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铁血兵王】第八百三十五章:日军撤退了(求订阅!、求月票、求一切!)
老蒋突然的掉链子无疑是对前线将士当头浇了一盆凉水,以薛岳为首的一大批军官对于重庆方面的决定很不满意,据理力争,要求死守长沙。
为了争取老蒋的支持,薛岳几乎每天都要直接与蒋通话,表达自己坚决抗敌,死而后已的决心。而对于麾下的这位悍将,老蒋也颇为耐心,开始还与薛岳通话,劝他“稍安勿躁,静待时机”。
但是薛岳本就是一个性格坚毅的人,怎么可能被老蒋说服。后来看到说服不了薛岳,老蒋就干脆不接他的电话了。
一心想抗击日寇的薛岳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没有办法,只好直接打电话去找蒋夫人宋美龄了。薛将军对宋美龄说,“请转告委员长,敌人再敢向我长沙逼近一步,我就要立即开打了!”
此话经宋美龄转告老蒋的耳朵里之后,蒋又急得连续向薛岳打电话,但薛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接电话了,只让参谋人员回话说:“薛长官上前沿阵地了,不知道何时能回来。”
无奈之下,老蒋只得让时任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以及国防部长陈诚前往长沙传达方案,并协助薛岳指挥作战。
白崇禧和陈诚在渌口以南一个小车站附近的小学校内临时搭设的指挥所里,见到了正在指挥作战的薛岳。传达了老蒋关于不守长沙的作战方案,但是薛岳却强调湖南所处战略地位重要,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作为军人,该誓死保卫它,而且薛岳还表示要与长沙共存亡。
白崇禧无奈,只好搬出老蒋,要其服从命令。但是薛岳依然不为所动,依然决定死守长沙。陈诚觉得这样争论下去无济于事,和白崇禧商量后决定将薛岳的意见报告给老蒋,以便重新做出裁决。
然而就在国民政府将帅之间就守不守长沙进行争执的时候,阿南维几命令渡过新墙河的日军尾随第五十二军等部而来,日军对于国民政府的守军是紧追不放,跟踪南下。
然而这时日军才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通往长沙的交通已经被军队和当地民众破坏殆尽了,令日军的机械化优势无从施展,只能在中国军队的屁股后面徒步跟进。
22日凌晨,日军迫近汨罗江北岸,第52军主力向汨罗江南岸转移。继而,日军开始架设浮桥,准备渡过汨罗江。但日军的第一次试渡被汨罗江南岸的守军打退了。
于是,日军便改变策略。他们派出一部分日军换上中国老百姓的服装,装扮成难民,在中国军队结合部的间隙中偷渡过江,窜到新市,准备里应外合,配合主力强渡。同一天,日军上村支队也由西向东进犯,并攻占了归义。第70军奉命对进占新市和归义的日军进行反击,但只克复了归义,新市仍被日军占领着。
23日,日军猛攻汨罗江南岸守军阵地,激战竟日,未能突破守军主阵地。此时,日军第33师团仍被第20军顽强阻击于幕阜山福石岭地区,日军企图在平江地区围歼第15集团军的计划破产。
但就在阿南维几为自己围歼第15集团军的计划破产而失望时,薛岳准备在长沙郊区与日军决战的作战方案终于得到了批准。
随后,第9战区按照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调整部署:以第2、第25、第195、第60、第77、第59师共6个师,埋伏于福临铺、上杉市、桥头驿地区和长沙及其以东地区;第70军转移至浏阳河以南株洲、渌口市等地,沿湘赣铁路和渌水布防;第4军占领湘潭、下摄司、渌口市之线;第79军一个师确保幕阜山根据地,2个师协同第20军攻击桃树港之日军第33师团。
25日,日军奈良支队经瓮江向平江迂回,准备策应其第33师团作战。日军第13师团、上村支队由汨罗江畔开始分路南进。上村支队在三姐桥、栗桥陷入第54军第14师、第50师伏击圈;第3师团一部1000余人在福临铺遭第195师伏击,均受到重创。
紧接着,由新市经金井南下的日军第6师团一部3000余人又在石门痕遭到第195师的伏击。数次遭到伏击的日军跌跌撞撞,本想继续南下,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一部日军于30日突破了中国军队在捞刀河的阵地,占领了长沙以北30多公里的永安市,这是日军此次南侵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坐镇咸宁指挥作战的阿南维几自此次会战打响以来,接到的几乎全是属下报捷的消息,自以为拿下长沙已是指日可待了。谁知,就在这时,战场形势突然发生急剧变化。
赣北日军硬是被中国军队给拖住了后腿,无法前进,而鄂南日军虽到达汨罗江上游,与湘北日军主力会合,但中国守军主力已经后撤;湘北日军在突破****两道防线后,中国守军已经不再死守阵地,而是采取且战且退的较为灵活的战术,而日军则开始不断遭到伏击,这令阿南维几大惑不解的同时有了一丝不安。
阿南维几自认对中国军队的情况非常了解,就连各个派系间的关系也都了如指掌。所以,对于此次作战,安慰奖是抱着必胜的信心的。他认为,武汉会战后中国守军的战斗力已日趋下降,不堪一击了。因此,在制定这次作战计划时,他的作战课是以1个大队等同于中国军队1个师的力量来计算战斗力的,而以前则通常以1个联队等同于中国军队1个师来计算。
