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入鄂,对各方而言均是不小的震动。
作为首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吴佩孚曾被称为“the biggest man in china”, 是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找到的代理人,他们认为吴佩孚是一个理想的人选,称他为“新中国的大英雄”,比张作霖强。他们对吴佩孚的支持不遗余力,给枪给钱,直至派顾问、组织和训练飞机队。
湖北一直是直系势力范围,吴佩孚也一直将之视为自己后院,汉口、武昌的相继丢失,使各方军阀对吴的实力产生了怀疑,英、美等国也深表关切。在张作霖斡旋下,北京政府委任张汉卿为陕甘鄂巡阅使,使其干涉湖北局势在法理上成为正当。
此时湖北的局势错综复杂:西北人民军控制鄂西北沿汉水流域各个城市:襄樊、宜城、钟祥、京山、应城以及孝感。在第4骑兵师进入汉口、武昌后,第3师在其后不费吹灰之力取得荆门,赵鸣皋旅奉命调往宜昌与湖北第3混成旅王金山部、第18混成旅赵荣华部合兵一处共御川军。
赵恒惕在王占元下台后少了进兵的借口,陕甘鄂巡阅使张汉卿及省长夏寿康命湖北18师孙传芳部及第8师王汝勤部防守蒲圻,并派出代表与与湖南作和平接洽,自己亲率骑兵师一个旅自汉水启程督战。韩麟春驻省城改编湖北第2师并安排防直事宜。
张汉卿赶到宜昌时,川军已大溃。本来卢金山、赵荣华两部增援,却被川军打个落花流水。张汉卿亲到宜昌视察前线,发现只有于学忠的一个营尚与川军对峙。赵荣华闻张汉卿到前线,便急忙收拾溃兵返回第一线,终于使局势转危为安。
张汉卿所高兴之事,倒不是打了胜仗,而是找到了于学忠这个当年被吴佩孚、张学良、蒋介石、毛爷爷等竞相青睐的优秀将领。
18混成旅旅长赵荣华自幼失怙,于学忠父母将其抚养成人。赵荣华升任旅长后,于是邀请于学忠到该旅充当炮兵营营长。本来正史上这次是吴佩孚看中了于学忠,但是最终于学忠还是投奔了奉系。张作霖父子对他信任有加,“9amp;#8226;18”事变后,张学良背负“不抵抗”的罪名下野。在赴欧美考察之前,张学良把东北军全部交给于学忠指挥。在张学良准备发动“西安事变”时,于学忠曾问张学良:“你这样做,何以善其后?”张答道:“说干就干,何必顾虑那么多?”于说:“要干就得干到底,决不可半途而废。”后来,“半途而废”的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陪蒋上飞机前,张学良再一次把大部分东北军和自己的财产交给于学忠掌管。此后的于学忠,将知遇之恩置于首位,处处以张学良的利益作为自己取舍的标准,甚至为此不惜逆势而动。为此,他曾冒着“触怒龙颜”的危险,4次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但一直没成功;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毛爷爷亲自点名让他做赴朝慰问团团长,他却拒绝了这次莫大的荣誉,因为他觉得自己“凡事低调,张学良的日子就会好过点。”他曾对部下说:“张副司令叫我照顾东北难民、守住华北、坚决顶住日寇的进攻,我都做到了。我要等他自由了,将东北军交还给他。”在张学良90岁寿辰时,他辗转听到这些话后不胜感慨,说:“我忘不了于学忠,他是我的左右手埃”
