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铁穆耳使宋，其作为敌国的皇子，不仅可以自由出入驿馆，还可以上街游玩，但是并没有人拿他怎么样，可以说是依礼待之。可是李思衍身份比之其差远了，不仅被朝臣们斥责，在回驿馆的途中也受到百姓的围攻，尾随谩骂，若非有官兵护送，恐怕一顿打是免不了的。
赵昺知道李思衍之所以引发朝野的愤慨，其实根本原因还在其不仅是汉人，还本是正经八百的宋人，又中过科举，做过大宋的官。按说他应该为大宋守节，以死报国，但是他在蒙元占领江南之际，接受了敌国的征辟，做了蒙元的官，还来跟大宋讨价还价，为敌代言，那就是汉奸国贼。
而事情并为此而停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事务局报告有人甚至在谋划冲击李思衍住的驿馆，甚至准备将其当街截杀。赵昺闻知大惊，刺杀他国使臣无论古今皆是极为恶劣的事件，下旨立刻严查，并加强对驿馆的保护，保证蒙元使团人员的安全。
对于大宋臣民的过激行为，赵昺也能表示理解，自己前世作为一个愤青，也曾有过这种想法。即便到了这个世界也是对汉奸极为仇恨，在琼州保卫战和收复江南的初，时凡是俘获的蒙古官员皆立即处斩，普通兵卒罚做苦役。而对曾投敌的汉奸更是绝不放过，抄家做苦役都是最轻的，且要殃及后世子孙。
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战线越过了南宋传统的边界，深入敌国境内，赵昺觉得这种政策就不再适用，你总不能实施灭绝政策，将所有人皆屠戮殆尽。且在理论上来说，中原及长城以内的地区皆是汉人的传统统治区域，也即国的范围，其中多数都是汉人，难道还要同胞相残吗？
而历史上所谓的“北胡南蛮东夷西狄”，胡，本义是兽颈下的垂肉，引申指游牧肉食之北方民族，今之“胡来”、“胡说”、“胡闹”都是当日指胡人野蛮行径之形容遗传；蛮，南蛮，蛇種，孟子曾经说：南蛮鴃舌之人；夷，背负大弓的人形，就是猎人的意思；狄，本义带着猎犬行猎。
《周礼·职方氏》曰：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尔雅·释地》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把周边少数民族都看成为野兽或还带着野兽图腾行状的人，给他们命名也与兽、虫、犬、弓箭相关，全不在汉族文明发达之平等正视的法眼之内。
四野之宾，都不是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的观念十分流行。可是后来这些四野之宾也都成了中国人，那么“中国”的名称应该改为“华夏”才对，“中国”的本义就是“中原地区”而已。以此态度待人待己，其恶果就是愚蠢的傲慢和封闭的拒绝，拒绝承认他人是平等的人类。
作为现代人投胎的赵昺清楚人类的进化史其实就是人类血缘的融合史，即使在上古，也是东方的夷人和西方之夷人渐次异族合并的历史过程。若是当下那老酸儒们知道自己与异族本是同根生，甚至与远隔万里的欧洲人、非洲人在基因上都有关联，不知当做何想。
但赵昺以为这些抱着血统观念的腐儒们心中也十分明白，所谓的汉族血脉早已并非纯正，只是在这个问题上装聋作哑掩耳盗铃罢了。仅就本朝而言，在唐朝灭亡之后，经历了五代十国间上百年的动乱，其间异族多次侵入中原地区建立政权，期间不同民族间不可避免的进行了同化和通婚，宋朝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而后的宋朝同样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一直进行着一个种族混血文化杂交的历史运动，北方各少数民族与华北汉人不断通婚，即使宋时敌对的契丹人，也是“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辽国占领华北平原后，即将多数的汉人编成“转户”，配属在各“干鲁朵”之下，于是每一个部落都有汉人融入契丹的军队做兵员。
金国则将汉人与女真人杂居编成五十户至三百户组成的社会-军事组织，首长由女真人担任。这样一来，实际上契丹之辽和女真之金向南方的宋朝开战，其中就有很多华北平原的汉人参加。而到了蒙古灭金进入中原地区，索性将契丹人、女真人及渤海人等等皆划为汉人之列。
因此“汉人”这一概念的文化内涵，在此时愈来愈混合，不再有血缘上的意义。而在前世，赵昺也知道对于国家的意义也曾有过延续多年的争论。在现代文明的框架下，中原王朝与曾入主的契丹、女真和蒙古间的战争都是内战，如铁木真、完颜阿骨打和努尔哈赤都可以算作开疆拓土的英雄。但是站在民族立场上，这些人都是敌人，是入侵中原的蛮夷。
