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离开得那么久了。一切又仍在咫尺。那些本应因太久而远去的东西，常常在不经意间跳出来，使我那历经三十度寒暑历练的情怀，像开冻的冰层那样出现咔咔嚓嚓的阵阵震颤。
我暂且生活的这个小城里流行着文学病，一九八〇年以后县文化馆的两名创作辅导干部，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新诗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使这病变得愈发肆虐了。最令人感叹的是有两名青年农民在高中母校同场发表演说，先上台的发誓要作鲁迅第二，后上台去的不甘示弱，赌咒要拿诺贝尔文学奖。
小城在鄂东英山，旧称城关镇，如今借城郊的几眼温泉而改名叫温泉镇了。
我的青春梦境里，像绝大多数男孩那样：想当兵，可是那该死的副鼻窦炎，销蚀了也许应该与巴顿齐名的将军；想打篮球，可是那倒霉的一米七〇身高，使之一听到穆铁柱的名字就感到世界太不公平；想当小提琴家，虽然使劲在省歌舞团的那位首席提琴手面前锯了几天马尾，仍无法使之发现丁点天赋；再后来，我仅仅只能在光厂名就叫人心烦的阀门厂当了一名车工（这座集体所有制的小厂使我蒙受出身不好之冤，至今仍未得到昭雪），尽管我为工厂的宣传栏写了一些叫作诗的东西，尽管这文字曾独占了整整一场晚会，但这仅仅是作为先前团支部宣传委员，后来团支部书记，对自己所组织的活动履行义不容辞的职责。
感谢某次上夜班突然遭受三百八十伏电压的电击，从三天眩晕中清醒过来，小城中普遍流行的文学病不可避免地侵入到我的肌体，而且是积重难返，于是我用建设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那种干劲写起小说来了。为什么？大概是觉得刚刚结识的后来写了《第九个售货亭》的姜天民兄，相貌长得并不比自己标致——除了这些我实在不敢瞎说，有些东西还是永远藏在心里好！
然后，我每年比别人少看了一百场电影。
然后，我每年比别人多了几十张大部分是铅印的退稿笺。
然后，我在一个短篇中愤懑地写道：什么慧眼？哪儿见过慧眼？生活的道路上尽是些卉眼！秽眼！烩眼！晦眼！并开始怀疑自己一向坚持的信条：人生的道路并没有任何捷径，唯一的诀窍是，看准一条道路走下去，不要回头，不要旁顾，犹豫者，徘徊者，终归是跟着别人爬的碌碌鼠辈。似乎自己正在成为这种碌碌者！
然后，获奖诗人和获奖作家被上级***门调走了，“出身不好”的我被名不正言不顺地“借调”到县文化馆。就这样，机遇露出了尾巴：我住进全馆最有灵气的四〇四号房间，写《第九个售货亭》的姜天民兄已人去楼空，留下那只曾经趴在上面写出了那篇佳作，因为是公物不得搬走的旧办公桌，还有那把没有人坐着压着也会吱呀作响的烂藤椅，最重要的是那一屋灵秀。
“守着这风水宝地写不出东西才怪。”冲我说这话的人弹出了弦外之音。退稿笺和废手稿又积攒了一大堆，我怕当着众人的面烧，躲在屋里点了一把火，浓烟呛得睁不开眼睛也不敢开门，邻居都以为是失火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的变革才刚刚开始，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样子，在极短的时间里，一批又一批相对年轻，而且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被选拔到关键岗位上，担任起关键的工作。更年轻的那一批人，则面对各种各样诸如电大、职大、业大、函大等课程，抓紧一切可能的业余时间，苦心修炼着大学文凭的正果。眼前的榜样摆在那里，大家都明白，这些是今后人生旅途上不是捷径的捷径。那时，我本该属于这些更年轻的一批人，却没有与同伴们一道顺潮流而动，偏偏要独自踏上文学这条不归路。我那时已在县城一家工厂里从车工做到了厂办公室秘书，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工作后，包括最好的朋友，都没有对我的选择表示出应有的鼓励，走在黄昏落日后的街道林荫里，时常孤独地面对一群群已成了电大新生的熟人。他们身上掩不去的青春喜悦，不能不让我一声声地听着对人生之门的叩击。虽然我有足够的毅力，然而未来究竟如何心里根本就没有半点把握。
