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
“别动。”说话的声音故意压得很低，带着十足的恶意。
我嗓子发紧，心跳加速，浑身冒汗，肌肉像灌了铅，想动却动不了。前前后后想了很多事情，唯独没想到这一点，屋里可能有人。我后悔不迭。
“把手举起来放在脑后。”
我只能照做，同时闭上眼睛，用鼻子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试着猜想身后到底是什么人。是许平生的家，最有可能的就是他。真是他吗？他一直在家？还是回来取东西？我来这不就是为了找他吗？找到他就能找到佳萌。这么一想，又有了勇气。
“你是谁？”我勒粗了嗓音，让自己听上去很强悍。
“你是谁？”对方凶狠地反问。我后腰的刺痛感在加剧。
“我是董佳萌的男朋友。佳萌现在在哪？”还没等我说完，那个应该是刀尖的硬物就离开了我的身体。
“你怎么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小声责问。
是董佳世的声音。
我长出一口气，既感到庆幸，又觉得失落。
他打开手电，照着我的脚下，扶着我走下椅子。刚才憋一股劲儿，硬撑着，现在劲儿泄了，脚有点发软。他用手电筒照着地面，我们走到床边坐下。
房间就像一个已经馊掉却还在蒸煮的笼屉，又黑又热又难闻。我早已是大汗淋漓，衣服都湿透了。董佳世光着膀子，身上溜滑，全是汗。他也戴着橡胶手套，右手拿着一把尖刀。
“先把刀收起来。”我小声说。
他把刀收到身旁的包里。
“腰没事吧？”
“没事儿。”挺疼的，还蜇得慌。
“我看看。”
我扭过身子，背对他。他撩起我的衣服。
“扎破了。真对不起。”
“没事儿。”
太热了，我也打算脱了衣服。他拦住我。
“别脱了，这就走了。我都搜过了，什么也没有。”
“箱子里面也找了？”我记着有个拉杆箱。
“找了，里面只有几件衣服。”
我拿过他的手电筒，照了一圈，东西全摆在原位，看不出被动过。
“要不再搜一遍？”我不甘心，恨不得把整个房间翻个底儿朝天。
“真的没必要了，相信我。”
他是我最信任的人。
“好吧。那就走吧。”
“我先把衣服穿上。”
我拿着手电筒为他照亮，他穿上t恤，挎上包。
“走门。”他小声提醒我。我也记着呢，下午房东没有用钥匙锁门。
“等一下，先看看外面的情况。”我走到窗边，扒开窗帘，向外看了看。院子里比屋里亮，空荡荡的，看上去好像比白天大了一圈。仔细听，那个像口哨的呼噜声还在有条不紊地继续，带着嘲笑和炫耀的腔调。
他已经摸索着走到了门前。
“没人。”我横跨一步走到门边。关上手电筒。
他打开门，我先出去，他跟在我身后，“嗒”的一声关上门。
走到院门口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眼这个臭烘烘的小院子，心底涌起一股类似恨铁不成钢的感情，比起惋惜或者同情或者失望，恨更多一点。
我们走过那条河，走过房东老头儿所住的小区，又走了很远。中间遇见一辆出租车，我想招手，董佳世说，再走一会儿。后来，走到一处路边的小广场，有几条长凳，我们也有点累了，便坐下休息。他从包里拿出一瓶矿泉水递给我。
我喝水的时候，他一直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陌生人。
“怎么了？”我不解地问。
“下次再有这种情况，我们要事先商量一下，然后，我一个人来就行了。”他的表情很严肃。
“生气了？”
“嗯。但不是对你。”
“那是对谁？”
“我自己。”
“不是因为我没和你商量就来了？”
“不是，但你确实不应该来。”
“为什么我不能来？”
“因为你是那个负责在上面拉绳子的人。”
这句话的意思只有我能理解。我确实是那个负责在上面拉绳子的人。
大学期间，他们那一届外语系英语专业只有九名男生，学生宿舍是四人一间，他是多出来的那一个，所以才和我这个数学专业的人住到了一起。最初的一年，我们交往不多。他很忙，很神秘，晚上通常不在宿舍，上午回来睡觉，下午出去，第二天早上才回来。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我和他都没有回家。我找了两份家教，挣点零用钱。他还是那么忙，晚上外出，早上回来，上午睡觉，下午再出去。我总是喊他吃午饭，如果他起不来，便给他带一份。作为回报，他每天都带早饭给我。时间长了，我们才渐渐熟悉了，成为朋友。我也知道了他晚出早归的原因。他有一份工作，在酒吧做服务生，另外还有若干份家教，最多的时候有七份。
“你怎么做得过来？”我忍不住问他。
“做不过来啊，所以现在只留下三份。”他笑答。
