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天府五州二十二县，一共设立了一百九十五个农业合作社，当然，这是远远不够的，按朱由校的意思，就是一个乡至少要有一个农业合作社，但现在显然不大现实，只能以后慢慢来了。
顺天府减租成功，给了朱由校极大的信心。报纸上将顺天府的减租情况登载了出来，并指出，皇帝有旨，将在全国实现四成减租，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大同社会，恢复到三代之治时的荣光。
五月，京师其它各府也同时开始了减租的行动。永平府因为有大量荒地被开垦用来屯民，所以根本没有多余的公田来租给佃户，所以永平府的地主态度很强硬，大多数地主都不愿意减租。
朱由校则命令从京城到山海关修建大明第一条铁路，这条铁路有一半在永平府的地面上。从京城里来的大量的小吏，在永平各地招收民工，讲好三年时间，每天工钱是一百文铜币，包三餐住宿，也招收妇女做饭，每天五十个铜币。
修铁路需要大量的工人，所以大量的永平劳工涌进了铁路建设工地，因为一天纯赚一百文铜币，比栽田要划算得多。于是永平的风气为之一变，大量的地主找不到佃户，这样变成了佃户来选择地主。大多数的地主都接受了朝廷的减租到四成的规定，找到了佃户，而那些犹豫或者死抗的地主则发现已经没有佃户来帮他们耕种田地了，这下变得是有苦说不出了。
而朝廷也根本不管他们的田种或者没种，都是要照常收税的，等于是不断没有产出反而要亏钱，慌了神的地主只好到处找人来种地，甚至有人把主意打到了一海之隔的登莱。而袁可立在登莱成立了一个劳务输出商社，将大量的登莱辽民运到永平府，给地主栽种田地，但收费很高，包三餐另加每天八十文铜币，这样的人工费，只算种和收两项，如果天时正常，地主一亩地交赋税后可能还能剩下两斗左右，不说比起原来的五成租，就是朝廷规定的四成租也是远远不如。
这下永平府的地主可算是吃了苦头，已经租出去的地主对佃户的态度大变，除了朝廷规定的四成租外，还隔三差五地给佃户一些小恩小惠，以便巩固和佃户的情义，免得自己下一年没人可以种地。
而宣府镇，延庆州，保安州由于地处边地，开中法废除以后，留下大量盐商开垦的土地，这些都成了公田，朝廷将这些公田租于无地农户栽种，地租三成五，使得这些地方的地主非常痛快地接受了政府的四成地租，减租运动毫无阻碍地推行开来。
保定府，真定府，河间府，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的情况就有些特殊了，因为这些地方人多地少，减租运动遇到的阻力也是最大的，所以只能先大量移民，但一时之间，也不可能有多大的效果，这些地方大约只有三成的地主愿意接受四成减租。
毕自严和杨涟这下是真的没办法了。他们发现，对付这些油盐不进的地主，话说得再好，道理讲得再正确都没有用，他们看到的只是钱。
连杨涟这样的人都觉得靠说服的办法已经不行了，只能靠朝廷强制推行才可以。毕自严摇摇头道：“不行的，皇上说过，军队不能对内，否则后患无穷，你用什么方法去强制推行？”
杨涟烦躁地说道：“皇上总是说用经济的办法，现在怎么用经济的办法，又不能在这里再修铁路，移民也是一件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事，那些地主心里明白得很，他们可是想着能拖一年就是一年呢。”
毕自严道：“移民的事比较奇怪，按道理，这几个府的移民应该也可以快速运走的，为何这次兵部竟然耽搁了这么长的时间呢？”
杨涟道：“黄兵部不是说海上运力不足吗？要从天津运到台湾，可不是一时就可以完成的。”
毕自严摇摇头道：“文孺兄，你没有经历过世务，有些事不是很清楚，海船一艘可以装载几千人，而今台湾和日本都平安无事，兵部的船只完全可以都用来运送移民，不说近的济州岛和辽东，就算远的台湾，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杨涟不耐烦地道：“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船不来，移民走不了，他们总要吃饭，地主就不愁没有人种田，到时这减租之事，又如何能推行。”
这时外面的东厂掌班进来道：“两位大人，上面传来话，要求除减租地主的佃户外，其它佃户按一家一天一百文铜币养起来，不准他们租种地主的田地。”
杨涟急道：“是圣旨吗？这么多人如何养起来？一天耗费的可不是个小数目。”
那掌班道：“这消息是厂公让人传下来的，不是圣旨，但应该是皇上的意思。厂公说，这次要给地主们一个永世难忘的教训。”
杨涟恨恨地道：“最好让他们的田地荒芜，颗粒无收，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和朝廷作对。”
