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 作者:罗得

    发病5

    从治疗师可怕的脸上和医生的皱眉中,我被告之大事不妙。他将器械从我喉中取出后就给我展示声带的影像,在将病变放大的照片上,我看到红肿发炎的声带和巨大的溃疡,我觉得我的胃都要翻出来了,就像进医学院第一天,用解剖刀入尸体时的感觉一样。多年的训练已经使我习惯了血污景象,但这次不同,这次是在自己身上,我又回到了学医的第一天。

    杜伏医生温和的对我说,“你得了一个肿瘤,”又补充说,“x光治疗可能有用。”即使他没有说出这个词,我也知道他的意思是我得了癌。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丑陋的溃疡,我明白对它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假如杜伏医生随从通行的医疗惯例,他就不会对我说一个字,他会让我转诊到另一个医生预约一次重复检查,然后他会私密地将正确的诊断告诉我的医生。这样,我,作为一个病人就不会知道我自己的医生所犯的错误。所以尽管消息是令人痛苦的,我还是庆幸自己没有在这惯例中通行。我知道杜伏医生是为此付出代价的,他将失去转诊病人,因为凯特医生可能再也不会给他送去一个病人了。杜伏医生是遵循了一条良善的规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曾教导我的:“符合道德的规则是病人利益至上,而非医生利益至上。”

    “你还需要一个彻底的检查,”杜伏医生继续说,“半小时后我在办公室见你,我会让秘书替你登记和准备好病历卡。”

    在穿过校园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是受到了特殊的照顾,不需要做登记手续,医生打破他自己的时间安排为我检查,但是我仍然对他不满,不愿意相信他。全部经过的事实在我脑中回放了一遍,声音嘶哑,这是事实,不错,但我没有生病。两位优秀的资深医师最早安慰我,只是小小的嗓子问题。我就在医学院为改善讲话而进行发声治疗,没有看过一个医生。

    现在,这个年轻家伙,比我小三十岁,毫不客气的提出了癌的可能,他有什么权力这么做?我是医生,只有我告诉别人得了癌,从没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得了癌。医生有免疫力,他们不会生病。

    他年轻,热情有余而经验不足,他想让我对他留下深刻印象。我真不该到医学院来,谁能仅仅凭着一眼便能告诉你是癌还是不是癌,这孩子还没做活检呢!待我回过神来,不免又想到了他,年纪轻轻,高高瘦瘦,蓝眼睛,一头浓密的头发和修剪整齐的胡子,外表威严,像电视肥皂剧中的医生。但我不喜欢他,他对我讲了我从未料到和不愿意听到的事情。

    总之,我是一个有五十年经验的内科医生,而且在卢森堡家族里有九个医生为我保驾。大儿子里查德是神经科医生,二儿子杰米是风湿科医生,他的妻子桑德拉是心藏科医生,我的第三个儿子霍华德和他妻子玛西亚都是心理医师。(我第四个儿子啃尼,一个异数,是个律师。)我和弟弟比尔一起行医,他是外科医生,他的大儿子罗伯特是神经科医生,他的第二个儿子汤姆是个神经外科医生。

    我不吸烟,甚少饮酒,我岳母可算得上是世界顶级的厨师,我吃的都是致上等之品,还有我妻子娣是训练有素的营养师,所以我们知道吃什么。

    医学迷信说,医生会死于他自己专业的疾病,我是个风湿病专家,但鲜有人死于风湿病。

    没有理由我会生癌,我肯定产生误解了。医生和护士之间讲行话,他们说的词句对他们自己和对病人是含义不同的。

    多年以前,我在一个很忙的医院急诊室工作,护士把病人都安置在挤挤的小隔间内,为了节约医生的时间,护士在病人的病历卡上预先记录着病人的生命体征:温度,脉搏,血压和呼吸。有一天晚上特别忙,我走进小隔间看见一个老先生躺在检查床上,那个护士跟在我后面气喘嘘嘘的奔进来坚持说:“医生,等一会,不要看他,我还没有记录他的体征。”这个病人抓住他的拐杖从床上一跃而起,气呼呼地说:“小姐,你想碰我,没门!”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发生在我身上会是什么样子,医生会对我说有一个赘生物,还是说有一个癌?也许我也听不准。这不会发生吧,医生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已经从司空见惯的生命磨难中获得了免疫。