现在姑且不论谁是谁非，不过赵昺清楚后一种观点在历史上占据了主流，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都和复杂的民族和地域问题错综纠缠在一起，所爱的国家，就是汉族的国家，即与民族主义和中原中央观念息息相关。当前的宋朝同样如此。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历史的命运轨迹是这样的：文明首先在中心地域繁盛，周边区域为落后民族地带，但是北方游牧民族却是军事化民族，占据高位，时时觊觎着富裕的中原地区。先是边鄙落后民族称臣，中原人民蔑视四野，继而中原政治腐化。
皇帝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而削弱国家军事力量，从而导致国家实质性的落后，于是胡羌羯厥蒙满之邦民族乘机进犯，文明文化只好节节退让；当中原文化力不从心应接不暇的时候，文明输于野蛮，老大退避后生，失土守望，汉族逐渐以体面认输退却；再是远客入主中原，附庸蔚为大国，汉人沦为下民
后来历史成为现实，汉人渐把当年的蛮族视为主子，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混血杂交合为一家，昔日所爱的国家已经过时，再行坚持爱念旧国已经不合时宜；再后来，新来的主子也慢慢汉化，继承了汉文化的腐败本质，封建文化愈加堕落，落后民族主政的封建皇朝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负面文化，再次走向历史的下坡路。
而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赵昺，那些沦陷区的民众往往不太计较这个国家的主子是谁，时移世迁，人心都会渐渐接受事实。本朝范成大出使到金，经过了淮河以北的北宋故土，写了诸多诗词和一卷日记《揽辔录》。其中一首绝句写道：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迴；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但是在赵昺看来范大成就是在明明白白的作弊，其在日记写却记载着真实的事实：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过相州也只是说：“遗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曰：‘此中华佛国人也！’”哪里有遗老敢在金国南京的大街上拦住宋朝使者问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来的！
后三年韩元吉出使金国，记述使者避嫌疑，躲在车内，也不敢和当地百姓说话，下车讨水喝，遇到小孩和妇人，用语言试探，让亲信多次去偷偷询问，“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敌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举也！”当前赵昺多年以来在历次的战争中，在战场上遇到的敌人同样是北方汉人和南宋的降军，比之蒙古人要多得多，而且也更为凶悍。
在赵昺看来导致这种事情的发生主要还是中国历史上王朝不断被颠覆，政权频繁更迭，于是给普通人留下了一个极其尴尬的二律背反难题：究竟我们应该忠诚于哪一个国家？忠诚哪一个皇帝？于是在一部分中国人的心里，就产生了虚无的不爱国家的理念，所以成为背叛者就有了理所当然的理由。
既然我们没有一个可以永恒真诚热爱的国家，国家也是皇帝的，那么背叛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怪事，于是给人们留下了自古以来汉奸多的印象。爱大宋的，在蒙古人眼里就是叛逆和反贼；忠于蒙元的，又会被汉人骂作走狗和汉奸。
但是随着时易世变及时间的流逝，大多数百姓也就选择了屈从，没有谁在为了恢复前朝而造反，那些儒者也会放下身段走进异族人的朝堂。而这时谁再高喊恢复前朝，不仅仅会遭到当朝发兵剿灭，举国百姓也会千夫所指，共同唾弃之。
