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袁在后来的败笔，史学家们各抒已见。但是不可争议的是，他死后，手下的各军队首领将中国分割成各自的势力范围，由此在中国形成又一轮的军阀纷争。在1926年以前，这些军阀几乎一直无视名义上在北京统治这个国家的民国政府。他们残酷地掠夺农村，把中国拖进了野蛮的无政府动乱状态中。使得民国初期若干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时期之一。在西方列强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中国却出现了停滞不前，从此近代史上又落后几十年，中国一蹶不振。
以下几个因素可解释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几十年中所产生的这一悲惨结果。首先，中国幅员辽阔，这使得中国内地许多年来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内地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贮藏所，几十年来注重传统的文官候选人一直是从那里产生。他们组成的官僚阶层由知识分子构眈而这些知识分子专心于儒家经典著作，因而，他们更强调的是伦理原则，而不是手工技艺或战争技术。这一统治阶级因以下事实而进一步受到约束：陈佛教外，中国没有或几乎没有借用国外东西的传统。因此毫不奇怪，尽管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它的变化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其它国家。
不过，不能让官僚承担中国失败的全部责任。年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也应负部分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民国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却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些与他们从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观察、学习到的制度完全一样的制度。他们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对中国人民毫无意义。很快就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美国一位权威人士对这些不老练的政治家的这一失败作了生动的描写：“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基。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是的，从现代角度再来看民国初期的政治，特别是政治强人袁世凯之后的政局，才会发现：整个中央政府形如一盘散沙，没有谁有绝对的影响力及制约力，“城头变幻大王旗”。如果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如同现代的美国，这种分立是一件好事，可以有效防止一家独大，从而在日常国家事务的处理上相互约束。但是在一个充斥内忧外患、四分五裂的国家里，这种各自为政是十分危险的。欧美日竞相在中国寻找其代理人，会让中国继续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从而一蹶不振。
袁世凯彻底退出中央舞台后，他的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一职，而其麾下的大将段祺瑞则担任总理。虽然同属北洋阵营，两人却是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派系：直系与皖系。两位冤家在袁大总统尸骨未寒之际就正式翻脸，连带着各省的督军们也纷纷站队，从而形成中国近代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北洋军阀直奉两大派系。
这时候，直系势力主要分布在江苏、山东、北京、河北、江西，而皖系则占有陕西、安徽、浙江，以及段祺瑞连任七届陆军总长所培植起来的深厚的人脉和势力。除此之外，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运动”力量也将在广东组建护法政府并担任大元帅，与北方形成对峙。直系为英美所支持；皖系则由日本扶持；而广东政权，则同时与英日相呼应，但为国际社会主流所不承认。如果时空不转移的话，在不久后即倒向苏俄，从而形成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此时的奉系，尚未完成力量的整合，并未在政治舞台上有比较大的能量。但是前三者的纷争，标志着近代中国正式进入最混乱的军阀时代。
张汉卿也从穿越中清醒过来，正确地认识到现在的中国，不是模仿所谓共和的时候。散乱的中国，需要的是集权，需要的是能够统一全国的大军阀。同历代王朝更替一样，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个声音，一支只服务于中央的军队。他在现在的努力方向，应该是让他便宜老爸的势力更雄厚，从而达到这个目标。
张汉卿前生时对政治大势、历史发展倒是在行，对军事知识的了解也只限于看看《舰船知识》、《兵器知识》等杂志，或者在新浪网上和一帮愤青们纵横天下大势而已，另外由于对毛伟人的景仰，对他的军事思想有非常独特的欣赏。时代不同了，超前的军事素养并不一定会适合落后时代的军队。偶尔有新奇的点子或许会让人有提醍灌顶的感觉，但若是一味夸夸其谈，而不管现状，有落入纸上谈兵的风险。
再说他本人也只是在高中大学阶段受过两个月的军训，军事知识只能是高屋建瓴地“宣导”，倘若亲自来传授所谓“新时代的军事思想”，那就有点太看得起自己了。一句话，只能务虚的，不能来实的。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
