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沙莎不肯对我说王经理的来历，我也不肯接受沙莎关于家里的电话由她来接的规定。
沙莎的理由很充足：这部电话是从牛会计那里接转过来的，它可能牵涉到一些不同的秘密，她比我更了解局里的情况，由她先行甄别是必要的。沙莎有她的办法，当天下午她出门打针，回来时给我买了一双花花公子皮鞋。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在哪个路边店里买的水货，打开纸盒，上面有张专卖店的发票。我逛过那专卖店，像这样的鞋最低也要六百几十元钱。虽然我心情好了些，但是心里更怀疑那只装钱的信封的来历。
天黑时，老赵给我捎来一大堆信。
让我吃惊的是，“猫头鹰”的头头给我寄来一封信，祝贺我新婚大喜。信中说，无论哪一天，只要我肯去他们杂志社坐一坐，他们就会送给我一百美元作贺礼。沙莎立即劝我趁着婚假未满，到武昌找“猫头鹰”将那张绿钞票取回来，让她见识一下。
我同老赵说了一会儿话，钱主任便拿了一碗汤过来，让老赵趁热喝下去。
老赵机械地将头埋进碗里。
钱主任抽空给我们讲了她的婚姻介绍所里发生的一宗趣事：有一对男女，用他们提供的代号联系上后，相互写了五十多封情书，彼此爱得死去活来，到见面时，才知道对方是五年前闹离婚打得头破血流的冤家。
钱主任还没将结局说完整，隔壁王婶突然呐喊起来。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钱主任，她第一个跑到门口。
我们赶到时，王婶屋里传出尖利的玻璃粉碎声。
王婶的声音被门缝切割得又尖又细：“你这人面兽心的流氓，老娘今天非同你离婚不可！”这种尖细的声音特别能刺激别人的心灵。门外的四个人，按照法律约定的配对关系，相互看了一眼。王婶又叫：“老娘辛辛苦苦弄了一套房子成个家，你竟敢将小**往我床上领。觉得酒店的床不过瘾，想同人家做夫妻是不是？”汪总终于吼了一句：“你不要像个泼妇，好好讲道理不行吗？”王婶声音更大：“我就是泼妇，永远也不会像小**那样发嗲！”屋里什么重物被推倒了。
这时，楼上楼下的人全都钻出来，站在楼梯上听动静。
钱主任说：“这样要出事的。”她拉上沙莎去敲王婶的门。
老赵趁人不注意，将剩下的半碗汤倒进卫生间的便坑里。老赵朝我笑的样子，很像小孩偷偷干了坏事被人发现，不但没有胆怯，反而有些快活。
钱主任将王婶的门敲了足足二十分钟，其间一点停歇也没有，直到王婶终于将门打开。我们进去时，发现地上全是咖啡壶的碎片，茶几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没容我们开口，王婶便气呼呼地告诉我们，汪总今天将什么女人领进家里了，不仅用了她的床她的枕头，还用了她的唇膏等化妆品。她说以前就觉得家里的唇膏被人用过，所以就特别留心，每次用过后，自己在唇膏上用头发勒一道细纹。她将唇膏给我们看，指出本来细纹应在什么地方，现在只剩下底部上的一点痕迹了。
汪总在旁边说：“你今天爬起来就慌忙赶去上班，说是有要紧的会议。那样子，哪有心思去设陷阱！”
王婶说：“告诉你姓汪的，我宁可自己不抹口红，也不会忘记往唇膏上做记号！”
钱主任示意我和老赵将汪总领到我家去避一避。
汪总进了我家门后，一屁股坐下来，随手拿起结婚仪式用剩下的香烟，朝我们各扔一支。我和老赵在家从不吸香烟，这时情不自禁地同他对了火。
吸了几口香烟后，汪总说：“小蓝，我带小黄来和去你都看见了，这么短时间能做什么？”
我想了想说：“真想做，时间还是够的。”
汪总笑了一下说：“玩情人这样可不行。”
老赵说：“我相信你，至少今天什么事也没有。”
