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写就上疏,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在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杨涟历数了魏忠贤的种种罪恶,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杀害无辜,可谓世间万象,无所不包,且真实可信,字字见血。
    由此看来,魏忠贤确实是人才,短短几年里,跨行业,跨品种,坏事干得面面俱到,着实不易。
    这是杨涟的最后反击。与其说是反击,不如说是愤怒,因为连他自己都很清楚,此时的朝廷,从内阁到六部,都已是魏忠贤的爪牙。按照常理,这封奏疏只要送上去,必定会落入阉党之手,到时只能是废纸一张。
    杨涟虽然正直,却并非没有心眼儿,为了应对不利局面,他想出了两个办法。
    他写完这封奏疏后,并没有遵守程序把它送到内阁,而是随身携带,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
    因为在这一天,皇帝大人将上朝议事,那时,杨涟将拿出这封奏疏,亲口揭露魏忠贤的罪恶。
    在清晨的薄雾中,杨涟怀揣着奏疏,前去上朝,此时除极个别人外,无人知道他的计划和他即将要做的事。
    然而,当他来到大殿前的时候,却得到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皇帝下令,今天不办公(免朝)。
    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杨涟明白,这场生死决战又延迟了一天。
    只能明天再来了。
    但就在他准备打道回府之际,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杨涟走到了会极门,按照惯例,将这封奏疏交给了负责递文书的官员。
    在交出文书的那一刻,杨涟已然确定,不久之后,这份奏疏就会放在魏忠贤的文案上。
    之所以作此选择,是因为他别无选择。
    杨涟是一个做事认真谨慎的人,他知道,虽然此事知情者很少,但难保不出个把叛徒,万一事情曝光,以魏公公的品行,派个把东厂特务把自己黑掉,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能再等了,不管魏忠贤何时看到,会不会在上面吐唾沫,都不能再等了。
    第一个办法失败了,杨涟没能绕开魏忠贤,直接上疏。事实上,这封奏疏确实落到了魏忠贤的手中。
    魏忠贤知道这封奏疏是告他的,但不知是怎么告的,因为他不识字。
    所以,他找人读给他听。
    但当这位无恶不作、肆无忌惮的大太监听到一半时,便打断了朗读,不是歇斯底里的愤怒,而是面无人色的恐惧。
    魏忠贤害怕了,这位不可一世、手握大权的魏公公,竟然害怕了。
    据史料的记载,此时的魏公公面无人色,两手不由自主地颤抖,并且半天沉默不语。
    他已经不是四年前那个站在杨涟面前,被骂得狗血淋头、哆哆嗦嗦的老太监了。
    现在他掌握了内阁,掌握了六部,甚至还掌握了特务机关,他一度以为,天下再无敌手。
    但当杨涟再次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才明白,纵使这个人孤立无援、身无长物,他却依然畏惧这个人,深入骨髓地畏惧。
    极度的恐慌彻底搅乱了魏忠贤的神经,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绝对不能让这封奏疏传到皇帝的手中!
    奏疏倒还好说,魏公公一句话,说压就压了,反正皇帝也不管。但问题是,杨涟是左副都御史,朝廷高级官员,只要皇帝上朝,他就能够见到皇帝,揭露所有一切。
    参考消息
    不服不行
    魏忠贤文化水平有限,自尊心却很强,经常不懂装懂。礼科给事中李恒茂是阉党的得力干将,有次他上的奏章中有“曹尔桢整兵山东”一句,被魏忠贤抓住了把柄。原来就在不久前,曹尔桢刚刚买通魏忠贤,被授予了山西巡抚一职。李恒茂奏折中的“山东”,显然是弄错了。谁知李恒茂很委屈,上疏辩解道:曹尔桢本为山东布政使,虽已升职,但还未赴任,而兵部又确有公文命他“整兵山东”,因此自己的说法有凭有据,怎能算错呢?魏忠贤本想借此显示下自己的英明,结果被弄得下不了台,一怒之下便将李恒茂削职为民了——不服是不行的!
