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荆建突然接到了诺娜的电话：“亲爱的布兰布尔，怎么回事？一段时间没联系，怎么听说你已经终止那个汽车厂项目啦？”
“是吗？”正是拍摄间隙，荆建懒散的躺在躺椅上，“亲爱的诺娜，火星的风景怎么样？是否抓到了外星人？”
电话里响起了一阵轻笑声：“好吧好吧，我道歉。我承认，你们中国政府的提议让我们许多人心动，我们内部也有些争议。但我个人是倾向你的，所以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荆建之所以会那么干脆的放弃，就是因为苏联官员的某种思维很类似于中国官员。他们比较信任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反而对商业信誉不怎么讲究。
其实荆建并不在意某一次失败，商业案流产的原因本来就千奇百怪，而且失败率向来就居高不下，计较的过来吗？本来荆建已经准备就这样含糊过去，默默的退出，起码谁也没得罪。不过既然诺娜已经找上门，荆建索性就表明态度：“诺娜，我不想计较是什么原因，我看到的只是结果。承诺给你们的一亿美元我会继续给，互惠的贸易同样会继续执行。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吧！我只能表达深深的遗憾。”
电话里安静了一会儿，诺娜似乎在斟酌着什么。过了好一会儿，她说道：“难道就没有挽回的余地吗？虽然对我们苏联来说，您的一亿美元只是杯水车薪，但我们相当重视与您的友谊。”
荆建露出笑容。确实，对苏联这个红色帝国来说，一亿美元的数字确实能说忽略不计。然而此时苏联的经济已经到崩溃边缘，真实历史上，90年，也就是今年，gnp下降了2.4%，而1991年则下降了13%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在1990年急剧下降了21%，在1991年估计下降了25%，政府预算赤字持续上升，通胀膨胀亦完全失去了控制。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已经是无力回天。
此外，苏联还有一大堆半死不活的企业，外加1万亿卢布内债、1200亿美元外债？相对于那些债务来说，荆建的那笔钱确实是九牛一毛，然而他的那个一揽子协议，却能够盘活苏联相当部分的上下游产业，并且还能够源源不断的带来外汇收入。从某方面来说，不仅荆建能赚钱，而且对苏联的经济同样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提振。嗯，理论上就是这样，如果苏联未来不解体的话。
“我也相当重视与您的友谊。”荆建对诺娜口花花了一句，“诺娜，这么说吧！我不想隐瞒我的想法，同样知道自己的分量。既然两国政府已经有所选择，我就老老实实的退出。感谢你今天的电话，也希望你以后常来玩。”
“可是……”诺娜显得很犹豫，“可是我们还是希望与您合作呀？”
“……”
说实话，此时荆建心中的震惊已经是难以形容。仿佛有种这世界不真实的感觉。他实在无法想通，就算换作自己，那也绝对是与中国政府直接合作好吧？这与安德烈那边的贷款还不一样，贷款可以说安德烈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这样的一揽子协议，决策者肯定是一群人，肯定会开会讨论，他们与自己又是无亲无故，难道都集体吃了脑残片吗？
“对不起，诺娜，我有些不明白您的意思？”带着疑惑，荆建询问道。
电话那头的诺娜其实已经是俏脸通红，心中是腹诽不已。确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中苏两国政府合作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优势实在太明显了，荆建能拿出的，中国方面基本都能拿出，而且苏联方面的股权还能大幅度的提升。
可是渐渐的，就出现了一些反对声，而且反对声变得越来越响亮，我们直指问题的核心——国有企业！
无疑，如果是直接合资，这家企业的模式肯定是国企模式。然而这时候苏联国内的思潮已经是乱的一塌糊涂，由于苏联改革政策的失误，经济危机的加深，苏联领导人不仅没有正确地总结教训，反而把经济搞不好的原因，很简单的归咎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因而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经济改革思路，其基本出发点是——认为现在国家集中的资产过多，人民同国有制关系疏远，职工没有主人翁感和积极性，因而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所以要实行国有资产分散化和国营企业私有化，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混合经济“的道路。
于是在争论中，有些反对者就提出：“……苏联的国企模式已经出现问题，难道中国同志手里就有灵丹妙药吗？而且从中国那边传来的消息，中国的那些国企大工厂同样是普遍的大面积亏损，难道两个亏损企业合资在一起，就能够立刻的扭亏为盈吗？”
“……从表面上看，我们手中的股份似乎多了不少。但我想请教，如果出现亏损，难道我们为了一句轻飘飘的中苏友好，就继续注资吗？如果没完没了，我们不是自找包袱吗？好，如果我们不继续注资，那结果将更糟糕。工厂破产，我们什么都得不到，而中方起码也得到了设备和厂房。这样的投资，我看还不如用在国内呢。”
“……我们需要的是自由经济，关上门说，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失败了。我们情愿和资本家合作，情愿手中的股份少一些，起码他会悉心经营这家工厂，保证这个项目的成功。”
“……”
也许这样的言论，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就是一场彻底的笑话。其实企业的经营状况优劣与否，与国有私有什么的并没多大关系，关键是先进的管理制度和不断的创新精神。
好吧！经济学上的问题可以争论。但只要有些基本常识，也绝不会说这样的话——情愿给资本家让利，也不愿意与国有企业合作吧？
然而在当时的苏联，甚至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内，多数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已经转而信仰西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因此出现如此奇葩的言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是吗？”正是拍摄间隙，荆建懒散的躺在躺椅上，“亲爱的诺娜，火星的风景怎么样？是否抓到了外星人？”
