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已经约好了这几日动身去往安阳，不太想为范汝楠更改去看甲骨发掘的日期。
“安阳甲骨……就是近日建阳先生在《苏州旬报》上所写文章的地方？”范汝楠也看过王文龙关于安阳甲骨的那篇报导，同样对之很感兴趣。
焦竑点头邀请道：“张小友也对安阳有兴趣么？不如同去安阳，等回金陵再慢慢抄书目也可。”
范汝楠摇头说：“眼见入夏，我还要回天一阁去布置防虫之事，却是没有时间。”
焦竑道：“那便不巧了。”他一脸扫兴，说完就离开。
一番交谈之后焦竑感觉范汝楠就是中人资质，对于范家的藏书思想他也不以为然，所以打算同范汝楠的交往也就展现善意便好了。
虽然焦竑和范家都是此时有名的藏书大家，但是这年代各家的藏书观念是有很大差别的。
比如福建的徐兴公藏书是为了建一个公共图书馆，有什么好书收藏之后就会请朋友来一起分享观看，甚至有穷书生来看书，他还管人家饭钱。
而焦竑的藏书楼又是另一风格，他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宋明刊本和抄本，有一些版本人家不愿赠予，他就自己去抄，因为他收藏书籍为的是看内容。
时人记载焦竑“藏书两楼，五楹俱满，余所目睹，而一一皆经校雠探讨。”可以说焦竑所收藏的书籍，他几乎全部看过，并且每本书籍都盖上印章。
至于范汝楠，他的藏书关在此时人看起来更是奇葩。
他的爷爷范钦是天一阁的建造者，辞官退隐之后便致力于收集图书，当年范钦死前找来自己的两个儿子说：“我有两份财产，一阁藏书和白银万两。”
范汝楠的父亲范大冲就主动选择了藏书，范钦去世之后范大冲制定了诸条保管法则，包括：天一阁有子孙共同管理阁门和输出钥匙分给各房兄弟掌管，除非钥匙集齐不得开锁，阁内所有书籍“借人为不孝”，“代不分书，书不出阁”。
历史上天一阁第一次引外人入阁读书要到明亡之后，当时黄宗羲以天下第一大学者的身份入阁，观书几昼夜，最后才写出总结明代所有学派思想的《明儒学案》。
为啥万历年间说天下几大藏书家，许多人都不会提起宁波范家？因为这家人的藏书不光外人看不到，就是他们家里自己人想要看书都得几房的兄弟在一起把钥匙凑齐才能进阁。
范家的藏书简直是一种行为艺术的高度，不是为了看，就是为了藏。
焦竑对于范汝楠虽然表现的尊重，但是他心中对于范家这种行为十分不以为然，这群人藏书不看，也不借给别人，根本就是浪费资源。
范汝楠见到焦竑的表情也知道他的想法，但他仍然感谢说道：“多谢澹园先生，那我便留在贵处几日，将书目抄录。”而这时焦竑早已走远。 范汝楠不悲不喜，只是在等待焦竑的管家拿来书目的时候让书童拿出笔墨，同时又仔细计算着今年对书籍的除虫晾晒需要多少时间，要花费多少人力钱财。
他的父亲范大冲只是一个贡生，没有多少科举才能，天一阁之中的许多高深藏书范大冲看都看不懂，如今范大冲已死，范汝楠执掌天一阁，到范汝楠这一辈在科举上也没有多少成就，却依旧坚持沿袭祖父的事业。
范家保管天一阁的行为在外人看起来十分愚蠢，可是一家人却都还在坚持，因为范汝楠记得他的父亲范大冲曾说过：只有这样的愚蠢才能保存下书籍。
历史上明末出现过很多藏书家：南焦北李、金陵四大家、福建徐家红雨楼等等，但是这些名噪一时的藏书家却没有一个延续到了清代。
就比如焦竑的焦状元楼藏书，在此时名噪天下，然而原历史之中到崇祯年间焦竑的子弟落魄就直接将焦竑的书籍全部卖了，盖上焦竑藏书章的书籍在市面上卖价更高，最终焦家一本祖宗藏书都没有留下来。