    怎么办呢?魏忠贤冥思苦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没办法的办法:不让皇帝上朝。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皇帝都没有上朝。
    但这个办法实在有点蠢,因为天启皇帝到底是年轻人,到第四天,就不干了,偏要去上朝。
    魏忠贤头疼不已,但皇帝大人说要上朝,不让他去又不行,迫于无奈,竟然找了上百个太监,把皇帝大人围了起来,到大殿转了一圈,权当是给大家一个交代。
    此外,他还特意派人事先说明,不允许任何人发言。
    总之,他的对策是,先避风头,把这件事压下去,以后再跟杨涟算账。
    得知皇帝三天没有上朝,且目睹了那场滑稽游行的杨涟并不吃惊,事情的发展,早在他意料之中。
    因为当他的第一步计划失败,被迫送出那份奏疏的时候,他就想好了第二个对策。
    虽然魏忠贤压住了杨涟的奏疏,但让他惊奇的是,这封文书竟然长了翅膀,没过几天,朝廷上下,除了皇帝没看过,大家基本是人手一份。还有个把缺心眼儿的,把词编成了歌,四处去唱,搞得魏公公没脸出门。
    杨涟充分发挥了东林党的优良传统,不坐地等待上级批复,就以讲学传道为主要途径,把魏忠贤的恶劣事迹广泛传播,并在短短几天之内,达到了妇孺皆知的效果。
    比如当时国子监里的几百号人,看到这封奏疏后,欢呼雀跃,连书都不读了,每天就抄这份“二十四大罪”,抄到手软,并广泛散发。
    吃过魏公公苦头的劳苦大众自不用说,大家一拥而上,反复传抄,当众朗诵,成为最流行的手抄本,据说最风光的时候,连抄书的纸都缺了货。
    左光斗是少数几个事先知情的人之一,此时自然不甘人后,联同朝廷里剩余的东林党官员共同上疏,斥责魏忠贤,甚至某些退休在家的老先生,也来凑了把热闹。于是几天之内,全国各地弹劾魏忠贤的公文纷至沓来,堆积如山,足够把魏忠贤埋了再立个碑。
    眼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许多原先是阉党的同志也坐不住了,唯恐局势变化自己垫背,一些人纷纷倒戈,调头就骂魏公公,搞得魏忠贤极其狼狈。
    而广大人民群众对魏忠贤的愤怒之情,也如同那滔滔江水,延绵不绝,搞得深宫之中的皇帝都听说了这件事,专门找魏忠贤来问话。到了这个地步,事情已经瞒不住了。
    杨涟没有想到,自己的义愤之举,竟然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在他看来,照此形势发展,大事必成,忠贤必死。
    然而,有一个人,不同意杨涟的看法。
    在写奏疏之前,为保证一击必中,杨涟曾跟东林党的几位重要人物,如赵南星、左光斗通过气,但有一个人,他没有通知,这个人是叶向高。
    自始至终,叶向高都是东林党的盟友,且身居首辅,是压制魏忠贤的最后力量,但杨先生就是不告诉他,偏不买他的账。
    因为叶向高曾不止一次对杨涟表达过如下观点:
    对付魏忠贤,是不能硬来的。
    叶向高认为,魏忠贤根基深厚,身居高位,且内有奶妈(客氏),外有特务(东厂),以东林党目前的力量,是无法扳倒他的。
    杨涟认为,叶向高的言论,是典型的投降主义精神。
    魏忠贤再强大,也不过是个太监,他手下的那帮人,无非是乌合之众。只要能够集中力量,击倒魏忠贤,就能将阉党这帮人渣一网打尽,维持社会秩序、世界和平。
    更何况,自古以来,邪不胜正。
    邪恶是必定失败的。基于这一基本判断,杨涟相信,自己是正确的,魏忠贤终究会被摧毁。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邪不胜正是靠谱的。但杨涟不明白,这个命题有个前提条件——时间。
    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里,除去超人、蝙蝠侠等不可抗力出来维护正义外,邪是经常胜正的。所谓好人、善人、老实人常常被整得凄惨无比,比如于谦、岳飞等,都是死后很多年才翻身平反。
    只有岁月的沧桑,才能淘尽一切污浊,扫清人们眼帘上的遮盖与灰尘,看到那些殉道者无比璀璨的光芒,历千年而不灭。
    逆转
    杨涟,下一个殉道者。