    凡是需要我的地方我都去过,我医治了所有的上门求医者,穷人或富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甚至在战争中我医治了受伤的敌人。我捍卫了我的职业道德,我把儿子们培养成医生,他们又和医生们结婚,肯定的,上帝的名单上应该还没有轮到我吧。

    我们在办公室见面时,杜伏医生用我从未经历过的方法为我检查。他首先让我躺倒在一张狭狭的床上,在我喉咙里喷了一些令我咳嗽和吐痰的苦味麻醉剂,等了十分钟,麻醉起效后,他从消毒里取出一件奇怪的器械,长长窄窄的,直径如苏打水吸管一般的管子,一头有一个微小的照明灯,另一头接着一个目视镜。以前我从未见过,当然也从未被训练使用过。“在我身上你用的什么?”我问。

    “是一纤维鼻咽镜。”他回答。再没有对话,他将这管子从我鼻孔入,直到喉咙,我觉着他是尽量的动作小心柔和,将这器械上下移动和侧面转动,在目视镜里看了五分钟,还要我发出“唉,唉,唉。。。。,啊,啊,啊。。。。”的声音,但我几乎不能发声。终了,他将管子抽了出来。

    回到他的看诊室,他重点地讲了一下接着该进行的程序,“你将被全身麻醉,我再做一次活体组织检查。”“你认为这是恶的吗?”“假如我不认为是恶的,也就不会让你担当第二次手术的风险了。”他一脸严肃认真,“手术前你还需要做一次心电图,一次部 x光拍片,全血球计数和生化常规,尿常规。”他递给了我这些必要检查的预约单。

    “为什麽先前的两个医生会漏失诊断?”

    “他们用了纤维鼻咽镜了吗?”

    “没有,”我说,“他们是用普通喉镜,我也只知道这种方法。”

    “最近四年,”杜伏解释道,“我们一直使用这种仪器,因为能直接观察,比老式的仪器好得多。你的病变是在声带的下面,用普通喉镜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许多老医生还没有学会使用这种仪器。”然后,他非常决断地说:“我用 x线给你治疗。”

    他着实吓了我一跳,x线,对我来说意味着姑息治疗,意味着治疗无望,死马当活马医。我曾有一个病人作了声带切除,他还活着,声音是没有了,但他命保住了。x线?我自己默默地想,x线会致癌,所有早期的 x线工作人员都死于过度曝露于线而致的癌症。现在这位仁兄建议我用 x线治疗,而我自己很早以前就停止对病人用 x线治疗了。“看着办吧,”我对他说,“不要把我从麻醉中弄醒,忘掉那 x线吧,如果冰冻切片的活检显示阳,就直接连着给我动手术,省得把我弄醒后再一次让我睡着,我是个医生,你用不着取得我的同意书。”“不,”他说:“我要让你醒来,才能讨论选择治疗,x线可能要比手术好。”

    我们一起走到外面的接待室,他握住了我的双手,“在这里等一会儿,”他说,“我的秘书会安排活检的时间,我很遗憾我们必须在这种场合相见。”

    我被这一连串消息弄得茫然无措,就给我妻——娣,打电话,我也没有打算缓和我的口气,就直接告诉了她所有的事情。

    “我现在不能和你讲,我太忙了。”她说。

    结婚四十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她如此说话。她很少责怪我没有和她充分的商量,我为什么如此直率告诉她这个消息呢?在过去,要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要么避免告诉她,要么尽量放缓口气,这一次我确实感到因失去控制而变得鲁唐突了。第一次我体会到命运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五分钟后她回电了,“我只能和你讲一分钟,”她说,“我现在在桥牌俱乐部,我拿了一手好牌。”我重复了今天早晨的全部经过,她却没有任何评论。

