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祚高门 作者:衣冠正伦

    1139 土断归籍

    五月是血腥的一个月,诸葛恢的死只是一个开始。

    其后这个月剩下的时间里,几乎每天朱雀大桁南侧都会再添新的首级。这些首级各依罪名高低、生前身份贵贱,死后也是高低不等的悬首示众,在都内已经形成一道风景。

    逐渐恢复繁荣的建康城,民众偶或成群结队行至此处,对着那些高悬的首级指指点点、穷发议论,自有一种看客们无甚危害的残忍。

    这一次的逆乱定罪,量刑非常严重,单单被判以枭首者,包括诸葛恢并其直系亲属和一众党徒,便达五十人之多,琅琊王氏的王胡之并王耆之自然也不能幸免。他们最后虽然附和了王恬对诸葛恢并青徐乡党的构陷,但即便有什么所得也注定不会落在他们自己身上。

    判以死刑但不必枭首的又有三十余人,包括死在乡乱中的蔡谟嫡子和宿卫中率先作乱、杀害护军周谟的几名将领,还有就是一部分历阳乱卒首领,庾翼的丈人刘绥同样没有幸免。

    还值得一说的便是对颍川庾氏的论罪,庾翼曾经伙同王允之于京畿近郊洗掠乡民,但却并没有与诸葛恢直接勾结的指正,而其人率领历阳乱卒入都,又是奉了皇太后的苑诏,这一点确凿可查,因此颍川庾氏最终没有以逆乱入罪。

    但庾冰、庾翼兄弟两人在这场动乱中罪名同样不少,最大一桩便是力不胜任、致使皇太后忧恐至死,又有无能御众,因使历阳乱卒祸乱京畿。

    如今兄弟两人俱已身死,因此夺其一切职事爵秩,同时废其家嗣。其涉事嫡子一并处死,余子编为罪民,永作禁锢。

    而后便是对台臣官员的处理,司徒褚翜徒任主政,但却不能察患于未发,事后又无能定乱,更有外奔矫诏筹建行台罪状,因是剥夺一切官爵贬为白身,禁锢不用。

    中书令何充罪责稍轻,但也是责无旁贷,免其中书之职,外放司州刺史,单车以用专事督建修复陵寝宫苑。

    其余在职台臣,也都各自依照官职高低、机要与否,而各作一定程度的贬斥,几乎无人能免。这追责的牵涉面虽然极为广泛,但是相较于几乎被杀个精光的青徐侨门,区区罚俸贬职已经算是非常轻微的处罚了。

    而且这些台臣们也明白,最主要的清洗已经完成,他们这些被牵连者即便有什么处罚,也只是走一个形式而已。经过此一轮清洗后,台省官员缺额近半,除了州郡选募之外,他们这些在台者事后肯定也会循序以进的。

    所以尽管整场清算声势浩大,但在底线划出来之后,人心反倒渐渐归于安定。

    类似这种大规模的清洗,局内人的反应如何是一个隐患,乡野和畿外州郡的声音同样要命。

    在整场逆案的量刑处罚方面,沈哲子看似大势汹汹、大开杀戒,但本身也是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杀头略尾,抓大放小。主要施加重惩的,还是集中在畿内这些确凿可查的时人身上,只要有一点罪名牵涉上身,便绝对不能幸免。

    但是在乡乱的处理上,手段则要温和得多。参与乡乱的丹阳、吴中、琅琊等乡众们,直接确凿入罪的并不多,比较显眼的一个便是丹阳任球。

    当琅琊乡乱被定性为逆乱的一部分后,任球煽动都南吴人乡众前往痛杀琅琊的最大罪名已经不再,甚至可以冠以义军为名。但沈哲子本身对于所谓“义军”这一意义就不太认可,也不能单纯的给任球脱罪就认可这种行为,甚至予以表彰。

    所以,任球最终还是以发破丧户、毁坏中兴元功名臣丧荣的罪名入罪,夺职禁锢,徒刑发往河洛镇戍。

    明眼人看来,这其实也是对任球的一种关照和保全,毕竟他在乡乱过程中太显眼了,事后难免会有遭受牵连的人家怀恨在心。若是其人还继续留在江东,即便有着沈家的保全也很难事事关照周全。

    而江北乃是梁公基本盘,功罪如何其人一言决之,无论何种名义北上,未来衣锦还乡的前程已是依稀可见。

    下及乡众层面的处理,定为有罪的足足三万之众,但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惩罚,其中一部分被迁徙发配到江北择地安置,另外的则就近京畿周边安置,以工偿罪。

