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祸乱根源
第59章 祸乱根源
孙克定叹了口气，“贤弟既能清楚敌人是谁，想必也明白，他们为何要竭力阻止你押解这次税银了。”
裴元沉默了一会儿，也不遮掩，“是因为江南百姓的税赋太重了，现在的局势已经容不得朝廷在江南开辟新的财源了。”
孙克定摇了摇头，“不只是税赋的事情。”
裴元当然知道不止是税赋的事情，明朝的田赋制定的份额并不高，没道理北方经历了多年战乱还能挺得住，南方却先受不了了。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的土地，大多属于明朝建国时没收的官田。
土地国有化的结果是，这些地方的百姓，要交给大明朝廷的钱，分成了“较少的税”和“很多的租金”两部分。
单纯是税赋，这部分金额可能不大，但是两者和在一起，数字就让百姓接受不了了。
那问题来了，同时期北方的老百姓日子就好过吗？
并不是。
只不过在土地兼并的社会大环境下，北方大多数百姓的租金是交给地主的。
因此，在同样的生活压力下，江南的老百姓日子过的不好了，就痛骂大明朝廷，仇恨大明朝廷太过贪婪。
而北方的老百姓日子过的不好了，就变成骂地主，仇恨地主太过贪婪。
北方的一个地主拉住十多户百姓的仇恨，不但拉的稳稳的，翻不出什么大浪，心情不好的时候，还能带着狗子去把百姓打一顿。
这日子过的，叉腰。
但是在江南就不一样了，那是几十上百万的仇恨，都在朝廷身上。
当几十万、上百万人一条心的仇视朝廷，那可就太可怕了……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既然全天下老百姓过的差不多难熬，那为什么只有南方的官员特别爱民，不但到处制造舆论，还事事冲在最前方呢？以至于到最后大家一提起来，第一印象就是大明疯狂的在南方吸血，导致江南一代民不聊生。
这个问题也很简单。
因为……，南方的官多啊。
这个结论看着很诡异，但其实一点都不正常。
它的因果链是这样的。
南方的官多，导致免税特权笼罩的人群就多，再加上土地兼并和单纯为了避税的土地投献，最终让不交税的人越来越多，交税的人负担就越来越重。
比如说，家里有二十万亩土地的名臣徐阶之流。
随着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就连那些吃的肠满肚肥的特权阶层都开始害怕了。
——老百姓这么苦，这踏马是要出事情啊！
他们既害怕出现压垮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又不愿意自己的贪婪收敛的财富出现损失，于是就只能拼命的和朝廷对着干。
所以，这也就产生了南方的官员特别爱民的假象。
或许有人不解了，南方人当官多，那是读书人的本事，把经济结构的问题推到这上面，有些太牵强了吧。
而且这么多年都是一样的阅卷标准，有些时候，北方人得找找自己的原因，这么多年进士人数没增加，有没有认真复习？
这个问题到了洪武三十年时，一场轰动一时的南北榜案，彻底暴露了其中的黑幕。
当时朝廷会试录取了五十一名进士，结果全都是南方人。朱元璋十分震惊，让人彻查此事。结果负责调查的官员，给出的结论是。
主考官是个坦荡的正人君子，北方人没有被录取，完全是水平不行，不但文理不佳，而且还有犯禁忌之语。深层次的原因，则可能是北方长期被胡化，整体文化水平不佳，云云。
这个结论彻底把朱元璋激怒了。
因为这不是朱元璋刚把天下从北元手中夺回来的时候了，这也不是大明朝廷第一次科举考试了。
在之前的五次科举考试中，大明朝廷总共录取了八百二十六名进士，其中北方的进士录取数为二百零九人，比例大约为百分之二十五。在这五次科举中，这个比例数字，也相对比较均匀。
当时北五省的总人口在一千九百多万，在整个天下人口中的占比为百分之二十七。
也就是说，北方虽然文教不盛，但是以百分之二十七的人口，连续五届考出了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进士，整体仍旧维持了全国平均水平左右。