解放后,于学忠曾请示周恩来,如何处理张学良留下的财产。周恩来说,还是你自己决定吧。于学忠于是通过法院,把财产妥善地分给了张学良在大陆的亲属,自己一分钱没拿。
蒋介石对于学忠也颇为欣赏。蒋有一个习惯,喜欢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写下对将领们的评论。对于学忠颇为欣赏,说他“两眼炯炯,对人忠诚,是一将才。”这也是蒋介石“灭了”杨城虎、软禁张学良、却对于学忠网开一面、让他“戴罪立功”的原因之一。
正史上于学忠跟随张汉卿还要到5年之后,既然吴佩孚“放弃”了这次机会,他当然要“掠美”了。他以陕甘鄂巡阅使的身份大大赞扬了于学忠,说:“让于营长跟我去做团长”。为表达对其的善意,他也重用赵荣华,对其战败之事充耳不闻,反表示要呈请中央政府,晋升其为师长。
为尽快解决鄂西纷争,张汉卿准备先稳住刘湘,先返回收拾鄂局。于是通电刘湘表示:“刘军长为重庆护军使,职事繁忙。王占元既以被逐,当由鄂省人民完成自治事宜。川军入鄂,于理不合。学良30日通电明志,将力保鄂省自治之不受干涉。川军若决意再战,当电请中央政府,明令讨伐。”私下里,派代表接洽刘湘:“鄂省自治已成定局,如刘部依约退出湖北,当电请北京政府,允兄以四川督军之职。”
刘湘原想着趁湘鄂大战暴发之际,趁乱扩大地盘。此时湖南赵恒惕停兵,湖北政局已定,自己久攻宜昌即不下,奉军少帅亲自驭久胜之兵已增援至,料难再有进展。且奉系已控制中央,实力雄厚,自己偏居东川,定无实力可以抗拒,且名不正言不顺。不如就此罢兵,既卖了少帅面子,也体面撤出鄂西偏僻无用之地。于是以“鄂省既安,当依约退兵,以不负援鄂之原意也”为由,率兵退出秭归,并相继返回巴东。
当此之时,直系萧耀南部25师屯兵云梦、安陆、孝昌等地,冯玉祥部11师取鄂北随州、广水、大悟、红安、麻城等地,与第4师对峙于孝感、黄陂一带。西北军背靠汉水,西面紧固钟祥,沿京山----应城----孝感----黄陂河西,东面依托江北重镇黄冈。
在南线,人民军第1师主力与处在前线的鄂军第2师一部、第8师、第18师合兵,由韩麟春带领,沿长江以南布防,在蒲圻重兵防守,与湘军形成僵持状态。直系靳云鹗1个混成旅脱离于战场外,驻兵江夏。
民国初的一个师为2旅4团制,师另辖1个骑兵团、1个炮兵团,约1。8万人。因为缺少装备,不少无炮之炮兵团,无马之骑兵团。而人民军承张汉卿所改编奉军之编制,为3旅9团及1个骑兵团、1个炮兵团,约3万人。除部分新建制的师只装备到炮兵营外,奉系军队的炮兵团、骑兵团都是货真价实的。在此之前,因西北人民军缺乏大将,且苏俄已稳定西伯利亚局势,白俄及蒙人叛乱被彻底打压后短期内已无能力再搅浑水。于7月初已特命驻蒙古“安蒙军”司令戢翼翘亲率所部特战旅入陕,以作为入鄂及防吴的后备。在张汉卿入鄂后不久,戢部已抵达西安。因为湖北军事状态不利于人民军,戢部主力奉令入鄂,不久后与第4师合兵一处,在长江以北形成4万多人(骑兵师一个师按编制只有2。4万人,特战旅1万人,第1师一个旅约1万人),在长江以南主要是武昌城中驻有2万人。
这些兵马控制鄂军3个师(5。4万人)、3个混成旅(约3万人)及虎视眈眈的直军2个师(萧耀南25师,冯玉祥11师)、1个混成旅(靳云鹗)共4。5万人,数量是居于下风。因为鄂军大敌目前为湘军,人民军部队辖有2个炮兵团的优势火力,所以正面压力还小些。
张汉卿所重点关注的却是湖北自治后的走势。依约张汉卿的人民军只能在鄂驻一个师,吴佩孚也以此为借口将直系军队留鄂不走,不打破这种局面人民军将极为被动。
