝对百官些微顺从，就要被说无能；对百官强硬起来，则会被说视群臣为家奴。
他慢慢地在制衡之中，摸索出门道，进行无为而治，可又有声音说自己懒于政事。
下了朝，为了心境平和而修道，怎知忽然之间，消息传遍疆土之内，与正在大行其道的佛教相冲。众人又皆言四处设醮是为了大兴土木，把太仓银库当做私产。
皇帝到底也是一个人肉之躯，需要躲藏。其实在“争国本”之前，他就已经选好了藏身之处，藏身之处并非别处，正是未经许可不可进出的后宫。
在后宫之中，有的是能解除自己被万事折磨到委顿的方法——吃喝玩乐，无论哪一件，都是只要付出，立刻就能换来回报的事情。
不再受到任何束缚，放开心情。
张首辅离世，太后逐渐不问政事，一心修佛。以前两人强加给皇帝的节俭质朴，此刻当然不用再多加顾虑，国力充实，银库满当，这时不享乐，更待何时。
在后宫任意吃喝，不仅为饱腹，换着材料、变着法儿地吃喝，能让他感到加倍愉快，带着微醺感入睡，更让他觉得踏实；玩乐自不必谈，又有谁会对嬉戏取乐之事愁眉苦脸呢。
那就不问国事了吗，当然问啊，让朝臣来后宫。
后宫没有外朝那般的宽阔场地，所以别说百官，来二十人就能把一个后妃的寝宫塞得满满当当了。寝宫本是女儿之地，来议事的群臣站在脂粉之中，能如何是好？
所以渐渐的，只是有要事相禀的时候，相关之人来几个，便足矣；若有重大国事，加上内阁的几人，也就够了。
那段日子，是皇帝觉得最轻松惬意的时光，直到其他人再次找到能让自己头疼不止的新烦恼。
在后宫久住不出，和妃嫔同寝，难免要添下几位皇子、皇女。妃嫔诞下皇女则已，长成既不参政，还有可能进入寻常人家，过上富贵且平淡的日子。
皇子则不一样，诞下的那一刻开始，就会成为储君的备选，更可能是把握一国将来的掌舵人，也是群臣争相追捧的标的。
皇帝不上朝，不理杂政，处理各种政事的责任就会落于群臣，众人没有拿主意的人，就会像群龙无首。
说群龙无首，并不确切，龙性尊贵，会自立山头互不干扰。
群臣更像是群狼无首，狼性凶烈，一旦没有头领，便会相互撕咬，争个你死我活。
朝臣就是狼，区分派别的狼。他们中的一部分，大多不凭责任，仅以一己之利，拉帮结派，衡量一件事的价值；而另一方沉稳迂腐，万事以旧例为证，死守规矩不肯变通。
而反映在皇子身上，就是皇三子和皇长子的区别。
皇三子彼时未长成，看不出端倪，但他的生母——郑皇贵妃却是万中挑一、脑中有大局，又能兼顾全心全意对皇帝的人。这样的人养育出来的孩子，能不济到哪儿去。
而皇长子，且不论生母王恭妃一事，单论他个人，就并非储君的材料。
胆怯、懦弱乃人之常情，可若要一日为君，年纪尚小就已有出行事不磊落、徒有定性却无魄力的样子，将来到朝堂之上，连基本的制衡都难以做到。
因为猜想王恭妃的不忠，所以皇帝有意疏远景阳宫。而皇长子在这件事上，不经意间显露出的乖僻更是让皇帝失望透顶。
皇长子不能为储君，这是皇帝一直以来的想法；无奈自己在后宫之中发现的隐秘私事，又怎么能当着群臣的面一一说明，岂不辱了一国之君的面子。
自己和分崩离析的百官陷入这样的拉扯，各自之间，还能有什么心情处理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