当抽象的道德问题演变成简单的常识难题，百姓就只好变得滑头而识时务者为俊杰，学会了没有原则的油滑软弱。于是一大批人，只看人挑担不吃力，在一边说风凉话最气壮山河，看到大事临头，人人得而藏拙，万马齐喑。赵昺相信若非自己复国成功，只怕江南百姓也会在几十年后，已然忘记了曾经的故国了……
赵昺知道李思衍之所以引发朝野的愤慨，其实根本原因还在其不仅是汉人，还本是正经八百的宋人，又中过科举，做过大宋的官。按说他应该为大宋守节，以死报国，但是他在蒙元占领江南之际，接受了敌国的征辟，做了蒙元的官，还来跟大宋讨价还价，为敌代言，那就是汉奸国贼。
而事情并为此而停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事务局报告有人甚至在谋划冲击李思衍住的驿馆，甚至准备将其当街截杀。赵昺闻知大惊，刺杀他国使臣无论古今皆是极为恶劣的事件，下旨立刻严查，并加强对驿馆的保护，保证蒙元使团人员的安全。
对于大宋臣民的过激行为，赵昺也能表示理解，自己前世作为一个愤青，也曾有过这种想法。即便到了这个世界也是对汉奸极为仇恨，在琼州保卫战和收复江南的初，时凡是俘获的蒙古官员皆立即处斩，普通兵卒罚做苦役。而对曾投敌的汉奸更是绝不放过，抄家做苦役都是最轻的，且要殃及后世子孙。
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战线越过了南宋传统的边界，深入敌国境内，赵昺觉得这种政策就不再适用，你总不能实施灭绝政策，将所有人皆屠戮殆尽。且在理论上来说，中原及长城以内的地区皆是汉人的传统统治区域，也即国的范围，其中多数都是汉人，难道还要同胞相残吗？
而历史上所谓的“北胡南蛮东夷西狄”，胡，本义是兽颈下的垂肉，引申指游牧肉食之北方民族，今之“胡来”、“胡说”、“胡闹”都是当日指胡人野蛮行径之形容遗传；蛮，南蛮，蛇種，孟子曾经说：南蛮鴃舌之人；夷，背负大弓的人形，就是猎人的意思；狄，本义带着猎犬行猎。
《周礼·职方氏》曰：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尔雅·释地》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把周边少数民族都看成为野兽或还带着野兽图腾行状的人，给他们命名也与兽、虫、犬、弓箭相关，全不在汉族文明发达之平等正视的法眼之内。
四野之宾，都不是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的观念十分流行。可是后来这些四野之宾也都成了中国人，那么“中国”的名称应该改为“华夏”才对，“中国”的本义就是“中原地区”而已。以此态度待人待己，其恶果就是愚蠢的傲慢和封闭的拒绝，拒绝承认他人是平等的人类。
作为现代人投胎的赵昺清楚人类的进化史其实就是人类血缘的融合史，即使在上古，也是东方的夷人和西方之夷人渐次异族合并的历史过程。若是当下那老酸儒们知道自己与异族本是同根生，甚至与远隔万里的欧洲人、非洲人在基因上都有关联，不知当做何想。
但赵昺以为这些抱着血统观念的腐儒们心中也十分明白，所谓的汉族血脉早已并非纯正，只是在这个问题上装聋作哑掩耳盗铃罢了。仅就本朝而言，在唐朝灭亡之后，经历了五代十国间上百年的动乱，其间异族多次侵入中原地区建立政权，期间不同民族间不可避免的进行了同化和通婚，宋朝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而后的宋朝同样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一直进行着一个种族混血文化杂交的历史运动，北方各少数民族与华北汉人不断通婚，即使宋时敌对的契丹人，也是“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辽国占领华北平原后，即将多数的汉人编成“转户”，配属在各“干鲁朵”之下，于是每一个部落都有汉人融入契丹的军队做兵员。
金国则将汉人与女真人杂居编成五十户至三百户组成的社会-军事组织，首长由女真人担任。这样一来，实际上契丹之辽和女真之金向南方的宋朝开战，其中就有很多华北平原的汉人参加。而到了蒙古灭金进入中原地区，索性将契丹人、女真人及渤海人等等皆划为汉人之列。
因此“汉人”这一概念的文化内涵，在此时愈来愈混合，不再有血缘上的意义。而在前世，赵昺也知道对于国家的意义也曾有过延续多年的争论。在现代文明的框架下，中原王朝与曾入主的契丹、女真和蒙古间的战争都是内战，如铁木真、完颜阿骨打和努尔哈赤都可以算作开疆拓土的英雄。但是站在民族立场上，这些人都是敌人，是入侵中原的蛮夷。
