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根据工作需要，我由德城区委组织部调到九三学社德州市委机关主持工作，并加入九三学社，成为具有双重身份的一名党派机关干部。几年来，我与社员们广交朋友，建立了浓厚的工作和私人情谊，年届八旬的德州学院张晓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张教授和许多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经历坎坷，他1925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怀来县沙城，亲历了抗日战争、北平解放、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时期，他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世界史专业毕业后，先后在山东大学、平原师范、恩城中学、德州教育学院、德州学院工作，1982年10月加入九三学社，现在德州学院离休。与张教授的初次见面是我到机关后不久的一次社内老同志座谈会上，当时我市九三学社成员只有30多人，其中离退休的就有13名。那次活动他很准时来参加了，他给我的印象是面容清瘦、双目有神、态度谦和、待人友善。
那年暑假期间，为了加强社员的联系，我想组织社员集体旅游，但由于社里经费有限，就得社员自费，由于是初次搞这类活动，不知道社员是否愿意参加，最后定的是到聊城一日游。结果出乎意料的是连社员及家属居然组织了近三十人，张教授和老伴也参加了。聊城是个历史文化名城，文物古迹众多，年近八十的张教授和我们一起游览东昌湖公园、山陕会馆，参观孔繁森纪念馆，还登上了光岳楼，每到一处，他兴致勃勃，尤其是对文史方面的人和事感兴趣，他给我们介绍傅斯年、季羡林、范筑先等聊城名人，使我们对聊城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有了更深的了解，他老伴何蒲英阿姨也拿着相机不失时机地拍照。
2003年春节后，我向张教授拜年时顺便提到：“你老是搞文史的，能不能抽时间写一写我们德州九三的史料啊？”他爽快地答应：“好，我试试吧”几个月后，他乘公交车来到机关，送来了他的文稿。一看，是他一笔一划写的洋洋洒洒达7000多言的走向民主党派的行列一文，文章写了他早年求学、工作的一些经历及在不同时期的思想，通过思想历程的变化最终选择了加入九三学社，他在文中写道：“我为什么最终参加了民主党派呢？我想自己虽趋年老还愿在余年发挥些余热。一个诗人曾写道‘夕阳无限好，何必惆怅到黄昏？’我应有个组织依靠。”文中还提到“文革”时期他在山东大学工作期间，与山东早期九三知名人士陆侃如、冯元君的交往，史料弥足珍贵。后来，我亲自将文稿打印电传至社省委机关刊物齐鲁社刊，不久刊登了出来，收到刊物后，我又专程给他送去五本，他十分高兴，说要送与亲友共享快乐。后来，他又陆续写了几篇回忆他伯父家大哥效孟(在台湾病逝)的文章，我也帮助他打印，寄给有关报刊。
在聊天中，我知道他尽管八十高龄，但仍然每天读书不辍，而且经常出入书店、书摊买书、淘书。他领我参观了他的书房，书架上、桌子上、床上到处是书，有数千本图书，既有学术性强的图书，也有当前书市流行的图书，很多书上有他写的批注，而且有许多是近期看过的，可见他的读书量有多大。他还订阅了中国老年报、老干部之家等报刊。因为我平时也非常喜欢看社科、文史、人物方面的图书，他就说你喜欢看，随便挑就行，我也就不客气地挑了四、五本书，如关于陈独秀、鲁讯、梁漱溟、沈从文等人的传记或者相关著作。后来，我每次还书，同时再借几本“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把我的好书百年国士（一套四本）、许德珩回忆录等给他捎去，去了我们就交流一下读书的体会，我们成了名符其实的书友。他的老伴何阿姨退休后在操持家务之余，不顾年老体弱仍抽时间撰写出版了长达8万多字的自传体纪实作品---我的回忆一书，张教授亲自撰写了前言。张教授还赠送给我一本，并郑重地签上他和何阿姨的名字。
