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把炸药埋到76号墙跟的问题得到解答。
同样，陈三才进口‘穿甲’机枪及手杖手枪的事，也容易得到答案。上海沦陷后，重庆抗日政府无法使用上海口岸从事进出口业务。于是戴笠看上了这家民营的北极冰箱公司。北极冰箱公司是外商代理人，有民间进出口业务，可以瞒过租界当局和日本占领军，替军统‘走私’军用装备。
所以，这被汪伪76号搜查出来的特种枪枝，应该是北极冰箱公司混杂在冰箱附件管材中为军统进口的。同时，戴笠也一定通过北极冰箱公司进口一些电台用的电子管等重要电子零配件。这些电子管和电子零配件也是军统地下电台必需品。变节特务吴道绅出卖军统直属上海地下电台的同时，一定是从电子管和电子零配件的来源，连带向76号告发了陈三才的北极冰箱公司。
至于陈三才承认自己用穿甲机枪试图伏击汪精卫这事，估计伪政府警政部的正副部长周佛海和李士群也不信。杀手往往是受过训练的20几岁特工或老奸俱滑的高级特工。养尊处优且生活富裕的陈三才都四十岁了，平常并不少上麻将睹场，就是从来没有受过军训经历，说他是军统杀手，要亲自伏击枪杀汪精卫，简直是笑话。
周佛海和李士群明知那只是皮鞭老虎凳逼出来的口供。他们也猜测陈三才宁可自己承担后果也不想承认自己为军统进口军品。再说，1940年，汪精卫早就到南京履职了，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陈三才怎可能在上海刺杀南京的汪精卫呢？即使是在1939年5月到1940年春，汪也大多数时间在日本，或在北京﹑南京﹑青岛等处与各地汉奸讨价还价。那期间，诸多老牌军统特务在上海刺汪落空，其主要原因也就是汪极少有时间出现在上海。
所以，军统不可能安排不谙此道的富商陈三才当杀手去刺杀汪精卫。
还有，通过白俄伊万诺夫去找白俄护士毒死汪精卫的事，当作饭后闲话犹可，太相信就没必要。1939年5月，汪精卫从越南河内初到上海，就躲在日本船上多日不敢上岸。为什么？还不因为他胆小怕死，不敢见人？他哪有胆量去接触面目不清的‘白俄医生’或‘护士’？后来他上岸了，就被日本兵围在虹口重光堂不让与外人来往。这日本人怎肯让‘自己医院’里的‘白俄护士’去接触汪精卫？如果汪精卫真的住院，一定是处于日本男女特务的团团包围之中。那怕是日本医生，也一定是日本特务出身的医生。再说，那半年的汪精卫是‘废寝忘食’，时刻为组建伪党伪政府而奔波国内外，不太有住院作手术治疗的时间。
汪精卫从愚园路1136弄到76号开他的伪六中全会，区区一公里左右的路程，还怕中间遇刺。为此，汪精卫提前一天进76号推迟一天离开76号，让卫兵挤在门外走廊上，自己委屈地躺在李士群的床上睡。他杯弓蛇影，胆小异常，他也更不敢面对刺客。所以他也不会提‘外交部长’的话与刺客作交易。须知，就在这时候，‘劳苦功高’的‘和平运动’开路先锋高崇武就因为嫌外交部次长太小，而回投老蒋，狠狠扎了汪集团一刀。
所以对比有关陈三才事件的不同叙述，分析议论一下，可以肯定大部分，而排除小部分。陈三才是个爱国的企业家﹑是烈士﹑也是英雄。值得我们永远纪念。但不要把他简单化为一个军统杀手。他因爱国而支持军统，但不该想象成军统编制之内的成员。
陈三才的事，也就基本清楚了。
三 林怀部怒杀张啸林
第五章就讲到于松乔刺杀张啸林失败的事。于松乔不但没杀成张啸林，反而把自己也暴露了。张啸林认出了他。当时，我们无奈地认为：张啸林气数未尽。
陈恭澍也策划过刺杀张啸林，同样也痛失良机。现在，我们就把张啸林的事集中起来议论一下。因为按日程算，此时他的气数该到尽头了。
上海滩上海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和杜月笙是无人不知的人物。抗日兴起，这三人发生严重分化。
813战败，蒋介石在西撤前，担心这些人被日本人拉拢利用，落入敌方阵营，曾多次交代戴笠等人动员杜月笙、黄金荣、 张啸林一起离开上海到内地。结果，杜月笙因坚持抗日的立场，怕日军进驻上海后对自己不利，就转道香港。
黄金荣以年老体弱为借口，不肯离沪，但以同样的借口回绝日本人的拉拢。这汉奸当不得，黄金荣估计还有点头脑。
可这张啸林就是另类了。
杜月笙临走前受蒋介石的委托曾警告过张啸林，叫他不要与日本人合作。但张啸林官迷心窍，就是不听。相反，看到杜月笙去香港，张啸林则认为正是自己独霸上海的良机，故不肯离沪。