为什么黄宗羲写《明儒学案》要入天一阁观书？因为天下藏书家之中，只有宁波天一阁挺过了明末清初的乱局，在饿死人的年代，在兵祸之中，范家各房依旧严守规矩，藏书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所增加。
原历史之中一直到宁波在鸦片战争中陷落，天一阁被英军掠夺前，天一阁都是全天下私家保存藏书最多的地方。
哪怕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天一阁到光绪年间依旧有藏书两千多部，一万七千多卷。
清末以后进入近代，在大变革之中私人藏书的方式已经无法有效保存书籍，民国后范家便逐渐将天一阁改为公私共管，而直到近代以前天一阁无疑是全中国对书籍资料保存做的最好的地方。
站在历史的角度就能看明白范大冲的想法——这家人的藏书不是为了自己看，他们是在为整个文明保存文脉，而且这件事在历史上他们一做就持续了三百年。
……
焦竑带着仆从辗转来到安阳时已经接近七月份，时当酷暑，但是董其昌以及安阳本地的官员还是跑到城门处迎接。
焦竑几乎是此时有过功名的读书人之中名望最高的那一档，考中过状元，还担任过朱常洛的讲官，更重要的是这位在史学研究上的地位实在是太高了。
焦竑当翰林之时就主攻研究国史，他对自己的历史定位就是一个史官，焦竑对历史十分尊敬，在入职翰林院之后，他接触到大量国朝记载，发现有明一朝的历代帝王将大量皇家的档案都删改过，好多流传到后世的史料都经过加工，气的要死，焦竑于是直接写了一篇《论史》阐述自己的观点，只看其中一句话，就知道他的观点：“史之权与天与君并，诚重之也”——焦竑对于历史文献有一种崇敬心理，认为即使是皇帝都没有权力去改动史官的记载。
万历二十二年，大学士陈于陛上疏朝廷，建议修撰国史，并且推举史学功底深厚的焦竑专领其事，此论获得内阁和朝臣的一众支持，焦竑也进行了相当多的前期准备工作，结果没过多久皇宫失火，万历皇帝把这钱拿去修三大殿了，万历朝的国史编修工作最终没有进行。(本章完)
“安阳甲骨……就是近日建阳先生在《苏州旬报》上所写文章的地方？”范汝楠也看过王文龙关于安阳甲骨的那篇报导，同样对之很感兴趣。
焦竑点头邀请道：“张小友也对安阳有兴趣么？不如同去安阳，等回金陵再慢慢抄书目也可。”
范汝楠摇头说：“眼见入夏，我还要回天一阁去布置防虫之事，却是没有时间。”
焦竑道：“那便不巧了。”他一脸扫兴，说完就离开。
一番交谈之后焦竑感觉范汝楠就是中人资质，对于范家的藏书思想他也不以为然，所以打算同范汝楠的交往也就展现善意便好了。
虽然焦竑和范家都是此时有名的藏书大家，但是这年代各家的藏书观念是有很大差别的。
比如福建的徐兴公藏书是为了建一个公共图书馆，有什么好书收藏之后就会请朋友来一起分享观看，甚至有穷书生来看书，他还管人家饭钱。
而焦竑的藏书楼又是另一风格，他收藏了大量珍贵的宋明刊本和抄本，有一些版本人家不愿赠予，他就自己去抄，因为他收藏书籍为的是看内容。
时人记载焦竑“藏书两楼，五楹俱满，余所目睹，而一一皆经校雠探讨。”可以说焦竑所收藏的书籍，他几乎全部看过，并且每本书籍都盖上印章。
至于范汝楠，他的藏书关在此时人看起来更是奇葩。
他的爷爷范钦是天一阁的建造者，辞官退隐之后便致力于收集图书，当年范钦死前找来自己的两个儿子说：“我有两份财产，一阁藏书和白银万两。”
范汝楠的父亲范大冲就主动选择了藏书，范钦去世之后范大冲制定了诸条保管法则，包括：天一阁有子孙共同管理阁门和输出钥匙分给各房兄弟掌管，除非钥匙集齐不得开锁，阁内所有书籍“借人为不孝”，“代不分书，书不出阁”。
历史上天一阁第一次引外人入阁读书要到明亡之后，当时黄宗羲以天下第一大学者的身份入阁，观书几昼夜，最后才写出总结明代所有学派思想的《明儒学案》。