有一次，张教授说家里有一些图书不常看了，是否通过社里捐给学校。我就建议他把书捐给德城区图书馆，因为我到该馆考察一个入社同志时听馆长说由于区财政困难，基本不拨购书经费，致使图书馆藏书少，不能正常开展业务。他欣然同意。经我联系，图书馆分管业务的周馆长和我们的社员齐艳军一起到张教授家举行了捐书仪式，给张教授颁发了捐书证书。张教授捐出100多本图书，其中有精装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斯大林全集，周馆长连连称赞说这种版本的图书现在很难找到，很有价值。当时德州日报的记者也去了，并以图片形式予以报道，起到良好社会影响。当时在交谈中还了解到，他老伴何阿姨爱好利用收集的各种树叶（干燥压平）和布头之类制作很有创意的贴画，如三个和尚没水吃、北雁南飞等，栩栩如生，叹为观止。报社生活版的记者获讯后专程前去采访并予以报道。前后不到一个月，张教授和老伴都上了报纸，一时在德州学院传为佳话。
每年市政协会议召开前，我们都发动社员积极撰写提案。由于张教授曾经是德州市（县级）政协委员，平时关注国家大事，经常看书看报看新闻，所以每次都写好几份提案，而且针对性也比较强，如反映离退休干部指定看病医院少不方便、建立扫雪机制、文物保护、城市管理等都被市政协立案，并得到答复。张教授对社里安排的事都非常认真地去做，如缴纳社费、对捐资助学活动捐款从不落后，今年还参加了社中央组织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社史知识竞赛”活动，看到他和其他老同志为了核对一个答案反复查找资料的认真劲，令人肃然起敬。
张教授家住三楼，有时我去以前先给他打个电话，所以每次到时，楼道的防盗门已经提前打开了。去年，他要到北京工作的儿子那里住一段时间，他就事先打电话告诉我，回来后他又及时通知我。有时他还怕我星期天到他家去时没人，他就提前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星期天要到旧书市场淘书。一个老者这么无微不至地为他人着想，使我非常感动。
社会上很多人认为九三学社高不可攀。但我感觉，九三学社更多的是集中了像张教授那样一批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谦虚好学、求真务实、忧国忧民等优秀品质，与九三人为伍无怨无悔。
张教授和许多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经历坎坷，他1925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怀来县沙城，亲历了抗日战争、北平解放、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时期，他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世界史专业毕业后，先后在山东大学、平原师范、恩城中学、德州教育学院、德州学院工作，1982年10月加入九三学社，现在德州学院离休。与张教授的初次见面是我到机关后不久的一次社内老同志座谈会上，当时我市九三学社成员只有30多人，其中离退休的就有13名。那次活动他很准时来参加了，他给我的印象是面容清瘦、双目有神、态度谦和、待人友善。
那年暑假期间，为了加强社员的联系，我想组织社员集体旅游，但由于社里经费有限，就得社员自费，由于是初次搞这类活动，不知道社员是否愿意参加，最后定的是到聊城一日游。结果出乎意料的是连社员及家属居然组织了近三十人，张教授和老伴也参加了。聊城是个历史文化名城，文物古迹众多，年近八十的张教授和我们一起游览东昌湖公园、山陕会馆，参观孔繁森纪念馆，还登上了光岳楼，每到一处，他兴致勃勃，尤其是对文史方面的人和事感兴趣，他给我们介绍傅斯年、季羡林、范筑先等聊城名人，使我们对聊城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有了更深的了解，他老伴何蒲英阿姨也拿着相机不失时机地拍照。
