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如历史上，整个崇祯十三年的年景仍然十分不好，接连不断的坏年景进入到第三个年头，就连这些年来重新恢复天下粮仓地位的苏松等地也遭遇了规模不小的水灾，北方等地虽然没有早年级别的大旱，可旱灾伴随着蝗灾仍然肆虐。在历史上的这一年，以三饷加派压下来的农民运动伴随着北方边患的增加重新愈演愈烈起来。
只是在此时此刻，这一切似乎都已经物是人非了。经过十年内连续三次内部戡乱战争和无数次小规模的内耗、平乱，名义上仍然是明朝的整个构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浴火重生，整个统治构架乃至政治基础都发生了比寻常改朝换代更有甚之的换血。天下的财富和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崇祯十一年到崇祯十二年接连不断的“出巡清洗”让原本十分潦草而简陋甚至十分不成熟的政治构架至少在短时间内能够变得高效起来，所有的这一切，让很多不少地方的灾害即便出现大规模的流民和动荡，也能很轻易的化解在其他没有受灾的地区当中，除了不可避免的财产损失之外，人员损失乃至整个社会感受到的压力都没有以前的水平。
也就在这个时候，面向大众的传媒《中央月报》也发表了萧轩亲自署名的文章：天有其道，人定胜天。毫无顾忌的展开了对所谓“天人感应”学说的批判。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运行都有其自己的规律。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明月的时候天下依旧会有无数的悲剧，以前风调雨顺的年景依然会有暴虐的乡绅豪强制造无数人间悲剧。上天如果需要以无数百姓的人命来示警，那就是无道的表现，如大禹一般贤能的君主总能带领百姓扫平人间的祸根最大限度的降低天灾的危害。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才是世间永恒的规律。
如果这样的话在以前去说，恐怕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说不定还会有一些专门被引导来京的灾民们乃至流民图之类的东西被奉献上来。可是这几年却因为种种原因是许多反差太过明显的几年，明明年景连年大灾，可是因为彻底的除旧革新乃至海外利益等各种整肃与外财，大众的民生状况虽然恢复不到几十年前最为突出的时候或者向最好的地方看齐，可是带来的变化却开始让一切打算拿连年天灾说事的人相形逊色。
萧轩因此也就毫不客气的穷追猛打，在秋收之后临近新年的月份署名发表了第二篇社论：谁是苦难的根源，毫不吝啬的指出寻常天子难以管束察觉到的中下层管理、贵者富者的附庸是苦难的根源。西周春秋战国的百姓之苦不在战祸，而在贵族。两汉三国的绝大多数动荡不安不在天子的奢靡，而在豪强世家与门阀。唐宋以来的民间疾苦三分天灾兵祸，七分乡绅权贵；明代以来，正是君权的旺盛才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乃至宗族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被遏制。可是宗室腐朽、文武衰败，只有来自人民的力量并真正的实现文彦博的反话：天子与人民共治天下非与权贵者共治天下，才能在最大的程度上确保天下的利益。。。
这种所谓的“君主至上论”，二月河辫子戏式的“唯皇史观”萧轩也曾经有些不以为然，觉得在现代人看来这是封建余毒，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愚民思维”。可是只有自己这些年来的体会并仔细的反省从近代到现代的不少东亚社会及其历史才发现：就算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君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那些人均资源根本无法同美利坚或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之类的普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利益体系平衡中的一环。或许在儒家式的封建社会乃至中国古代那样的落后条件下，它是很对“费拉不堪”的根本原因，可是在向近现代快速过度的时候，又有几个文明能够十分自信的摆脱对所谓“明君”的依赖呢？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保证文明的兴起，文明同人的成败一样，很多时候靠的就是这种看起来不靠谱的运气。恐怕这一点也是萧轩印象中很多历史架空里还有很多议会流、民主流、宪政流，可是到了后来就风气有所变化的原因吧。
至崇祯十三年，财政体系也开始有了与以往明显的不同，在天灾不断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从过去的折合五六千万百斤粮价增长到八千七百万百斤粮价，虽然不敢说整个社会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可是在这连续用兵并且遭受不少天灾的情况下，却实现了财政收入的第一次相对平衡，相比折算九千一百万石粮价的开销，透支减少到了四百万左右的规模。
这当中从司法到行政，再到行政等“政治统治成本”并没有减少太多，甚至相比若干年前还增加了不少大概，大概有两千五万百斤粮价左右的成本去供养总数多达三十万上下的内外情、法堂、基层吏员；不过相比以前大多数时候的王朝，海内地区的军事负担在连年对外开战的情况下反而大幅度的降低了，因为近代化的军事制度可以让大多数情况下的堪战比例高不少，空饷数也减少不少，仅仅两千万百斤粮价供养起来的总数多达三十五万人上下的陆海军就有效的实现了内政和外战方面的不少作战任务。
这样的情况下，萧轩也就有了多达三千万两百斤粮价的资本用于教育、工商投入与重奖等各种支出项目的开销。如果摆脱了这些恶劣年景下不得不做出的一些妥协，整个财政能力毫无疑问会在不远的几年之后赶超历史上的巅峰。这还并非是竭泽而渔的产物，而是整个经济本身开始有了不少在旧的时代并不存在的内在动力。