汪总高兴地说：“到底只有男人才能相互理解。”
此后我们不再提起这个话题，聊了一阵酒店的事后，汪总忽然告诉我，“猫头鹰”的头头今天中午在他们那儿包了五桌酒席，标准都是八千元，可出席的宾客都是不三不四的模样。我告诉他，这些人可能都是二渠道的书商，也就是报上经常批判的非法出版商。汪总马上改口说自己小瞧了他们，这些人现在是枭雄，将来是英雄。他劝我趁早结交一些所谓黑道上的人，因为迟早有这些人的用武之地。我们谈得热火朝天，要不是老赵说句话，似乎不存在刚才汪总和王婶吵架的事。
老赵说：“她要同你离婚，你就答应下来。”
汪总说：“我们的老板是日本人，他不喜欢手下人闹离婚。”
老赵说：“别犹豫，不然就够你受的。”
总的说来，三个男人的谈话气氛是轻松随意的。不比隔壁，王婶的哭泣不时可闻。
因为这件事，三家六口人都上老赵家去吃晚饭。
老赵的女儿到深圳工作去了。老赵的屋里却还像年轻人喜好的那样，鲜花、干花和假花混杂着摆了许多。钱主任特地让我和汪总参观她和老赵的卧室，重点是床头柜上的那枝红玫瑰。她要我们向老赵学习，经常向妻子表示一下爱心。
夜里，我同沙莎睡在一起时，沙莎说她觉得汪总有对王婶的不忠行为是真的。我不能告诉她，我看见汪总领着小黄进屋。这是天下男人的秉性，外面的事尽量不同妻子说。女人天性好怀疑，说不定就会由他人联想到自己头上来。我只能对沙莎说，我相信是王婶多疑了。
沙莎说：“你们男人总是偏袒男人。”
我说：“女人还不是这样。”
沙莎又说：“你们一定觉得王婶这样做太过分了。有句话我要先告诉你，你若是像汪总这样对待我，我就杀了你！”
沙莎的语气很平静。
我摸了摸她的脉搏，速率很均匀。
半夜里，沙莎将我弄醒。我知道她要干什么，就提醒她别忘了医嘱。沙莎要我进去后别动。她心里慌，想这样，不这样就不踏实。我本想就这样依她。但后来我们还是完成了整个程序。
沙莎说了句很有意味的话：谁叫我们正年轻哩！
事实上，沙莎的蜜月病并没有恶化。包括大夫的吩咐，世上很多前人的经验之谈，其实是危言耸听。
第二天早上，我们听见王婶在自家门外说了句类似的话：“趁我们还没有老，赶紧从头再来！”
王婶将门摔得山响，整栋楼都颤抖起来。
王婶下楼的脚步声就像有一次送煤气的工人，不小心将煤气罐掉在楼梯上，轰隆隆地滚落的动静。
连续吵了几天几夜后，王婶和汪总终于协议离婚了。
他们办完离婚手续，我们的蜜月也度完了。
上班的第一天，师思就同我吵了一架。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校样上我将一处“唯妙唯肖”圈出来，改成“惟妙惟肖”。师思将它复原后，我又改过来了。旁边的女孩帮忙查字典，证明是我对。师思硬说这是约定俗成。后来我想“惟妙惟肖”这词在特定心情下是很敏感的。我并没有多说什么，师思就同我红了脸，还将几本杂志朝我摔过来。好在这时我已意味到这中间还有别的因素，我弯腰拾起掉在地上的东西时，自语了一句：“谁叫我是男人哩！”
我们刚吵完，沙莎突然出现在门口。
她是专门来告诉我，王婶和汪总离婚了。
沙莎的神情中有一股莫名其妙的烦愁。问起来，她又没有东西可说。
杂志社的男女都说我变憔悴了。他们隐去另外一句话：我纵欲过度了。对于我的记忆，新婚这一段，除了纵欲实在没有别的可说。
我抽空往“猫头鹰”那边打了个电话，感谢他们对我的祝福。然后约了去拿美元的时间。这天中午，主编老莫在圣诞酒店宴请从北京开完文代会的几个人。主编老莫被几两酒灌得红光满面，整个下午都在师思对面架着二郎腿，吹嘘刚刚听来的北京方面的故事。他说朱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文艺界的人做了形势报告，要大家将手头的钱管紧点，包括银行在内，许多人其实是在挥霍老百姓的存款。我忍不住插嘴说，他今天中午请客也是在挥霍全杂志社人的存款。
