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 城市化（一）
1680年12月10日，海阔天空，晴碧万里。
青岛港的夏天素来是极为宜人的，气温不是太热，天气也很晴朗，适宜人们去郊外出行、游览，特别是在这座商业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
城市化，这个原本只在政府政策研究文件中出现的词语，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为新一代的读过书、上过学的东岸文化人所熟知。
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机械性集中的过程，当然在东岸这个国家，还有大量的移民涌入城市，这一点不可忽视。
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城市化是乡村景观向城市景观转换的过程，不仅包括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向规模不等的城市集中的过程以及乡村景观转化为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同时还包含着城市文化、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向农村扩散的过程，这两点说起来尤其契合如今东岸的各种情况。
就拿青岛港来说，农村手工业者致富后，第一件事就是搬去城郊交通便利的地方，重新申请盖几间屋或购买现成的房屋，作为自己的新作坊。毕竟很多手工业者的客户多数居住在城里，他们自然也会自然而然地向市场靠近，向城市靠近。而他们居住的城郊过了二十年三十年后，往往又形成了新的城区。从这一点上来说，当初东岸城市规划者一口气为青岛县修建了一环、二环轻轨铁路，那当真是有先见之明了，预先给城市未来发展圈下了大片的土地。
至于说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之类的东西，变化自然也是极大的。无论是城市居民接受教育的成本和便利程度，生活设施的先进程度，信息接收及传播的多寡以及竞争的激烈程度，二代人下来，总会让他们与农村地区的居民变得不太一样的，正所谓文化、价值观产生了变异，歧视也隐隐滋生。
此外，城市化从经济角度来讲，就是指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的过程，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转变：一是产业结构从以第一产业为主向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为主转变；二是劳动力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过渡；三是从农村消费方式转向城市消费方式。
在这一方面，其实青岛县就更是典型了。五十年以来，这座全东岸最大的港口城市受益于东岸的崛起及工商业的强劲发展，进度神速。目前，该县境内的第一产业已经大为萎缩，种植粮食的回报率太低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抛弃父辈的传统职业，涌入城里做工，至不济也会想法去潘帕平原发财，固守农业种植的人是大为减少，且整体年龄也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而且，即便是选择继续从事农业的青岛县居民，他们也更喜欢组成一个个农业合作社，以蔬菜、水果、花卉、园圃及特种饲养业为主要经营方式，市场就是面向城里人，这说起来其实也不太能算是传统的第一产业了，因为他们基本不生产粮食。
如今你且去码头看看，时不时就有一艘运粮船满载各类食品从河间、鸭子湖一带起航，然后抵达青岛港码头卸货。而在内陆地区，通过青梅铁路及西南铁路支线（鸣鹤县前进农场—青岛港），一列列拉普拉塔之星列车也满载玉米、大豆和小麦驶进青岛火车站。更别说，远在南方的巴塔哥尼亚，几乎每个月都有三四艘船满载牛羊、咸鱼、盐、干果和小麦抵达青岛港了——城市化程度极高的青岛县就是这么特殊，吸引四方商人、手艺人和企业主的同时，也让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人们运来商品，供他们消费，而这同时也是东岸人追求的目标：什么东西都自己生产，什么生意都要自己垄断，不给别人一点钱赚是最愚蠢的方式，经济剥削下的贸易平衡才是最完美的形态，不然你手里攥着一堆的钱当金银的奴隶很有意思么？没人服侍你、没人给你打工，你赚那么多钱做什么？
英格兰王国驻东岸大使塞西尔先生今天就刚刚接待了一群来自英格兰的商人。这些商人从旧大陆万里迢迢地给东岸人运来了许多重型挽马、军用优质白煤、铅锌矿石及少部分由门德斯公司委托招募的来自爱尔兰的移民，说他们是为东岸人服务的一点也没错，盖因在贸易层级上，英国人的地位明显低东岸一头，对东岸商品的依赖越来越严重。