阿南中将认为,如果把自己的空中优势和炮火优势加在一起,1个大队完全有把握击败中国守军的1个师。从以往的作战实践看,中国守军的1个师确实很少能打败日军的1个大队。
但是在此次作战中阿南维几不但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他还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当地民众的力量。
在会战开始前,当地民众在政府的组织下,和第九战区的军队相配合,把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已全部破坏,就连这一地区间的土地都被翻了一层,成为新土,从而使得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无从施展,其战斗力也就相应的减弱了,甚至后勤也不能完全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冲向长沙只能是冒险,阿南维几对于接下来的战斗充满了担心。
华中的日军在长沙地区陷入薛岳发明的天炉战法的围攻的同时,华北的日军也陷入了苦战。
绥察军区主力围攻逐鹿和下花园的消息传来,华北方面军上下震动,冈村宁次急忙命令各地的日军北上增援。
而就在同一天,绥察军区主力一部攻破静乐县城,日军第四十一师团主力第112联队、伪军第12师、骑兵第八团被全歼。绥察军区数万大军合兵于忻口城下,驻山西第一军不得不从寿阳等地抽调兵力增援忻口,准备与马铮所部在忻口城下一决高下。
与此同时,第二战区近二十万人从吕梁以及孝义等地出击,连下平遥、祁县、太谷等县,攻势很猛。所有人都看出来了,阎老西是逮住痛打落水狗的好机会了,那打的才叫一个狠,令筱冢义男中将恨得牙痒痒。
第一战区也没闲着,刘恩茂麾下的第15军终于按耐不住出手了,四万大军出洛阳进军中条山。而八路军120、129两个师十万余人也在冀南等地集结,邯郸、邢台周边县市连续遭到八路军主力的袭击,迫使日军不得不紧急收缩兵力,固守邯郸邢台这样的大城市以及铁路沿线。
一时间冀南各地的日伪军日子过得十分凄惨,只能龟缩在几个大城市瑟瑟发抖,反而是国民党部队以及八路军大行其道,在县乡之间频频活动。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总攻的时机已经成熟。马铮打算等长沙那边的战火再旺一些就命令部队对保定、石门等地的日军发动总攻,一举解决河北境内的日伪势力,甚至于还打算对山西境内的日伪军来一个关门打狗。
但就在马铮准备行动的时候,长沙前线却突然传来一个消息——日军撤退了。(未完待续。)
老蒋突然的掉链子无疑是对前线将士当头浇了一盆凉水,以薛岳为首的一大批军官对于重庆方面的决定很不满意,据理力争,要求死守长沙。
为了争取老蒋的支持,薛岳几乎每天都要直接与蒋通话,表达自己坚决抗敌,死而后已的决心。而对于麾下的这位悍将,老蒋也颇为耐心,开始还与薛岳通话,劝他“稍安勿躁,静待时机”。
但是薛岳本就是一个性格坚毅的人,怎么可能被老蒋说服。后来看到说服不了薛岳,老蒋就干脆不接他的电话了。
一心想抗击日寇的薛岳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没有办法,只好直接打电话去找蒋夫人宋美龄了。薛将军对宋美龄说,“请转告委员长,敌人再敢向我长沙逼近一步,我就要立即开打了!”
此话经宋美龄转告老蒋的耳朵里之后,蒋又急得连续向薛岳打电话,但薛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接电话了,只让参谋人员回话说:“薛长官上前沿阵地了,不知道何时能回来。”
无奈之下,老蒋只得让时任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以及国防部长陈诚前往长沙传达方案,并协助薛岳指挥作战。
白崇禧和陈诚在渌口以南一个小车站附近的小学校内临时搭设的指挥所里,见到了正在指挥作战的薛岳。传达了老蒋关于不守长沙的作战方案,但是薛岳却强调湖南所处战略地位重要,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作为军人,该誓死保卫它,而且薛岳还表示要与长沙共存亡。
白崇禧无奈,只好搬出老蒋,要其服从命令。但是薛岳依然不为所动,依然决定死守长沙。陈诚觉得这样争论下去无济于事,和白崇禧商量后决定将薛岳的意见报告给老蒋,以便重新做出裁决。
然而就在国民政府将帅之间就守不守长沙进行争执的时候,阿南维几命令渡过新墙河的日军尾随第五十二军等部而来,日军对于国民政府的守军是紧追不放,跟踪南下。
然而这时日军才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通往长沙的交通已经被军队和当地民众破坏殆尽了,令日军的机械化优势无从施展,只能在中国军队的屁股后面徒步跟进。
22日凌晨,日军迫近汨罗江北岸,第52军主力向汨罗江南岸转移。继而,日军开始架设浮桥,准备渡过汨罗江。但日军的第一次试渡被汨罗江南岸的守军打退了。
于是,日军便改变策略。他们派出一部分日军换上中国老百姓的服装,装扮成难民,在中国军队结合部的间隙中偷渡过江,窜到新市,准备里应外合,配合主力强渡。同一天,日军上村支队也由西向东进犯,并攻占了归义。第70军奉命对进占新市和归义的日军进行反击,但只克复了归义,新市仍被日军占领着。