师思出其不意地说：“不同他们联络感情，谁给我们写文章！”
我被师思冷峻的神色震住了。
主编老莫得以继续侃下去。
我看得出师思是在装模作样地倾听。
师思不仅在编辑们的大办公室里倾听，还不时跑到主编老莫的小办公室去倾听。据同事们私下议论，这种情形从我请假度蜜月时就开始了。有人听见他们似乎是在谈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杂志上做广告的事。
没几天，一九九七年第一期杂志的样刊出来了，除了封底全部印着黄鹤山庄的房产广告以外，在八十一页和八十二页的征婚广告前面的七十九与八十页上，还登着这家房地产公司的报告文学，作者的名字是莫思。这个笔名很容易让人想到是主编老莫与师思合作写的。杂志社的人在议论，这个广告将占据杂志一九九七年所有的封底。
大家心里像是有话，但说不出来。
按照约定时间，我从武汉关坐轮渡过江直奔“猫头鹰”而去。“猫头鹰”办公地点在胭脂路一带，我们总是讥笑他们选了个风水宝地。在这个“娼盛”的年头，杂志上任何一点有关色情的暗示，都是潜在的卖点。只有我们杂志还这么笨，连老赵那五好家庭的事迹都敢刊载。接待我的是他们的副总编。我一直瞧不起这人，从前他是一个县里的兽医，业余时间写了大量的新闻稿，后被人揭发其中大部分是假新闻。没想到聘任到“猫头鹰”后，反倒如鱼得水，成了“猫头鹰”这几年大发展的头等功臣。他坦言告诉我，按照规定，这样的贺礼是给自己的员工或者是编外的秘密通讯员。他将一张百元美钞放在一份空白协议书上，希望我签约，成为他们秘密网络中的一员。他还告诉我，只要我签约，今后无论我有没有为他们做事，每月都可以领到一百美元津贴。我突然觉得这像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招募雇员。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一时半刻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好久我才表示，这种事需要认真考虑一下。
我空手走到门口，忽然看见韩丁正往台阶上爬。一时间两个人都愣住了。好像都在回避什么，我们点一下头，就各自走开。三天前，我还在街上碰见过韩丁，那时他的神情很正常，此刻却瘦得厉害，见人连眨眼的精气神都没有了。
回到轮渡上，听到几个人在议论，今天早上股市一开盘，便狂泻不止，深圳那边已有人跳楼自杀了。由此，我判断韩丁是去找董博士做心理咨询。否则，以他看重手中那笔钱的程度，很难熬过此关。
沙莎对我没有将美元拿回来大为不满，她是那么渴望能见识一下美元。她认为我的感情还有问题，不然，我就会将那张美钞像玫瑰花一样献给她。
她生气时，我只好下厨房。几样菜端上来，沙莎就开始挑剔说：“肉淡了！”一会儿又说：“鱼咸了！”我很平常地说：“这就对了，淡肉咸鱼，还合口味！”沙莎说：“你心里在厚此薄彼。”我说：“看来你只有吃热干面的命。”沙莎放下筷子，头也不回地出门去。等她再回来时，浑身上下全是热干面的味道。她进门之际，电话铃响了。
我刚将话筒拿起来就被她劈手夺过去。
她很有派头地对着话筒嗯了一阵，最后似乎是不情愿地说：“你来吧！”挂断电话，沙莎将曾经吩咐过的话又吩咐了一遍。
在她躲进卧室后，一个叫方老板的人敲门进来。我刚给他点上烟，沙莎就在卧室里呼我。随后一切如故。送走方老板后，沙莎在她特意放在茶几上的文件夹里，找到比王经理留下的信封更厚的一只信封。
我还是要求沙莎说明这是怎么回事。
