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听着陛下之言,似有所感,想到当年朱熹也是意识到当年“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打算重新踏上求师之路,决心拜李侗为师,因得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而陛下难道也是从拜山之中领悟了治国大道。
    “五哥儿所言可是意指九华山的僧众正是因为忘记了根本,以致佛法再难精进,终会步入道家的后尘?”谢枋得思索片刻问道。
    “不仅是释、道、阴阳、墨、名、法,乃至儒,在早起的发展中皆是以‘普世’为宗旨,用以宣扬自己的思想,但是为何有的依然存在,有的已经消失,而有的不得不融入其它教派,而儒家得以独尊?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赵昺先问后答道。
    王应麟知道陛下所言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是司马谈在《六家要旨》中,引《易大传》论儒、法两家所言。其所表述的意思是指儒法二家只是视角不同,观念上有差异,但目标是一致的,从结果上看也是相辅相承。
    而从统治者的角度讲,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而已。乱世的时候,为了治乱,故要有重典,偏重于法家的思想和法术。在治世,则偏重于儒家,比较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这一切都因时因地而异,走极端只是一时的需要,过去了又会返正。
    前述亦是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一文所言,其所分析出自春秋战国以来重要的学术流派,也反映出汉武时代以儒家思想为主,兼用阴阳家、法家和道家“黄老”的学说,即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而并不“纯任德教”的思想。其六家之说,不仅为后来司马迁给先秦诸子作传以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也为西汉末期名儒刘向、刘歆父子给先秦谱子分类奠定基础。
    “五哥儿以为,道家失去本心而式微,释家因为入世而崛起。儒家如今也在走向衰落,皆因忘记了本心?”王应麟道。
    “正是!”赵昺点点头道,“我朝崇尚儒学,以士大夫理政、治国,可当前他们却忘记了‘以民为本’的宗旨,也就失去了本心。而今士风日下,皆已谋取私利为要,视民为草芥,已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若是不思变革被取代也只是早晚之事。”
    “五哥儿有何高见?”王应麟听罢沉默半晌,他知道这话从小皇帝嘴里说出来就已经很重了,且也明白陛下对于当前士人的表现很不满意,否则京城的事态不会闹得如此严重。而他也清楚小皇帝既然当着自己这些人的面说出来,也是在犹豫,同时也是给他们机会。
    “汝等如何看待义利之说?”赵昺问道。
    “君子重义,小人重利,此乃圣人所言,五哥儿又有何解?”谢枋得道。
    “此说是言君子重大义,小人重利益。那又何为大义?”赵昺再问道。
    “……”
    “大义是什么?吾以为大义只是相对而言,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大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人的立场和眼界!”在众人不语,赵昺言道。
    “比如在蒙元大举入侵江南之际,有的官员坚决抵抗,不惜城破人亡,举城百姓为之决定殉国,他们为国家的利益,可被我们视为大义;可有的官员为保城中军民免于被屠戮,献城迎降,投降蒙元,他们也声称自己行的是大义。但是他们背叛了国家,背叛了君王,却被世人唾弃,称其为背信弃义,而因其得活的百姓和蒙元却视其为仁义之士。所以大义在世人眼中皆有不同。”
    “因而才有小人重利之言!”陈识时在旁轻声道。
    “嗯,这是因为当时被困城中的人中没有你的父母、儿女、子弟,若是汝切身实地,还会不会做此想呢?”赵昺却是听到了,扭脸反问道。
    “这……”陈识时含糊了,他是经历过国乱的,父叔舍家赴难,抵抗蒙元。在失败后,遭到蒙元军队的追杀,不得不四处逃亡,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自己那时若说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