    很不幸,叶向高的话虽然不中听,却是对的,以东林党
    目前的实力,要干掉魏忠贤,是毫无胜算的。
    但决定他们必定失败的,不是奶妈,也不是特务,而是皇帝。
    杨涟并不傻,他知道大臣靠不住,太监靠不住,所以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皇帝身上,希望皇帝陛下雷霆大怒,最好把魏公公五马分尸再拉出去喂狗。
    可惜,杨涟同志寄予厚望的天启皇帝,是靠不住的。
    参考消息
    那些业余的皇帝
    一说起木匠皇帝朱由校,就让人想起法国的锁匠国王路易十六。这位个性的国王对政治没多大兴趣,却整天待在五金坊中琢磨各种锁具。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像这样有个性的皇帝还有很多,比如:梁武帝萧衍痴迷佛教,为了给寺庙筹款,不惜以出家为要挟,多次敲诈大臣;唐僖宗李儇热衷于打马球,技艺精湛,他曾自负地讲过“朕若参加击球进士科考试,应该中个状元”;后唐庄宗李存勖看戏演戏上瘾,自称扮演的角色为“李天下”……至于喜欢领兵打仗的朱厚照、痴迷炼丹修仙的嘉靖皇帝,更是尽人皆知。对这些人来讲,爱好成了主业,皇帝则成了兼职,真是滑稽。
    自有皇帝以来,牛皇帝有之,熊皇帝有之,不牛不熊的皇帝也有之。而天启皇帝比较特别:他是个木匠。
    身为一名优秀的木匠,明熹宗有着良好的职业素养。他经常摆弄宫里的建筑,具体表现为在他当政的几年里,宫里经常搞工程,工程的设计单位、施工、监理、检验,全部由皇帝大人自己承担。
    更为奇特的是,工程的目的也很简单:修好了,就拆,拆完了,再修,以达到拆拆修修无穷尽之目的。总之,搞来搞去,只为图个乐。
    这是大工程,小玩意儿天启同志也搞过。据史料记载,他曾经造过一种木制模型,有山有水有人,据说木人身后有机关控制,还能动起来,纯手工制作,比起今天的遥控玩具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检验自己的实力,天启还曾把自己的作品放到市场上去卖,据称能卖近千两银子,合人民币几十万元。要换在今天,这兄弟就算不干皇帝,也早发了。
    可是,他偏偏就是皇帝。
    大明有无数木匠,但只有一个皇帝,无论是皇帝跑去做木匠,还是木匠跑来做皇帝,都是彻底地抓瞎。
    当然,许多书上说这位皇帝是低能儿,从来不管政务,不懂政治,那也是不对的。虽然他把权力交给了魏忠贤,也不看文件,不理朝政,但他心里是很有数的。
    比如魏公公,看准了皇帝不想管事,就爱干木匠,每次有重要事情奏报,他都专挑朱木匠干得最起劲儿的时候去,朱木匠自然不高兴,把手一挥:我要你们是干什么的?
    参考消息
    太监所见略同
    秦朝大太监赵高想除掉宰相李斯,于是便下了个套。每当秦二世淫乐到兴头上时,他便派人通知李斯:“皇上正闲着,可以奏事。”李斯前去求见,结果自然是碰壁。如此多次,秦二世被彻底惹烦,遂被赵高当刀使,杀了李斯。到了唐代,超级大太监仇士良更是深谙此道,他曾经语重心长地跟手下谈经验:“不要让天子闲着,应常以各种奢靡之物来掩住他的耳目,使他沉溺于宴乐中,没工夫管别的事情,这样我辈才能得志。”魏忠贤的那点伎俩,越看越像是从两位杰出前辈那里偷师来的。这三人倘若能聚到一块,一定会相见恨晚,毕竟知音不是那么容易找的。
    这句话在手,魏公公自然欢天喜地、任意妄为。
    但在这句话后,朱木匠总会加上一句:好好干,莫欺我!
    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你不要骗我,但隐含意思是,我知道,你可能会骗我。
    事实上,对魏忠贤的种种恶行,木匠多少还是知道点。但在他看来,无论这人多好,只要对他坏,就是坏人;无论这人多坏,只要对他好,就是好人。
    基于这一观点,天启对魏忠贤有着极深的信任,就算不信任他,也没有必要干掉他。
    叶向高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认定,单凭这封奏疏,是无法解决魏忠贤的。
    而东林党里的另一位明白人黄尊素,事发后也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清君侧者必有内援,杨公有乎?”