电话里响起了一阵轻笑声：“好吧好吧，我道歉。我承认，你们中国政府的提议让我们许多人心动，我们内部也有些争议。但我个人是倾向你的，所以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荆建之所以会那么干脆的放弃，就是因为苏联官员的某种思维很类似于中国官员。他们比较信任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反而对商业信誉不怎么讲究。
其实荆建并不在意某一次失败，商业案流产的原因本来就千奇百怪，而且失败率向来就居高不下，计较的过来吗？本来荆建已经准备就这样含糊过去，默默的退出，起码谁也没得罪。不过既然诺娜已经找上门，荆建索性就表明态度：“诺娜，我不想计较是什么原因，我看到的只是结果。承诺给你们的一亿美元我会继续给，互惠的贸易同样会继续执行。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吧！我只能表达深深的遗憾。”
电话里安静了一会儿，诺娜似乎在斟酌着什么。过了好一会儿，她说道：“难道就没有挽回的余地吗？虽然对我们苏联来说，您的一亿美元只是杯水车薪，但我们相当重视与您的友谊。”
荆建露出笑容。确实，对苏联这个红色帝国来说，一亿美元的数字确实能说忽略不计。然而此时苏联的经济已经到崩溃边缘，真实历史上，90年，也就是今年，gnp下降了2.4%，而1991年则下降了13%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在1990年急剧下降了21%，在1991年估计下降了25%，政府预算赤字持续上升，通胀膨胀亦完全失去了控制。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已经是无力回天。
此外，苏联还有一大堆半死不活的企业，外加1万亿卢布内债、1200亿美元外债？相对于那些债务来说，荆建的那笔钱确实是九牛一毛，然而他的那个一揽子协议，却能够盘活苏联相当部分的上下游产业，并且还能够源源不断的带来外汇收入。从某方面来说，不仅荆建能赚钱，而且对苏联的经济同样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提振。嗯，理论上就是这样，如果苏联未来不解体的话。
“我也相当重视与您的友谊。”荆建对诺娜口花花了一句，“诺娜，这么说吧！我不想隐瞒我的想法，同样知道自己的分量。既然两国政府已经有所选择，我就老老实实的退出。感谢你今天的电话，也希望你以后常来玩。”
“可是……”诺娜显得很犹豫，“可是我们还是希望与您合作呀？”
“……”
说实话，此时荆建心中的震惊已经是难以形容。仿佛有种这世界不真实的感觉。他实在无法想通，就算换作自己，那也绝对是与中国政府直接合作好吧？这与安德烈那边的贷款还不一样，贷款可以说安德烈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这样的一揽子协议，决策者肯定是一群人，肯定会开会讨论，他们与自己又是无亲无故，难道都集体吃了脑残片吗？
“对不起，诺娜，我有些不明白您的意思？”带着疑惑，荆建询问道。
电话那头的诺娜其实已经是俏脸通红，心中是腹诽不已。确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中苏两国政府合作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优势实在太明显了，荆建能拿出的，中国方面基本都能拿出，而且苏联方面的股权还能大幅度的提升。
可是渐渐的，就出现了一些反对声，而且反对声变得越来越响亮，我们直指问题的核心——国有企业！
无疑，如果是直接合资，这家企业的模式肯定是国企模式。然而这时候苏联国内的思潮已经是乱的一塌糊涂，由于苏联改革政策的失误，经济危机的加深，苏联领导人不仅没有正确地总结教训，反而把经济搞不好的原因，很简单的归咎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因而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经济改革思路，其基本出发点是——认为现在国家集中的资产过多，人民同国有制关系疏远，职工没有主人翁感和积极性，因而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所以要实行国有资产分散化和国营企业私有化，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混合经济“的道路。
于是在争论中，有些反对者就提出：“……苏联的国企模式已经出现问题，难道中国同志手里就有灵丹妙药吗？而且从中国那边传来的消息，中国的那些国企大工厂同样是普遍的大面积亏损，难道两个亏损企业合资在一起，就能够立刻的扭亏为盈吗？”
“……从表面上看，我们手中的股份似乎多了不少。但我想请教，如果出现亏损，难道我们为了一句轻飘飘的中苏友好，就继续注资吗？如果没完没了，我们不是自找包袱吗？好，如果我们不继续注资，那结果将更糟糕。工厂破产，我们什么都得不到，而中方起码也得到了设备和厂房。这样的投资，我看还不如用在国内呢。”
“……我们需要的是自由经济，关上门说，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失败了。我们情愿和资本家合作，情愿手中的股份少一些，起码他会悉心经营这家工厂，保证这个项目的成功。”
“……”
也许这样的言论，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就是一场彻底的笑话。其实企业的经营状况优劣与否，与国有私有什么的并没多大关系，关键是先进的管理制度和不断的创新精神。
好吧！经济学上的问题可以争论。但只要有些基本常识，也绝不会说这样的话——情愿给资本家让利，也不愿意与国有企业合作吧？
然而在当时的苏联，甚至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内，多数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已经转而信仰西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因此出现如此奇葩的言论，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