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在广东的时候,京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吸引了很多人的的注意。

    这个大事的起因,是一个张汉儒的人检举揭发自己的老乡钱谦益。张汉儒不过是一个师爷竟敢控告钱谦益。本地恶霸钱谦益,根本没把这个事情当一回事的时候,没想到京里来了人,二话不说,将钱谦益锁拿进京。

    “八月,奸人张汉儒窥温体仁欲罪东林,遂入其门下,相与定密谋,乃抗章诋毁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体仁从中主持之,逮二人下诏狱严讯。”这是史料上的记载。

    原来这一切都是温体仁搞的鬼,按说钱谦益都在家吃自己了,温体仁应该放过他才是,凡事留一线,日后好想见嘛。温体仁不干,非要整死钱谦益,有机会要整死他,没机会,创造机会也要整死他。因为以前同朝为官的时候,钱谦益正是他的死对头。

    张汉儒罗列了钱谦益五十八条罪状,这绝对是要搞死他的节奏。下了诏狱的钱谦益,路子还是很多的,而且不差钱贿赂,在监狱里待遇也不算太差。居然还能要到纸笔,给皇帝写信,他要自辩。不过这些信石沉大海了,朱由检没搭理他。

    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钱谦益想到了曹化淳。这位“道德君子”,在朝在野,都要跟阉党做坚决斗争的钱谦益,这个时候向司礼监太监曹化淳求救了。

    曹化淳跟温体仁没啥利益纠葛,跟钱谦益也没啥关系,为啥要帮他呢?这是因为一个叫王安的太监。王安是什么人呢?他有两个亲信,一个叫魏忠贤,一个叫曹化淳。所以王安是太监界大BOSS。

    王安死的时候,需要一个墓志铭。而这个墓志铭就是钱谦益写的。

    曹化淳还是比较有情义的一个太监,一直记着钱谦益的好呢,毕竟给一个太监写墓志铭这种事情,不是哪个进士出身的人都能拉下脸去写的。

    曹化淳是司礼监大太监,权利很大。而且东厂的提督太监王德化也是他的旧部。曹化淳找了王德化一活动,这个事情竟然有了眉目。

    温体仁不省事,一门心思要搞死钱谦益,见曹化淳也掺和进来,干脆连曹化淳一起搞。他找人散布谣言,说曹化淳收了钱谦益的贿赂,然后还有证人。为了做的像,温体仁还请假在家休息,做出避嫌的样子。

    这下曹化淳毛了,尼玛,你连我一起搞,那就对不住了。曹化淳主动出击,先找朱由检汇报,说有这么一个事情,这样那样,现在扯上奴婢了。冤枉啊!请陛下派东厂去查,还奴婢一个清白。崇祯一听这还得了,下令东厂,给我查,查个水落石出。

    东厂这个地方,真要收拾人,活人进去会不会变成死人出来不好说,但是肯定会变成伤残人士。各种大刑伺候,张汉儒和那个所谓的证人,哪里抗的住。估计都不用上什么严刑拷打,拉进去看看刑具就尿了。什么都说了,什么七岁偷看寡妇洗澡,八岁调戏丫鬟,九岁就学会了自撸等等。

    这一下,温体仁被供出来了,审问结果送到了崇祯跟前,结论为:“体仁有党”。

    这是什么?这是欺君,长期的欺君,崇祯最忌讳的就是大臣们有党。

    温体仁因为审问结果,不得不做个样子,递上一份辞呈。首辅嘛,总是要做个样子的,然后等着皇帝挽留。就算皇帝不想他留下,也得挽留个三次,这是个礼貌问题。

    结果崇祯玩的很干脆,直接批了三个字“放他去”,这一次,温体仁彻底的玩脱了。崇祯因为温体仁献计联合满清,结果以失败告终,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官场斗士温体仁的仕途就此终结,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温体仁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不断的给别人挖坑的一生。他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限的权利斗争之中,最终亲手把自己玩死了。

    罢官之后的温体仁,第二年就死了,在家里病死的。

    温体仁下台,周延儒成功晋升为首辅,再次回到首辅宝座,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刘宇亮、傅冠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入阁参政。

    朝廷里的情况,王越通过起点城的每日通报已经做了了解,不过这不是他所要关注的,他最关注的是阮大铖在苏州主导的城管收税。

    八月十二日,阮大铖到达苏州,任城市管理局局长,办公地点设在巡抚行辕后院。

    八月二十五日,七百三十多名培训上岗,装备精良的城管正式开始了收税工作。

    收税的前三天,城管们在全城张贴布告,按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年营业额在四十两以下的商户免交管理费,年营业额在四十两以上的商户,必须缴纳营业额百分之十五的管理费,按月收取。

    管理费的征收部门为应天巡抚王越新成立的城市管理局,管理费收取工作由苏州府开始,逐步向各县推进。

    布告一出,满城哗然!

    傻子都能看出来,这是变相征收商业税,而且比朱元璋定的三十税一高了近五倍,真可谓骇人听闻。

    一提到收税,只要是苏州人都会觉得人心惶惶,万历年间的大规模的抗税运动就发生在苏州,那可是几万人的大暴动。之后是天启年间对抗魏忠贤派来的税监,不但打死税监,还打死了前来抓人的锦衣卫。这件事被复社领袖张溥写成一篇文章《五人墓碑记》,以歌颂五名抗税的英雄,这篇文章还上了后世的语文教材。

    这段历史王越也是了解过的,从本质上讲国家收税用于国用,合乎法理。但是收商业税触动的是士绅的利益,士绅的背后就是东林党或者说就是整个文官集团。

    过去,只看《五人墓碑记》,苏州民变,是反强权反暴政的历史案例,从后来能看到的资料,用新名词说,苏州民变,更像是官商勾结对抗法制的典型案例。所以王越重点要防的,正是官员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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