2003年春节后，我向张教授拜年时顺便提到：“你老是搞文史的，能不能抽时间写一写我们德州九三的史料啊？”他爽快地答应：“好，我试试吧”几个月后，他乘公交车来到机关，送来了他的文稿。一看，是他一笔一划写的洋洋洒洒达7000多言的走向民主党派的行列一文，文章写了他早年求学、工作的一些经历及在不同时期的思想，通过思想历程的变化最终选择了加入九三学社，他在文中写道：“我为什么最终参加了民主党派呢？我想自己虽趋年老还愿在余年发挥些余热。一个诗人曾写道‘夕阳无限好，何必惆怅到黄昏？’我应有个组织依靠。”文中还提到“文革”时期他在山东大学工作期间，与山东早期九三知名人士陆侃如、冯元君的交往，史料弥足珍贵。后来，我亲自将文稿打印电传至社省委机关刊物齐鲁社刊，不久刊登了出来，收到刊物后，我又专程给他送去五本，他十分高兴，说要送与亲友共享快乐。后来，他又陆续写了几篇回忆他伯父家大哥效孟(在台湾病逝)的文章，我也帮助他打印，寄给有关报刊。
在聊天中，我知道他尽管八十高龄，但仍然每天读书不辍，而且经常出入书店、书摊买书、淘书。他领我参观了他的书房，书架上、桌子上、床上到处是书，有数千本图书，既有学术性强的图书，也有当前书市流行的图书，很多书上有他写的批注，而且有许多是近期看过的，可见他的读书量有多大。他还订阅了中国老年报、老干部之家等报刊。因为我平时也非常喜欢看社科、文史、人物方面的图书，他就说你喜欢看，随便挑就行，我也就不客气地挑了四、五本书，如关于陈独秀、鲁讯、梁漱溟、沈从文等人的传记或者相关著作。后来，我每次还书，同时再借几本“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把我的好书百年国士（一套四本）、许德珩回忆录等给他捎去，去了我们就交流一下读书的体会，我们成了名符其实的书友。他的老伴何阿姨退休后在操持家务之余，不顾年老体弱仍抽时间撰写出版了长达8万多字的自传体纪实作品---我的回忆一书，张教授亲自撰写了前言。张教授还赠送给我一本，并郑重地签上他和何阿姨的名字。
有一次，张教授说家里有一些图书不常看了，是否通过社里捐给学校。我就建议他把书捐给德城区图书馆，因为我到该馆考察一个入社同志时听馆长说由于区财政困难，基本不拨购书经费，致使图书馆藏书少，不能正常开展业务。他欣然同意。经我联系，图书馆分管业务的周馆长和我们的社员齐艳军一起到张教授家举行了捐书仪式，给张教授颁发了捐书证书。张教授捐出100多本图书，其中有精装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斯大林全集，周馆长连连称赞说这种版本的图书现在很难找到，很有价值。当时德州日报的记者也去了，并以图片形式予以报道，起到良好社会影响。当时在交谈中还了解到，他老伴何阿姨爱好利用收集的各种树叶（干燥压平）和布头之类制作很有创意的贴画，如三个和尚没水吃、北雁南飞等，栩栩如生，叹为观止。报社生活版的记者获讯后专程前去采访并予以报道。前后不到一个月，张教授和老伴都上了报纸，一时在德州学院传为佳话。
每年市政协会议召开前，我们都发动社员积极撰写提案。由于张教授曾经是德州市（县级）政协委员，平时关注国家大事，经常看书看报看新闻，所以每次都写好几份提案，而且针对性也比较强，如反映离退休干部指定看病医院少不方便、建立扫雪机制、文物保护、城市管理等都被市政协立案，并得到答复。张教授对社里安排的事都非常认真地去做，如缴纳社费、对捐资助学活动捐款从不落后，今年还参加了社中央组织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社史知识竞赛”活动，看到他和其他老同志为了核对一个答案反复查找资料的认真劲，令人肃然起敬。
张教授家住三楼，有时我去以前先给他打个电话，所以每次到时，楼道的防盗门已经提前打开了。去年，他要到北京工作的儿子那里住一段时间，他就事先打电话告诉我，回来后他又及时通知我。有时他还怕我星期天到他家去时没人，他就提前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星期天要到旧书市场淘书。一个老者这么无微不至地为他人着想，使我非常感动。
社会上很多人认为九三学社高不可攀。但我感觉，九三学社更多的是集中了像张教授那样一批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谦虚好学、求真务实、忧国忧民等优秀品质，与九三人为伍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