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 国别研究五要素
原历史上要等到四年以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主持重修东林书院，并且将此地定为定期进行讲学的地点，发起东临大会，制定《东林会约》之后，东林书院才正式成为东林党人活动的地点，东林党也才算是正式成型。
不过早在此时的万历二十八年，顾宪成等人就已经经常以东林书院的前身作为自己讲学的地点所在了，而且“东林八君子”之中有七人已经罢官回乡，在无锡讲学活动，互相交流思想。
苏州和无锡都在京杭大运河沿岸，从苏州去无锡只要溯河而上就行，路程非常近。
王文龙被叶成学拉着来到还未修缮的东林书院之时，只见书院中已经挤满了人。
王文龙忍不住惊讶说道：“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叶成学笑着说道：“听说你讲学，无锡的文人几乎全都来了。”
日后与顾宪成齐名的东林党领袖高攀龙十分热情的同王文龙招呼：“久闻福建王建阳大名，今日才能一睹风采。”
王文龙忙谦虚道：“存之先生折煞我也。”
东林党作为掀起明末党争大幕的明末第一党，做的事情虽然褒贬不一，但是东林党之中还是有不少优秀人物的，高攀龙就是其中之一。
高攀龙七年前就是因为直言上疏而被贬，在历史之上顾宪成死后高攀龙主持东林大会，凭借自己的名声被复起为官之后也组织东林党人打了好几场硬仗，为党派居功至伟。
后来和阉党斗争失败，高攀龙眼看东林党人被阉党大肆追捕，连他自己也即将被魏忠贤下毒手，便泰然自若的表示：“我本视死如归。”遣散诸孙，写下给天启皇帝的绝笔信，自沉而死。
不管东林党在总体上对历史的贡献如何，但是高攀龙这样的人物是真的相信东林党人的思想有利于国家，并且愿意为了自己党派利益献上生命的。
高攀龙所提倡的观点“惠商”“体恤铺行”，强调“实学”等等也不能说不是正论，虽在实际的此时政治之中作用有限，论为高高在上的空谈，但在民间的影响却不校
东林党人能够天下仰望，也正是依靠这一批人做出的贡献。
而站在此时的时空环境下，高攀龙也实在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
东林党人号召广开言路，反对阉党，反对朝廷对东南沿海商业的干预。
这些说法总体来说，在此时是绝对正确。这也是为什么东林党成立之后能造成如此声望的根本原因。
此时的东林党人他们总是积极上书，主公正斥邪恶，很多人都觉得只要这群清流能够夺权就能改变天下面貌。
此时人根本想不到接下去的时光里这群东林党人将为了上位，先和起党浙党楚党斗争一番，闹的朝堂鸡飞狗跳，然后又和阉党死斗，等崇祯朝打倒魏忠贤之后，东林后人重掌大权，也没把事儿干好。
这群家伙在野时天天骂人，觉得人家不行，然而真的让他们众正盈朝了，做的反而不比人家好。
东林党成立四十多年以后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可以救治国家的政纲。
自己号召广开言路，实际上自己找到机会同样利用党争打压其他派系的声音。
号召打击阉党，但是阉党被连根拔起之后东林党就彻底掌权，他们照样的党同伐异，被剥削的百姓也没见日子好过了多少。
至于反对东南沿海商业干预就更抽象，商业税到明末已经成为大明收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林党人反对干预商业是对的，但实际执行之中却很快和东南的新兴商业阶级配合，以“不能与民争利”为口号阻挠朝廷收商税，使得大量的税收负担压在了农民身上，导致农民不堪重负。
后来的东林党直接变成了江浙仕商一体豪强的保护伞，号召着轻徭薄赋，但是却对征收商税万分回避，对征收农业税表示支持。
少数有见识的东林党人如邹元标也能看出东林党的问题，但是当他四处呼喊恢复张居正的政策时，其他东林党人却纷纷与他割席。
东林党到后期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党争派系，落下“长于内争，短于治国治军”的评价。
历史是唯结果论的。
东林党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被清流嘲讽的“昏君”“权臣”好歹能出张居正改革、万历三大征，可东林党崛起后，不管口号喊得再响亮，却没有真正做出什么值得称道的成绩。 到东林后人众正盈朝的崇祯时期，大明更是干脆给盈没了。