但他却知道带兵不是像电影里那种指挥官手枪一挥大喊一声“兄弟们跟我冲”，就整师整团冲锋陷阵从而一举拿下对手那么简单。后勤、给养、训练、通讯、装备、思想处处都要留心，历史上因一念之差胜败之势翻盘的事情多了去了。将来和日本人动手，虽然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但是战术上更要重视敌人。自己不懂点知识，到时候将熊熊一窝可不得了。
从这一天起，张汉卿挂职任奉天巡阅使署高级参议，军衔为少校，帮办军务。
以下几个因素可解释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几十年中所产生的这一悲惨结果。首先，中国幅员辽阔，这使得中国内地许多年来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内地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贮藏所，几十年来注重传统的文官候选人一直是从那里产生。他们组成的官僚阶层由知识分子构眈而这些知识分子专心于儒家经典著作，因而，他们更强调的是伦理原则，而不是手工技艺或战争技术。这一统治阶级因以下事实而进一步受到约束：陈佛教外，中国没有或几乎没有借用国外东西的传统。因此毫不奇怪，尽管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它的变化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其它国家。
不过，不能让官僚承担中国失败的全部责任。年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也应负部分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民国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却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些与他们从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观察、学习到的制度完全一样的制度。他们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对中国人民毫无意义。很快就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美国一位权威人士对这些不老练的政治家的这一失败作了生动的描写：“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基。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是的，从现代角度再来看民国初期的政治，特别是政治强人袁世凯之后的政局，才会发现：整个中央政府形如一盘散沙，没有谁有绝对的影响力及制约力，“城头变幻大王旗”。如果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如同现代的美国，这种分立是一件好事，可以有效防止一家独大，从而在日常国家事务的处理上相互约束。但是在一个充斥内忧外患、四分五裂的国家里，这种各自为政是十分危险的。欧美日竞相在中国寻找其代理人，会让中国继续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从而一蹶不振。
袁世凯彻底退出中央舞台后，他的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一职，而其麾下的大将段祺瑞则担任总理。虽然同属北洋阵营，两人却是分别隶属于不同的派系：直系与皖系。两位冤家在袁大总统尸骨未寒之际就正式翻脸，连带着各省的督军们也纷纷站队，从而形成中国近代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北洋军阀直奉两大派系。
这时候，直系势力主要分布在江苏、山东、北京、河北、江西，而皖系则占有陕西、安徽、浙江，以及段祺瑞连任七届陆军总长所培植起来的深厚的人脉和势力。除此之外，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运动”力量也将在广东组建护法政府并担任大元帅，与北方形成对峙。直系为英美所支持；皖系则由日本扶持；而广东政权，则同时与英日相呼应，但为国际社会主流所不承认。如果时空不转移的话，在不久后即倒向苏俄，从而形成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此时的奉系，尚未完成力量的整合，并未在政治舞台上有比较大的能量。但是前三者的纷争，标志着近代中国正式进入最混乱的军阀时代。
张汉卿也从穿越中清醒过来，正确地认识到现在的中国，不是模仿所谓共和的时候。散乱的中国，需要的是集权，需要的是能够统一全国的大军阀。同历代王朝更替一样，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个声音，一支只服务于中央的军队。他在现在的努力方向，应该是让他便宜老爸的势力更雄厚，从而达到这个目标。
张汉卿前生时对政治大势、历史发展倒是在行，对军事知识的了解也只限于看看《舰船知识》、《兵器知识》等杂志，或者在新浪网上和一帮愤青们纵横天下大势而已，另外由于对毛伟人的景仰，对他的军事思想有非常独特的欣赏。时代不同了，超前的军事素养并不一定会适合落后时代的军队。偶尔有新奇的点子或许会让人有提醍灌顶的感觉，但若是一味夸夸其谈，而不管现状，有落入纸上谈兵的风险。
再说他本人也只是在高中大学阶段受过两个月的军训，军事知识只能是高屋建瓴地“宣导”，倘若亲自来传授所谓“新时代的军事思想”，那就有点太看得起自己了。一句话，只能务虚的，不能来实的。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
但他却知道带兵不是像电影里那种指挥官手枪一挥大喊一声“兄弟们跟我冲”，就整师整团冲锋陷阵从而一举拿下对手那么简单。后勤、给养、训练、通讯、装备、思想处处都要留心，历史上因一念之差胜败之势翻盘的事情多了去了。将来和日本人动手，虽然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但是战术上更要重视敌人。自己不懂点知识，到时候将熊熊一窝可不得了。
从这一天起，张汉卿挂职任奉天巡阅使署高级参议，军衔为少校，帮办军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