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骑兵落后，决定了其兵种构成只能是以步兵为主，而步兵行动迟缓，加上消极防御战略和军事指挥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战法单调而呆板，很难进行远程奔袭、机动作战，以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从宋与夏、辽、金在军事战略战术上的比较来看，宋军一味地消极防御势必取失败之道，这方面历史已作了最佳注脚，也成为共识。
古人说，南舟北马，南耕北牧。南方人善于使船耕种，北方人善于驭马放牧。而说南方人不善于骑马，赵昺以为并不是说南人掌握不了骑马技术，事实是没有马可以骑！人们总是将宋军缺马归咎于丧失了燕云十六州，从而丧失了养马地，导致宋朝只能通过榷买来获得战马，而偏居江南后更是无处牧马，获得马匹的途径更加狭窄，使缺马成了常态，后期骑兵更是名存实亡，导致与外族的战争中屡战屡败。
赵昺前世也接受了由于没有养马地的缘故，导致缺马的观点。而来到这个世界后，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早在春秋时期，楚国为了战车所用就已经在两淮地区养马。而蒙元更是在全国各省各县都有大马场。需要注意的是，不仅有很多官办，还有很多蒙古贵族的私人马场。其中不及在江南地区建立马场，两淮地区也有诸多马场，尤其以淮西马场为最。
究其缘由，赵昺以为其实还是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及观念的问题，而根由还是利益。中原和江南地区的经济形式是以农耕为主体展开的，土地是十分珍贵和短缺的，可养马需要大量的土地，如此两者间就会产生尖锐的矛盾。因而中原王朝受限于国力和生产生活方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骑兵建设总是困难重重，这是农耕文明的苦涩，但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相比之下游牧文明就不一样了，一来对于他们来说，马匹是生产生活中的刚需，放牧离不开马匹，二来他们草场多，遍地都是草，所以也不用为草料操心太多。而游牧民族出身的蒙元在进入中原后，就有人建议将中原的土地全部变成牧场，这一建议被耶律楚材否决。然而，虽然被否决了，但此恶政却在小范围之内实行了！蒙古人可以毫无顾忌的毁掉农田，然后建马场，甚至蒙古军抢夺民田，将之变成牧场，并且“久不归”。
其次马匹在所有驯化的畜类算是饲料转化率偏低的了。原因很简单，因为牛羊和骆驼这三种畜类都是偶蹄目动物，偶蹄目动物都有三四个胃，而且会反刍，对粗纤维的消化率很高；而马作为奇蹄目动物无法反刍，对粗纤维的消化率只有四成不到。要想保证马有足够的生长速度就要不停吃，晚上还必须要供应饲料，对精饲料的需求也更大。
这也就是“马无夜草不肥”俗语的由来，所以在古代，某些精锐骑兵部队的战马都是喂的粟米，这个伙食标准别说和一般畜类比了，和灾荒年间的活人比都高出一个档次。至于黑豆更是几乎成了马料专用词，还有苜蓿一类的高档牧草，在古代几乎也都是专供战马的，可见农耕民族养马实在耗时耗力，还费钱的事情。
另外，在古代，马匹还有一个问题使得农耕文明很难接受，就是马匹的用途太单一了，只能作为役用畜类。马匹肉质从来没有受过欢迎，马皮和马毛没有太大利用价值，马奶的产量也不足以令农耕文明青睐，甚至在粪便方面，马也是最不受欢迎的，其他畜类的粪便大多能作为肥料来肥田，马粪不行，马粪是酸性的，直接扔田地里的话对土壤有害而无益，因此马匹作为役用畜类性价比被牛甩开了三条街啊，甚至连毛驴都不如。
再有马匹是食草动物中的另类，性格是非常差，咱们都说人脾气倔起来像头驴，实际上马倔起来比驴还驴。发狂的马比疯牛还可怕，弄死几个人跟玩儿似的，马匹爆发冲突的时候，除了尥蹶子外，还非常喜欢用啃咬来解决问题，且牙口还贼好。所以雄性战马是要阉割处理的，否则让人难以驾驭。然而阉割过的马，传宗接代对于它来说就成了奢求了，所以你也很难要求骑兵部队自行繁殖马匹，那比让太监逛青楼还缺德。