也是在那个暑假，我第一次见到了佳萌，印象很深：这么漂亮。但想法也仅限于此。后来问起佳萌对我的第一印象，她支支吾吾说不出来，最后只好撒娇说：“你那时候还是孩子呢。”
佳萌就是在那年冬天辞了广州的工作来到上海。
暑假过后，学校为迎接教育部的考核，要求学生必须住在宿舍，学生会的人员奉命每天在熄灯后查房。如果抓到三次逃宿，便要开除学籍。
“酒吧的工作先别做了。”公布通知的当天，我劝董佳世。
“没事的。”
“查到你不在怎么办？万一真开除呢？”
“等他们检查之后我再爬出去。”
“爬出去？怎么爬？”
“从窗户爬出去。”
“不行，太危险了。”
“放心吧。三层楼不高的。”
我不放心，第一次就跟着去看他怎么爬。学生会检查之后，我们一起来到三楼的厕所（一楼和二楼有护栏）。他钻出窗户，站到外窗台上，走到最边上，抓住排水管，顺着排水管爬下了楼。虽然他动作敏捷如猿猴，但终究是不能让人放心。万一水管断了怎么办？下面是水泥地，即使三楼不是很高，摔下去也不是闹着玩的。第二天，我去买了一根大拇指粗细的尼龙绳。从那天晚上起，他每天爬下楼之前，我们都要把尼龙绳的两端绑在我们的腰间。他往下爬的时候，我就站在窗前，用身子抵住窗台，按照他下爬的速度给他一点点地顺绳子。就这样爬了一个月，教育部的考核马上就要结束了，一直都很顺利。然后，有一天，傍晚下了雨，排水管很滑，他向下爬的时候，脚没蹬住，惊叫一声，掉了下去。绳子开始飞速地往下滑，光用手根本拽不住，我赶忙把绳子在胳膊上挽了几圈，用膝盖抵住墙，身子往后坠，双手攥紧绳子往上拉。绳子滑出去大约五米长，最终还是被我拽住了。他总算没有掉到地上。当时没觉得怎么样，看着他安全地站到了地上，我才感觉到手掌火辣辣地疼，低头一看，自己也吓了一跳，两道血糊糊的大口子，白色的骨头隐约可见。那之后，他辞了酒吧的工作。
“只要你在绳子的另一端，下火海我也不怕，前提是你必须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说完，他拿过我手里的水瓶喝了一口水。
“我保证如果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一定和你商量。”
“谢谢你。”他没来由地说。
“为什么？”我很纳闷。
“所有的事。”
“我们是一家人，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
“我想求你答应我一件事。”他低下头，慢慢地转动手里的水瓶。
“说。”
“无论发生了什么，你都要像以前一样爱我姐。”
“我不能答应。”
“为什么？”他抬头看我，眼睛里露出只有迷路的小孩儿才有的惊惶无措。
“因为我会更爱她。”
他别过脸去，好像对我的回答很失望。
我突然意识到这个答案有种油嘴滑舌耍小聪明的味道。
“我说的是真的，不是耍贫嘴。”
“我知道。”他拉长了声音，好似不耐烦地回答。
我探过身子去看他的脸，他仰起头，路灯下，他的眼睛里闪着晶光。
“这两天我总在想小时候的事。”他抹了抹眼角，“爸妈去世后，我和我姐没事就去山上采蘑菇，各种各样的蘑菇，采回来给阿婆看，让她挑出毒蘑菇，然后，我们再把那些毒蘑菇拿到路边踩个稀巴烂。半年下来，我们认识了几乎所有的毒蘑菇。之后，我们就开始专门收集毒蘑菇，继续拿到路边把它们踩烂。”他望着前方空荡荡的街角，仿佛小时候的他和佳萌就站在那里。
佳萌十岁那年，他们的父母死于毒蘑菇中毒。当时，他们姐弟俩都在奶奶家，幸运地躲过了那次可怕的意外事故。这件事儿他们两人各给我讲过一次，而采毒蘑菇的事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姐说，如果我们把毒蘑菇都采光了，以后就不会有人吃到它们了。阿婆却劝我们说，别采了，白费劲，毒蘑菇是不可能采光的。”
“然后呢？”
“如果是你，你怎么办？”
“我会教大家辨认哪些是毒蘑菇哪些不是。”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有些毒蘑菇和好蘑菇真的很像，稍不细心就可能认错，不然我爸和我妈也就不会死了。”
“只能细心点了。”
“是啊。”
“后来呢？”
“后来，有一天我姐突然醒悟了，毒蘑菇确实采不完，之后，我们再也没有上过山。”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佳萌和他上山采蘑菇，又把毒蘑菇在路边踩烂的画面，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想恨，却又不知道应该恨什么。
远处又驶来一辆出租车。