作为首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吴佩孚曾被称为“the biggest man in china”, 是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找到的代理人,他们认为吴佩孚是一个理想的人选,称他为“新中国的大英雄”,比张作霖强。他们对吴佩孚的支持不遗余力,给枪给钱,直至派顾问、组织和训练飞机队。
湖北一直是直系势力范围,吴佩孚也一直将之视为自己后院,汉口、武昌的相继丢失,使各方军阀对吴的实力产生了怀疑,英、美等国也深表关切。在张作霖斡旋下,北京政府委任张汉卿为陕甘鄂巡阅使,使其干涉湖北局势在法理上成为正当。
此时湖北的局势错综复杂:西北人民军控制鄂西北沿汉水流域各个城市:襄樊、宜城、钟祥、京山、应城以及孝感。在第4骑兵师进入汉口、武昌后,第3师在其后不费吹灰之力取得荆门,赵鸣皋旅奉命调往宜昌与湖北第3混成旅王金山部、第18混成旅赵荣华部合兵一处共御川军。
赵恒惕在王占元下台后少了进兵的借口,陕甘鄂巡阅使张汉卿及省长夏寿康命湖北18师孙传芳部及第8师王汝勤部防守蒲圻,并派出代表与与湖南作和平接洽,自己亲率骑兵师一个旅自汉水启程督战。韩麟春驻省城改编湖北第2师并安排防直事宜。
张汉卿赶到宜昌时,川军已大溃。本来卢金山、赵荣华两部增援,却被川军打个落花流水。张汉卿亲到宜昌视察前线,发现只有于学忠的一个营尚与川军对峙。赵荣华闻张汉卿到前线,便急忙收拾溃兵返回第一线,终于使局势转危为安。
张汉卿所高兴之事,倒不是打了胜仗,而是找到了于学忠这个当年被吴佩孚、张学良、蒋介石、毛爷爷等竞相青睐的优秀将领。
18混成旅旅长赵荣华自幼失怙,于学忠父母将其抚养成人。赵荣华升任旅长后,于是邀请于学忠到该旅充当炮兵营营长。本来正史上这次是吴佩孚看中了于学忠,但是最终于学忠还是投奔了奉系。张作霖父子对他信任有加,“9amp;#8226;18”事变后,张学良背负“不抵抗”的罪名下野。在赴欧美考察之前,张学良把东北军全部交给于学忠指挥。在张学良准备发动“西安事变”时,于学忠曾问张学良:“你这样做,何以善其后?”张答道:“说干就干,何必顾虑那么多?”于说:“要干就得干到底,决不可半途而废。”后来,“半途而废”的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陪蒋上飞机前,张学良再一次把大部分东北军和自己的财产交给于学忠掌管。此后的于学忠,将知遇之恩置于首位,处处以张学良的利益作为自己取舍的标准,甚至为此不惜逆势而动。为此,他曾冒着“触怒龙颜”的危险,4次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但一直没成功;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毛爷爷亲自点名让他做赴朝慰问团团长,他却拒绝了这次莫大的荣誉,因为他觉得自己“凡事低调,张学良的日子就会好过点。”他曾对部下说:“张副司令叫我照顾东北难民、守住华北、坚决顶住日寇的进攻,我都做到了。我要等他自由了,将东北军交还给他。”在张学良90岁寿辰时,他辗转听到这些话后不胜感慨,说:“我忘不了于学忠,他是我的左右手埃”
解放后,于学忠曾请示周恩来,如何处理张学良留下的财产。周恩来说,还是你自己决定吧。于学忠于是通过法院,把财产妥善地分给了张学良在大陆的亲属,自己一分钱没拿。