在县里待着的所谓文化人，都有一个剪贴本，上面粘贴着出现在大小报纸上自己的文字。尽管那些小的才一指宽，最多不过五指宽的剪贴与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地方新闻与逸事的文字书写，在小城里却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氛围。我没有这种剪贴本，骨子里更是不屑为这类事物写上哪怕一个字。所以，都说我没有发表过一个字，我断无反驳的可能。反过来看这也是事实，一个尚未正式发表任何作品的人待在文化馆的这个位置上，其压力可想而知。
当自己的手稿变成“铅字”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时，一想到当初的选择心中就免不了有几分悲壮，这种悲壮又激发了心里的底蕴，我写了一部关于几个青年在深山里建电视差转站的故事的中篇小说《黑蝴蝶，黑蝴蝶……》，并情不自禁地将内心的抱怨和焦虑写成百感交集的句子：机遇是存在的，但它只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习作完成之后，我把它寄给了《安徽文学》，这时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当初，真不敢相信这种奢侈品自己居然有缘品尝。
而今我对机遇的体会是：只有歪打才能正着。
一九八四年元月上旬，邮递员送来一封信，而且是我生平第一次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挂号信，是《安徽文学》寄来的。我已经十分熟悉，如此厚厚的一沓肯定是退稿！也不知是生谁的气，我揪住信封的一角，“哗”地一下撕开封口。没料到虽然还是退稿，附在退稿之上的却是一封满是溢美之词的亲笔信。信中提了不少建议，并让我“修改后速挂号寄小说组苗振亚”。那一阵儿子刚出生，取单名：早。其中就有自己的期待：但愿儿子能早早给他的爸爸带来机遇。没想到苍天有眼，不负我望，机遇真的早早来了。
此后不久，县文化馆组织了一次业余小戏剧本创作笔会。下乡的那天，我又收到了苗振亚老师的信，他在信的开头说《黑蝴蝶！黑蝴蝶……》已发四月号二条，信的结尾写道：“我争取最近能有湖北之行，到时一定去看你，很想见见你这位年轻人。”看完信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当然这激动是因信的开头而发生的，至于结尾我很快就将它作为一般的客套忘却了。从合肥到英山，关山重重，路途遥遥，能随便来随便去么，况且在文学大军中我算老几，值得他们专程来此一趟？
我一头扎下去，同几名业余作者一道边看边写，边写边看，走走停停半个月后，来到鄂皖交界处，属于安徽省霍山县的漫水河镇，住在一家生意萧条的国营小旅社里。
接下来的一天让我终生难忘。三月十一日本是个很普通的日子，南方的倒春寒在阳光普照之下减退了不少。吃过午饭正要上床略事休息，同行的南河区文化站长王中生突然闯进屋来直嚷嚷：你的老师来了！一时间我成了丈二和尚，这儿离英山县城差不多两百里，初来乍到有什么老师？王中生的样子又让我不得不相信，进到他的房间，只见客房的床上并排坐着两个中年人，面孔是百分之百陌生。在我怔怔地不知说什么好时，对方主动做了自我介绍。我才知道靠左坐着、戴鸭舌帽、一副忠厚长者模样的叫温文松；靠右坐着、戴近视眼镜、清瘦并让我觉察到儒雅气质的就是那个写信给我的叫苗振亚的人。
世间为何如此浩荡又这般狭小。苗振亚老师和温文松老师头天从合肥市搭乘长途客车到霍山县城，再转这天的早班车前往英山，长途客车不早不晚，正好在途经漫水河镇时出故障抛锚了。因为要等中午开出的第二班车来接走出故障这趟班车上的乘客，那样到达英山的时间就很晚了，苗振亚老师担心深夜时分找不着我，便跑到镇上的邮电所打电话到英山县文化馆，接电话的人对苗振亚老师说，刘醒龙不在家，到外地出差了。即将放下电话那一刻，很是失望的苗振亚老师，随口问了一句：他去哪里了？得知我正在漫水河镇，二位老师顿时大喜过望！