沙莎用女人特有的专横劲，要我别问。
沙莎的理由很充足：这部电话是从牛会计那里接转过来的，它可能牵涉到一些不同的秘密，她比我更了解局里的情况，由她先行甄别是必要的。沙莎有她的办法，当天下午她出门打针，回来时给我买了一双花花公子皮鞋。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在哪个路边店里买的水货，打开纸盒，上面有张专卖店的发票。我逛过那专卖店，像这样的鞋最低也要六百几十元钱。虽然我心情好了些，但是心里更怀疑那只装钱的信封的来历。
天黑时，老赵给我捎来一大堆信。
让我吃惊的是，“猫头鹰”的头头给我寄来一封信，祝贺我新婚大喜。信中说，无论哪一天，只要我肯去他们杂志社坐一坐，他们就会送给我一百美元作贺礼。沙莎立即劝我趁着婚假未满，到武昌找“猫头鹰”将那张绿钞票取回来，让她见识一下。
我同老赵说了一会儿话，钱主任便拿了一碗汤过来，让老赵趁热喝下去。
老赵机械地将头埋进碗里。
钱主任抽空给我们讲了她的婚姻介绍所里发生的一宗趣事：有一对男女，用他们提供的代号联系上后，相互写了五十多封情书，彼此爱得死去活来，到见面时，才知道对方是五年前闹离婚打得头破血流的冤家。
钱主任还没将结局说完整，隔壁王婶突然呐喊起来。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钱主任，她第一个跑到门口。
我们赶到时，王婶屋里传出尖利的玻璃粉碎声。
王婶的声音被门缝切割得又尖又细：“你这人面兽心的流氓，老娘今天非同你离婚不可！”这种尖细的声音特别能刺激别人的心灵。门外的四个人，按照法律约定的配对关系，相互看了一眼。王婶又叫：“老娘辛辛苦苦弄了一套房子成个家，你竟敢将小**往我床上领。觉得酒店的床不过瘾，想同人家做夫妻是不是？”汪总终于吼了一句：“你不要像个泼妇，好好讲道理不行吗？”王婶声音更大：“我就是泼妇，永远也不会像小**那样发嗲！”屋里什么重物被推倒了。
这时，楼上楼下的人全都钻出来，站在楼梯上听动静。
钱主任说：“这样要出事的。”她拉上沙莎去敲王婶的门。
老赵趁人不注意，将剩下的半碗汤倒进卫生间的便坑里。老赵朝我笑的样子，很像小孩偷偷干了坏事被人发现，不但没有胆怯，反而有些快活。
钱主任将王婶的门敲了足足二十分钟，其间一点停歇也没有，直到王婶终于将门打开。我们进去时，发现地上全是咖啡壶的碎片，茶几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没容我们开口，王婶便气呼呼地告诉我们，汪总今天将什么女人领进家里了，不仅用了她的床她的枕头，还用了她的唇膏等化妆品。她说以前就觉得家里的唇膏被人用过，所以就特别留心，每次用过后，自己在唇膏上用头发勒一道细纹。她将唇膏给我们看，指出本来细纹应在什么地方，现在只剩下底部上的一点痕迹了。
汪总在旁边说：“你今天爬起来就慌忙赶去上班，说是有要紧的会议。那样子，哪有心思去设陷阱！”
王婶说：“告诉你姓汪的，我宁可自己不抹口红，也不会忘记往唇膏上做记号！”
钱主任示意我和老赵将汪总领到我家去避一避。
汪总进了我家门后，一屁股坐下来，随手拿起结婚仪式用剩下的香烟，朝我们各扔一支。我和老赵在家从不吸香烟，这时情不自禁地同他对了火。
吸了几口香烟后，汪总说：“小蓝，我带小黄来和去你都看见了，这么短时间能做什么？”
我想了想说：“真想做，时间还是够的。”
汪总笑了一下说：“玩情人这样可不行。”
老赵说：“我相信你，至少今天什么事也没有。”
汪总高兴地说：“到底只有男人才能相互理解。”