此外战马的体力巅峰只有七、八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比普通士兵的巅峰期还短的军事消耗品。毕竟人类士兵从二十到三十岁整整十年都可以称为体力巅峰期，极端情况下四、五十岁的老卒也会被拉去戍边，但是马匹过了年限是真的不能上战场的。由此可见，想保持一支精锐骑兵的话需要长期投入，不存在一劳永逸解决骑兵问题这么一回事。
由此可见，马匹对于农耕文明来说，除了军事用途以外，真的简直就是一性价比极低的造粪机器，造的粪还不能肥田。所以即便是像宋朝和明朝一样，对民间养马开出诸多优惠政策，也很难保质保量地对骑兵部队提供马匹。而在赵昺看来就是朝廷为了减轻财政负担的甩锅行为，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懒政’，从而加重了民间的负担，导致政策难以持久。
民养马匹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无法提供合格的战马，毕竟一匹马是需要很大的地域作为活动场地，而民间养马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只能是圈养。且与游牧民族不同，他们养马只是被动的为了完成朝廷的下达的强制任务，只需交够规定的数量即可，也不会对马匹进行必要的训练。
比如宋朝立国后面临的几个北方强敌，女真人不是游牧民族，他们以农耕、狩猎多种经济活动养家糊口，养马在他们看来是保护家产、扩大抢劫范围的重要工具，而非经济活动必需品。虽是民养却是处于战争目的，其的骑兵普遍装备两匹马，连续冲锋能力远胜于普遍只有一匹马的西夏骑兵。
但是女真人在逆袭了辽国和北宋后，女真军人就把养马的累活交给了契丹人，把种地、手工业等劳动交给汉人奴隶，自己一心一意当大爷。结果在金朝末年出了篓子，养马的契丹人主动给蒙古大军带路，让他们失去了数十万匹战马，金朝军队的战马变得捉衣见肘。
而蒙古人养马之所以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因为马刚生下来一两年时间就在草地上加以训练，前后达三年之久。由此训练出来的马匹很有纪律性，千百匹的马群不会撕咬乱叫，即便主人下马也依旧可以驱策，也不会走脱。
且蒙古人白天并不喂草料，到夜里才开始放牧。随其草之青枯，在野外放牧，到拂晓时再来搭鞍乘骑。出征时每个人都有好几匹马，每天轮流骑乘，所以在征战中马不会疲惫。另外蒙古人和以上同行不同，他们是以牛车为驮兽，拉车时用前后两组各十一头牛并排拉动。同样是按照战争条件培育马匹。
而这些对于大宋‘民养’皆是难以办到的，因此按照赵昺的意思还是官办马场为好，从前在琼州、江南都没有条件，那边土地都很紧张，失地的流民都难以安置。而如今收复的两淮地区人口密度很低，他一路走来就发现行百里都难得见到村庄，即便是州城有两三万人口都算的上是上州之地了，可谓是地广人稀，因此不存在什么人马争地的问题。
加之在收复两淮的战争中，宋军接收了诸多的马场，缴获马匹有十数万匹，赵昺计划以此为基础进行整合，成立几个大型军马场，用以培育战马以供军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宋军缺马的窘境，为扩建骑兵打下基础。同时，有了马场也能让宋军有了军马供应的稳定渠道，不再因为周边环境的变化而受制于人。
至于花费当然不菲，但赵昺以为还是值得的，从战略上讲一支强大的骑兵可以改变被动的防御态势，从眼前看毕竟以后的战场将更多的是在北方平原上展开，对军队的机动性有着更高的要求，因而迫切需要更多的马匹来提高机动作战能力和快速补给能力。
从性价比上来说，赵昺以为也不亏。过去农耕文明为了抵抗他们的劫掠所要付出的成本却高得吓死人。因此，我们有了烽火台，有了长城，有了阻滞林和阻滞水渠，目的就是为了让对方的袭击失去突然性和机动性。总之，不过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并不会因为办马场而多花了钱。