    这意思是,你要搞定皇帝身边的人,必须要有内应,当然没内应也行,像当年猛人朱棣,带几万人跟皇帝死磕,一直打到京城,想杀谁杀谁。
    杨涟没有,所以不行。
    但他依然充满自信,因为奏疏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和广大声势让他相信:真理和正义是站在他这边的。
    但是实力,并不在他的一边。
    奏疏送上后的第五天,事情开始脱离杨涟的轨道,走上了叶向高预言的道路。
    焦头烂额的魏忠贤几乎绝望了,面对如潮水涌来的攻击,他束手无策。无奈之下,他只能跑去求内阁大臣、东林党人韩爌,希望他手下留情。
    韩爌给他的答复是,没有答复。
    这位东林党内除叶向高外的最高级别干部,对于魏公公的请求,毫无回应,别说赞成,连拒绝都没有。
    如此的态度让魏忠贤深信,如果不久之后自己被拉出去干掉,往尸体上吐唾沫的人群行列中,此人应该排在头几名。
    与韩爌不同,叶向高倒还比较温柔。他曾表示,对魏忠贤无须赶尽杀绝,能让他消停下来,洗手不干,也就罢了。
    这个观点后来被许多的史书引用,来说明叶向高那卑劣的投降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甚至还有些人把叶先生列入了阉党的行列。
    凡持此种观点者,皆为站着说话不腰疼,啃着馒头看窝头之流。
    因为就当时的局势而言,叶向高说无须赶尽杀绝,那只是客气客气的,实际上,压根儿就无法赶尽杀绝。
    事情的下一步发展完美地印证了这一点。
    在被无情地拒绝后,魏忠贤丢掉了所有的幻想,他终于明白,对于自己的胡作非为,东林党人是无法容忍、也无法接纳的。
    正邪不能共存,那么好吧,我将把所有的一切,都拉入黑暗之中。
    魏忠贤立即找到了另一个人,一个能够改变一切的人。
    在皇帝的面前,魏忠贤表现得相当悲痛,一进去就哭,一边哭一边说:
    “现在外面有人要害我,而且还要害皇上,我无法承担重任,请皇上免去我的职务吧。”
    这种混淆是非,拉皇帝下水的伎俩,虽然并不高明,却比较实用,是魏公公的必备招数。
    面对着痛哭流涕的魏忠贤,天启皇帝只说了一句话,就打断了魏公公的所有部署:
    “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句话时,魏忠贤知道,完了。他压住杨涟的奏疏,煞费苦心封锁消息,这木匠还是知道了。
    对于朱木匠,魏忠贤还是比较了解的,虽不管事,却绝不白痴,事到如今不说真话是不行了。
    于是他承认了奏疏的存在,并顺便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
    但皇帝陛下似乎不太关心魏公公的痛苦,只说了一句话:
    “奏疏在哪里,拿来给我!”
    这句话再次把魏公公推入了深渊。因为在那封奏疏上,杨涟列举了很多内容,比如迫害后宫嫔妃,甚至害死怀有身孕的妃子,以及私自操练兵马(内操)、图谋不轨等。
    贪污受贿,皇帝可以不管,坑皇帝的老婆,抢皇帝的座位,皇帝可就生气了。
    更何况这些事,他确实也干过,只要皇帝知道,一查一个准。
    奏疏拿来了,就在魏忠贤的意志即将崩溃的时候,他听到了皇帝陛下的指示:
    “读给我听。”
    魏忠贤笑了。
    因为他刚刚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皇帝陛下,是不大识字的。
    如果说皇帝陛下的文化程度和魏公公差不多,似乎很残酷,但却是事实。天启之所以成长为准文盲(认字不多),归根结底,还是万历惹的祸。
    万历几十年不立太子,太子几十年不安心,自己都搞不定,哪顾得上儿子,儿子都顾不上,哪顾得上让儿子读书。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把天启折腾成了木匠。
    所以现在,他并没有自己看,而是找了个人,读给他听。
    魏忠贤看到了那个读奏疏的人,他确定,东林党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个朗读者,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他的死党,王体乾。
    就这样
    ,杨涟的二十四条大罪,在王太监的口里缩了水。为不让皇帝大人担心,有关他老婆和他个人安危的,都省略了,而魏公公一些过于恶心人的行为,出于善意,也不读了。
    所以一篇文章读下来,皇帝大人相当疑惑,听起来魏公公为人还不错,为何群众如此愤怒?