塞西尔男爵在东岸生活了差不多七年时间内（中途因故被调回伦敦一段时间，几年前第二次来东岸担任英格兰大使），对东岸的内情有比较深的了解，也阅读了不少东岸的报纸和书籍，对城市化这个词自然也不陌生。特别是在印证了伦敦这座拥有超过四十万人口的巨型城市的发展历史后，一点不夸张地说，他的所得所获甚至还超过了大部分东岸政府部门中研究城市化的学者。
与青岛县这类东岸城市相比，伦敦的发展有些类似，但又有些不同。在这个英格兰硕大无朋的头颅中，东岸人认可的现代工业才刚刚起步，大部分企业的规模并不大，劳动力密集型的小生产是城市经济的主体，手工作坊、私营小企业甚至家庭是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就业者主要是工匠、小商贩、食品批发（零售）商和数量不多不少的低层次的服务人员。
与此同时，农业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较大比例（在其他欧洲国家，农业经济的比重比英格兰要高很多，甚至占据主体地位），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农产品的剩余量较少——当然这在伦敦并不成立，不过伦敦周边也是存在着巨量的农业生产区为这四十万人口提供食品及其他商品的。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致使人口的增长不够迅速，进而导致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拉力”不够强大，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速度不够快。在这一点上，塞西尔男爵尤其羡慕东岸人，虽然他们是异教徒，但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努力非常之有成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他们的政府每年在财政中列支大量费用，用于培养医生、护士、药剂师等专门人才，不断兴建医院，同时也开支在很多人看来无用的经费用于疾病的宣传，用尽量浅显直白的语言让国民们知道很多种类的疾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改怎么避免和预防，这对于提高城市的整体卫生环境，降低死亡率非常重要。
当然东岸人既然大规模在民间做疾控宣传了，那么这些东西自然就不太可能保密，塞西尔男爵这些年来自然也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讯息，受益良多。而他在将这些疾病的起因、传播途径、如何预防之类的资料传回英格兰后，确实也对伦敦这类大城市的环境卫生产生了不小的正面影响。
但怎么说呢，或许是英国政府的财政体制有问题——可以说是一片混乱，关税等少数税收归国王，其他归政府，但绝大部分税是临时性的，且严重不足，需要贵族和商人派捐，美其名曰“援助金”——几乎没什么钱被派发到卫生环境上面。塞西尔男爵就对伦敦街区那凌乱的布局、肮脏的环境和密集的人口感到很震惊，同时也很倒胃口，有时候他甚至在内心里狂想，谁去放一把大火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藏污纳垢的房子都烧了吧，然后由国王下令重新规划街道，一定比现在好。他犹记得，十多年前圣维达斯特等几个教区遭遇大火，很多房屋被烧毁，然后在莫里斯·汤普森先生的倡议下使用在伦敦近郊生产的砖头、石块作为重建的主要材料，并重新规划了街道、造船厂和一些配套作坊的布局，取得了极好的效果。目前那几个教区的疾病发病率是最低的，环境是最好的，这就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了。
此外，英格兰人对此不甚重视确实也是原因之一。毕竟其国内不像东岸这般有着大量有知识的人来做宣传，他们本身还不甚了了呢，如何能给别人讲解？想想也不可能。因此，在东岸执行得好好的政策，去了旧大陆之后大打折扣，其实也是寻常之事。这不是英格兰人不够努力，实在是体制方面落后太多，没办法的。正如东岸人自己所说的，他们领先最多的其实不是科学技术，而是制度啊，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科学制度、教育制度等方方面面，差距是全方位的。
塞西尔男爵的前任查尔斯爵士，包括当初金鹿商馆的各位主事人们，都对东岸的制度搜集非常重视，曾经也整理过许多送回伦敦，毕竟这些都是公开的东西，东岸人无法隐瞒。不过这些送回去的东西能够发挥作用的寥寥无几，更多的是对国王对其政治制度的批判，教会对其宗教制度的批判，虽然国会诸位议员们似乎对其经济制度非常推崇。
当然英格兰王国也不是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比如他们就推行了东岸严格执行的《专利法》，保护发明人的知识产权，虽然执行得如何还很难说，但至少态度是打出来了。此外，正如前文所说的，虽然政府财政困难，窟窿很大，但仍然拿出了一部分钱，用于改善伦敦的城市卫生，雇佣了数百人专门在夜间清理垃圾并将其运出城外，同时着力培养医生。