1937年11月，日军攻占上海后，很快看中了张啸林在上海的势力，要拉张啸林落水来替日本人维持局面。日军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很快便与张啸林勾结上了，并达成了协议。张啸林本是个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帮会流氓，于是一拍即合，欣欣然当起了汉奸，并建立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的汉奸组织，他自当会长。
他原本自视颇高，想要日本给个伪上海市长或伪浙江省长当当，可日本人则不以为然。虽日本人的态度不称他的心，但跟日本人当汉奸的‘热情’却丝毫不减。
他派人去外地为日军收购粮食、棉花、煤炭、药品，强行压价甚至武装劫夺。为日军提供大量的战略物资，乘机大发国难财。张啸林实际上是干起了资敌亡国的罪恶勾当。他还趁此机会招兵买马，广收门徒，扩展实力。
张啸林的投敌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不安。蒋介石指示正在武汉的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予以制裁。
戴笠接到训令后，就要组织实施。
他深知张啸林的势力遍布上海各个方面，在租界内更有一股恶势力。如果张啸林和日军结合在一起，“孤岛”租界就会很快被汉奸势力把持，军统在上海的处境就会很艰难，甚至会被完全挤出租界，后果不堪设想。但要采取措施，戴笠马上想起了杜月笙。
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这三者关系根深蒂固，对张啸林采取制裁措施，不能不考虑到杜月笙。不过，戴笠也明白：这件事没有杜月笙的理解和支持是不行的。
戴笠既要让杜月笙暗中认可自己的行动，又要在面上让社会上认为，发生在张啸林身上的事，只与军统有关而与杜月笙无关。
1938 年 5 月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国民党各省市负责人谈话会，戴笠代发通知电邀杜月笙到汉口参加。
同样，陈三才进口‘穿甲’机枪及手杖手枪的事，也容易得到答案。上海沦陷后，重庆抗日政府无法使用上海口岸从事进出口业务。于是戴笠看上了这家民营的北极冰箱公司。北极冰箱公司是外商代理人，有民间进出口业务，可以瞒过租界当局和日本占领军，替军统‘走私’军用装备。
所以，这被汪伪76号搜查出来的特种枪枝，应该是北极冰箱公司混杂在冰箱附件管材中为军统进口的。同时，戴笠也一定通过北极冰箱公司进口一些电台用的电子管等重要电子零配件。这些电子管和电子零配件也是军统地下电台必需品。变节特务吴道绅出卖军统直属上海地下电台的同时，一定是从电子管和电子零配件的来源，连带向76号告发了陈三才的北极冰箱公司。
至于陈三才承认自己用穿甲机枪试图伏击汪精卫这事，估计伪政府警政部的正副部长周佛海和李士群也不信。杀手往往是受过训练的20几岁特工或老奸俱滑的高级特工。养尊处优且生活富裕的陈三才都四十岁了，平常并不少上麻将睹场，就是从来没有受过军训经历，说他是军统杀手，要亲自伏击枪杀汪精卫，简直是笑话。
周佛海和李士群明知那只是皮鞭老虎凳逼出来的口供。他们也猜测陈三才宁可自己承担后果也不想承认自己为军统进口军品。再说，1940年，汪精卫早就到南京履职了，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陈三才怎可能在上海刺杀南京的汪精卫呢？即使是在1939年5月到1940年春，汪也大多数时间在日本，或在北京﹑南京﹑青岛等处与各地汉奸讨价还价。那期间，诸多老牌军统特务在上海刺汪落空，其主要原因也就是汪极少有时间出现在上海。
所以，军统不可能安排不谙此道的富商陈三才当杀手去刺杀汪精卫。
还有，通过白俄伊万诺夫去找白俄护士毒死汪精卫的事，当作饭后闲话犹可，太相信就没必要。1939年5月，汪精卫从越南河内初到上海，就躲在日本船上多日不敢上岸。为什么？还不因为他胆小怕死，不敢见人？他哪有胆量去接触面目不清的‘白俄医生’或‘护士’？后来他上岸了，就被日本兵围在虹口重光堂不让与外人来往。这日本人怎肯让‘自己医院’里的‘白俄护士’去接触汪精卫？如果汪精卫真的住院，一定是处于日本男女特务的团团包围之中。那怕是日本医生，也一定是日本特务出身的医生。再说，那半年的汪精卫是‘废寝忘食’，时刻为组建伪党伪政府而奔波国内外，不太有住院作手术治疗的时间。
