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吱呀一声响,刘同进来了。
    没什么人支应他。大家管自做自己的事。孙武临窗而坐,把几日后要用的炸药放在脸盆里检验成分。丁立中、李作栋在屋子中间的小圆桌上给钞票加盖印章,起事后,可以散发给市民,建立革命军的信用;王伯雨在一旁整理文件,他还开了句玩笑“这些将来都是革命文献哩”
    邓玉麟出去购表未回。起事在即,时间统一是很重要的。
    宝善里这儿,刘同是常来常往的。大家并不讨厌他,但也没什么好欢迎的。因为他做不了什么大事。打个杂,跑个腿什么的,又不太好支使他。因为他是刘公的弟弟。
    革命党人的经费一向紧张。从前文学社成员多是士兵,于是收“月捐”每月征收会员的饷银的十分之一。共进会因为各种行业都有,不便征收月捐,只能靠会员自愿捐输,没有什么固定经费。
    1911年初,谭人凤奉黄兴命来湖北视察,曾交给共进会一千大洋。但还不上三四个月,这笔钱就花尽了。眼见十月的起事日期愈迫愈近,经费问题就变得更尖锐起来。
    会中主事者只好各寻各路,有人将家中田地卖掉,以充会费,有人去劝说过路行商,将所带货物捐献入会。总之五花八门,法宝出尽。焦达峰听居正谈到他家乡广济县达城庙有一尊“金菩萨”便约了几个人去盗佛。在六月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六个革命党人潜入庙里,取走了金佛。
    可惜,路上遇见了州里的捕快,怕事情败露,只好将金佛扔进水田里。也不知便宜了哪个农人。
    众人正叹惋之间,湖南同志邹永成来武汉,他一听说此事,立即献计,说他姑母住在武昌八卦井,家里很多金银首饰,何妨想法取来充革命经费。众人初时担心影响他们姑侄关系,但邹永成自己拍了胸膛,又想不妨革命成功后补报,便都允了。
    计策是找个人配制迷药,这事交给了第三十一标军医江芷兰。邹永成自己去买了瓶好酒,带着药酒去找姑母辞行。当日,孙武、邓玉麟守在邹永成姑母家外,只等里面叫声“倒也倒也”便冲进去搜取革命经费。
    哪知一顿饭由午时吃到未时,仍听到里面笑语喧哗,还有人叫“添酒,再炒个鸡蛋”好不容易等到邹永成红头涨脸地出来,只管摆手,说“药不灵,碍事”三人一同走回宝善里,路上大骂江芷兰医术太差,连副迷药都配不好。
    邹永成后来又生一计,将姑母幼子骗到汉口,再留信冒充匪人,勒索财物。这次终于到手了八百元。
    但革命是无底事业,八百元济得甚事?转手便空。那一段几个主事者日子艰难,孙武、邓玉麟、焦达峰将家中衣物,典当一空,每人只剩得一套内衫裤,每晚睡觉时脱下,便要孙武太太浆洗,第二天又好穿着。外衫更是只有一件公共的,谁要上街谁便穿出去。好在武昌天热,在家穿着内衫裤也能过。
    这种困境,直到刘公从襄阳来武昌,才得解决。
    刘公家是襄阳巨富,他本人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加入了同盟会,还在民报帮过忙。他的表兄陶德琨,新自美国留学归来,也是同盟会员。共进会一商议,决定举刘公为会长,经费也着落在他身上解决。
    刘公也有心捐助革命。无奈中国传统家庭,子女未析户别居,用度无碍,手里却没有大笔银钱。正好陶表兄从美国回来,两人便商定一计。由陶表兄出面去劝刘公的父亲刘子敬,给刘公捐个官,说“表弟是日本留学生,朝廷现正在重用留学人才,如能捐个资格,将来定做大官,总督大学士都是有望的,比不得那些只有银钱全无本事的捐班”
    刘子敬觉得有道理,便答应给刘公捐个道台,再加捐“遇缺即补”、“指省任用”的花样,算算大概也得一万多银子,陶表兄又添了许多油醋,终于说得老头子开出了二万两的银票。
    这二万两银子,给了共进会一万两充革命经费,这才能派人去上海、广州,买枪买炸弹。会中众人对刘公甚是感激,对他胞弟刘同,也就礼让三分。
    不料刘同大大咧咧,全不留心。孙武在脸盆里检验配制好的炸药,他倒好,吸着烟卷站在旁边看。顺手一掸烟灰,有火星落在了炸药上,呼哧一声,轰,整间屋子都溢满了浓烟!
    孙武离得最近,登时面部受伤,两眼不能视物,右手鲜血长流,清理文件的王伯雨隔得不远,被炸药灼伤右眼。李作栋、丁立中吓了一大跳,幸未受伤。刘同自己倒也没有伤着什么,只是熏了一脸黑。
    此时飞溅的炸药已将室中桌椅点燃,浓烟更是自窗户滚滚涌出,已经听见外面有人喊“救火”的声音。众人心知救火队与租界巡捕转眼便到,李作栋赶紧从衣架上扯下一件长衫,将孙武的头面蒙住,王伯雨也如法炮制,一伙人从后门冲出,去法租界同仁医院诊治。
    旁边的几间屋里还有共进会的人,这时一齐冲了进来,看看火势甚旺,只好先逃出去再说。会长刘公也在隔壁,他倒还未乱方寸,叫人务必将文件、名册带走,不要落在巡捕手里。
    谁知越忙越乱,文件柜的钥匙被上街买表的邓玉麟带走了!手边又没有斧头橇杆,此时亦顾不得许多,先撤吧!
    也是险过剃头,刚走到院子门口,一群俄国巡捕已经扑到。当头的一个用俄语大声喝问,看样子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刘公用长衫下摆遮住面庞,嚷了一声“煤油爆燃”向院里一指,也不管俄国巡捕听得懂听不懂,向外就走,众人随之冲出,巡捕倒也拦不住他们。只有落在最后面的几个人被捕。
    这一来,宝善里的炸药、旗帜、袖章、名册、文告、盖印纸钞,全落入俄国巡捕之手。共进会谋划经年,打算在数日后举事的大部分秘密准备工作,尽数暴露于清朝武昌政府面前。
    一个小时后,刘同在返回寓所取文件时被捕。刘公、邓玉麟、孙武都认为他保不住秘密,加之名册已经泄露,如今已是生死关头。“如果马上动手,还可死里求生。”孙武说。
    邓玉麟立即奔赴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那里是拟议中的军事指挥部。命令迅速拟出:起义,就在今晚!
    这是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八日,公历是1911年10月9日。
    但还是晚了一步,起义命令刚发出,小朝街已被大批巡防兵、督院卫兵包围,第八镇统制张彪亲自带队。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主要干部被捕。同被捕的还有四十多人。
    这是最恐怖的夜晚。军警四出,遍布武昌城中,同时通讯骑兵反复往返督署与兵营之间,起义计划既已全盘暴露,一旦缓过手来,督署必将在新军里按名搜捕。
    刘、彭、杨被捕后,即行审讯。湖广总督瑞澂已经认识到事情的重要程度。凌晨五时,一声炮响,三颗人头已经挂在督署东辕门外的旗杆上。
    天色渐亮。侦骑四出,被捕的士兵、商贾、报人、市民,一批批地送来督署。这两天,又不知多少颗人头会挂上这高高的旗杆。
    他们完了!张彪冷冷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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