此后我们不再提起这个话题，聊了一阵酒店的事后，汪总忽然告诉我，“猫头鹰”的头头今天中午在他们那儿包了五桌酒席，标准都是八千元，可出席的宾客都是不三不四的模样。我告诉他，这些人可能都是二渠道的书商，也就是报上经常批判的非法出版商。汪总马上改口说自己小瞧了他们，这些人现在是枭雄，将来是英雄。他劝我趁早结交一些所谓黑道上的人，因为迟早有这些人的用武之地。我们谈得热火朝天，要不是老赵说句话，似乎不存在刚才汪总和王婶吵架的事。
老赵说：“她要同你离婚，你就答应下来。”
汪总说：“我们的老板是日本人，他不喜欢手下人闹离婚。”
老赵说：“别犹豫，不然就够你受的。”
总的说来，三个男人的谈话气氛是轻松随意的。不比隔壁，王婶的哭泣不时可闻。
因为这件事，三家六口人都上老赵家去吃晚饭。
老赵的女儿到深圳工作去了。老赵的屋里却还像年轻人喜好的那样，鲜花、干花和假花混杂着摆了许多。钱主任特地让我和汪总参观她和老赵的卧室，重点是床头柜上的那枝红玫瑰。她要我们向老赵学习，经常向妻子表示一下爱心。
夜里，我同沙莎睡在一起时，沙莎说她觉得汪总有对王婶的不忠行为是真的。我不能告诉她，我看见汪总领着小黄进屋。这是天下男人的秉性，外面的事尽量不同妻子说。女人天性好怀疑，说不定就会由他人联想到自己头上来。我只能对沙莎说，我相信是王婶多疑了。
沙莎说：“你们男人总是偏袒男人。”
我说：“女人还不是这样。”
沙莎又说：“你们一定觉得王婶这样做太过分了。有句话我要先告诉你，你若是像汪总这样对待我，我就杀了你！”
沙莎的语气很平静。
我摸了摸她的脉搏，速率很均匀。
半夜里，沙莎将我弄醒。我知道她要干什么，就提醒她别忘了医嘱。沙莎要我进去后别动。她心里慌，想这样，不这样就不踏实。我本想就这样依她。但后来我们还是完成了整个程序。
沙莎说了句很有意味的话：谁叫我们正年轻哩！
事实上，沙莎的蜜月病并没有恶化。包括大夫的吩咐，世上很多前人的经验之谈，其实是危言耸听。
第二天早上，我们听见王婶在自家门外说了句类似的话：“趁我们还没有老，赶紧从头再来！”
王婶将门摔得山响，整栋楼都颤抖起来。
王婶下楼的脚步声就像有一次送煤气的工人，不小心将煤气罐掉在楼梯上，轰隆隆地滚落的动静。
连续吵了几天几夜后，王婶和汪总终于协议离婚了。
他们办完离婚手续，我们的蜜月也度完了。
上班的第一天，师思就同我吵了一架。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校样上我将一处“唯妙唯肖”圈出来，改成“惟妙惟肖”。师思将它复原后，我又改过来了。旁边的女孩帮忙查字典，证明是我对。师思硬说这是约定俗成。后来我想“惟妙惟肖”这词在特定心情下是很敏感的。我并没有多说什么，师思就同我红了脸，还将几本杂志朝我摔过来。好在这时我已意味到这中间还有别的因素，我弯腰拾起掉在地上的东西时，自语了一句：“谁叫我是男人哩！”
我们刚吵完，沙莎突然出现在门口。
她是专门来告诉我，王婶和汪总离婚了。
沙莎的神情中有一股莫名其妙的烦愁。问起来，她又没有东西可说。
杂志社的男女都说我变憔悴了。他们隐去另外一句话：我纵欲过度了。对于我的记忆，新婚这一段，除了纵欲实在没有别的可说。
我抽空往“猫头鹰”那边打了个电话，感谢他们对我的祝福。然后约了去拿美元的时间。这天中午，主编老莫在圣诞酒店宴请从北京开完文代会的几个人。主编老莫被几两酒灌得红光满面，整个下午都在师思对面架着二郎腿，吹嘘刚刚听来的北京方面的故事。他说朱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文艺界的人做了形势报告，要大家将手头的钱管紧点，包括银行在内，许多人其实是在挥霍老百姓的存款。我忍不住插嘴说，他今天中午请客也是在挥霍全杂志社人的存款。
