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下来差不多两年一个小孩儿的情况使得他家本来就困难的情况变得愈发得难捱。
而他为了尽可能地养活家里，就只好出去跑长途、跑夜车。
但是疲劳驾驶外加那天晚上下了瓢泼大雨的结果就是他撞死了人。
“我的车上装了很多东西。”那个中年男人捂着他那红得像是要滴血的眼睛说，“因为不管顾客要我运多少东西，只要没超过载重，那么都是一样的钱，所以他们都尽可能地往上塞……而这样的结果，就是大半夜的，当我意识到眼前有个人之后已经来不及踩刹车地撞上去了。”
“当时的你拨打120了吗？”那位警员是时皱着眉头问。
那人回答说，“打了，但是我当时太害怕了，所以只匆匆留了个案发地址就挂断了电话，又开车跑路了。”
那位警员闻言，记录的笔尖一顿，“所以你现在为什么又来自首了？”
“良心上过不去。”那人回答说，神情有些浑浑噩噩地搓了两下脸。
“毕竟我也有家人，与其让死者的家属哭天抢地地麻烦你们还他们一个公道，我再惶惶不安地过几天良心不安的日子，还不如我自己自首，直接接受法律的制裁。”
那人说这话的时候是满脸的懊恼。
而他露出的眼睛里密布着的红血丝、干裂的嘴唇、不知道多久没有好好刮过了的黑色胡茬，以及他那皲裂了的手，则都在向旁人倾诉着他那不易且饱经风霜的生活。
但是同情他是一回事，依法办事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位老人当天凌晨未经抢救地就死去了。
而对此甚至掏不出该有的医疗费和赔偿的卡车司机则被量刑地关进了监狱。
判罚那天，卡车司机的妻子手上牵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个，背上背着一个，边上还站着一个孩子给死者家属下了跪。
她声泪俱下地请求着那些人的原谅，并且再三保证等他们家宽裕一点之后一定会赔钱的。
死者的两个孩子痛哭着没有选择原谅，而且选择了继续上诉，以希冀给卡车司机判处一个不合法律规定的死刑。
她们泪流满面地说：“如果不是他撞人还逃逸了的话，我爸爸或许还能抢救回来的。”
然而医院方给出的证词是：假设卡车司机说的刚撞了人就给他们拨了电话的话是真的，那么就不存在逃逸致死这个情况。
因为他们在接到电话之后就立马火急火燎地赶往了现场，但是赶到的时候人却已经咽气很久了。
出席了审判现场的医院代表义正辞严地说：“考虑到大卡车的载重量问题，受害人很可能是当场就身亡了，只是被告当时慌了神地还是拨打了我们医院的电话。”
于是案件最后还是维持了原判。
纵然受害人家属有再多的不同意都没办法，毕竟律法的铁规放在那里。
而到那为止，所有人都以为这起案件已经结束了，直至今日这起新的案件的发生，他们才意识到他们或许是犯了大错。
那位警员自知失职地说：“案发那会儿下了暴雨，近海路那边的摄像头又都是用了很多年的，所以管理人员跟我们说那监控坏了的时候我们也没多想，只觉得反正也就是走个流程……”
那位越说声音越小地觉得心虚。
而相较于蒋择的略显烦躁的“啧”声，周一却并不觉得这有什么。
他在听过那人的话之后的第一反应其实是：既然警方都没觉得那位卡车司机的认罪状有什么问题，那位受害者的几个家属也都曾经哭着闹着地在庭上要求法官判处那人死刑，那么，拨开了迷雾假象，唯一醒悟了的人是谁？
那人又是怎么发现的事情的不对劲？
他们又是怎么把加害者的标签锁定在阚杰身上的？
在周一垂着眼睛地思忖着这些的时候，蒋择同样在思考这些事。
只不过在蒋择的想象版图里，无非就是两种可能：一是受害人的家属看着法院的判决书依旧不甘心地找人查了，结果却被人告知，受害人身上的伤痕不像是被卡车撞死的。
二是有个人目睹了现场，然后他告知了受害人家属。
或者是他目击到的这些内容撕开了他的某处尘封已久的伤疤，所以他代受害人家属惩罚了凶手。
但不论是这二者中的何者，等他们找到受害人家属问过话之后也就能明白了。
蒋择如是想到，没有再多说地拿着资料走人了，甚至没有同往常一样和蒋宏伟聊几句家长里短的话。
对此，重新坐回了警车里的周一有些意外地挑眉，暂时撇开了那起案件地看着蒋择问：“你这是……跟你爸闹矛盾了？”
蒋择托他自己正忙着开车，所以不用回头看着周一的眼睛的福，避重就轻地随口扯了一句谎，“宝贝，就算是要和我家老头儿寒暄也得看时候啊，这案子当头的，多聊一句都可能坏事儿。”
周一却不信，他反问道：“只是因为这个？”
蒋择“嗯”了一声，扯出个笑脸地问周一，“不然呢？”
周一对此斜挑了一下眉毛地没再追问。
尽管他不管怎么看，都觉得蒋择这回答更像是不想继续谈论这事了的意思。