蒋介石对于学忠也颇为欣赏。蒋有一个习惯,喜欢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写下对将领们的评论。对于学忠颇为欣赏,说他“两眼炯炯,对人忠诚,是一将才。”这也是蒋介石“灭了”杨城虎、软禁张学良、却对于学忠网开一面、让他“戴罪立功”的原因之一。
正史上于学忠跟随张汉卿还要到5年之后,既然吴佩孚“放弃”了这次机会,他当然要“掠美”了。他以陕甘鄂巡阅使的身份大大赞扬了于学忠,说:“让于营长跟我去做团长”。为表达对其的善意,他也重用赵荣华,对其战败之事充耳不闻,反表示要呈请中央政府,晋升其为师长。
为尽快解决鄂西纷争,张汉卿准备先稳住刘湘,先返回收拾鄂局。于是通电刘湘表示:“刘军长为重庆护军使,职事繁忙。王占元既以被逐,当由鄂省人民完成自治事宜。川军入鄂,于理不合。学良30日通电明志,将力保鄂省自治之不受干涉。川军若决意再战,当电请中央政府,明令讨伐。”私下里,派代表接洽刘湘:“鄂省自治已成定局,如刘部依约退出湖北,当电请北京政府,允兄以四川督军之职。”
刘湘原想着趁湘鄂大战暴发之际,趁乱扩大地盘。此时湖南赵恒惕停兵,湖北政局已定,自己久攻宜昌即不下,奉军少帅亲自驭久胜之兵已增援至,料难再有进展。且奉系已控制中央,实力雄厚,自己偏居东川,定无实力可以抗拒,且名不正言不顺。不如就此罢兵,既卖了少帅面子,也体面撤出鄂西偏僻无用之地。于是以“鄂省既安,当依约退兵,以不负援鄂之原意也”为由,率兵退出秭归,并相继返回巴东。
当此之时,直系萧耀南部25师屯兵云梦、安陆、孝昌等地,冯玉祥部11师取鄂北随州、广水、大悟、红安、麻城等地,与第4师对峙于孝感、黄陂一带。西北军背靠汉水,西面紧固钟祥,沿京山----应城----孝感----黄陂河西,东面依托江北重镇黄冈。
在南线,人民军第1师主力与处在前线的鄂军第2师一部、第8师、第18师合兵,由韩麟春带领,沿长江以南布防,在蒲圻重兵防守,与湘军形成僵持状态。直系靳云鹗1个混成旅脱离于战场外,驻兵江夏。
民国初的一个师为2旅4团制,师另辖1个骑兵团、1个炮兵团,约1。8万人。因为缺少装备,不少无炮之炮兵团,无马之骑兵团。而人民军承张汉卿所改编奉军之编制,为3旅9团及1个骑兵团、1个炮兵团,约3万人。除部分新建制的师只装备到炮兵营外,奉系军队的炮兵团、骑兵团都是货真价实的。在此之前,因西北人民军缺乏大将,且苏俄已稳定西伯利亚局势,白俄及蒙人叛乱被彻底打压后短期内已无能力再搅浑水。于7月初已特命驻蒙古“安蒙军”司令戢翼翘亲率所部特战旅入陕,以作为入鄂及防吴的后备。在张汉卿入鄂后不久,戢部已抵达西安。因为湖北军事状态不利于人民军,戢部主力奉令入鄂,不久后与第4师合兵一处,在长江以北形成4万多人(骑兵师一个师按编制只有2。4万人,特战旅1万人,第1师一个旅约1万人),在长江以南主要是武昌城中驻有2万人。
这些兵马控制鄂军3个师(5。4万人)、3个混成旅(约3万人)及虎视眈眈的直军2个师(萧耀南25师,冯玉祥11师)、1个混成旅(靳云鹗)共4。5万人,数量是居于下风。因为鄂军大敌目前为湘军,人民军部队辖有2个炮兵团的优势火力,所以正面压力还小些。
张汉卿所重点关注的却是湖北自治后的走势。依约张汉卿的人民军只能在鄂驻一个师,吴佩孚也以此为借口将直系军队留鄂不走,不打破这种局面人民军将极为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