    我理解娣的反应,“癌”这个字是如此令人惊怕而又恐躲之不及。当我在梅耶医院做住院医生时,有上千个胃癌病人等待治疗,有一位老医生也得了胃癌,他坚持不要在和其他胃癌病人同一层病房内治疗,还要求只能有一个医生去看他,因为他不愿意被告诉这个诊断。

    我们畏惧“癌”这个字。我做心脏科医生时,有一个病人很严重,压迫痛,出冷汗,当救护车将其送到医院时已陷入休克。整晚上我耽在他床边,天亮之前,我知道我的一切努力都告失败,我走出去会见焦急地等待在走廊里的家属,“他不行了,”我说,“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还能活多久?”他儿子问。“我不知道,”我摇摇头,“他处在休克之中,不会很长时间。”

    时间都被这个消息而凝住了,最后病人的妻子说了一句“感谢上帝,他得的不是癌。”

    现在医生的秘书处理我的事项了,“星期一的手术都已排满了,”她说,“我们只能看看星期二的日程表,是否有可能,但安排星期二日程表的秘书不在,我们得等她回来。”

    所以我坐着等了四十五分钟。我想,假如安排一个日程要花一小时,而一个姑娘安排星期一,另外一个秘书安排星期二,这个医院效率何在呀?还有,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二是三天之后了,每一分钟的延迟都会给癌细胞有向全身扩散的机会啊,假如发生这种情况,则无论医生作什么,我的前景是一无希望了。这是一个急诊!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明天,星期六做?医院不应在周末关门。就在今天早晨,我听无线电里有一个医院做软 x光的广告,宣传早期探测□癌的重要。现在我是在医生的手中,为什么要延迟?医生们鼓吹的就是早期发现,但他们肯定又忘记了他们在鼓吹什么。

    我认识教务长,我认识医学院的院长,也许我应该给他们打电话。假如我是个百万富翁,或者是个州长,这些障碍也许就被打破了。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从经验中知道,干扰一架运行自如的机器会造成灾难的后果。脱离程序只能增加错误的风险;在晚上或周末进行手术,意味着要召集一个特殊的团队,而这个团队绝对不会如常规团队那样配合默锲。我想,我是懂得这个道理,但病人怎么懂得呢,在像我这样的场合,他们脑子里又会怎样想呢?

    上午将完时,我才离开杜伏医生的办公室,我奔向实验室,要在中午之前赶到才能免得等候他们的午餐时间。没人承认我是医生,尽管我曾是这里的头头之一,现在实验室里无人认识我,我被给了一个号码并告知等着。尔后,我听见有人在叫,“你不知道他是谁吗?这是卢生保医生!”一个高大的满脸络腮胡子的家伙给了我一个结实的拥抱,我认出他来了,以前我关节炎门诊的一个病人。现在这个技术员把我领出了等候的队伍,我获得了正当的尊重。

    那天晚上我没等吃完晚饭便坐下来评价自己的情况。诊断是正确的,我有癌肿,且明显不能手术,医生已经告诉我用 x光治疗,但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是否会非常疼痛。“从积极的一面思考,”我对自己说,并搜罗出我的正面观点。首先,我一贯说,死亡作为一个过程的结局并不是一个悲剧,对我尤其适用。我的小孩都已长大自立,更重要的是,我的孩子中还没有一个超越过我目前的成就和地位。

    我有四十三年的幸福婚姻,不是有很多人能如此说的。突然间金钱不重要了,我不必忧心核爆炸和地球生态了,在这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我们只是持续变化中的浩瀚系统的一部分。即使是地球本身,它也是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已经走过了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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