他俩乐了！我却傻眼了！天下之大，道路之多，日子之繁复，时光之匆匆，怎么会这般巧？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个叫天意的东西，是不是就长着这副模样？
那一天，大别山深处的这座小镇，在我的心里突然神圣起来，从古朴的小街里升起一股文学的光芒，还有小街尽头，一道清粼粼的小河水，弥漫着一股无香的艺术芬芳。这本是一个让人特别激动的时刻，在我，哪怕将来过去多少年，这一刻的惊讶还将是惊讶。我想这也许就是命运！
我们当即决定一起乘车到英山。下午一点从霍山县发出的当天的第二班车本来就是满满的，加上上午扔在漫水河镇上的头班车上的人，想挤上去难度系数之大可想而知。苗温二位老师却出奇地会挤车，转眼间就上去了，还有座位。而我的旅行包里保温茶杯被挤得嚓嚓作响也难以接近车门，幸亏他俩伸出手来使劲拉，才使我抄了捷径从车窗里爬进车内。日后的某个时刻我猛然醒悟：一个人跨进文学殿堂时，编辑老师尽力而为的不也同样如此么！在当时我只顾惊叹：到底是大城市的人，天天挤公共汽车，见多识广，熟知门道，年轻力壮只会使蛮力的山里人全都比不过。车上人太多，简直是堆着放。一位大姑娘顾不上害羞，汽车稍有颠簸便坐到苗振亚老师的身上，虽然比不得坐怀不乱的典故，三番五次下来，苗振亚老师倒也能泰然处之。
坐落在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下面的小城，近几年宾客来得多了，但是从外省文学殿堂来的编辑仍属罕见，更何况《安徽文学》还是推动“伤痕文学”的名刊。苗振亚和温文松二位老师的到来，不能不在小城文化圈引起骚动。因为他俩是专程来为我指点迷津的，这种骚动就更显得不比寻常。我那时处境不妙，“倒刘运动”方兴未艾，在小城文化界权倾九鼎的那帮人瞄准我“出身不好”的“软肋”，几欲“清理阶级队伍”，将我撵出文化馆这个龙凤巢、金银窝，赶回写在另册上的集体所有制小厂。所以，我也乐得让小城里的文化要员见见他俩。好客的山里人最怕招待那种不抽烟不喝酒的客人，二位老师像是约好了的，谁谁都是烟酒不沾。既然达不成烟酒不分家的友谊，又因为只是专程为我而来，在文化要员们的彬彬有礼背后，是某种拒人千里的冷冰冰。心知肚明的我还想瞒着不让客人知道，哪知离开英山，前往黄州赤壁，再与黄冈地区文学界的几位见过面之后，苗振亚老师马上对我说，地区的这几位要比县里的那些人对你要好些。在我还不知如何回答时，苗振亚老师主动说：“同当官的打交道是最吃力的事，还是少见他们，咱们多聊聊吧！”
在漫水河镇的那顿午餐上，纵然是初次相逢，两位老师也绝不肯沾一滴酒。第二天才听到苗振亚老师的实在话：他知道皖西大别山区一带有个恶俗，酒宴上无论是谁，只要一端酒杯不是醉倒的不准退席，他担心鄂东大别山区也如此。这种心理同样反映在他俩来英山的动机上。我在处女作中描写了这么一种焦虑：为什么人们都崇拜张海迪的自我奋斗精神，而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冷落了朱伯儒的炭火效应？因为学张海迪既有付出又有收获，学朱伯儒则完全只有给予。苗振亚老师说，与鄂东毗邻的皖西四县的情况他是了解的，他有点惊奇怎么同一道山脉之下，同一片山丛之中，文学的思维模式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所以他想了解其中奥秘所在。
从三月十一日下午至三月十六日上午，第一次与文学前辈接触便独享五天时光，文学真谛获得多少不好说，如何在文学的背景下修炼自身，真的是受益匪浅。在十四日谒拜东坡赤壁、寻访东吴故都的过程中，因来过多次，对此古迹胜境早有漠然的常客的我，有些不把二赋堂、赤鼻矶的古今沧桑收入视野，当苗振亚老师买下三本《东坡赤壁》，并送我一本时，让那个一直将自己当成普通游客，一直将东坡赤壁当成普通家乡的我实在无地自容。私下里，苗振亚老师还谈及，为何将我的处女作放在第二条，而他的本意是要放在头条的，其中缘故与文学无关，却是文学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又不得不妥协的，说是难题也是难题，唯有不将这些一时的位置看得很重，才能突显出文学的真正意义。