他们在科技方面同样如此，对于有天分的城市儿童（按教区分配名额）或看起来比较重要的科技攻关由政府出资补贴，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总比没有好，对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发展肯定是有正面的积极意义的。
不过怎么说呢，钱还是投得太少了！即便有一些有名望的绅士同样出资赞助，但比起财大气粗的东岸政府拨款，仍然少得可怜，让人想想就感到泄气。塞西尔男爵都打算后年卸任归国后，继续上书国王，同时在国会内进行演讲，督促王室和国会拨款，改革他们落后的设施——第一步先从伦敦的环境卫生开始，这对降低城市儿童的死亡率至关重要。
“看看这街道、这码头和这海湾，如果我所记忆的没错的话，泰晤士河口附近漂浮着的垃圾数量是眼前这东岸海湾内的几十倍。街道上更是臭气冲天，粪便极多，手艺人们窝在低矮潮湿的由腐朽的烂木头拼成的充斥着老鼠和有害臭虫的房屋内，用昏花的老眼日夜不停地加工商品。没有漂亮的砖屋，没有整洁的环境，没有明亮的煤气灯，没有规划齐整的街道，伦敦的城市化，比起东岸人的城市化，差距也实在是太大了，就像是伦敦和诺维奇、布里斯托尔的差距一般大。”海湾码头附近的金鹿商馆内，乘坐火车而来的塞西尔男爵对着五六个来自旧大陆伦敦的商人说道：“我这里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有关华夏东岸共和国城市化方方面面的资料，都是我和助手们这几年观察整理的，以前发过一次了，这是新一批的感悟和记述，希望你们能够帮我带给白金汉公爵。他是个有理想、有雄心的人，也深得国王的赏识，在议会内也深孚众望，希望能对他有所帮助吧，我所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另外，我希望你们自身，在回到伦敦后，也尽量多写一些游记、感悟、体会、见闻之类的东西，将东岸的一切向更多的英格兰人介绍，让来自南方新大陆的这股清新空气被更多的人给呼吸到，这对推动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非常关键。啊，你们中有的人在诺维奇、布里斯托尔、伯明翰等地都有亲戚吧？我希望你们能够影响自己的家人、亲戚或朋友，与当地的市政官员交谈，让他们在规划城市的时候聪明点。这些城市近些年发展很快，但总体来说规模还不大，现在改正还来得及。”
青岛港的夏天素来是极为宜人的，气温不是太热，天气也很晴朗，适宜人们去郊外出行、游览，特别是在这座商业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的时候。
城市化，这个原本只在政府政策研究文件中出现的词语，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为新一代的读过书、上过学的东岸文化人所熟知。
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机械性集中的过程，当然在东岸这个国家，还有大量的移民涌入城市，这一点不可忽视。
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城市化是乡村景观向城市景观转换的过程，不仅包括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向规模不等的城市集中的过程以及乡村景观转化为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同时还包含着城市文化、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向农村扩散的过程，这两点说起来尤其契合如今东岸的各种情况。
就拿青岛港来说，农村手工业者致富后，第一件事就是搬去城郊交通便利的地方，重新申请盖几间屋或购买现成的房屋，作为自己的新作坊。毕竟很多手工业者的客户多数居住在城里，他们自然也会自然而然地向市场靠近，向城市靠近。而他们居住的城郊过了二十年三十年后，往往又形成了新的城区。从这一点上来说，当初东岸城市规划者一口气为青岛县修建了一环、二环轻轨铁路，那当真是有先见之明了，预先给城市未来发展圈下了大片的土地。
至于说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之类的东西，变化自然也是极大的。无论是城市居民接受教育的成本和便利程度，生活设施的先进程度，信息接收及传播的多寡以及竞争的激烈程度，二代人下来，总会让他们与农村地区的居民变得不太一样的，正所谓文化、价值观产生了变异，歧视也隐隐滋生。