站在东林党内部当然可以有各种理由说自己执政的艰难，但是登上历史舞台的势力哪个不艰难？
当国家的命运交到身上时只有接不接得住的分别，形势艰难不应该成为借口。
当然，站在这个时间点还未成立的东林党还没有那些抽象行为，这些东林群贤此时可是敢于和税官太监、勋贵豪强对抗，保名教、斥奸邪的正直文人，集天下之望。
王文龙也没可能在现在批评人家什么。
高攀龙和顾宪成两人亲自陪着王文龙走向高台，高攀龙笑着说道：“我等聚会讲学，一直没有一个固定场所，如今也只能找这一处破旧的书院作为暂时集会之所。”
顾宪成为王文龙讲解：“此地原为闽学鼻祖，龟山先生吴国公杨时在无锡讲学的旧院，只是时间日久，逐渐荒废，我等来到之时已经改建成佛寺，亲自动手劈树斩草才勉强开辟出这几间院落，只为请建阳这样的名儒前来讲学。建阳遍历诸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还请建阳为我等讲解海外之事。”
王文龙谦虚道：“不敢说什么讲解，只是尽所能罢了。”
今天东林八君子中的七人全部到场，七人都是在野官员，基本全是为了争国本或是保护清流文官上疏被贬，在江南士林有很大声望，同时罢官之前在朝中结下的党派名望也未散去，这些人以同样目的结合在一起，自然能够影响朝廷局势。
王文龙登上讲台，看着台下济济一堂的名士，觉得心中有些压力。
东林八君子全部是进士功名，在场的举人都有十几个，王文龙若不是写出《葡萄牙国史》和《天演论》名噪天下，这么一个监生根本没机会上台开讲。
明代的官话是此时的南京话，和后世南京话有较大差别，但都属于官话体系。
后世的普通话属于华北官话，和此时的南京官话勉强可以互相交谈，相互理解的难度大概相当于后世说西南官话的四川人和说华北官话的北京人用自己家乡方言聊天。
不用太生僻的字词，说话速度缓慢一些，互相都还可以理解。
王文龙是福建人，普通话也不标准，一口地瓜味，此时人也只以为他海外归来，说话带有特有口音而已，正常交流还是可以进行。
王文龙上台之后便对众人拱手笑道：
“列位先生好，“小子才疏学浅，也不通晓经义学问，能够被固高二位先生请来东林书院讲学，内心深感惶恐。”
他谦虚说道：“今日所讲，大家尽可互相探讨，若是不认同者也可提出，小子虚心接受，今日不叫讲座，只是与大家交流观点。”
一番言语引得台下众人一阵点头，心中对王文龙先下了个可交的评论。
客套后王文龙正式开讲：
“今日高、顾二先生邀我前来东林书院讲解西洋诸国之事，自从《葡萄牙国史》写出之后也有许多文人士子向我询问，为何能够如此了解海外掌故，对海外之事颇为感兴趣。”
王文龙笑着说道：“我自幼生长在海外，虽然有大明先生为我开蒙，但是初回大名时也是惊讶于我大明人士往往以为海外都是精奇鬼怪之地，其实不然也。”
“许多先生言，看过我《葡萄牙国史》才知从我大明往西有大洲曰非洲，曰欧洲，曰南北美洲。其上所生活土人虽然文化各异，习俗不同，但也都同我大明人物一样，有工人，有农民，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一些人也会造枪造炮，并非别种生物。”
台下众人都笑起来，东林党人许多都与此时的传教士有接触，对于那些不开眼看世界的大明文人心中颇为鄙夷。
的确是王文龙的作品出世之后很多与外洋接触较少的文人才突然发现原来欧洲文明也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身处南直隶的东林党人，同样对他们都有嘲笑。
王文龙：“海外之国何其多也，纷繁复杂，我中华自古虽有《诸蕃志》《岭外代答》等书目，然而对其风俗记载难免流于表面，追求精奇古怪，认为以娱读者可也。只因地方遥远国家众多，想要详细叙述怕也不能，所以只能摘其紧要之处，略略描写，但若想要考察一国之事实这却又不够了。”
王文龙道：“我以为做这国别研究，想要弄清一国情况，至少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五个方面入手方能说得清楚。”
“比如在西洋岛屿上的土人断发纹身，初到彼处的商贾以为奇异，但若研究其地理历史便可知道，这些岛屿连成一串，与我八闽海外之大员岛相近，那些海岛上的土人文化习俗亦都相差不远，其实乃是古时乘小舟船渡海而去者。”
“而古时闽地越人也有断发纹身之记载，如此说来，大员之上土人即可能又是我闽越土人迁徙而去。”