在赵昺看来这件事，只要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会以为在当前官办马场皆是百利无一害的好事，却没想到引发了朝野上下的‘大讨论’，在民养和官养上分成两派争执不下，并分别上书辩解。开始他还以为‘吵吵更健康’，但后来越听越不是味儿，他们在养马问题上的争执只是表面上的问题，后边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
古人说，南舟北马，南耕北牧。南方人善于使船耕种，北方人善于驭马放牧。而说南方人不善于骑马，赵昺以为并不是说南人掌握不了骑马技术，事实是没有马可以骑！人们总是将宋军缺马归咎于丧失了燕云十六州，从而丧失了养马地，导致宋朝只能通过榷买来获得战马，而偏居江南后更是无处牧马，获得马匹的途径更加狭窄，使缺马成了常态，后期骑兵更是名存实亡，导致与外族的战争中屡战屡败。
赵昺前世也接受了由于没有养马地的缘故，导致缺马的观点。而来到这个世界后，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早在春秋时期，楚国为了战车所用就已经在两淮地区养马。而蒙元更是在全国各省各县都有大马场。需要注意的是，不仅有很多官办，还有很多蒙古贵族的私人马场。其中不及在江南地区建立马场，两淮地区也有诸多马场，尤其以淮西马场为最。
究其缘由，赵昺以为其实还是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及观念的问题，而根由还是利益。中原和江南地区的经济形式是以农耕为主体展开的，土地是十分珍贵和短缺的，可养马需要大量的土地，如此两者间就会产生尖锐的矛盾。因而中原王朝受限于国力和生产生活方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骑兵建设总是困难重重，这是农耕文明的苦涩，但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相比之下游牧文明就不一样了，一来对于他们来说，马匹是生产生活中的刚需，放牧离不开马匹，二来他们草场多，遍地都是草，所以也不用为草料操心太多。而游牧民族出身的蒙元在进入中原后，就有人建议将中原的土地全部变成牧场，这一建议被耶律楚材否决。然而，虽然被否决了，但此恶政却在小范围之内实行了！蒙古人可以毫无顾忌的毁掉农田，然后建马场，甚至蒙古军抢夺民田，将之变成牧场，并且“久不归”。
其次马匹在所有驯化的畜类算是饲料转化率偏低的了。原因很简单，因为牛羊和骆驼这三种畜类都是偶蹄目动物，偶蹄目动物都有三四个胃，而且会反刍，对粗纤维的消化率很高；而马作为奇蹄目动物无法反刍，对粗纤维的消化率只有四成不到。要想保证马有足够的生长速度就要不停吃，晚上还必须要供应饲料，对精饲料的需求也更大。
这也就是“马无夜草不肥”俗语的由来，所以在古代，某些精锐骑兵部队的战马都是喂的粟米，这个伙食标准别说和一般畜类比了，和灾荒年间的活人比都高出一个档次。至于黑豆更是几乎成了马料专用词，还有苜蓿一类的高档牧草，在古代几乎也都是专供战马的，可见农耕民族养马实在耗时耗力，还费钱的事情。
另外，在古代，马匹还有一个问题使得农耕文明很难接受，就是马匹的用途太单一了，只能作为役用畜类。马匹肉质从来没有受过欢迎，马皮和马毛没有太大利用价值，马奶的产量也不足以令农耕文明青睐，甚至在粪便方面，马也是最不受欢迎的，其他畜类的粪便大多能作为肥料来肥田，马粪不行，马粪是酸性的，直接扔田地里的话对土壤有害而无益，因此马匹作为役用畜类性价比被牛甩开了三条街啊，甚至连毛驴都不如。
再有马匹是食草动物中的另类，性格是非常差，咱们都说人脾气倔起来像头驴，实际上马倔起来比驴还驴。发狂的马比疯牛还可怕，弄死几个人跟玩儿似的，马匹爆发冲突的时候，除了尥蹶子外，还非常喜欢用啃咬来解决问题，且牙口还贼好。所以雄性战马是要阉割处理的，否则让人难以驾驭。然而阉割过的马，传宗接代对于它来说就成了奢求了，所以你也很难要求骑兵部队自行繁殖马匹，那比让太监逛青楼还缺德。
此外战马的体力巅峰只有七、八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比普通士兵的巅峰期还短的军事消耗品。毕竟人类士兵从二十到三十岁整整十年都可以称为体力巅峰期，极端情况下四、五十岁的老卒也会被拉去戍边，但是马匹过了年限是真的不能上战场的。由此可见，想保持一支精锐骑兵的话需要长期投入，不存在一劳永逸解决骑兵问题这么一回事。