    这种处理方式,与其说是处罚,不如说是一种保护。乡仇是一个比政斗还要难于处理的话题,政斗只要一方上台打倒另一方便算是告一段落,可是乡仇不将对方赶尽杀绝的话就永远存在。

    乡斗参与这几方,其中以琅琊乡众最为凄惨,接连遭受重创,如果再任由他们留在江东,可以说是四望皆敌,生活凄惨可想而知。

    青徐侨门是阻挠沈哲子的一大障碍,可是青徐侨民们却与他没有什么冲突。这些人也是受裹于大势的可怜人,沈哲子即便要逞威风也落不到他们头上。

    所以,这些情绪侨民幸存者们都被集合起来,统一转到江北安置。生存环境遭到巨大破坏,他们对沈氏吴人怀怨难免,但就算有什么怨忿,也不至于再化成什么实质性的报复。

    说到仇恨,羯胡给他们带来伤害更大,被迫离开时代安居的乡土客居江表,也不见他们一个个红了眼的北上与羯胡拼命。只要安置得宜,并不刻意的迫害打压,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也就成了顺民。

    严查乡乱,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打破原本乡宗人情的各种盘结依附,尤其是在土地和荫户方面。

    伴随着乡乱的惩处,沈哲子在京畿几个郡县之内也是坚决推行着编户齐民、土断归籍的政策。甚至包括他们沈家在内,都绝不容许再在京畿周边豢养包庇大量生民劳力,打造一个围绕建康为中心的生民各得耕织工役这种良态世风的区域。

    而在施行这些政令的时候,沈哲子也是一再表态,这只是京畿所在、定乱需求才有的特事特办,绝不会将之当作定制向畿外郡县蔓延。

    关于这一点,沈哲子倒是没有说谎,目前的他其实精力还不能完全放在内政处理上,而且想要放及四海的打土豪、分田地,当下无论是环境基础、民意基础包括统治构架都还不成熟。

    定策但却无力推行,最重要是没有与此相关的充足的人才储备,政令只能浮于表面而无法落实。反而有可能激发各地那些乡宗的反对热潮,继而酿生出层出不穷的民变。

    只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无论谨慎也罢,保守也罢,沈哲子作为定策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他的策略,就是打造建康城这样类似的区域大中心,确保在这些中心区域内,他的统治和政令能够得以充分的贯彻,对资源的调动能够得到有利的执行。至于其他边远郡县则暂时保持现状不变,继续加强商贸的往来以确保民间资源的流通。

    这样的区域中心,在沈哲子的构想中肯定不只江东的建康和京府,包括如今的淮南寿春、未来的河洛、徐北彭城、江州豫章、荆州江陵、襄阳等地,都要向这方面来发展。先确立一个统治的基点,然后以点连线,以线带面。

    只有等到这种布及四海的点、线、面构架完成,才是继续进行下一步推动的基础,覆及郊野边治。至于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在当下这个世道而言,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情况。

    这些秩序的建设,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京畿这里局面敲定之后,便可以达成与淮南隔江呼应的格局,再佐以老爹沈充此前大修驰道的计划,这种中心呼应基本上已经可以保持江东局势的平稳,未来沈哲子也能更加安心坐镇洛阳。

    关于州郡方面对今次中枢清洗的态度如何,目下值得关注的也仅仅只有荆、江两处而已,至于交广等地与中枢的彼此影响还是偏弱。

    江州刺史钟雅在这过程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保持着缄默,这也是因为自从王舒在江州任上死后,江州便始终处于一种被荆扬压制的状态,甚至久为荆州附属,连作为缓冲地的意义都逐渐削弱。

    钟雅是沈哲子重新构建台省秩序的人选之一,所以一待建康城内的清理告一段落,便即刻下诏召钟雅入都,代替何充担任中书令,与国丈卫崇一起负责台城各项构架事宜的重建。

    至于接替钟雅的人,沈哲子则安排叔父沈恪。这两人都曾经有着大乱之中、御前拱卫的经历,不得不说是一种缘分。其实包括褚翜、刘超在内,也都有此中经历。

    不得不说这种体验对政治声望的增加效果是巨大的,没有这一份资历,就算沈氏大权独揽,沈哲子也不便直接安排家人担任大州方伯。

    可是荆州方面,形势就微妙得多。且不说荆州分陕之重并庾怿这一时期的尴尬处境,单单荆州本身就是沈哲子影响力一个漏洞所在,所以在荆州问题上,他也不得不慎重,做出充分考虑。

    1139 土断归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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