“我们回家吧。”我建议道。
“好。”他答。
我嗓子发紧，心跳加速，浑身冒汗，肌肉像灌了铅，想动却动不了。前前后后想了很多事情，唯独没想到这一点，屋里可能有人。我后悔不迭。
“把手举起来放在脑后。”
我只能照做，同时闭上眼睛，用鼻子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试着猜想身后到底是什么人。是许平生的家，最有可能的就是他。真是他吗？他一直在家？还是回来取东西？我来这不就是为了找他吗？找到他就能找到佳萌。这么一想，又有了勇气。
“你是谁？”我勒粗了嗓音，让自己听上去很强悍。
“你是谁？”对方凶狠地反问。我后腰的刺痛感在加剧。
“我是董佳萌的男朋友。佳萌现在在哪？”还没等我说完，那个应该是刀尖的硬物就离开了我的身体。
“你怎么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小声责问。
是董佳世的声音。
我长出一口气，既感到庆幸，又觉得失落。
他打开手电，照着我的脚下，扶着我走下椅子。刚才憋一股劲儿，硬撑着，现在劲儿泄了，脚有点发软。他用手电筒照着地面，我们走到床边坐下。
房间就像一个已经馊掉却还在蒸煮的笼屉，又黑又热又难闻。我早已是大汗淋漓，衣服都湿透了。董佳世光着膀子，身上溜滑，全是汗。他也戴着橡胶手套，右手拿着一把尖刀。
“先把刀收起来。”我小声说。
他把刀收到身旁的包里。
“腰没事吧？”
“没事儿。”挺疼的，还蜇得慌。
“我看看。”
我扭过身子，背对他。他撩起我的衣服。
“扎破了。真对不起。”
“没事儿。”
太热了，我也打算脱了衣服。他拦住我。
“别脱了，这就走了。我都搜过了，什么也没有。”
“箱子里面也找了？”我记着有个拉杆箱。
“找了，里面只有几件衣服。”
我拿过他的手电筒，照了一圈，东西全摆在原位，看不出被动过。
“要不再搜一遍？”我不甘心，恨不得把整个房间翻个底儿朝天。
“真的没必要了，相信我。”
他是我最信任的人。
“好吧。那就走吧。”
“我先把衣服穿上。”
我拿着手电筒为他照亮，他穿上t恤，挎上包。
“走门。”他小声提醒我。我也记着呢，下午房东没有用钥匙锁门。
“等一下，先看看外面的情况。”我走到窗边，扒开窗帘，向外看了看。院子里比屋里亮，空荡荡的，看上去好像比白天大了一圈。仔细听，那个像口哨的呼噜声还在有条不紊地继续，带着嘲笑和炫耀的腔调。
他已经摸索着走到了门前。
“没人。”我横跨一步走到门边。关上手电筒。
他打开门，我先出去，他跟在我身后，“嗒”的一声关上门。
走到院门口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眼这个臭烘烘的小院子，心底涌起一股类似恨铁不成钢的感情，比起惋惜或者同情或者失望，恨更多一点。
我们走过那条河，走过房东老头儿所住的小区，又走了很远。中间遇见一辆出租车，我想招手，董佳世说，再走一会儿。后来，走到一处路边的小广场，有几条长凳，我们也有点累了，便坐下休息。他从包里拿出一瓶矿泉水递给我。
我喝水的时候，他一直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陌生人。
“怎么了？”我不解地问。
“下次再有这种情况，我们要事先商量一下，然后，我一个人来就行了。”他的表情很严肃。
“生气了？”
“嗯。但不是对你。”
“那是对谁？”
“我自己。”
“不是因为我没和你商量就来了？”
“不是，但你确实不应该来。”
“为什么我不能来？”
“因为你是那个负责在上面拉绳子的人。”
这句话的意思只有我能理解。我确实是那个负责在上面拉绳子的人。
大学期间，他们那一届外语系英语专业只有九名男生，学生宿舍是四人一间，他是多出来的那一个，所以才和我这个数学专业的人住到了一起。最初的一年，我们交往不多。他很忙，很神秘，晚上通常不在宿舍，上午回来睡觉，下午出去，第二天早上才回来。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我和他都没有回家。我找了两份家教，挣点零用钱。他还是那么忙，晚上外出，早上回来，上午睡觉，下午再出去。我总是喊他吃午饭，如果他起不来，便给他带一份。作为回报，他每天都带早饭给我。时间长了，我们才渐渐熟悉了，成为朋友。我也知道了他晚出早归的原因。他有一份工作，在酒吧做服务生，另外还有若干份家教，最多的时候有七份。
“你怎么做得过来？”我忍不住问他。
“做不过来啊，所以现在只留下三份。”他笑答。
也是在那个暑假，我第一次见到了佳萌，印象很深：这么漂亮。但想法也仅限于此。后来问起佳萌对我的第一印象，她支支吾吾说不出来，最后只好撒娇说：“你那时候还是孩子呢。”