有一次，谈起某些作品，苗振亚老师不禁脱口说道，有人写小说一辈子，字里行间一点小说味也没有，还说他喜欢我的小说，是因为很有小说味。至于什么是小说味，他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真正的小说一定是小说味十足。这番话在我听来格外贴心，让我很容易就联想到性感、悟性等一类普遍运用，却很难说清楚的感觉。
在谈到我读过、他也读过的一本名叫《众神之车》的书时，苗振亚老师说，世界的确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神秘之处，这也是生活永远具有魅力的根本所在，爱因斯坦说神秘最美，所以他说他是倾向文学作品可以有点朦胧感、有点说不清楚的神秘感。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特别入心的，生活本来就是解释不清的，能解释清楚的就不是真正的生活；因而文学应该是去表现生活，而不是解释生活。正是这一觉悟，使我找到了自己应该去探索的文学小路：我愿在使自己融合进绝对不应当被称为浪漫的“东方神秘”的过程中深情地表现它，并为重建楚文化的神话体系，而与各洞南蛮一起竭尽绵薄之力。
三月十六日上午九时，红白两色的公共汽车拖着一股尘埃远去了，两位编辑老师的鄂东之行结束了，只需四十分钟，即可进入皖西地界。以后的两年，我们的书信往来甚多。其中也有谈到小说的闲笔问题，苗振亚老师曾经说过，读我的小说觉得闲笔很多，可一旦将这些看上去可有可无的闲笔删了去，整部作品就变得毫无生气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是我的长处，还是我的缺陷。有一次，我读到一篇文章，其中一句话让我很是振奋，就写信与苗振亚老师，告知有这样一种观点，小说的艺术其实就是闲笔的艺术。今年年初的那封来信中，苗振亚老师说自己“老得快，感到心太累”！读毕为之黯然，他可是刚近五十的人，我那尊敬的为人作嫁的编辑老师啊……
这是关于我与文学相遇的第一个故事，说与那些新结识的友人听时，他们总是不相信，笑话我在讲构思中的某篇小说。不过，这段经历中的所有的人仍健在，我衷心祝愿他们幸福长寿，这样在我第一千遍讲述这个故事时，也无须起誓，请苍天作证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于大别山中
我暂且生活的这个小城里流行着文学病，一九八〇年以后县文化馆的两名创作辅导干部，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新诗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使这病变得愈发肆虐了。最令人感叹的是有两名青年农民在高中母校同场发表演说，先上台的发誓要作鲁迅第二，后上台去的不甘示弱，赌咒要拿诺贝尔文学奖。
小城在鄂东英山，旧称城关镇，如今借城郊的几眼温泉而改名叫温泉镇了。
我的青春梦境里，像绝大多数男孩那样：想当兵，可是那该死的副鼻窦炎，销蚀了也许应该与巴顿齐名的将军；想打篮球，可是那倒霉的一米七〇身高，使之一听到穆铁柱的名字就感到世界太不公平；想当小提琴家，虽然使劲在省歌舞团的那位首席提琴手面前锯了几天马尾，仍无法使之发现丁点天赋；再后来，我仅仅只能在光厂名就叫人心烦的阀门厂当了一名车工（这座集体所有制的小厂使我蒙受出身不好之冤，至今仍未得到昭雪），尽管我为工厂的宣传栏写了一些叫作诗的东西，尽管这文字曾独占了整整一场晚会，但这仅仅是作为先前团支部宣传委员，后来团支部书记，对自己所组织的活动履行义不容辞的职责。
感谢某次上夜班突然遭受三百八十伏电压的电击，从三天眩晕中清醒过来，小城中普遍流行的文学病不可避免地侵入到我的肌体，而且是积重难返，于是我用建设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那种干劲写起小说来了。为什么？大概是觉得刚刚结识的后来写了《第九个售货亭》的姜天民兄，相貌长得并不比自己标致——除了这些我实在不敢瞎说，有些东西还是永远藏在心里好！
然后，我每年比别人少看了一百场电影。
然后，我每年比别人多了几十张大部分是铅印的退稿笺。
