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永远不会忘记后世一位伟人的名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无论是在国力凋蔽的旧中国，还是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或者在改革开放后的环境里，没有任何先进的技术是可以引进的。中国所能依靠的，只能是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
因为重视教育，奉系在短短几年内即春笋崭露，显示了知识的良好作用。想想日本，借着甲午赔款的资金投入教育，即可迅速“脱亚入欧”，成为新的列强。在有机会入主中央后，尊师重教这一主题重又摆上案台。
在中国，对教育先后有几个弯路：从解放前的尊重知识分子，到文革中的“臭老九”被贬得一钱不值，又到改革后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然后再到被多方诟病的所谓“产业化”的教育体制改革，到张汉卿穿越前的教师待遇的重新提高。中间反反复复，人才被浪费和埋没了一代又一代。
中国的落后，与国民素质的落后是分不开的。由于满清统治者的愚民政策，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只是在中国的国门被船坚炮利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打开之后才初具雏形。但是不能因此说，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工作者的地位是多么高尚、待遇是如何有巨大提升。比较在民国初，教师----确切地说，是教授的待遇是非常高的。
说起民国时的教授，不少人钦佩和羡慕。因为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与今日知识分子不可同日而语，学识高地位高收入丰。拿鲁迅先生来举例，人人都知道鲁迅写稿、当教授收入颇丰，但鲁迅究竟有多富呢？有人说鲁迅是“百万富翁”，统计出鲁迅在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到1936年去世的24年间，总共收入12万多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480万元。此种可能不是没有，因为从鲁迅日记的主要内容所记录的收入情况以及民国时教授们的待遇来看，以鲁迅当时的收入确实算得上富翁。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除了鲁迅，民国的其它教授的待遇如何呢？民国教授的经济状况与现今教授有着怎样的差距？据1927年6月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20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当时的教授一级月俸国币50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7000元；副教授一级月俸34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2000元；讲师一级月俸26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9000元；助教一级月俸18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6000多元。
李书华先生在《七年北大》一文中谈及民国时期北大教授的待遇则说：“北大教授待遇最高薪每月大洋二百八十元，也有每月二百六十元或二百四十元。讲师（注：非级别也，乃兼职教师之称谓，鲁迅时为教育部职员，兼职于北大亦只为讲师）待遇按每小时五元计算。助教薪水大约每月五、六十元至一百多元。”
有人曾将民国时期北大的教授月薪做过换算，称北大教授的最高月薪280银元（大洋），约合今天人民币12000元；即使并非专任的“讲师”，不领固定的月薪，按授课钟点每小时5元计算的话，若每周8—10小时，收入也可达每月160—200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6000—8000元。也就是说那时的教授，每月仅外快就可赚六到八千元。但当时的北大教授队伍远不及现在庞大，约80名而已。
李书华先生还说“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
其实，民国教授大多根本不需要租房子，比如国立清华大学当时是给教授们提供免费住宅的。1933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50家。闻一多所住46号“匡斋”是中式建筑，共有14间房屋。1935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据说新盖的30栋西式砖房，一人一栋。条件优越得无可挑剔，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全配备，应有尽有。
对此，张汉卿认为是值得的。想一想民国初层出不穷的文学大家、学贯中西的人物星载斗量就知道，这些待遇对他们来说，只是略补偿于万一。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氛围，国家才有希望。所以尽管经济建设亟需资金，张汉卿还是要求国务院要尽一切可能给教师拨出资金，提高其待遇，改善其工作条件。
为了在全社会灌输知识兴国的观念，张汉卿更以行政法令的形式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所有的政府机关办公大楼的规模，不得好于辖下任一所中小学校；所有中小学校的建筑强度，均不得低于当地政府单位的办公建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拖欠教师工资，即使是贫困地区，也要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到教育中来----张汉卿曾经专门为此在人民党中常委会议上再三强调：“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国家和地方积极投入大量资金兴办学校，并计划在全国普及五年制义务教育。在人民党宣传部的强力号召下，各地掀起了投资办学的热潮，方向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
对于占用教育资源，违反以上法令的地方政府，一经发现，行政一把手在三年内不得晋升，违规之单位主管将视情节轻重被给予记过、降级、撤职甚至开除等处罚，并限期予以改正，报经当地立法机构裁处。此一指令在后世号称“天字第一令”，并导致后来各地政府半数以上官员都是从狠抓教育上这一项升起，各层级的教育委员会的话语权空前扩大。
不单单是重视普及教育，在专业教育上，张汉卿也走在时代前列。他积极指示并参与了“五师”制度----即律师、会计师、工程师、教师和医师资格认证制度，由此将相关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抬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阶段，真正学以致用，在全社会掀起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高潮，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科技的影响无论说怎样高都不为过的。
起初在兵工厂里执行的抽样及标准化制度也由此浮上民间层面。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资源浪费，张汉卿一手成立了“中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率先将后世流行的iso9000体系导入中国，并将抽样制度称为第一号国标（gb0001），为中国工业体系的规模化、标准化迈了一个好头。一大批接受过普及教育的毕业生放弃亲传口授的传统，接过前辈们的工具，用新的思想使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融入了工业化大发展的浪潮中。