    “其实义与利并非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具有同一性的。义在大的层面上恰恰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且是利益中最为根本的,反之利又是我们利益中相对必要的。”赵昺接着言道,“从大局上来说,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大义,其实也是我们个人的最根本的利益,如果没有了这些,也就没有了我们所有的一切,更不用说那些私利了。”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的私利与大义的关系,就像树干与枝叶的关系。没有大义这个树干,就没有私利这些树叶的生存基础、没有个人私利的实现,树干同样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一个没有大义的民族走不长远,一个没有欲望的民族同样也不会有的长远,所以义要在利前。”
    “嗯,五哥儿所言不无道理!”马端临言道,而王、谢二人没要吭声,显然在待下文。
    “当然义和利之间亦有差异。说的具体点儿就是个人与整体,局部与大局利益产生冲突时,损害个人利益,并不会给个人的未来带来任何好处,而只会给整个国家和百姓的未来带来好处。而只有这个层面的义,也就是我们常言的义。”赵昺喝口水道。
    “但是世上并非人人皆是圣人,很多人在这种时候就会产生退缩的念头,毕竟每个人的命都只有一条。有这种想法,也并不奇怪。可如果我们依此为前提设想一下这样做的后果,就会发现,这个民族是不会在世界上长久的存在的,到最后只可能被其他民族所欺凌甚至屠杀,在我朝三百年的历史中已经得到了多次验证,皆是血淋淋的教训。”
    “嗯,正是如此!”王应麟点点头道。
    “所以,即便在二者差异的层面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二者的同一性。简单的说,二者是我们未来的子孙的利益,与我们当前的个人利益的冲突。我们只是在选择要坚守当下的个人利益,还是要争取未来子孙的的利益,仅此而已。”赵昺看二人已然心动,加重口气道。
    “在这个层面上,主要的是国家民族的大义,为了他人,为了集体,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为了当下的自己,就是为了未来子孙们的利益,最纯粹的也是基于家国认同感基础上的,把他人当成自己亲人的亲人的利益。二者统一与我们每个人自身的利益,只不过是有显像与隐形、当下与长远的区别。”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纯粹的义,那便是抛弃自己所有的利益,依然选择舍生取义者。其自己的牺牲,不会给自己,也不会给后代带来任何好处,但依然会义无反顾。”赵昺又叹声道,“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感知到自我本身,那就是自己对于集体,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其把他人认同成了自己的亲人,大义就是特殊意义上的所有的亲人所构成的集体的共同利益,亦即仍然还是其自身的利益,而他们可以称之圣人了。”
    “扩而言之,吾心怀天下,救世安民,行的就是大义;尔等治国有方,民生安乐,做的也是大义之事;军卒抵御外敌,缉盗保民也是行大义;百姓耕种田地,缴纳赋税,同样做的也是大义之事。”赵昺言道。
    “五哥儿之言让吾等茅塞顿开!”谢枋得有些激动地道。
    “汝尚未明白!”赵昺却是不客气地道,“吾此次挥兵北伐行的表面上看是恢复故土,救民于水火,可视为大义。但深层次来看,其实也是为了利,江南人口数千万,土地开发殆尽,众多百姓无地可重,或分拨的土地不足以养活全家,我们只有开疆拓土才能满足对土地的需要,以及子孙后代之用。”
    “嗯,正是此理。”王应麟点头道,“百姓失地,就失去了生存的根本,四处流窜,聚而成患,北伐正可解决地狭人稠之患,正合五哥儿刚刚‘义利同一’之言。”
    “但是吾提议北伐之初,朝中反对者甚重,说吾嗜杀好战,穷兵黩武,耗费钱粮,乃是不义之事!”赵昺言道,“其中又以江南士绅反对声最重,而他们不过是担心朝廷北伐会加收赋税,将江南财富转移到江北,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利益而已。”
    “嗯,他们是将利放在了义前,自然不能体会到五哥儿的深意,实为小人之举!”谢枋得言道。
    “当初在琼州,德祐帝及太皇太后接受蒙元敕封,吾将他们开除宗籍,撤销一切封号。有人认为吾不顾天理伦常,行悖逆之事,还为他们辩解称太皇太后倾向,乃是救民于兵火的大义之举。”赵昺言道,“而吾一力坚持将他们开除宗籍,是因为他们身为君王就当有抵御外敌,救民救国之责,但他们虽保临安军民免于刀兵,但是让大宋国灭,百姓沦于异族铁蹄之下,就失了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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