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关卓凡说道，“江浙的哥老会，虽然是自两湖流窜过来的，不过，未必就是土生土长于湘楚的——十有八九，也是打‘西边儿’过两湖的。”
曾国藩微微一怔，“那是——”
“四川！”关卓凡说道，“四川有一种叫做‘啯噜’的会党，‘啯噜’、‘哥老’音近，‘哥老’极可能就是‘啯噜’之流毒出川，布于两湖，然后，顺流而下，达至两江。”
“啯噜”这个玩意儿，曾国藩还是第一次听说，无从置评。不过，在他听来，将“啯噜”和“哥老”联系在一起，自然是轩亲王进一步替自己卸责——哥老会既然是从外头流窜进来的，则两湖包括湘军，就是被“感染”的，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受害者，他的“厉禁不力”的责任，能减轻不少。
如果哥老会是两湖土生土长的，则他曾涤生不但未能消弭祸端于既萌，还任由祸水东流，这个责任，可就又大了。
可是，这么说，责任不就是压到了四川那边儿了吗？
吴棠可是圣母皇太后的私人啊……
转念一想，不对，吴棠根本不用负这个责任，他是洪杨乱平之后才督川的，彼时，“啯噜”也好，“哥老”也罢，早就出川了；如果“哥老”真的是发端于四川，出川也是咸丰二年之后的事情，战争期间督川的，是骆秉章，那是对国家有大勋劳的功臣，且故去多年，绝不会有人拿这种不大不小的事情，去翻他的旧账。
轩亲王只这么轻轻巧巧的将“哥老”往“啯噜”上头一带，便四平八光、面面周到，曾国藩不由既佩服，又心感，心想，难道，整治江宁的治安，他真有什么好法子，一般的可以做到四平八光、面面周到？
可是——
“唉！”曾国藩长长的叹了口气，“我好失悔！”
他失惊无神来了这么一句，关卓凡微微一怔，“涤翁何出此言？”
“湘军裁撤之后，”曾国藩缓缓说道，“将弁士卒，如果尽数返乡，而非留在江宁一带，就不会有今天的偌大烦恼了。”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
中国历朝历代，凡战事完结，都要裁军，将弁士卒，拿了遣散费，都要返乡，不会有多少人留在驻地的——中国人眷恋故土，外头的事情了了，返归故乡、一家团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一层，根本不需要朝廷和官府的动员。
只有反了过来——留居驻地，才需要朝廷和官府的动员。
湘军的裁撤，就是这样一个情形。
“湘军”虽然顶着一个“湘”的名目，但人员的籍贯，其实分成两大块，一块是湖南人，一块是安徽人，皖籍的将弁士卒，裁撤之后，基本上都返乡了；留在江宁一带的，是湘籍的那一块。
这是出于曾国藩的半强迫性的要求。
曾国藩的脾性，最讨厌退役的士卒，回到本乡之后，买屋置地，一天到晚，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最终演变成到处生事——湘军裁撤之后，如果尽数返归本乡，迟早就是这样的一副德行。
安徽籍的将弁士卒，不是他的“子弟兵”，且安徽密迩江苏，家乡就在旁边儿，自不好强行要求人家留了下来；不过，对于湘籍的将弁士卒，他就不客气了。
曾大帅在湘籍将弁士卒心目中的威望，是不可移替的，大帅既然这么说了，江宁又是花花世界，咱们的兜里，一个一个，都鼓鼓囊囊的，留了下来，似乎也不错——那就留下来吧！
当然，也不是都留了下来，返回湖南老家的、留居江宁的，一半一半吧。
曾国藩要求湘籍将弁士卒留居江宁，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上文提到的“咱们的兜里，一个一个，都鼓鼓囊囊的”。
湘军、洪军反复拉锯，江宁一带，被兵极惨，大乱之后，满目苍夷，一片萧条，善后、恢复的责任，全在曾国藩一人身上。
这个“全”字，不仅仅因为他是两江总督。
本来，恭王、文祥以降，一班京中大佬，对江宁的善后、恢复，是很有信心的——朝廷虽然没有钱，但伪天王府内，金山银海，江宁克复之后，这些钱足够拿来善后了。
然而曾国荃打下江宁之后，曾国藩上了一个折子，说什么“历年以来，中外风传，逆贼之富，金银如海，乃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预计之外，目下筹办善后事宜，需银甚急，为款甚钜，如抚恤灾民，修理城垣驻防满营，皆善后之大端也，其余百绪繁兴，左支右绌，翻增焦灼。”
谁都晓得，“全无财货”，绝不可能，唯一的可能，是如海的金银，已被曾老九洗劫一空了；而曾国藩上这个折子，也并不是真的“翻增焦灼”，叫穷、摆出向朝廷伸手要钱的姿态，真正的目的，不过是替他的九弟遮掩一番罢了。
因此，军机、户部都没有搭理曾国藩的这个茬儿——反正也没钱；曾国藩呢，也没有就此再催过朝廷一字一词。