然后，我在一个短篇中愤懑地写道：什么慧眼？哪儿见过慧眼？生活的道路上尽是些卉眼！秽眼！烩眼！晦眼！并开始怀疑自己一向坚持的信条：人生的道路并没有任何捷径，唯一的诀窍是，看准一条道路走下去，不要回头，不要旁顾，犹豫者，徘徊者，终归是跟着别人爬的碌碌鼠辈。似乎自己正在成为这种碌碌者！
然后，获奖诗人和获奖作家被上级***门调走了，“出身不好”的我被名不正言不顺地“借调”到县文化馆。就这样，机遇露出了尾巴：我住进全馆最有灵气的四〇四号房间，写《第九个售货亭》的姜天民兄已人去楼空，留下那只曾经趴在上面写出了那篇佳作，因为是公物不得搬走的旧办公桌，还有那把没有人坐着压着也会吱呀作响的烂藤椅，最重要的是那一屋灵秀。
“守着这风水宝地写不出东西才怪。”冲我说这话的人弹出了弦外之音。退稿笺和废手稿又积攒了一大堆，我怕当着众人的面烧，躲在屋里点了一把火，浓烟呛得睁不开眼睛也不敢开门，邻居都以为是失火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的变革才刚刚开始，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样子，在极短的时间里，一批又一批相对年轻，而且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被选拔到关键岗位上，担任起关键的工作。更年轻的那一批人，则面对各种各样诸如电大、职大、业大、函大等课程，抓紧一切可能的业余时间，苦心修炼着大学文凭的正果。眼前的榜样摆在那里，大家都明白，这些是今后人生旅途上不是捷径的捷径。那时，我本该属于这些更年轻的一批人，却没有与同伴们一道顺潮流而动，偏偏要独自踏上文学这条不归路。我那时已在县城一家工厂里从车工做到了厂办公室秘书，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工作后，包括最好的朋友，都没有对我的选择表示出应有的鼓励，走在黄昏落日后的街道林荫里，时常孤独地面对一群群已成了电大新生的熟人。他们身上掩不去的青春喜悦，不能不让我一声声地听着对人生之门的叩击。虽然我有足够的毅力，然而未来究竟如何心里根本就没有半点把握。
在县里待着的所谓文化人，都有一个剪贴本，上面粘贴着出现在大小报纸上自己的文字。尽管那些小的才一指宽，最多不过五指宽的剪贴与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地方新闻与逸事的文字书写，在小城里却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氛围。我没有这种剪贴本，骨子里更是不屑为这类事物写上哪怕一个字。所以，都说我没有发表过一个字，我断无反驳的可能。反过来看这也是事实，一个尚未正式发表任何作品的人待在文化馆的这个位置上，其压力可想而知。
当自己的手稿变成“铅字”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时，一想到当初的选择心中就免不了有几分悲壮，这种悲壮又激发了心里的底蕴，我写了一部关于几个青年在深山里建电视差转站的故事的中篇小说《黑蝴蝶，黑蝴蝶……》，并情不自禁地将内心的抱怨和焦虑写成百感交集的句子：机遇是存在的，但它只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习作完成之后，我把它寄给了《安徽文学》，这时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当初，真不敢相信这种奢侈品自己居然有缘品尝。
而今我对机遇的体会是：只有歪打才能正着。
一九八四年元月上旬，邮递员送来一封信，而且是我生平第一次收到编辑部寄来的挂号信，是《安徽文学》寄来的。我已经十分熟悉，如此厚厚的一沓肯定是退稿！也不知是生谁的气，我揪住信封的一角，“哗”地一下撕开封口。没料到虽然还是退稿，附在退稿之上的却是一封满是溢美之词的亲笔信。信中提了不少建议，并让我“修改后速挂号寄小说组苗振亚”。那一阵儿子刚出生，取单名：早。其中就有自己的期待：但愿儿子能早早给他的爸爸带来机遇。没想到苍天有眼，不负我望，机遇真的早早来了。