    但这也无所谓,反正也没什么大事,老子还要干木匠呢,就这么着吧。
    于是他对魏忠贤说,你接着干吧,没啥大事。
    魏忠贤彻底解脱了。
    正如叶向高所说的那样,正义和道德是打不倒魏忠贤的,能让这位无赖屈服的,只有实力。而唯一拥有这种实力的人,只有皇帝。
    现在皇帝表明了态度,事件的结局,已无悬念。
    天启四年十月,看清虚实的魏忠贤,终于举起了屠刀。
    同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皇帝下旨,训斥吏部尚书赵南星结党营私。此后皇帝又先后下文,批评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最后索性给他们搞了个总结,一顿猛踩,矛头直指东林党。
    参考消息
    反阉第一烈士
    受杨涟弹劾魏忠贤之举的鼓舞,工部屯田司郎中万上疏,弹劾魏忠贤对泰昌帝的庆陵工程漠不关心,却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坟墓,规格与天子陵寝不相上下。奏折的最后,他愤然道:“内外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陛下!”这自然惹怒了魏忠贤,他便想拿万开刀,杀一儆百。第二天一早,万在家中被数十名武阉戴上刑具,随即押赴午门,他身体本来就弱,一路上众太监拳脚相加,到了地方后又结结实实地挨了一百重棍,很快便昏死过去。为了表示对魏忠贤的忠诚,这帮太监对着血肉模糊的万再下重手。万被抬回去后,苦撑四日,最终含愤而死。
    一封奏疏的起伏沉降
    可以肯定的是,皇帝大人对此是不大清楚的。他老人家本不识字,且忙于做木匠,考虑到情况比较特殊,为保证及时有力地迫害忠良,魏公公越级包办了所有圣旨。
    大势已去,一切已然无可挽回。
    同月,心灰意冷的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纷纷提出辞职,回了老家。东林党就此土崩瓦解。
    只剩下一个人——叶向高。
    叶向高很冷静,自始至终,他都极其低调。魏忠贤倒霉时,他不去踩,魏忠贤得意时,他不辞职,因为他知道,自己将是东林党最后的希望。
    必须忍耐下去,等待反攻的时机。
    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一点——魏忠贤的身份。
    魏忠贤是一个无赖,无赖没有原则。他不是刘瑾,不会留着李东阳给自己刨坟。
    几天之后,叶向高的住宅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太监,每天在叶向高门口大吵大嚷,不让睡觉,无奈之下,叶向高只得辞职回家。
    两天后,内阁大学士韩爌辞职,魏忠贤的非亲生儿子顾秉谦接任首辅,至此,内阁彻底沦陷。
    东林党失败了,败得心灰意冷。按照以往的惯例,被赶出朝廷的人,唯一的选择是在家养老。
    但这一次,魏公公给他们提供了第二个选择——赶尽杀绝。
    因为魏公公不是政治家,他是无赖流氓,政治家搞人,搞倒、搞臭也就罢了,无赖流氓搞人,都是搞死为止。
    杀死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人,这就是魏忠贤的品格。
    但要办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
    大明毕竟是法治社会,要干掉某些人,必须要有罪名,至少要有个借口。但魏公公查遍了杨涟等人的记录,作风问题、经济问题,都统统没有。
    东林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点:他们或许狭隘,或许偏激,却不贪污、不受贿、不仗势欺民,他们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百姓的生计,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什么生计、未来,魏公公是不关心的,他关心的是,如何合理地把东林党人整死。抓来打死不行,东林党人都有知名度,社会压力太大;抓来往死里打套取口供,估计也不行,这帮人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攻坚难度太大。
    于是,另一个人进入了魏忠贤的视线,他相信,从此人的身上,他将顺利地打开突破口。
