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对大宋的影响可谓是前所未有的，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一种学问对世间的改变如格物这般如此巨大，如今的大宋已经与格物这东西完全分不开，甚至有些人一边诋毁格物之道是礼崩乐坏，一边又享受着格物带来的便利。
对于这种人赵祯极为不耻，但大宋是言论自由的时代，赵祯不能开了因言之罪这口子，更不能因为格物而治罪于非议者，这反而会让人觉得是在报复，帝王气量狭小。
于是赵祯只能让所有人都了解什么是格物之道，什么是格物学。先贤早已经给赵祯指明了道路，“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
既然不教而诛是不对的，赵祯教给世人，然后再慢慢收拾反对的声音，在赵祯看来，反对格物就是反智，格物既然能给人带来便利，带来社会的进步，那为何还要抵触格物？
显然这是有些人担心自己过时，跟不上格物出现对现实的冲击，他肚子里的之乎者也不能解释格物之道，甚至不如格物之道，这是最让他们恐惧的地方。为了保持自己肚子里的“学问”有用，不会被淘汰，于是他们便把格物打上奇技淫巧的标签。
赵祯对此很是不耻，因为这些人往往是所谓的得道大儒，甚至还有所谓的高僧大德也参与其中，赵祯在为这么多年，对佛教的打压不可谓不大，但却依然涌现出不少高僧大德，声称朝廷越是打压佛教，佛法便越会壮硕。
而这些高僧大德在民间基本上找不到立足点，因为百姓们没有时间去礼佛，大家还要忙着工作，一旦人变得充实起来，收入变高的同时，生活质量提升，谁还没事求神拜佛？
百姓家中，供奉最多的不是佛龛神龛，而是大宋皇帝赵祯的长生牌位……
既然在百姓当中找不到立足点，那就把手脚伸到那些不喜欢格物的人家中，于是一些高僧大德常常往来于得道大儒之家，这是在形成一种抱团取暖的方式，对抗朝廷的政策。
但不得不说这样的策略非常好，抱团取暖的他们很快就把一些“该团结”的人团结了起来，形成利益集团，不断的蛊惑官宦之家，或是官宦被蛊惑，或是觉得他们的禅机有道理，或是家中的女眷被蛊惑。
所以许多读书人出身的官员往往最容易被蛊惑，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学的东西与格物相对立，格物便是破坏礼制的东西。
赵祯现在急需一位在格物之道上精通，又开明的人主持对格物典籍的修缮，而目前看来曾公亮是最好的选择，他和丁度两人主持将作监如此之久，积累下来的格物知识肯定不少，作为文人的他们又善于归纳总结，让他们编写有关格物之学的书册最好不过。
明年二月是把格物纳入进士科的第一年，在此之前便要把格物的相关知识推广出去，否则便有些不教而诛的意思了。
赵祯下旨，给予曾公亮以及丁度二人编篡格物书籍之权，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把格物的知识印刷出来，并颁布天下，当然因为是第一年，又赶时间，所以让二人搜寻浅显易懂的格物，暂时用在明年科举之中。
质量高低无所谓，知识多少无所谓，赵祯只需要这些格物知识造势，让格物对科举产生影响，如此一来下一届的科举之前，举子必会自己学习或是拜师学习格物知识。
那些反对格物的人是在不断侵蚀官员，而赵祯的作法则是从大局上改变，不断把新鲜血液加入格物的认知，一旦人懂得多了，就天生会对一些东西产生怀疑。
信仰这东西很重要，赵祯不会去毁灭华夏千百年来的信仰，同样的，儒家思想其实与格物并无冲突，若是全面的理解儒家思想，反而和格物密不可分。
《礼记?大学》有八目——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由此可见，格物在儒家思想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之所以有些人抵触格物，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或是思想陈旧不想学习新鲜的知识。
其次，也不能全部把责任归咎于他们的身上，因为在儒家思想中，经史子集中，都没有关于格物致知的解释，即便是《大学》文中也只有一段提及“格物致知”四字，却未在其后作出任何解释……
也未有任何先秦古籍使用过“格物”与“致知”这两个词汇而可供参照意涵，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成为儒学思想的难解之谜。
赵祯一度怀疑，其实先贤虽然知晓格物，但却没有法门，如两小儿辩日一般，他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于是推崇格物致知，为的是让后人自己考究答案。
格物的力量是强大的，他甚至可以改变一个王朝的兴衰，在赵祯看来，格物给大宋带来的新的生机，工厂的兴起，火车的出现，这一切都让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与提高。
更让人惊骇的是，格物给大宋的军队披上了一层强力的武装，精良的铠甲，锋利的兵刃，强大的火药，哪一样不是格物的功劳？
别说是赵祯，即便是朝臣们也看的清楚，否则杨国安也不会上疏要求把格物加入科举之中，赵祯反复的翻看手中的奏疏，字里行间都能看得出杨国安的用心，显然他比朝中的多数人都要支持格物。
在别人眼中，格物是工具，是使得大宋进步的工具，但在杨国安眼中，格物是道的一种，是大道的分支，学习格物的最终会使得人们接近本源的存在。
赵祯的眼睛猛然一亮，没错啊！格物格物，不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吗？这也不正是儒家思想中格物的最佳解释吗？
自己现在所要做的便是如何把格物之道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完善儒家思想，充实儒家思想！