此后不久，县文化馆组织了一次业余小戏剧本创作笔会。下乡的那天，我又收到了苗振亚老师的信，他在信的开头说《黑蝴蝶！黑蝴蝶……》已发四月号二条，信的结尾写道：“我争取最近能有湖北之行，到时一定去看你，很想见见你这位年轻人。”看完信我半天说不出话来，当然这激动是因信的开头而发生的，至于结尾我很快就将它作为一般的客套忘却了。从合肥到英山，关山重重，路途遥遥，能随便来随便去么，况且在文学大军中我算老几，值得他们专程来此一趟？
我一头扎下去，同几名业余作者一道边看边写，边写边看，走走停停半个月后，来到鄂皖交界处，属于安徽省霍山县的漫水河镇，住在一家生意萧条的国营小旅社里。
接下来的一天让我终生难忘。三月十一日本是个很普通的日子，南方的倒春寒在阳光普照之下减退了不少。吃过午饭正要上床略事休息，同行的南河区文化站长王中生突然闯进屋来直嚷嚷：你的老师来了！一时间我成了丈二和尚，这儿离英山县城差不多两百里，初来乍到有什么老师？王中生的样子又让我不得不相信，进到他的房间，只见客房的床上并排坐着两个中年人，面孔是百分之百陌生。在我怔怔地不知说什么好时，对方主动做了自我介绍。我才知道靠左坐着、戴鸭舌帽、一副忠厚长者模样的叫温文松；靠右坐着、戴近视眼镜、清瘦并让我觉察到儒雅气质的就是那个写信给我的叫苗振亚的人。
世间为何如此浩荡又这般狭小。苗振亚老师和温文松老师头天从合肥市搭乘长途客车到霍山县城，再转这天的早班车前往英山，长途客车不早不晚，正好在途经漫水河镇时出故障抛锚了。因为要等中午开出的第二班车来接走出故障这趟班车上的乘客，那样到达英山的时间就很晚了，苗振亚老师担心深夜时分找不着我，便跑到镇上的邮电所打电话到英山县文化馆，接电话的人对苗振亚老师说，刘醒龙不在家，到外地出差了。即将放下电话那一刻，很是失望的苗振亚老师，随口问了一句：他去哪里了？得知我正在漫水河镇，二位老师顿时大喜过望！
他俩乐了！我却傻眼了！天下之大，道路之多，日子之繁复，时光之匆匆，怎么会这般巧？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个叫天意的东西，是不是就长着这副模样？
那一天，大别山深处的这座小镇，在我的心里突然神圣起来，从古朴的小街里升起一股文学的光芒，还有小街尽头，一道清粼粼的小河水，弥漫着一股无香的艺术芬芳。这本是一个让人特别激动的时刻，在我，哪怕将来过去多少年，这一刻的惊讶还将是惊讶。我想这也许就是命运！
我们当即决定一起乘车到英山。下午一点从霍山县发出的当天的第二班车本来就是满满的，加上上午扔在漫水河镇上的头班车上的人，想挤上去难度系数之大可想而知。苗温二位老师却出奇地会挤车，转眼间就上去了，还有座位。而我的旅行包里保温茶杯被挤得嚓嚓作响也难以接近车门，幸亏他俩伸出手来使劲拉，才使我抄了捷径从车窗里爬进车内。日后的某个时刻我猛然醒悟：一个人跨进文学殿堂时，编辑老师尽力而为的不也同样如此么！在当时我只顾惊叹：到底是大城市的人，天天挤公共汽车，见多识广，熟知门道，年轻力壮只会使蛮力的山里人全都比不过。车上人太多，简直是堆着放。一位大姑娘顾不上害羞，汽车稍有颠簸便坐到苗振亚老师的身上，虽然比不得坐怀不乱的典故，三番五次下来，苗振亚老师倒也能泰然处之。
坐落在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下面的小城，近几年宾客来得多了，但是从外省文学殿堂来的编辑仍属罕见，更何况《安徽文学》还是推动“伤痕文学”的名刊。苗振亚和温文松二位老师的到来，不能不在小城文化圈引起骚动。因为他俩是专程来为我指点迷津的，这种骚动就更显得不比寻常。我那时处境不妙，“倒刘运动”方兴未艾，在小城文化界权倾九鼎的那帮人瞄准我“出身不好”的“软肋”，几欲“清理阶级队伍”，将我撵出文化馆这个龙凤巢、金银窝，赶回写在另册上的集体所有制小厂。所以，我也乐得让小城里的文化要员见见他俩。好客的山里人最怕招待那种不抽烟不喝酒的客人，二位老师像是约好了的，谁谁都是烟酒不沾。既然达不成烟酒不分家的友谊，又因为只是专程为我而来，在文化要员们的彬彬有礼背后，是某种拒人千里的冷冰冰。心知肚明的我还想瞒着不让客人知道，哪知离开英山，前往黄州赤壁，再与黄冈地区文学界的几位见过面之后，苗振亚老师马上对我说，地区的这几位要比县里的那些人对你要好些。在我还不知如何回答时，苗振亚老师主动说：“同当官的打交道是最吃力的事，还是少见他们，咱们多聊聊吧！”