现在姑且不论谁是谁非，不过赵昺清楚后一种观点在历史上占据了主流，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都和复杂的民族和地域问题错综纠缠在一起，所爱的国家，就是汉族的国家，即与民族主义和中原中央观念息息相关。当前的宋朝同样如此。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历史的命运轨迹是这样的：文明首先在中心地域繁盛，周边区域为落后民族地带，但是北方游牧民族却是军事化民族，占据高位，时时觊觎着富裕的中原地区。先是边鄙落后民族称臣，中原人民蔑视四野，继而中原政治腐化。
皇帝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而削弱国家军事力量，从而导致国家实质性的落后，于是胡羌羯厥蒙满之邦民族乘机进犯，文明文化只好节节退让；当中原文化力不从心应接不暇的时候，文明输于野蛮，老大退避后生，失土守望，汉族逐渐以体面认输退却；再是远客入主中原，附庸蔚为大国，汉人沦为下民
后来历史成为现实，汉人渐把当年的蛮族视为主子，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混血杂交合为一家，昔日所爱的国家已经过时，再行坚持爱念旧国已经不合时宜；再后来，新来的主子也慢慢汉化，继承了汉文化的腐败本质，封建文化愈加堕落，落后民族主政的封建皇朝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负面文化，再次走向历史的下坡路。
而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赵昺，那些沦陷区的民众往往不太计较这个国家的主子是谁，时移世迁，人心都会渐渐接受事实。本朝范成大出使到金，经过了淮河以北的北宋故土，写了诸多诗词和一卷日记《揽辔录》。其中一首绝句写道：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迴；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但是在赵昺看来范大成就是在明明白白的作弊，其在日记写却记载着真实的事实：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过相州也只是说：“遗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曰：‘此中华佛国人也！’”哪里有遗老敢在金国南京的大街上拦住宋朝使者问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来的！
后三年韩元吉出使金国，记述使者避嫌疑，躲在车内，也不敢和当地百姓说话，下车讨水喝，遇到小孩和妇人，用语言试探，让亲信多次去偷偷询问，“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敌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举也！”当前赵昺多年以来在历次的战争中，在战场上遇到的敌人同样是北方汉人和南宋的降军，比之蒙古人要多得多，而且也更为凶悍。
在赵昺看来导致这种事情的发生主要还是中国历史上王朝不断被颠覆，政权频繁更迭，于是给普通人留下了一个极其尴尬的二律背反难题：究竟我们应该忠诚于哪一个国家？忠诚哪一个皇帝？于是在一部分中国人的心里，就产生了虚无的不爱国家的理念，所以成为背叛者就有了理所当然的理由。
既然我们没有一个可以永恒真诚热爱的国家，国家也是皇帝的，那么背叛就成了顺理成章的怪事，于是给人们留下了自古以来汉奸多的印象。爱大宋的，在蒙古人眼里就是叛逆和反贼；忠于蒙元的，又会被汉人骂作走狗和汉奸。
但是随着时易世变及时间的流逝，大多数百姓也就选择了屈从，没有谁在为了恢复前朝而造反，那些儒者也会放下身段走进异族人的朝堂。而这时谁再高喊恢复前朝，不仅仅会遭到当朝发兵剿灭，举国百姓也会千夫所指，共同唾弃之。
当抽象的道德问题演变成简单的常识难题，百姓就只好变得滑头而识时务者为俊杰，学会了没有原则的油滑软弱。于是一大批人，只看人挑担不吃力，在一边说风凉话最气壮山河，看到大事临头，人人得而藏拙，万马齐喑。赵昺相信若非自己复国成功，只怕江南百姓也会在几十年后，已然忘记了曾经的故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