此外，城市化从经济角度来讲，就是指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的过程，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转变：一是产业结构从以第一产业为主向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为主转变；二是劳动力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过渡；三是从农村消费方式转向城市消费方式。
在这一方面，其实青岛县就更是典型了。五十年以来，这座全东岸最大的港口城市受益于东岸的崛起及工商业的强劲发展，进度神速。目前，该县境内的第一产业已经大为萎缩，种植粮食的回报率太低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抛弃父辈的传统职业，涌入城里做工，至不济也会想法去潘帕平原发财，固守农业种植的人是大为减少，且整体年龄也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而且，即便是选择继续从事农业的青岛县居民，他们也更喜欢组成一个个农业合作社，以蔬菜、水果、花卉、园圃及特种饲养业为主要经营方式，市场就是面向城里人，这说起来其实也不太能算是传统的第一产业了，因为他们基本不生产粮食。
如今你且去码头看看，时不时就有一艘运粮船满载各类食品从河间、鸭子湖一带起航，然后抵达青岛港码头卸货。而在内陆地区，通过青梅铁路及西南铁路支线（鸣鹤县前进农场—青岛港），一列列拉普拉塔之星列车也满载玉米、大豆和小麦驶进青岛火车站。更别说，远在南方的巴塔哥尼亚，几乎每个月都有三四艘船满载牛羊、咸鱼、盐、干果和小麦抵达青岛港了——城市化程度极高的青岛县就是这么特殊，吸引四方商人、手艺人和企业主的同时，也让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人们运来商品，供他们消费，而这同时也是东岸人追求的目标：什么东西都自己生产，什么生意都要自己垄断，不给别人一点钱赚是最愚蠢的方式，经济剥削下的贸易平衡才是最完美的形态，不然你手里攥着一堆的钱当金银的奴隶很有意思么？没人服侍你、没人给你打工，你赚那么多钱做什么？
英格兰王国驻东岸大使塞西尔先生今天就刚刚接待了一群来自英格兰的商人。这些商人从旧大陆万里迢迢地给东岸人运来了许多重型挽马、军用优质白煤、铅锌矿石及少部分由门德斯公司委托招募的来自爱尔兰的移民，说他们是为东岸人服务的一点也没错，盖因在贸易层级上，英国人的地位明显低东岸一头，对东岸商品的依赖越来越严重。
塞西尔男爵在东岸生活了差不多七年时间内（中途因故被调回伦敦一段时间，几年前第二次来东岸担任英格兰大使），对东岸的内情有比较深的了解，也阅读了不少东岸的报纸和书籍，对城市化这个词自然也不陌生。特别是在印证了伦敦这座拥有超过四十万人口的巨型城市的发展历史后，一点不夸张地说，他的所得所获甚至还超过了大部分东岸政府部门中研究城市化的学者。
与青岛县这类东岸城市相比，伦敦的发展有些类似，但又有些不同。在这个英格兰硕大无朋的头颅中，东岸人认可的现代工业才刚刚起步，大部分企业的规模并不大，劳动力密集型的小生产是城市经济的主体，手工作坊、私营小企业甚至家庭是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就业者主要是工匠、小商贩、食品批发（零售）商和数量不多不少的低层次的服务人员。
与此同时，农业经济占据国民经济的较大比例（在其他欧洲国家，农业经济的比重比英格兰要高很多，甚至占据主体地位），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农产品的剩余量较少——当然这在伦敦并不成立，不过伦敦周边也是存在着巨量的农业生产区为这四十万人口提供食品及其他商品的。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致使人口的增长不够迅速，进而导致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拉力”不够强大，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速度不够快。在这一点上，塞西尔男爵尤其羡慕东岸人，虽然他们是异教徒，但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努力非常之有成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他们的政府每年在财政中列支大量费用，用于培养医生、护士、药剂师等专门人才，不断兴建医院，同时也开支在很多人看来无用的经费用于疾病的宣传，用尽量浅显直白的语言让国民们知道很多种类的疾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改怎么避免和预防，这对于提高城市的整体卫生环境，降低死亡率非常重要。
当然东岸人既然大规模在民间做疾控宣传了，那么这些东西自然就不太可能保密，塞西尔男爵这些年来自然也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讯息，受益良多。而他在将这些疾病的起因、传播途径、如何预防之类的资料传回英格兰后，确实也对伦敦这类大城市的环境卫生产生了不小的正面影响。