此外，国家信用制度、个人信用制度也在酝酿中，专利制度已经提交国会审核。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华民国在张汉卿的影响下向正面、积极的方向前进，欣欣向荣，前途无量。
因为重视教育，奉系在短短几年内即春笋崭露，显示了知识的良好作用。想想日本，借着甲午赔款的资金投入教育，即可迅速“脱亚入欧”，成为新的列强。在有机会入主中央后，尊师重教这一主题重又摆上案台。
在中国，对教育先后有几个弯路：从解放前的尊重知识分子，到文革中的“臭老九”被贬得一钱不值，又到改革后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然后再到被多方诟病的所谓“产业化”的教育体制改革，到张汉卿穿越前的教师待遇的重新提高。中间反反复复，人才被浪费和埋没了一代又一代。
中国的落后，与国民素质的落后是分不开的。由于满清统治者的愚民政策，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只是在中国的国门被船坚炮利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打开之后才初具雏形。但是不能因此说，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工作者的地位是多么高尚、待遇是如何有巨大提升。比较在民国初，教师----确切地说，是教授的待遇是非常高的。
说起民国时的教授，不少人钦佩和羡慕。因为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与今日知识分子不可同日而语，学识高地位高收入丰。拿鲁迅先生来举例，人人都知道鲁迅写稿、当教授收入颇丰，但鲁迅究竟有多富呢？有人说鲁迅是“百万富翁”，统计出鲁迅在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到1936年去世的24年间，总共收入12万多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480万元。此种可能不是没有，因为从鲁迅日记的主要内容所记录的收入情况以及民国时教授们的待遇来看，以鲁迅当时的收入确实算得上富翁。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除了鲁迅，民国的其它教授的待遇如何呢？民国教授的经济状况与现今教授有着怎样的差距？据1927年6月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20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当时的教授一级月俸国币50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7000元；副教授一级月俸34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2000元；讲师一级月俸26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9000元；助教一级月俸18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6000多元。
李书华先生在《七年北大》一文中谈及民国时期北大教授的待遇则说：“北大教授待遇最高薪每月大洋二百八十元，也有每月二百六十元或二百四十元。讲师（注：非级别也，乃兼职教师之称谓，鲁迅时为教育部职员，兼职于北大亦只为讲师）待遇按每小时五元计算。助教薪水大约每月五、六十元至一百多元。”
有人曾将民国时期北大的教授月薪做过换算，称北大教授的最高月薪280银元（大洋），约合今天人民币12000元；即使并非专任的“讲师”，不领固定的月薪，按授课钟点每小时5元计算的话，若每周8—10小时，收入也可达每月160—200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6000—8000元。也就是说那时的教授，每月仅外快就可赚六到八千元。但当时的北大教授队伍远不及现在庞大，约80名而已。
李书华先生还说“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
其实，民国教授大多根本不需要租房子，比如国立清华大学当时是给教授们提供免费住宅的。1933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50家。闻一多所住46号“匡斋”是中式建筑，共有14间房屋。1935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据说新盖的30栋西式砖房，一人一栋。条件优越得无可挑剔，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全配备，应有尽有。
对此，张汉卿认为是值得的。想一想民国初层出不穷的文学大家、学贯中西的人物星载斗量就知道，这些待遇对他们来说，只是略补偿于万一。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氛围，国家才有希望。所以尽管经济建设亟需资金，张汉卿还是要求国务院要尽一切可能给教师拨出资金，提高其待遇，改善其工作条件。
为了在全社会灌输知识兴国的观念，张汉卿更以行政法令的形式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所有的政府机关办公大楼的规模，不得好于辖下任一所中小学校；所有中小学校的建筑强度，均不得低于当地政府单位的办公建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拖欠教师工资，即使是贫困地区，也要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到教育中来----张汉卿曾经专门为此在人民党中常委会议上再三强调：“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国家和地方积极投入大量资金兴办学校，并计划在全国普及五年制义务教育。在人民党宣传部的强力号召下，各地掀起了投资办学的热潮，方向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
对于占用教育资源，违反以上法令的地方政府，一经发现，行政一把手在三年内不得晋升，违规之单位主管将视情节轻重被给予记过、降级、撤职甚至开除等处罚，并限期予以改正，报经当地立法机构裁处。此一指令在后世号称“天字第一令”，并导致后来各地政府半数以上官员都是从狠抓教育上这一项升起，各层级的教育委员会的话语权空前扩大。
不单单是重视普及教育，在专业教育上，张汉卿也走在时代前列。他积极指示并参与了“五师”制度----即律师、会计师、工程师、教师和医师资格认证制度，由此将相关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抬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阶段，真正学以致用，在全社会掀起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高潮，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科技的影响无论说怎样高都不为过的。
起初在兵工厂里执行的抽样及标准化制度也由此浮上民间层面。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资源浪费，张汉卿一手成立了“中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率先将后世流行的iso9000体系导入中国，并将抽样制度称为第一号国标（gb0001），为中国工业体系的规模化、标准化迈了一个好头。一大批接受过普及教育的毕业生放弃亲传口授的传统，接过前辈们的工具，用新的思想使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融入了工业化大发展的浪潮中。
此外，国家信用制度、个人信用制度也在酝酿中，专利制度已经提交国会审核。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华民国在张汉卿的影响下向正面、积极的方向前进，欣欣向荣，前途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