(本章完)
只是在此时此刻，这一切似乎都已经物是人非了。经过十年内连续三次内部戡乱战争和无数次小规模的内耗、平乱，名义上仍然是明朝的整个构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浴火重生，整个统治构架乃至政治基础都发生了比寻常改朝换代更有甚之的换血。天下的财富和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崇祯十一年到崇祯十二年接连不断的“出巡清洗”让原本十分潦草而简陋甚至十分不成熟的政治构架至少在短时间内能够变得高效起来，所有的这一切，让很多不少地方的灾害即便出现大规模的流民和动荡，也能很轻易的化解在其他没有受灾的地区当中，除了不可避免的财产损失之外，人员损失乃至整个社会感受到的压力都没有以前的水平。
也就在这个时候，面向大众的传媒《中央月报》也发表了萧轩亲自署名的文章：天有其道，人定胜天。毫无顾忌的展开了对所谓“天人感应”学说的批判。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运行都有其自己的规律。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明月的时候天下依旧会有无数的悲剧，以前风调雨顺的年景依然会有暴虐的乡绅豪强制造无数人间悲剧。上天如果需要以无数百姓的人命来示警，那就是无道的表现，如大禹一般贤能的君主总能带领百姓扫平人间的祸根最大限度的降低天灾的危害。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才是世间永恒的规律。
如果这样的话在以前去说，恐怕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说不定还会有一些专门被引导来京的灾民们乃至流民图之类的东西被奉献上来。可是这几年却因为种种原因是许多反差太过明显的几年，明明年景连年大灾，可是因为彻底的除旧革新乃至海外利益等各种整肃与外财，大众的民生状况虽然恢复不到几十年前最为突出的时候或者向最好的地方看齐，可是带来的变化却开始让一切打算拿连年天灾说事的人相形逊色。
萧轩因此也就毫不客气的穷追猛打，在秋收之后临近新年的月份署名发表了第二篇社论：谁是苦难的根源，毫不吝啬的指出寻常天子难以管束察觉到的中下层管理、贵者富者的附庸是苦难的根源。西周春秋战国的百姓之苦不在战祸，而在贵族。两汉三国的绝大多数动荡不安不在天子的奢靡，而在豪强世家与门阀。唐宋以来的民间疾苦三分天灾兵祸，七分乡绅权贵；明代以来，正是君权的旺盛才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乃至宗族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被遏制。可是宗室腐朽、文武衰败，只有来自人民的力量并真正的实现文彦博的反话：天子与人民共治天下非与权贵者共治天下，才能在最大的程度上确保天下的利益。。。
这种所谓的“君主至上论”，二月河辫子戏式的“唯皇史观”萧轩也曾经有些不以为然，觉得在现代人看来这是封建余毒，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愚民思维”。可是只有自己这些年来的体会并仔细的反省从近代到现代的不少东亚社会及其历史才发现：就算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君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那些人均资源根本无法同美利坚或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之类的普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利益体系平衡中的一环。或许在儒家式的封建社会乃至中国古代那样的落后条件下，它是很对“费拉不堪”的根本原因，可是在向近现代快速过度的时候，又有几个文明能够十分自信的摆脱对所谓“明君”的依赖呢？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保证文明的兴起，文明同人的成败一样，很多时候靠的就是这种看起来不靠谱的运气。恐怕这一点也是萧轩印象中很多历史架空里还有很多议会流、民主流、宪政流，可是到了后来就风气有所变化的原因吧。
至崇祯十三年，财政体系也开始有了与以往明显的不同，在天灾不断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从过去的折合五六千万百斤粮价增长到八千七百万百斤粮价，虽然不敢说整个社会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可是在这连续用兵并且遭受不少天灾的情况下，却实现了财政收入的第一次相对平衡，相比折算九千一百万石粮价的开销，透支减少到了四百万左右的规模。
这当中从司法到行政，再到行政等“政治统治成本”并没有减少太多，甚至相比若干年前还增加了不少大概，大概有两千五万百斤粮价左右的成本去供养总数多达三十万上下的内外情、法堂、基层吏员；不过相比以前大多数时候的王朝，海内地区的军事负担在连年对外开战的情况下反而大幅度的降低了，因为近代化的军事制度可以让大多数情况下的堪战比例高不少，空饷数也减少不少，仅仅两千万百斤粮价供养起来的总数多达三十五万人上下的陆海军就有效的实现了内政和外战方面的不少作战任务。
这样的情况下，萧轩也就有了多达三千万两百斤粮价的资本用于教育、工商投入与重奖等各种支出项目的开销。如果摆脱了这些恶劣年景下不得不做出的一些妥协，整个财政能力毫无疑问会在不远的几年之后赶超历史上的巅峰。这还并非是竭泽而渔的产物，而是整个经济本身开始有了不少在旧的时代并不存在的内在动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