不过，如此一来，善后的责任，就不能不“全”是曾某人一人之责了。
别的不说，“荃”老弟的屁股，做老哥的，得替他擦吧？
曾国藩自个儿，并不能屙金溺银，于是，他盯上了湘军腰包的“鼓鼓囊囊”。
这是一笔数以百万两计的钜数，湘籍将弁士卒，留居江宁，吃穿住行，各种消费，这些钱自然就流入了市面，江宁毕竟是底蕴极深厚的地方，有了这笔“启动资金”，自然而然，就能恢复了起来。
曾国藩确是胸有丘壑、绝大经济之人，他这一招，管用的很，在朝廷未做任何实质性拨款的前提下，没过多久，江宁就初步恢复了元气。
江宁这种繁庶地区的中心城市，元气一复，自然而然，八方辐辏，很快就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局面，这个时候，就不必再借助于湘军腰包的“鼓鼓囊囊”了，事实上，这个时候，湘军的腰包，也已经没有那么“鼓鼓囊囊”了。
于是，麻烦就来了。
湘军的钱，大多抢掠而来，既来的容易，大多数人，便养不成积谷防饥的习惯，江宁又不比湖南乡下，花花世界，声色犬马，能够销金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不过两、三年功夫，原本“鼓鼓囊囊”的腰包便瘪了下去。
钱没有了，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可是已经养成了，怎么办呢？自然而然，开始骚扰地方了。
这方面，曾国藩督江的时候，其实已露出些端倪了，不过，毕竟都是湘军出来的，没有人敢真的落老帅的面子，就有些不法的情事，也是小打小闹，且都是偷偷的来，整体上说，江宁的治安，还是“安静”的。
曾国藩去江就直，一班散兵游勇，觉得去了笼头，如关卓凡所言，“野马脱缰”，开始恣意横行了。
刚开始的时候，还算客气——敲开富户的门，开口“借钱”，脸上是笑嘻嘻的，也写“借据”——当然，不管写不写“借据”，钱，是绝对不会还的。
主人家若不肯给，也不生气，转身去下一家就是了。
不过，看到他们头上的红顶子、蓝顶子，以及腰间悬挂的腰刀，真正一两银子也不拿出来的人家，是很少的。
没过多久，红顶子、蓝顶子的态度变过了。
如果主人家不肯相“借”——上文说过了，这种情形是很少的，大多数的情形，是所求未得餍足，譬如，“借”十两，主人家只给五两——红顶子、蓝顶子就不肯走了，脸上的笑容也没有了，开始骂骂咧咧了。
*
曾国藩微微一怔，“那是——”
“四川！”关卓凡说道，“四川有一种叫做‘啯噜’的会党，‘啯噜’、‘哥老’音近，‘哥老’极可能就是‘啯噜’之流毒出川，布于两湖，然后，顺流而下，达至两江。”
“啯噜”这个玩意儿，曾国藩还是第一次听说，无从置评。不过，在他听来，将“啯噜”和“哥老”联系在一起，自然是轩亲王进一步替自己卸责——哥老会既然是从外头流窜进来的，则两湖包括湘军，就是被“感染”的，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受害者，他的“厉禁不力”的责任，能减轻不少。
如果哥老会是两湖土生土长的，则他曾涤生不但未能消弭祸端于既萌，还任由祸水东流，这个责任，可就又大了。
可是，这么说，责任不就是压到了四川那边儿了吗？
吴棠可是圣母皇太后的私人啊……
转念一想，不对，吴棠根本不用负这个责任，他是洪杨乱平之后才督川的，彼时，“啯噜”也好，“哥老”也罢，早就出川了；如果“哥老”真的是发端于四川，出川也是咸丰二年之后的事情，战争期间督川的，是骆秉章，那是对国家有大勋劳的功臣，且故去多年，绝不会有人拿这种不大不小的事情，去翻他的旧账。
轩亲王只这么轻轻巧巧的将“哥老”往“啯噜”上头一带，便四平八光、面面周到，曾国藩不由既佩服，又心感，心想，难道，整治江宁的治安，他真有什么好法子，一般的可以做到四平八光、面面周到？
可是——
“唉！”曾国藩长长的叹了口气，“我好失悔！”
他失惊无神来了这么一句，关卓凡微微一怔，“涤翁何出此言？”
“湘军裁撤之后，”曾国藩缓缓说道，“将弁士卒，如果尽数返乡，而非留在江宁一带，就不会有今天的偌大烦恼了。”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
中国历朝历代，凡战事完结，都要裁军，将弁士卒，拿了遣散费，都要返乡，不会有多少人留在驻地的——中国人眷恋故土，外头的事情了了，返归故乡、一家团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一层，根本不需要朝廷和官府的动员。
只有反了过来——留居驻地，才需要朝廷和官府的动员。
湘军的裁撤，就是这样一个情形。
“湘军”虽然顶着一个“湘”的名目，但人员的籍贯，其实分成两大块，一块是湖南人，一块是安徽人，皖籍的将弁士卒，裁撤之后，基本上都返乡了；留在江宁一带的，是湘籍的那一块。