但怎么说呢，或许是英国政府的财政体制有问题——可以说是一片混乱，关税等少数税收归国王，其他归政府，但绝大部分税是临时性的，且严重不足，需要贵族和商人派捐，美其名曰“援助金”——几乎没什么钱被派发到卫生环境上面。塞西尔男爵就对伦敦街区那凌乱的布局、肮脏的环境和密集的人口感到很震惊，同时也很倒胃口，有时候他甚至在内心里狂想，谁去放一把大火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藏污纳垢的房子都烧了吧，然后由国王下令重新规划街道，一定比现在好。他犹记得，十多年前圣维达斯特等几个教区遭遇大火，很多房屋被烧毁，然后在莫里斯·汤普森先生的倡议下使用在伦敦近郊生产的砖头、石块作为重建的主要材料，并重新规划了街道、造船厂和一些配套作坊的布局，取得了极好的效果。目前那几个教区的疾病发病率是最低的，环境是最好的，这就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了。
此外，英格兰人对此不甚重视确实也是原因之一。毕竟其国内不像东岸这般有着大量有知识的人来做宣传，他们本身还不甚了了呢，如何能给别人讲解？想想也不可能。因此，在东岸执行得好好的政策，去了旧大陆之后大打折扣，其实也是寻常之事。这不是英格兰人不够努力，实在是体制方面落后太多，没办法的。正如东岸人自己所说的，他们领先最多的其实不是科学技术，而是制度啊，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科学制度、教育制度等方方面面，差距是全方位的。
塞西尔男爵的前任查尔斯爵士，包括当初金鹿商馆的各位主事人们，都对东岸的制度搜集非常重视，曾经也整理过许多送回伦敦，毕竟这些都是公开的东西，东岸人无法隐瞒。不过这些送回去的东西能够发挥作用的寥寥无几，更多的是对国王对其政治制度的批判，教会对其宗教制度的批判，虽然国会诸位议员们似乎对其经济制度非常推崇。
当然英格兰王国也不是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比如他们就推行了东岸严格执行的《专利法》，保护发明人的知识产权，虽然执行得如何还很难说，但至少态度是打出来了。此外，正如前文所说的，虽然政府财政困难，窟窿很大，但仍然拿出了一部分钱，用于改善伦敦的城市卫生，雇佣了数百人专门在夜间清理垃圾并将其运出城外，同时着力培养医生。
他们在科技方面同样如此，对于有天分的城市儿童（按教区分配名额）或看起来比较重要的科技攻关由政府出资补贴，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总比没有好，对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发展肯定是有正面的积极意义的。
不过怎么说呢，钱还是投得太少了！即便有一些有名望的绅士同样出资赞助，但比起财大气粗的东岸政府拨款，仍然少得可怜，让人想想就感到泄气。塞西尔男爵都打算后年卸任归国后，继续上书国王，同时在国会内进行演讲，督促王室和国会拨款，改革他们落后的设施——第一步先从伦敦的环境卫生开始，这对降低城市儿童的死亡率至关重要。
“看看这街道、这码头和这海湾，如果我所记忆的没错的话，泰晤士河口附近漂浮着的垃圾数量是眼前这东岸海湾内的几十倍。街道上更是臭气冲天，粪便极多，手艺人们窝在低矮潮湿的由腐朽的烂木头拼成的充斥着老鼠和有害臭虫的房屋内，用昏花的老眼日夜不停地加工商品。没有漂亮的砖屋，没有整洁的环境，没有明亮的煤气灯，没有规划齐整的街道，伦敦的城市化，比起东岸人的城市化，差距也实在是太大了，就像是伦敦和诺维奇、布里斯托尔的差距一般大。”海湾码头附近的金鹿商馆内，乘坐火车而来的塞西尔男爵对着五六个来自旧大陆伦敦的商人说道：“我这里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有关华夏东岸共和国城市化方方面面的资料，都是我和助手们这几年观察整理的，以前发过一次了，这是新一批的感悟和记述，希望你们能够帮我带给白金汉公爵。他是个有理想、有雄心的人，也深得国王的赏识，在议会内也深孚众望，希望能对他有所帮助吧，我所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另外，我希望你们自身，在回到伦敦后，也尽量多写一些游记、感悟、体会、见闻之类的东西，将东岸的一切向更多的英格兰人介绍，让来自南方新大陆的这股清新空气被更多的人给呼吸到，这对推动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非常关键。啊，你们中有的人在诺维奇、布里斯托尔、伯明翰等地都有亲戚吧？我希望你们能够影响自己的家人、亲戚或朋友，与当地的市政官员交谈，让他们在规划城市的时候聪明点。这些城市近些年发展很快，但总体来说规模还不大，现在改正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