然后到了洪武三十年，这个数字变成了零。
所以，北五省的人在洪武三十年是都死完了吗？
这侮辱的不是北五省，侮辱的是朱元璋的智商，而且是骑脸侮辱朱元璋的智商。
而且后面的事情就更神奇了。
南北榜案后一年老朱挂了，下一科的建文二年一甲前三名状元、榜眼、探全是江西吉安府的人。
然后南北榜案后的下下科永乐二年，不但一甲前三名的状元、榜眼、探，就连二甲的前四名，全部都是江西吉安府人。
所以，在一个文科考试中，考的真正是读书人的才华吗？
并不是，考的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答题的人是谁不重要，阅卷的人是谁才是关键。
所以，南北榜案是冤案？
如果说南北榜案是冤案，真正要喊冤的应该是南直隶人、是湖广人、是四川人、是广东人、是广西人，是云南人、是贵州人。
因为北五省的人通过抗争，让自己份额从原本凭本事考的百分之二十五，提到了百分之四十。
而上述几省的南方人除了跟着背锅，一点好处没捞到，名额还被分走了一大块。
就这样，操纵官场无限膨胀的江南士族一边享受着繁殖壮大的快感，一边把治下百姓往死里逼，又一边疯狂的和朝廷对着干，生怕出现压垮这生态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裴元清清楚楚的对孙克定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这趟押运税银的敌人是，上到江南出身的每一个六部、九卿、内阁，其次江南出身的沿途府尹、知县，再就是江南百余年考出来的进士、举人。
而对朝廷来说，被特权吞噬的庞大田赋他们插不上手，仇恨拉满的江南百姓他们不敢招惹，他们就只能将目标小心的对准商税和矿税。
南方商业如此繁荣，商税几乎没有。
土地上的矿藏被随意挖掘，矿税也几乎没有。
从这两样入手，总能抽出些银子应对越来越庞大的开支吧。
结果，这一厢情愿的想法立刻遭到了迎头暴击，负责押运税银的税监直接被忽然冒出的梅会杀了个干净。
而如今，扛起这锅的成了裴元。
(本章完)
孙克定叹了口气，“贤弟既能清楚敌人是谁，想必也明白，他们为何要竭力阻止你押解这次税银了。”
裴元沉默了一会儿，也不遮掩，“是因为江南百姓的税赋太重了，现在的局势已经容不得朝廷在江南开辟新的财源了。”
孙克定摇了摇头，“不只是税赋的事情。”
裴元当然知道不止是税赋的事情，明朝的田赋制定的份额并不高，没道理北方经历了多年战乱还能挺得住，南方却先受不了了。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的土地，大多属于明朝建国时没收的官田。
土地国有化的结果是，这些地方的百姓，要交给大明朝廷的钱，分成了“较少的税”和“很多的租金”两部分。
单纯是税赋，这部分金额可能不大，但是两者和在一起，数字就让百姓接受不了了。
那问题来了，同时期北方的老百姓日子就好过吗？
并不是。
只不过在土地兼并的社会大环境下，北方大多数百姓的租金是交给地主的。
因此，在同样的生活压力下，江南的老百姓日子过的不好了，就痛骂大明朝廷，仇恨大明朝廷太过贪婪。
而北方的老百姓日子过的不好了，就变成骂地主，仇恨地主太过贪婪。
北方的一个地主拉住十多户百姓的仇恨，不但拉的稳稳的，翻不出什么大浪，心情不好的时候，还能带着狗子去把百姓打一顿。
这日子过的，叉腰。
但是在江南就不一样了，那是几十上百万的仇恨，都在朝廷身上。
当几十万、上百万人一条心的仇视朝廷，那可就太可怕了……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既然全天下老百姓过的差不多难熬，那为什么只有南方的官员特别爱民，不但到处制造舆论，还事事冲在最前方呢？以至于到最后大家一提起来，第一印象就是大明疯狂的在南方吸血，导致江南一代民不聊生。
这个问题也很简单。
因为……，南方的官多啊。
这个结论看着很诡异，但其实一点都不正常。
它的因果链是这样的。
南方的官多，导致免税特权笼罩的人群就多，再加上土地兼并和单纯为了避税的土地投献，最终让不交税的人越来越多，交税的人负担就越来越重。