这是出于曾国藩的半强迫性的要求。
曾国藩的脾性，最讨厌退役的士卒，回到本乡之后，买屋置地，一天到晚，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最终演变成到处生事——湘军裁撤之后，如果尽数返归本乡，迟早就是这样的一副德行。
安徽籍的将弁士卒，不是他的“子弟兵”，且安徽密迩江苏，家乡就在旁边儿，自不好强行要求人家留了下来；不过，对于湘籍的将弁士卒，他就不客气了。
曾大帅在湘籍将弁士卒心目中的威望，是不可移替的，大帅既然这么说了，江宁又是花花世界，咱们的兜里，一个一个，都鼓鼓囊囊的，留了下来，似乎也不错——那就留下来吧！
当然，也不是都留了下来，返回湖南老家的、留居江宁的，一半一半吧。
曾国藩要求湘籍将弁士卒留居江宁，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上文提到的“咱们的兜里，一个一个，都鼓鼓囊囊的”。
湘军、洪军反复拉锯，江宁一带，被兵极惨，大乱之后，满目苍夷，一片萧条，善后、恢复的责任，全在曾国藩一人身上。
这个“全”字，不仅仅因为他是两江总督。
本来，恭王、文祥以降，一班京中大佬，对江宁的善后、恢复，是很有信心的——朝廷虽然没有钱，但伪天王府内，金山银海，江宁克复之后，这些钱足够拿来善后了。
然而曾国荃打下江宁之后，曾国藩上了一个折子，说什么“历年以来，中外风传，逆贼之富，金银如海，乃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预计之外，目下筹办善后事宜，需银甚急，为款甚钜，如抚恤灾民，修理城垣驻防满营，皆善后之大端也，其余百绪繁兴，左支右绌，翻增焦灼。”
谁都晓得，“全无财货”，绝不可能，唯一的可能，是如海的金银，已被曾老九洗劫一空了；而曾国藩上这个折子，也并不是真的“翻增焦灼”，叫穷、摆出向朝廷伸手要钱的姿态，真正的目的，不过是替他的九弟遮掩一番罢了。
因此，军机、户部都没有搭理曾国藩的这个茬儿——反正也没钱；曾国藩呢，也没有就此再催过朝廷一字一词。
不过，如此一来，善后的责任，就不能不“全”是曾某人一人之责了。
别的不说，“荃”老弟的屁股，做老哥的，得替他擦吧？
曾国藩自个儿，并不能屙金溺银，于是，他盯上了湘军腰包的“鼓鼓囊囊”。
这是一笔数以百万两计的钜数，湘籍将弁士卒，留居江宁，吃穿住行，各种消费，这些钱自然就流入了市面，江宁毕竟是底蕴极深厚的地方，有了这笔“启动资金”，自然而然，就能恢复了起来。
曾国藩确是胸有丘壑、绝大经济之人，他这一招，管用的很，在朝廷未做任何实质性拨款的前提下，没过多久，江宁就初步恢复了元气。
江宁这种繁庶地区的中心城市，元气一复，自然而然，八方辐辏，很快就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局面，这个时候，就不必再借助于湘军腰包的“鼓鼓囊囊”了，事实上，这个时候，湘军的腰包，也已经没有那么“鼓鼓囊囊”了。
于是，麻烦就来了。
湘军的钱，大多抢掠而来，既来的容易，大多数人，便养不成积谷防饥的习惯，江宁又不比湖南乡下，花花世界，声色犬马，能够销金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不过两、三年功夫，原本“鼓鼓囊囊”的腰包便瘪了下去。
钱没有了，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可是已经养成了，怎么办呢？自然而然，开始骚扰地方了。
这方面，曾国藩督江的时候，其实已露出些端倪了，不过，毕竟都是湘军出来的，没有人敢真的落老帅的面子，就有些不法的情事，也是小打小闹，且都是偷偷的来，整体上说，江宁的治安，还是“安静”的。
曾国藩去江就直，一班散兵游勇，觉得去了笼头，如关卓凡所言，“野马脱缰”，开始恣意横行了。
刚开始的时候，还算客气——敲开富户的门，开口“借钱”，脸上是笑嘻嘻的，也写“借据”——当然，不管写不写“借据”，钱，是绝对不会还的。
主人家若不肯给，也不生气，转身去下一家就是了。
不过，看到他们头上的红顶子、蓝顶子，以及腰间悬挂的腰刀，真正一两银子也不拿出来的人家，是很少的。
没过多久，红顶子、蓝顶子的态度变过了。
如果主人家不肯相“借”——上文说过了，这种情形是很少的，大多数的情形，是所求未得餍足，譬如，“借”十两，主人家只给五两——红顶子、蓝顶子就不肯走了，脸上的笑容也没有了，开始骂骂咧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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