在漫水河镇的那顿午餐上，纵然是初次相逢，两位老师也绝不肯沾一滴酒。第二天才听到苗振亚老师的实在话：他知道皖西大别山区一带有个恶俗，酒宴上无论是谁，只要一端酒杯不是醉倒的不准退席，他担心鄂东大别山区也如此。这种心理同样反映在他俩来英山的动机上。我在处女作中描写了这么一种焦虑：为什么人们都崇拜张海迪的自我奋斗精神，而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冷落了朱伯儒的炭火效应？因为学张海迪既有付出又有收获，学朱伯儒则完全只有给予。苗振亚老师说，与鄂东毗邻的皖西四县的情况他是了解的，他有点惊奇怎么同一道山脉之下，同一片山丛之中，文学的思维模式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所以他想了解其中奥秘所在。
从三月十一日下午至三月十六日上午，第一次与文学前辈接触便独享五天时光，文学真谛获得多少不好说，如何在文学的背景下修炼自身，真的是受益匪浅。在十四日谒拜东坡赤壁、寻访东吴故都的过程中，因来过多次，对此古迹胜境早有漠然的常客的我，有些不把二赋堂、赤鼻矶的古今沧桑收入视野，当苗振亚老师买下三本《东坡赤壁》，并送我一本时，让那个一直将自己当成普通游客，一直将东坡赤壁当成普通家乡的我实在无地自容。私下里，苗振亚老师还谈及，为何将我的处女作放在第二条，而他的本意是要放在头条的，其中缘故与文学无关，却是文学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又不得不妥协的，说是难题也是难题，唯有不将这些一时的位置看得很重，才能突显出文学的真正意义。
有一次，谈起某些作品，苗振亚老师不禁脱口说道，有人写小说一辈子，字里行间一点小说味也没有，还说他喜欢我的小说，是因为很有小说味。至于什么是小说味，他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真正的小说一定是小说味十足。这番话在我听来格外贴心，让我很容易就联想到性感、悟性等一类普遍运用，却很难说清楚的感觉。
在谈到我读过、他也读过的一本名叫《众神之车》的书时，苗振亚老师说，世界的确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神秘之处，这也是生活永远具有魅力的根本所在，爱因斯坦说神秘最美，所以他说他是倾向文学作品可以有点朦胧感、有点说不清楚的神秘感。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特别入心的，生活本来就是解释不清的，能解释清楚的就不是真正的生活；因而文学应该是去表现生活，而不是解释生活。正是这一觉悟，使我找到了自己应该去探索的文学小路：我愿在使自己融合进绝对不应当被称为浪漫的“东方神秘”的过程中深情地表现它，并为重建楚文化的神话体系，而与各洞南蛮一起竭尽绵薄之力。
三月十六日上午九时，红白两色的公共汽车拖着一股尘埃远去了，两位编辑老师的鄂东之行结束了，只需四十分钟，即可进入皖西地界。以后的两年，我们的书信往来甚多。其中也有谈到小说的闲笔问题，苗振亚老师曾经说过，读我的小说觉得闲笔很多，可一旦将这些看上去可有可无的闲笔删了去，整部作品就变得毫无生气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是我的长处，还是我的缺陷。有一次，我读到一篇文章，其中一句话让我很是振奋，就写信与苗振亚老师，告知有这样一种观点，小说的艺术其实就是闲笔的艺术。今年年初的那封来信中，苗振亚老师说自己“老得快，感到心太累”！读毕为之黯然，他可是刚近五十的人，我那尊敬的为人作嫁的编辑老师啊……
这是关于我与文学相遇的第一个故事，说与那些新结识的友人听时，他们总是不相信，笑话我在讲构思中的某篇小说。不过，这段经历中的所有的人仍健在，我衷心祝愿他们幸福长寿，这样在我第一千遍讲述这个故事时，也无须起誓，请苍天作证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于大别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