23日,日军猛攻汨罗江南岸守军阵地,激战竟日,未能突破守军主阵地。此时,日军第33师团仍被第20军顽强阻击于幕阜山福石岭地区,日军企图在平江地区围歼第15集团军的计划破产。
但就在阿南维几为自己围歼第15集团军的计划破产而失望时,薛岳准备在长沙郊区与日军决战的作战方案终于得到了批准。
随后,第9战区按照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调整部署:以第2、第25、第195、第60、第77、第59师共6个师,埋伏于福临铺、上杉市、桥头驿地区和长沙及其以东地区;第70军转移至浏阳河以南株洲、渌口市等地,沿湘赣铁路和渌水布防;第4军占领湘潭、下摄司、渌口市之线;第79军一个师确保幕阜山根据地,2个师协同第20军攻击桃树港之日军第33师团。
25日,日军奈良支队经瓮江向平江迂回,准备策应其第33师团作战。日军第13师团、上村支队由汨罗江畔开始分路南进。上村支队在三姐桥、栗桥陷入第54军第14师、第50师伏击圈;第3师团一部1000余人在福临铺遭第195师伏击,均受到重创。
紧接着,由新市经金井南下的日军第6师团一部3000余人又在石门痕遭到第195师的伏击。数次遭到伏击的日军跌跌撞撞,本想继续南下,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一部日军于30日突破了中国军队在捞刀河的阵地,占领了长沙以北30多公里的永安市,这是日军此次南侵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坐镇咸宁指挥作战的阿南维几自此次会战打响以来,接到的几乎全是属下报捷的消息,自以为拿下长沙已是指日可待了。谁知,就在这时,战场形势突然发生急剧变化。
赣北日军硬是被中国军队给拖住了后腿,无法前进,而鄂南日军虽到达汨罗江上游,与湘北日军主力会合,但中国守军主力已经后撤;湘北日军在突破****两道防线后,中国守军已经不再死守阵地,而是采取且战且退的较为灵活的战术,而日军则开始不断遭到伏击,这令阿南维几大惑不解的同时有了一丝不安。
阿南维几自认对中国军队的情况非常了解,就连各个派系间的关系也都了如指掌。所以,对于此次作战,安慰奖是抱着必胜的信心的。他认为,武汉会战后中国守军的战斗力已日趋下降,不堪一击了。因此,在制定这次作战计划时,他的作战课是以1个大队等同于中国军队1个师的力量来计算战斗力的,而以前则通常以1个联队等同于中国军队1个师来计算。
阿南中将认为,如果把自己的空中优势和炮火优势加在一起,1个大队完全有把握击败中国守军的1个师。从以往的作战实践看,中国守军的1个师确实很少能打败日军的1个大队。
但是在此次作战中阿南维几不但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他还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当地民众的力量。
在会战开始前,当地民众在政府的组织下,和第九战区的军队相配合,把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已全部破坏,就连这一地区间的土地都被翻了一层,成为新土,从而使得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无从施展,其战斗力也就相应的减弱了,甚至后勤也不能完全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冲向长沙只能是冒险,阿南维几对于接下来的战斗充满了担心。
华中的日军在长沙地区陷入薛岳发明的天炉战法的围攻的同时,华北的日军也陷入了苦战。
绥察军区主力围攻逐鹿和下花园的消息传来,华北方面军上下震动,冈村宁次急忙命令各地的日军北上增援。
而就在同一天,绥察军区主力一部攻破静乐县城,日军第四十一师团主力第112联队、伪军第12师、骑兵第八团被全歼。绥察军区数万大军合兵于忻口城下,驻山西第一军不得不从寿阳等地抽调兵力增援忻口,准备与马铮所部在忻口城下一决高下。
与此同时,第二战区近二十万人从吕梁以及孝义等地出击,连下平遥、祁县、太谷等县,攻势很猛。所有人都看出来了,阎老西是逮住痛打落水狗的好机会了,那打的才叫一个狠,令筱冢义男中将恨得牙痒痒。
第一战区也没闲着,刘恩茂麾下的第15军终于按耐不住出手了,四万大军出洛阳进军中条山。而八路军120、129两个师十万余人也在冀南等地集结,邯郸、邢台周边县市连续遭到八路军主力的袭击,迫使日军不得不紧急收缩兵力,固守邯郸邢台这样的大城市以及铁路沿线。
一时间冀南各地的日伪军日子过得十分凄惨,只能龟缩在几个大城市瑟瑟发抖,反而是国民党部队以及八路军大行其道,在县乡之间频频活动。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总攻的时机已经成熟。马铮打算等长沙那边的战火再旺一些就命令部队对保定、石门等地的日军发动总攻,一举解决河北境内的日伪势力,甚至于还打算对山西境内的日伪军来一个关门打狗。
但就在马铮准备行动的时候,长沙前线却突然传来一个消息——日军撤退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