为啥万历年间说天下几大藏书家，许多人都不会提起宁波范家？因为这家人的藏书不光外人看不到，就是他们家里自己人想要看书都得几房的兄弟在一起把钥匙凑齐才能进阁。
范家的藏书简直是一种行为艺术的高度，不是为了看，就是为了藏。
焦竑对于范汝楠虽然表现的尊重，但是他心中对于范家这种行为十分不以为然，这群人藏书不看，也不借给别人，根本就是浪费资源。
范汝楠见到焦竑的表情也知道他的想法，但他仍然感谢说道：“多谢澹园先生，那我便留在贵处几日，将书目抄录。”而这时焦竑早已走远。 范汝楠不悲不喜，只是在等待焦竑的管家拿来书目的时候让书童拿出笔墨，同时又仔细计算着今年对书籍的除虫晾晒需要多少时间，要花费多少人力钱财。
他的父亲范大冲只是一个贡生，没有多少科举才能，天一阁之中的许多高深藏书范大冲看都看不懂，如今范大冲已死，范汝楠执掌天一阁，到范汝楠这一辈在科举上也没有多少成就，却依旧坚持沿袭祖父的事业。
范家保管天一阁的行为在外人看起来十分愚蠢，可是一家人却都还在坚持，因为范汝楠记得他的父亲范大冲曾说过：只有这样的愚蠢才能保存下书籍。
历史上明末出现过很多藏书家：南焦北李、金陵四大家、福建徐家红雨楼等等，但是这些名噪一时的藏书家却没有一个延续到了清代。
就比如焦竑的焦状元楼藏书，在此时名噪天下，然而原历史之中到崇祯年间焦竑的子弟落魄就直接将焦竑的书籍全部卖了，盖上焦竑藏书章的书籍在市面上卖价更高，最终焦家一本祖宗藏书都没有留下来。
为什么黄宗羲写《明儒学案》要入天一阁观书？因为天下藏书家之中，只有宁波天一阁挺过了明末清初的乱局，在饿死人的年代，在兵祸之中，范家各房依旧严守规矩，藏书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所增加。
原历史之中一直到宁波在鸦片战争中陷落，天一阁被英军掠夺前，天一阁都是全天下私家保存藏书最多的地方。
哪怕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天一阁到光绪年间依旧有藏书两千多部，一万七千多卷。
清末以后进入近代，在大变革之中私人藏书的方式已经无法有效保存书籍，民国后范家便逐渐将天一阁改为公私共管，而直到近代以前天一阁无疑是全中国对书籍资料保存做的最好的地方。
站在历史的角度就能看明白范大冲的想法——这家人的藏书不是为了自己看，他们是在为整个文明保存文脉，而且这件事在历史上他们一做就持续了三百年。
……
焦竑带着仆从辗转来到安阳时已经接近七月份，时当酷暑，但是董其昌以及安阳本地的官员还是跑到城门处迎接。
焦竑几乎是此时有过功名的读书人之中名望最高的那一档，考中过状元，还担任过朱常洛的讲官，更重要的是这位在史学研究上的地位实在是太高了。
焦竑当翰林之时就主攻研究国史，他对自己的历史定位就是一个史官，焦竑对历史十分尊敬，在入职翰林院之后，他接触到大量国朝记载，发现有明一朝的历代帝王将大量皇家的档案都删改过，好多流传到后世的史料都经过加工，气的要死，焦竑于是直接写了一篇《论史》阐述自己的观点，只看其中一句话，就知道他的观点：“史之权与天与君并，诚重之也”——焦竑对于历史文献有一种崇敬心理，认为即使是皇帝都没有权力去改动史官的记载。
万历二十二年，大学士陈于陛上疏朝廷，建议修撰国史，并且推举史学功底深厚的焦竑专领其事，此论获得内阁和朝臣的一众支持，焦竑也进行了相当多的前期准备工作，结果没过多久皇宫失火，万历皇帝把这钱拿去修三大殿了，万历朝的国史编修工作最终没有进行。(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