比如说，家里有二十万亩土地的名臣徐阶之流。
随着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就连那些吃的肠满肚肥的特权阶层都开始害怕了。
——老百姓这么苦，这踏马是要出事情啊！
他们既害怕出现压垮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又不愿意自己的贪婪收敛的财富出现损失，于是就只能拼命的和朝廷对着干。
所以，这也就产生了南方的官员特别爱民的假象。
或许有人不解了，南方人当官多，那是读书人的本事，把经济结构的问题推到这上面，有些太牵强了吧。
而且这么多年都是一样的阅卷标准，有些时候，北方人得找找自己的原因，这么多年进士人数没增加，有没有认真复习？
这个问题到了洪武三十年时，一场轰动一时的南北榜案，彻底暴露了其中的黑幕。
当时朝廷会试录取了五十一名进士，结果全都是南方人。朱元璋十分震惊，让人彻查此事。结果负责调查的官员，给出的结论是。
主考官是个坦荡的正人君子，北方人没有被录取，完全是水平不行，不但文理不佳，而且还有犯禁忌之语。深层次的原因，则可能是北方长期被胡化，整体文化水平不佳，云云。
这个结论彻底把朱元璋激怒了。
因为这不是朱元璋刚把天下从北元手中夺回来的时候了，这也不是大明朝廷第一次科举考试了。
在之前的五次科举考试中，大明朝廷总共录取了八百二十六名进士，其中北方的进士录取数为二百零九人，比例大约为百分之二十五。在这五次科举中，这个比例数字，也相对比较均匀。
当时北五省的总人口在一千九百多万，在整个天下人口中的占比为百分之二十七。
也就是说，北方虽然文教不盛，但是以百分之二十七的人口，连续五届考出了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进士，整体仍旧维持了全国平均水平左右。
然后到了洪武三十年，这个数字变成了零。
所以，北五省的人在洪武三十年是都死完了吗？
这侮辱的不是北五省，侮辱的是朱元璋的智商，而且是骑脸侮辱朱元璋的智商。
而且后面的事情就更神奇了。
南北榜案后一年老朱挂了，下一科的建文二年一甲前三名状元、榜眼、探全是江西吉安府的人。
然后南北榜案后的下下科永乐二年，不但一甲前三名的状元、榜眼、探，就连二甲的前四名，全部都是江西吉安府人。
所以，在一个文科考试中，考的真正是读书人的才华吗？
并不是，考的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答题的人是谁不重要，阅卷的人是谁才是关键。
所以，南北榜案是冤案？
如果说南北榜案是冤案，真正要喊冤的应该是南直隶人、是湖广人、是四川人、是广东人、是广西人，是云南人、是贵州人。
因为北五省的人通过抗争，让自己份额从原本凭本事考的百分之二十五，提到了百分之四十。
而上述几省的南方人除了跟着背锅，一点好处没捞到，名额还被分走了一大块。
就这样，操纵官场无限膨胀的江南士族一边享受着繁殖壮大的快感，一边把治下百姓往死里逼，又一边疯狂的和朝廷对着干，生怕出现压垮这生态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裴元清清楚楚的对孙克定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这趟押运税银的敌人是，上到江南出身的每一个六部、九卿、内阁，其次江南出身的沿途府尹、知县，再就是江南百余年考出来的进士、举人。
而对朝廷来说，被特权吞噬的庞大田赋他们插不上手，仇恨拉满的江南百姓他们不敢招惹，他们就只能将目标小心的对准商税和矿税。
南方商业如此繁荣，商税几乎没有。
土地上的矿藏被随意挖掘，矿税也几乎没有。
从这两样入手，总能抽出些银子应对越来越庞大的开支吧。
结果，这一厢情愿的想法立刻遭到了迎头暴击，负责押运税银的税监直接被忽然冒出的梅会杀了个干净。
而如今，扛起这锅的成了裴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