由此可见，马匹对于农耕文明来说，除了军事用途以外，真的简直就是一性价比极低的造粪机器，造的粪还不能肥田。所以即便是像宋朝和明朝一样，对民间养马开出诸多优惠政策，也很难保质保量地对骑兵部队提供马匹。而在赵昺看来就是朝廷为了减轻财政负担的甩锅行为，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懒政’，从而加重了民间的负担，导致政策难以持久。
民养马匹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无法提供合格的战马，毕竟一匹马是需要很大的地域作为活动场地，而民间养马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只能是圈养。且与游牧民族不同，他们养马只是被动的为了完成朝廷的下达的强制任务，只需交够规定的数量即可，也不会对马匹进行必要的训练。
比如宋朝立国后面临的几个北方强敌，女真人不是游牧民族，他们以农耕、狩猎多种经济活动养家糊口，养马在他们看来是保护家产、扩大抢劫范围的重要工具，而非经济活动必需品。虽是民养却是处于战争目的，其的骑兵普遍装备两匹马，连续冲锋能力远胜于普遍只有一匹马的西夏骑兵。
但是女真人在逆袭了辽国和北宋后，女真军人就把养马的累活交给了契丹人，把种地、手工业等劳动交给汉人奴隶，自己一心一意当大爷。结果在金朝末年出了篓子，养马的契丹人主动给蒙古大军带路，让他们失去了数十万匹战马，金朝军队的战马变得捉衣见肘。
而蒙古人养马之所以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因为马刚生下来一两年时间就在草地上加以训练，前后达三年之久。由此训练出来的马匹很有纪律性，千百匹的马群不会撕咬乱叫，即便主人下马也依旧可以驱策，也不会走脱。
且蒙古人白天并不喂草料，到夜里才开始放牧。随其草之青枯，在野外放牧，到拂晓时再来搭鞍乘骑。出征时每个人都有好几匹马，每天轮流骑乘，所以在征战中马不会疲惫。另外蒙古人和以上同行不同，他们是以牛车为驮兽，拉车时用前后两组各十一头牛并排拉动。同样是按照战争条件培育马匹。
而这些对于大宋‘民养’皆是难以办到的，因此按照赵昺的意思还是官办马场为好，从前在琼州、江南都没有条件，那边土地都很紧张，失地的流民都难以安置。而如今收复的两淮地区人口密度很低，他一路走来就发现行百里都难得见到村庄，即便是州城有两三万人口都算的上是上州之地了，可谓是地广人稀，因此不存在什么人马争地的问题。
加之在收复两淮的战争中，宋军接收了诸多的马场，缴获马匹有十数万匹，赵昺计划以此为基础进行整合，成立几个大型军马场，用以培育战马以供军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宋军缺马的窘境，为扩建骑兵打下基础。同时，有了马场也能让宋军有了军马供应的稳定渠道，不再因为周边环境的变化而受制于人。
至于花费当然不菲，但赵昺以为还是值得的，从战略上讲一支强大的骑兵可以改变被动的防御态势，从眼前看毕竟以后的战场将更多的是在北方平原上展开，对军队的机动性有着更高的要求，因而迫切需要更多的马匹来提高机动作战能力和快速补给能力。
从性价比上来说，赵昺以为也不亏。过去农耕文明为了抵抗他们的劫掠所要付出的成本却高得吓死人。因此，我们有了烽火台，有了长城，有了阻滞林和阻滞水渠，目的就是为了让对方的袭击失去突然性和机动性。总之，不过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并不会因为办马场而多花了钱。
在赵昺看来这件事，只要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会以为在当前官办马场皆是百利无一害的好事，却没想到引发了朝野上下的‘大讨论’，在民养和官养上分成两派争执不下，并分别上书辩解。开始他还以为‘吵吵更健康’，但后来越听越不是味儿，他们在养马问题上的争执只是表面上的问题，后边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