同样的自己还有一个最大的便利，自己是大宋的皇帝，在这个中央集权巅峰的时代，皇帝的话便是金口玉言，皇帝的话便是出口成宪，皇帝的学问自然是大道……
对于这种人赵祯极为不耻，但大宋是言论自由的时代，赵祯不能开了因言之罪这口子，更不能因为格物而治罪于非议者，这反而会让人觉得是在报复，帝王气量狭小。
于是赵祯只能让所有人都了解什么是格物之道，什么是格物学。先贤早已经给赵祯指明了道路，“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
既然不教而诛是不对的，赵祯教给世人，然后再慢慢收拾反对的声音，在赵祯看来，反对格物就是反智，格物既然能给人带来便利，带来社会的进步，那为何还要抵触格物？
显然这是有些人担心自己过时，跟不上格物出现对现实的冲击，他肚子里的之乎者也不能解释格物之道，甚至不如格物之道，这是最让他们恐惧的地方。为了保持自己肚子里的“学问”有用，不会被淘汰，于是他们便把格物打上奇技淫巧的标签。
赵祯对此很是不耻，因为这些人往往是所谓的得道大儒，甚至还有所谓的高僧大德也参与其中，赵祯在为这么多年，对佛教的打压不可谓不大，但却依然涌现出不少高僧大德，声称朝廷越是打压佛教，佛法便越会壮硕。
而这些高僧大德在民间基本上找不到立足点，因为百姓们没有时间去礼佛，大家还要忙着工作，一旦人变得充实起来，收入变高的同时，生活质量提升，谁还没事求神拜佛？
百姓家中，供奉最多的不是佛龛神龛，而是大宋皇帝赵祯的长生牌位……
既然在百姓当中找不到立足点，那就把手脚伸到那些不喜欢格物的人家中，于是一些高僧大德常常往来于得道大儒之家，这是在形成一种抱团取暖的方式，对抗朝廷的政策。
但不得不说这样的策略非常好，抱团取暖的他们很快就把一些“该团结”的人团结了起来，形成利益集团，不断的蛊惑官宦之家，或是官宦被蛊惑，或是觉得他们的禅机有道理，或是家中的女眷被蛊惑。
所以许多读书人出身的官员往往最容易被蛊惑，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学的东西与格物相对立，格物便是破坏礼制的东西。
赵祯现在急需一位在格物之道上精通，又开明的人主持对格物典籍的修缮，而目前看来曾公亮是最好的选择，他和丁度两人主持将作监如此之久，积累下来的格物知识肯定不少，作为文人的他们又善于归纳总结，让他们编写有关格物之学的书册最好不过。
明年二月是把格物纳入进士科的第一年，在此之前便要把格物的相关知识推广出去，否则便有些不教而诛的意思了。
赵祯下旨，给予曾公亮以及丁度二人编篡格物书籍之权，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把格物的知识印刷出来，并颁布天下，当然因为是第一年，又赶时间，所以让二人搜寻浅显易懂的格物，暂时用在明年科举之中。
质量高低无所谓，知识多少无所谓，赵祯只需要这些格物知识造势，让格物对科举产生影响，如此一来下一届的科举之前，举子必会自己学习或是拜师学习格物知识。
那些反对格物的人是在不断侵蚀官员，而赵祯的作法则是从大局上改变，不断把新鲜血液加入格物的认知，一旦人懂得多了，就天生会对一些东西产生怀疑。
信仰这东西很重要，赵祯不会去毁灭华夏千百年来的信仰，同样的，儒家思想其实与格物并无冲突，若是全面的理解儒家思想，反而和格物密不可分。
《礼记?大学》有八目——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由此可见，格物在儒家思想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之所以有些人抵触格物，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或是思想陈旧不想学习新鲜的知识。
其次，也不能全部把责任归咎于他们的身上，因为在儒家思想中，经史子集中，都没有关于格物致知的解释，即便是《大学》文中也只有一段提及“格物致知”四字，却未在其后作出任何解释……
也未有任何先秦古籍使用过“格物”与“致知”这两个词汇而可供参照意涵，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成为儒学思想的难解之谜。
赵祯一度怀疑，其实先贤虽然知晓格物，但却没有法门，如两小儿辩日一般，他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于是推崇格物致知，为的是让后人自己考究答案。
格物的力量是强大的，他甚至可以改变一个王朝的兴衰，在赵祯看来，格物给大宋带来的新的生机，工厂的兴起，火车的出现，这一切都让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与提高。
更让人惊骇的是，格物给大宋的军队披上了一层强力的武装，精良的铠甲，锋利的兵刃，强大的火药，哪一样不是格物的功劳？
别说是赵祯，即便是朝臣们也看的清楚，否则杨国安也不会上疏要求把格物加入科举之中，赵祯反复的翻看手中的奏疏，字里行间都能看得出杨国安的用心，显然他比朝中的多数人都要支持格物。
在别人眼中，格物是工具，是使得大宋进步的工具，但在杨国安眼中，格物是道的一种，是大道的分支，学习格物的最终会使得人们接近本源的存在。
赵祯的眼睛猛然一亮，没错啊！格物格物，不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吗？这也不正是儒家思想中格物的最佳解释吗？
自己现在所要做的便是如何把格物之道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完善儒家思想，充实儒家思想！
同样的自己还有一个最大的便利，自己是大宋的皇帝，在这个中央集权巅峰的时代，皇帝的话便是金口玉言，皇帝的话便是出口成宪，皇帝的学问自然是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