汪精卫从愚园路1136弄到76号开他的伪六中全会，区区一公里左右的路程，还怕中间遇刺。为此，汪精卫提前一天进76号推迟一天离开76号，让卫兵挤在门外走廊上，自己委屈地躺在李士群的床上睡。他杯弓蛇影，胆小异常，他也更不敢面对刺客。所以他也不会提‘外交部长’的话与刺客作交易。须知，就在这时候，‘劳苦功高’的‘和平运动’开路先锋高崇武就因为嫌外交部次长太小，而回投老蒋，狠狠扎了汪集团一刀。
所以对比有关陈三才事件的不同叙述，分析议论一下，可以肯定大部分，而排除小部分。陈三才是个爱国的企业家﹑是烈士﹑也是英雄。值得我们永远纪念。但不要把他简单化为一个军统杀手。他因爱国而支持军统，但不该想象成军统编制之内的成员。
陈三才的事，也就基本清楚了。
三 林怀部怒杀张啸林
第五章就讲到于松乔刺杀张啸林失败的事。于松乔不但没杀成张啸林，反而把自己也暴露了。张啸林认出了他。当时，我们无奈地认为：张啸林气数未尽。
陈恭澍也策划过刺杀张啸林，同样也痛失良机。现在，我们就把张啸林的事集中起来议论一下。因为按日程算，此时他的气数该到尽头了。
上海滩上海三大亨黄金荣﹑张啸林和杜月笙是无人不知的人物。抗日兴起，这三人发生严重分化。
813战败，蒋介石在西撤前，担心这些人被日本人拉拢利用，落入敌方阵营，曾多次交代戴笠等人动员杜月笙、黄金荣、 张啸林一起离开上海到内地。结果，杜月笙因坚持抗日的立场，怕日军进驻上海后对自己不利，就转道香港。
黄金荣以年老体弱为借口，不肯离沪，但以同样的借口回绝日本人的拉拢。这汉奸当不得，黄金荣估计还有点头脑。
可这张啸林就是另类了。
杜月笙临走前受蒋介石的委托曾警告过张啸林，叫他不要与日本人合作。但张啸林官迷心窍，就是不听。相反，看到杜月笙去香港，张啸林则认为正是自己独霸上海的良机，故不肯离沪。
1937年11月，日军攻占上海后，很快看中了张啸林在上海的势力，要拉张啸林落水来替日本人维持局面。日军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很快便与张啸林勾结上了，并达成了协议。张啸林本是个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帮会流氓，于是一拍即合，欣欣然当起了汉奸，并建立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的汉奸组织，他自当会长。
他原本自视颇高，想要日本给个伪上海市长或伪浙江省长当当，可日本人则不以为然。虽日本人的态度不称他的心，但跟日本人当汉奸的‘热情’却丝毫不减。
他派人去外地为日军收购粮食、棉花、煤炭、药品，强行压价甚至武装劫夺。为日军提供大量的战略物资，乘机大发国难财。张啸林实际上是干起了资敌亡国的罪恶勾当。他还趁此机会招兵买马，广收门徒，扩展实力。
张啸林的投敌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不安。蒋介石指示正在武汉的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予以制裁。
戴笠接到训令后，就要组织实施。
他深知张啸林的势力遍布上海各个方面，在租界内更有一股恶势力。如果张啸林和日军结合在一起，“孤岛”租界就会很快被汉奸势力把持，军统在上海的处境就会很艰难，甚至会被完全挤出租界，后果不堪设想。但要采取措施，戴笠马上想起了杜月笙。
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这三者关系根深蒂固，对张啸林采取制裁措施，不能不考虑到杜月笙。不过，戴笠也明白：这件事没有杜月笙的理解和支持是不行的。
戴笠既要让杜月笙暗中认可自己的行动，又要在面上让社会上认为，发生在张啸林身上的事，只与军统有关而与杜月笙无关。
1938 年 5 月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国民党各省市负责人谈话会，戴笠代发通知电邀杜月笙到汉口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