佳萌就是在那年冬天辞了广州的工作来到上海。
暑假过后，学校为迎接教育部的考核，要求学生必须住在宿舍，学生会的人员奉命每天在熄灯后查房。如果抓到三次逃宿，便要开除学籍。
“酒吧的工作先别做了。”公布通知的当天，我劝董佳世。
“没事的。”
“查到你不在怎么办？万一真开除呢？”
“等他们检查之后我再爬出去。”
“爬出去？怎么爬？”
“从窗户爬出去。”
“不行，太危险了。”
“放心吧。三层楼不高的。”
我不放心，第一次就跟着去看他怎么爬。学生会检查之后，我们一起来到三楼的厕所（一楼和二楼有护栏）。他钻出窗户，站到外窗台上，走到最边上，抓住排水管，顺着排水管爬下了楼。虽然他动作敏捷如猿猴，但终究是不能让人放心。万一水管断了怎么办？下面是水泥地，即使三楼不是很高，摔下去也不是闹着玩的。第二天，我去买了一根大拇指粗细的尼龙绳。从那天晚上起，他每天爬下楼之前，我们都要把尼龙绳的两端绑在我们的腰间。他往下爬的时候，我就站在窗前，用身子抵住窗台，按照他下爬的速度给他一点点地顺绳子。就这样爬了一个月，教育部的考核马上就要结束了，一直都很顺利。然后，有一天，傍晚下了雨，排水管很滑，他向下爬的时候，脚没蹬住，惊叫一声，掉了下去。绳子开始飞速地往下滑，光用手根本拽不住，我赶忙把绳子在胳膊上挽了几圈，用膝盖抵住墙，身子往后坠，双手攥紧绳子往上拉。绳子滑出去大约五米长，最终还是被我拽住了。他总算没有掉到地上。当时没觉得怎么样，看着他安全地站到了地上，我才感觉到手掌火辣辣地疼，低头一看，自己也吓了一跳，两道血糊糊的大口子，白色的骨头隐约可见。那之后，他辞了酒吧的工作。
“只要你在绳子的另一端，下火海我也不怕，前提是你必须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说完，他拿过我手里的水瓶喝了一口水。
“我保证如果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一定和你商量。”
“谢谢你。”他没来由地说。
“为什么？”我很纳闷。
“所有的事。”
“我们是一家人，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
“我想求你答应我一件事。”他低下头，慢慢地转动手里的水瓶。
“说。”
“无论发生了什么，你都要像以前一样爱我姐。”
“我不能答应。”
“为什么？”他抬头看我，眼睛里露出只有迷路的小孩儿才有的惊惶无措。
“因为我会更爱她。”
他别过脸去，好像对我的回答很失望。
我突然意识到这个答案有种油嘴滑舌耍小聪明的味道。
“我说的是真的，不是耍贫嘴。”
“我知道。”他拉长了声音，好似不耐烦地回答。
我探过身子去看他的脸，他仰起头，路灯下，他的眼睛里闪着晶光。
“这两天我总在想小时候的事。”他抹了抹眼角，“爸妈去世后，我和我姐没事就去山上采蘑菇，各种各样的蘑菇，采回来给阿婆看，让她挑出毒蘑菇，然后，我们再把那些毒蘑菇拿到路边踩个稀巴烂。半年下来，我们认识了几乎所有的毒蘑菇。之后，我们就开始专门收集毒蘑菇，继续拿到路边把它们踩烂。”他望着前方空荡荡的街角，仿佛小时候的他和佳萌就站在那里。
佳萌十岁那年，他们的父母死于毒蘑菇中毒。当时，他们姐弟俩都在奶奶家，幸运地躲过了那次可怕的意外事故。这件事儿他们两人各给我讲过一次，而采毒蘑菇的事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姐说，如果我们把毒蘑菇都采光了，以后就不会有人吃到它们了。阿婆却劝我们说，别采了，白费劲，毒蘑菇是不可能采光的。”
“然后呢？”
“如果是你，你怎么办？”
“我会教大家辨认哪些是毒蘑菇哪些不是。”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有些毒蘑菇和好蘑菇真的很像，稍不细心就可能认错，不然我爸和我妈也就不会死了。”
“只能细心点了。”
“是啊。”
“后来呢？”
“后来，有一天我姐突然醒悟了，毒蘑菇确实采不完，之后，我们再也没有上过山。”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佳萌和他上山采蘑菇，又把毒蘑菇在路边踩烂的画面，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想恨，却又不知道应该恨什么。
远处又驶来一辆出租车。
“我们回家吧。”我建议道。
“好。”他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