(本章完)
原历史上要等到四年以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主持重修东林书院，并且将此地定为定期进行讲学的地点，发起东临大会，制定《东林会约》之后，东林书院才正式成为东林党人活动的地点，东林党也才算是正式成型。
不过早在此时的万历二十八年，顾宪成等人就已经经常以东林书院的前身作为自己讲学的地点所在了，而且“东林八君子”之中有七人已经罢官回乡，在无锡讲学活动，互相交流思想。
苏州和无锡都在京杭大运河沿岸，从苏州去无锡只要溯河而上就行，路程非常近。
王文龙被叶成学拉着来到还未修缮的东林书院之时，只见书院中已经挤满了人。
王文龙忍不住惊讶说道：“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叶成学笑着说道：“听说你讲学，无锡的文人几乎全都来了。”
日后与顾宪成齐名的东林党领袖高攀龙十分热情的同王文龙招呼：“久闻福建王建阳大名，今日才能一睹风采。”
王文龙忙谦虚道：“存之先生折煞我也。”
东林党作为掀起明末党争大幕的明末第一党，做的事情虽然褒贬不一，但是东林党之中还是有不少优秀人物的，高攀龙就是其中之一。
高攀龙七年前就是因为直言上疏而被贬，在历史之上顾宪成死后高攀龙主持东林大会，凭借自己的名声被复起为官之后也组织东林党人打了好几场硬仗，为党派居功至伟。
后来和阉党斗争失败，高攀龙眼看东林党人被阉党大肆追捕，连他自己也即将被魏忠贤下毒手，便泰然自若的表示：“我本视死如归。”遣散诸孙，写下给天启皇帝的绝笔信，自沉而死。
不管东林党在总体上对历史的贡献如何，但是高攀龙这样的人物是真的相信东林党人的思想有利于国家，并且愿意为了自己党派利益献上生命的。
高攀龙所提倡的观点“惠商”“体恤铺行”，强调“实学”等等也不能说不是正论，虽在实际的此时政治之中作用有限，论为高高在上的空谈，但在民间的影响却不校
东林党人能够天下仰望，也正是依靠这一批人做出的贡献。
而站在此时的时空环境下，高攀龙也实在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
东林党人号召广开言路，反对阉党，反对朝廷对东南沿海商业的干预。
这些说法总体来说，在此时是绝对正确。这也是为什么东林党成立之后能造成如此声望的根本原因。
此时的东林党人他们总是积极上书，主公正斥邪恶，很多人都觉得只要这群清流能够夺权就能改变天下面貌。
此时人根本想不到接下去的时光里这群东林党人将为了上位，先和起党浙党楚党斗争一番，闹的朝堂鸡飞狗跳，然后又和阉党死斗，等崇祯朝打倒魏忠贤之后，东林后人重掌大权，也没把事儿干好。
这群家伙在野时天天骂人，觉得人家不行，然而真的让他们众正盈朝了，做的反而不比人家好。
东林党成立四十多年以后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可以救治国家的政纲。
自己号召广开言路，实际上自己找到机会同样利用党争打压其他派系的声音。
号召打击阉党，但是阉党被连根拔起之后东林党就彻底掌权，他们照样的党同伐异，被剥削的百姓也没见日子好过了多少。
至于反对东南沿海商业干预就更抽象，商业税到明末已经成为大明收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林党人反对干预商业是对的，但实际执行之中却很快和东南的新兴商业阶级配合，以“不能与民争利”为口号阻挠朝廷收商税，使得大量的税收负担压在了农民身上，导致农民不堪重负。
后来的东林党直接变成了江浙仕商一体豪强的保护伞，号召着轻徭薄赋，但是却对征收商税万分回避，对征收农业税表示支持。
少数有见识的东林党人如邹元标也能看出东林党的问题，但是当他四处呼喊恢复张居正的政策时，其他东林党人却纷纷与他割席。
东林党到后期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党争派系，落下“长于内争，短于治国治军”的评价。
历史是唯结果论的。
东林党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被清流嘲讽的“昏君”“权臣”好歹能出张居正改革、万历三大征，可东林党崛起后，不管口号喊得再响亮，却没有真正做出什么值得称道的成绩。 到东林后人众正盈朝的崇祯时期，大明更是干脆给盈没了。