师思出其不意地说：“不同他们联络感情，谁给我们写文章！”
我被师思冷峻的神色震住了。
主编老莫得以继续侃下去。
我看得出师思是在装模作样地倾听。
师思不仅在编辑们的大办公室里倾听，还不时跑到主编老莫的小办公室去倾听。据同事们私下议论，这种情形从我请假度蜜月时就开始了。有人听见他们似乎是在谈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杂志上做广告的事。
没几天，一九九七年第一期杂志的样刊出来了，除了封底全部印着黄鹤山庄的房产广告以外，在八十一页和八十二页的征婚广告前面的七十九与八十页上，还登着这家房地产公司的报告文学，作者的名字是莫思。这个笔名很容易让人想到是主编老莫与师思合作写的。杂志社的人在议论，这个广告将占据杂志一九九七年所有的封底。
大家心里像是有话，但说不出来。
按照约定时间，我从武汉关坐轮渡过江直奔“猫头鹰”而去。“猫头鹰”办公地点在胭脂路一带，我们总是讥笑他们选了个风水宝地。在这个“娼盛”的年头，杂志上任何一点有关色情的暗示，都是潜在的卖点。只有我们杂志还这么笨，连老赵那五好家庭的事迹都敢刊载。接待我的是他们的副总编。我一直瞧不起这人，从前他是一个县里的兽医，业余时间写了大量的新闻稿，后被人揭发其中大部分是假新闻。没想到聘任到“猫头鹰”后，反倒如鱼得水，成了“猫头鹰”这几年大发展的头等功臣。他坦言告诉我，按照规定，这样的贺礼是给自己的员工或者是编外的秘密通讯员。他将一张百元美钞放在一份空白协议书上，希望我签约，成为他们秘密网络中的一员。他还告诉我，只要我签约，今后无论我有没有为他们做事，每月都可以领到一百美元津贴。我突然觉得这像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招募雇员。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一时半刻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好久我才表示，这种事需要认真考虑一下。
我空手走到门口，忽然看见韩丁正往台阶上爬。一时间两个人都愣住了。好像都在回避什么，我们点一下头，就各自走开。三天前，我还在街上碰见过韩丁，那时他的神情很正常，此刻却瘦得厉害，见人连眨眼的精气神都没有了。
回到轮渡上，听到几个人在议论，今天早上股市一开盘，便狂泻不止，深圳那边已有人跳楼自杀了。由此，我判断韩丁是去找董博士做心理咨询。否则，以他看重手中那笔钱的程度，很难熬过此关。
沙莎对我没有将美元拿回来大为不满，她是那么渴望能见识一下美元。她认为我的感情还有问题，不然，我就会将那张美钞像玫瑰花一样献给她。
她生气时，我只好下厨房。几样菜端上来，沙莎就开始挑剔说：“肉淡了！”一会儿又说：“鱼咸了！”我很平常地说：“这就对了，淡肉咸鱼，还合口味！”沙莎说：“你心里在厚此薄彼。”我说：“看来你只有吃热干面的命。”沙莎放下筷子，头也不回地出门去。等她再回来时，浑身上下全是热干面的味道。她进门之际，电话铃响了。
我刚将话筒拿起来就被她劈手夺过去。
她很有派头地对着话筒嗯了一阵，最后似乎是不情愿地说：“你来吧！”挂断电话，沙莎将曾经吩咐过的话又吩咐了一遍。
在她躲进卧室后，一个叫方老板的人敲门进来。我刚给他点上烟，沙莎就在卧室里呼我。随后一切如故。送走方老板后，沙莎在她特意放在茶几上的文件夹里，找到比王经理留下的信封更厚的一只信封。
我还是要求沙莎说明这是怎么回事。
沙莎用女人特有的专横劲，要我别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