    虽然在牢里,但汪文言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世界已经变了。刘侨走了,魏忠贤的忠实龟孙、五彪之一的许显纯接替了他的位置。原先好吃好喝,现在没吃没喝,审讯次数越来越多,态度越来越差。
    但他并不知道,地狱之门才刚刚打开。
    魏忠贤明白,东林党的人品是清白的,把柄是没有的,但这位汪文言是个例外。这人自打进朝廷以来,有钱就拿,有利就贪,和东林党熟,和阉党也熟,牛鬼蛇神全不耽误,谈不上什么原则。只要从他身上获取杨涟等人贪污的口供,就能彻底摧毁东林党。
    面对左右逢源、投机取巧的汪文言,这似乎不是什么难事。
    天启五年,许显纯接受魏忠贤的指示,审讯汪文言。
    史料反映,许显纯很可能是个心理比较变态的人。他不但喜欢割取犯人的喉骨,还想出了许多花样繁多的酷刑,比如用铁钩扎穿琵琶骨,把人吊起来,或是用蘸着盐水的铁刷去刷犯人,皮肤会随着惨叫声一同脱落。所谓审讯,就是赤裸裸的折磨。
    在第一次审讯后,汪文言已经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但许显纯并不甘休,之后他又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审讯,十几次审下来,审到他自己都体力不支,依然乐此不疲。
    因为无论他怎么殴打、侮辱、拷问汪文言,逼他交代东林党的罪行,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始终重复一句话:
    “不知道。”
    无论拷打多少次,折磨多少回,穷凶极恶地质问,丧心病狂的酷刑,这就是他唯一的回答。
    当汪文言的侄子买通了看守,在牢中看到不成人形的汪文言时,禁不住痛哭流涕。
    参考消息
    好生着实打着问
    汪文言再次被捕时,天启皇帝按照魏忠贤的意思,批示“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拿送镇抚司”不难理解,简单地讲就是关到锦衣卫诏狱。这里面的玄机,全在“好生打着问”这五个字里。明代有一项刑罚叫“杖刑”,在行刑的时候十分有讲究:对一般的犯人,就说“打着问”,意思是不必太重;如果要打重一些,就说“好生打着问”;要求不论死活地狠打,就说“好生着实打着问”。这里面差两个字,待遇就是天壤之别。中国的语言,果然博大精深。
    然而,汪文言用镇定的语气对他说:
    “不要哭,我必死,却并不怕死!”
    许显纯急红眼了。在众多的龟孙之中,魏公公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实在是莫大的信任,为不让太监爷爷失望,他必须继续拷打。
    终于有一天,在拷打中,奄奄一息的汪文言用微弱的声音对许显纯说:
    “你要我承认什么,就说吧,我承认就是了。”
    许显纯欣喜万分,说道:
    “只要你说杨涟收取贿赂,作口供为证,就放了你。”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一个微弱却坚定的声音响起:
    “这世上,没有贪赃的杨涟。”
    混社会的游民,油滑的县吏,唯利是图、狡猾透顶的官僚汪文言,为了在这丑恶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他的一生,都在虚伪、圆滑、欺骗中度过,他的每次选择,都是为了利益,都是妥协的产物。
    但在这人生的最后时刻,他作出了最后的抉择:面对黑暗,决不妥协。
    付出生命,亦在所不惜。
    许显纯无计可施,所以他决定,用一种更不要脸的方式解决问题——伪造口供。
    在这个问题上,许显纯再次显示了他的变态心理。他一边拷打汪文言,一边在他的眼前伪造证词,意思很明白:我就在你的面前,伪造你的口供,你又能怎么样呢?
    但当他扬扬得意地伪造供词的时候,对面阴暗的角落里,那个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人发出了声音。
    无畏的东林党人汪文言,用尽他最后的力气,向这个黑暗的世界,迸发出愤怒的控诉:
    “不要乱写,就算我死了,也要与你对质!”
    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这句话告诉我们,追逐权位、利益至上的老油条汪文言,经历几十年官场沉浮、尔虞我诈之后,拒绝了诱惑,选择了理想,并最终成为了一个正直无私的人。
    汪文言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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