但他想，这俩刚正不阿的人的吵架其实也常见，反正互相冷战一会儿也就好了。
而他为了尽可能地养活家里，就只好出去跑长途、跑夜车。
但是疲劳驾驶外加那天晚上下了瓢泼大雨的结果就是他撞死了人。
“我的车上装了很多东西。”那个中年男人捂着他那红得像是要滴血的眼睛说，“因为不管顾客要我运多少东西，只要没超过载重，那么都是一样的钱，所以他们都尽可能地往上塞……而这样的结果，就是大半夜的，当我意识到眼前有个人之后已经来不及踩刹车地撞上去了。”
“当时的你拨打120了吗？”那位警员是时皱着眉头问。
那人回答说，“打了，但是我当时太害怕了，所以只匆匆留了个案发地址就挂断了电话，又开车跑路了。”
那位警员闻言，记录的笔尖一顿，“所以你现在为什么又来自首了？”
“良心上过不去。”那人回答说，神情有些浑浑噩噩地搓了两下脸。
“毕竟我也有家人，与其让死者的家属哭天抢地地麻烦你们还他们一个公道，我再惶惶不安地过几天良心不安的日子，还不如我自己自首，直接接受法律的制裁。”
那人说这话的时候是满脸的懊恼。
而他露出的眼睛里密布着的红血丝、干裂的嘴唇、不知道多久没有好好刮过了的黑色胡茬，以及他那皲裂了的手，则都在向旁人倾诉着他那不易且饱经风霜的生活。
但是同情他是一回事，依法办事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位老人当天凌晨未经抢救地就死去了。
而对此甚至掏不出该有的医疗费和赔偿的卡车司机则被量刑地关进了监狱。
判罚那天，卡车司机的妻子手上牵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个，背上背着一个，边上还站着一个孩子给死者家属下了跪。
她声泪俱下地请求着那些人的原谅，并且再三保证等他们家宽裕一点之后一定会赔钱的。
死者的两个孩子痛哭着没有选择原谅，而且选择了继续上诉，以希冀给卡车司机判处一个不合法律规定的死刑。
她们泪流满面地说：“如果不是他撞人还逃逸了的话，我爸爸或许还能抢救回来的。”
然而医院方给出的证词是：假设卡车司机说的刚撞了人就给他们拨了电话的话是真的，那么就不存在逃逸致死这个情况。
因为他们在接到电话之后就立马火急火燎地赶往了现场，但是赶到的时候人却已经咽气很久了。
出席了审判现场的医院代表义正辞严地说：“考虑到大卡车的载重量问题，受害人很可能是当场就身亡了，只是被告当时慌了神地还是拨打了我们医院的电话。”
于是案件最后还是维持了原判。
纵然受害人家属有再多的不同意都没办法，毕竟律法的铁规放在那里。
而到那为止，所有人都以为这起案件已经结束了，直至今日这起新的案件的发生，他们才意识到他们或许是犯了大错。
那位警员自知失职地说：“案发那会儿下了暴雨，近海路那边的摄像头又都是用了很多年的，所以管理人员跟我们说那监控坏了的时候我们也没多想，只觉得反正也就是走个流程……”
那位越说声音越小地觉得心虚。
而相较于蒋择的略显烦躁的“啧”声，周一却并不觉得这有什么。
他在听过那人的话之后的第一反应其实是：既然警方都没觉得那位卡车司机的认罪状有什么问题，那位受害者的几个家属也都曾经哭着闹着地在庭上要求法官判处那人死刑，那么，拨开了迷雾假象，唯一醒悟了的人是谁？
那人又是怎么发现的事情的不对劲？
他们又是怎么把加害者的标签锁定在阚杰身上的？
在周一垂着眼睛地思忖着这些的时候，蒋择同样在思考这些事。
只不过在蒋择的想象版图里，无非就是两种可能：一是受害人的家属看着法院的判决书依旧不甘心地找人查了，结果却被人告知，受害人身上的伤痕不像是被卡车撞死的。
二是有个人目睹了现场，然后他告知了受害人家属。
或者是他目击到的这些内容撕开了他的某处尘封已久的伤疤，所以他代受害人家属惩罚了凶手。
但不论是这二者中的何者，等他们找到受害人家属问过话之后也就能明白了。
蒋择如是想到，没有再多说地拿着资料走人了，甚至没有同往常一样和蒋宏伟聊几句家长里短的话。
对此，重新坐回了警车里的周一有些意外地挑眉，暂时撇开了那起案件地看着蒋择问：“你这是……跟你爸闹矛盾了？”
蒋择托他自己正忙着开车，所以不用回头看着周一的眼睛的福，避重就轻地随口扯了一句谎，“宝贝，就算是要和我家老头儿寒暄也得看时候啊，这案子当头的，多聊一句都可能坏事儿。”
周一却不信，他反问道：“只是因为这个？”
蒋择“嗯”了一声，扯出个笑脸地问周一，“不然呢？”
周一对此斜挑了一下眉毛地没再追问。
尽管他不管怎么看，都觉得蒋择这回答更像是不想继续谈论这事了的意思。
但他想，这俩刚正不阿的人的吵架其实也常见，反正互相冷战一会儿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