站在东林党内部当然可以有各种理由说自己执政的艰难，但是登上历史舞台的势力哪个不艰难？
当国家的命运交到身上时只有接不接得住的分别，形势艰难不应该成为借口。
当然，站在这个时间点还未成立的东林党还没有那些抽象行为，这些东林群贤此时可是敢于和税官太监、勋贵豪强对抗，保名教、斥奸邪的正直文人，集天下之望。
王文龙也没可能在现在批评人家什么。
高攀龙和顾宪成两人亲自陪着王文龙走向高台，高攀龙笑着说道：“我等聚会讲学，一直没有一个固定场所，如今也只能找这一处破旧的书院作为暂时集会之所。”
顾宪成为王文龙讲解：“此地原为闽学鼻祖，龟山先生吴国公杨时在无锡讲学的旧院，只是时间日久，逐渐荒废，我等来到之时已经改建成佛寺，亲自动手劈树斩草才勉强开辟出这几间院落，只为请建阳这样的名儒前来讲学。建阳遍历诸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还请建阳为我等讲解海外之事。”
王文龙谦虚道：“不敢说什么讲解，只是尽所能罢了。”
今天东林八君子中的七人全部到场，七人都是在野官员，基本全是为了争国本或是保护清流文官上疏被贬，在江南士林有很大声望，同时罢官之前在朝中结下的党派名望也未散去，这些人以同样目的结合在一起，自然能够影响朝廷局势。
王文龙登上讲台，看着台下济济一堂的名士，觉得心中有些压力。
东林八君子全部是进士功名，在场的举人都有十几个，王文龙若不是写出《葡萄牙国史》和《天演论》名噪天下，这么一个监生根本没机会上台开讲。
明代的官话是此时的南京话，和后世南京话有较大差别，但都属于官话体系。
后世的普通话属于华北官话，和此时的南京官话勉强可以互相交谈，相互理解的难度大概相当于后世说西南官话的四川人和说华北官话的北京人用自己家乡方言聊天。
不用太生僻的字词，说话速度缓慢一些，互相都还可以理解。
王文龙是福建人，普通话也不标准，一口地瓜味，此时人也只以为他海外归来，说话带有特有口音而已，正常交流还是可以进行。
王文龙上台之后便对众人拱手笑道：
“列位先生好，“小子才疏学浅，也不通晓经义学问，能够被固高二位先生请来东林书院讲学，内心深感惶恐。”
他谦虚说道：“今日所讲，大家尽可互相探讨，若是不认同者也可提出，小子虚心接受，今日不叫讲座，只是与大家交流观点。”
一番言语引得台下众人一阵点头，心中对王文龙先下了个可交的评论。
客套后王文龙正式开讲：
“今日高、顾二先生邀我前来东林书院讲解西洋诸国之事，自从《葡萄牙国史》写出之后也有许多文人士子向我询问，为何能够如此了解海外掌故，对海外之事颇为感兴趣。”
王文龙笑着说道：“我自幼生长在海外，虽然有大明先生为我开蒙，但是初回大名时也是惊讶于我大明人士往往以为海外都是精奇鬼怪之地，其实不然也。”
“许多先生言，看过我《葡萄牙国史》才知从我大明往西有大洲曰非洲，曰欧洲，曰南北美洲。其上所生活土人虽然文化各异，习俗不同，但也都同我大明人物一样，有工人，有农民，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一些人也会造枪造炮，并非别种生物。”
台下众人都笑起来，东林党人许多都与此时的传教士有接触，对于那些不开眼看世界的大明文人心中颇为鄙夷。
的确是王文龙的作品出世之后很多与外洋接触较少的文人才突然发现原来欧洲文明也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身处南直隶的东林党人，同样对他们都有嘲笑。
王文龙：“海外之国何其多也，纷繁复杂，我中华自古虽有《诸蕃志》《岭外代答》等书目，然而对其风俗记载难免流于表面，追求精奇古怪，认为以娱读者可也。只因地方遥远国家众多，想要详细叙述怕也不能，所以只能摘其紧要之处，略略描写，但若想要考察一国之事实这却又不够了。”
王文龙道：“我以为做这国别研究，想要弄清一国情况，至少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五个方面入手方能说得清楚。”
“比如在西洋岛屿上的土人断发纹身，初到彼处的商贾以为奇异，但若研究其地理历史便可知道，这些岛屿连成一串，与我八闽海外之大员岛相近，那些海岛上的土人文化习俗亦都相差不远，其实乃是古时乘小舟船渡海而去者。”
“而古时闽地越人也有断发纹身之记载，如此说来，大员之上土人即可能又是我闽越土人迁徙而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