毕自严这些天也是忙得心力交瘁，不过他倒不象杨涟那样气急败坏，笑笑道：“让他们受点教训也好，”
于是户部于各地开始发布露布，只要是地主不接受朝廷的地租标准的，佃户都可以不租种他们的田地，每户每天可以领到一百文钱的补助，一直到移民成功或者天启五年正月为止。
几天后，传来一个消息，大名府武安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铁矿，和一个埋藏浅、品位高、宜开采的峰峰煤矿，急需大量的矿工。而这时兵部的船已经准备妥当，可以运送移民到辽东和台湾等地。
户部小吏开始得意洋洋地向领取补助的农户宣传朝廷的政策，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去移民还是去矿场当矿工。
农户们根据两边开出的条件，结合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大多数都选择了去移民，一部分故土难离的则选择了去当矿工。而这时信誓旦旦地说要遵守朝廷的减租规定的地主，则受到了大多数人的鄙夷，只招收到了极少数的佃农。
杨涟看着急得到处乱开条件的地主们，笑得象花儿一样：“该，早干什么去了。”
顺天府减租成功，给了朱由校极大的信心。报纸上将顺天府的减租情况登载了出来，并指出，皇帝有旨，将在全国实现四成减租，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大同社会，恢复到三代之治时的荣光。
五月，京师其它各府也同时开始了减租的行动。永平府因为有大量荒地被开垦用来屯民，所以根本没有多余的公田来租给佃户，所以永平府的地主态度很强硬，大多数地主都不愿意减租。
朱由校则命令从京城到山海关修建大明第一条铁路，这条铁路有一半在永平府的地面上。从京城里来的大量的小吏，在永平各地招收民工，讲好三年时间，每天工钱是一百文铜币，包三餐住宿，也招收妇女做饭，每天五十个铜币。
修铁路需要大量的工人，所以大量的永平劳工涌进了铁路建设工地，因为一天纯赚一百文铜币，比栽田要划算得多。于是永平的风气为之一变，大量的地主找不到佃户，这样变成了佃户来选择地主。大多数的地主都接受了朝廷的减租到四成的规定，找到了佃户，而那些犹豫或者死抗的地主则发现已经没有佃户来帮他们耕种田地了，这下变得是有苦说不出了。
而朝廷也根本不管他们的田种或者没种，都是要照常收税的，等于是不断没有产出反而要亏钱，慌了神的地主只好到处找人来种地，甚至有人把主意打到了一海之隔的登莱。而袁可立在登莱成立了一个劳务输出商社，将大量的登莱辽民运到永平府，给地主栽种田地，但收费很高，包三餐另加每天八十文铜币，这样的人工费，只算种和收两项，如果天时正常，地主一亩地交赋税后可能还能剩下两斗左右，不说比起原来的五成租，就是朝廷规定的四成租也是远远不如。
这下永平府的地主可算是吃了苦头，已经租出去的地主对佃户的态度大变，除了朝廷规定的四成租外，还隔三差五地给佃户一些小恩小惠，以便巩固和佃户的情义，免得自己下一年没人可以种地。
而宣府镇，延庆州，保安州由于地处边地，开中法废除以后，留下大量盐商开垦的土地，这些都成了公田，朝廷将这些公田租于无地农户栽种，地租三成五，使得这些地方的地主非常痛快地接受了政府的四成地租，减租运动毫无阻碍地推行开来。
保定府，真定府，河间府，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的情况就有些特殊了，因为这些地方人多地少，减租运动遇到的阻力也是最大的，所以只能先大量移民，但一时之间，也不可能有多大的效果，这些地方大约只有三成的地主愿意接受四成减租。
毕自严和杨涟这下是真的没办法了。他们发现，对付这些油盐不进的地主，话说得再好，道理讲得再正确都没有用，他们看到的只是钱。
连杨涟这样的人都觉得靠说服的办法已经不行了，只能靠朝廷强制推行才可以。毕自严摇摇头道：“不行的，皇上说过，军队不能对内，否则后患无穷，你用什么方法去强制推行？”
杨涟烦躁地说道：“皇上总是说用经济的办法，现在怎么用经济的办法，又不能在这里再修铁路，移民也是一件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事，那些地主心里明白得很，他们可是想着能拖一年就是一年呢。”
毕自严道：“移民的事比较奇怪，按道理，这几个府的移民应该也可以快速运走的，为何这次兵部竟然耽搁了这么长的时间呢？”
杨涟道：“黄兵部不是说海上运力不足吗？要从天津运到台湾，可不是一时就可以完成的。”
毕自严摇摇头道：“文孺兄，你没有经历过世务，有些事不是很清楚，海船一艘可以装载几千人，而今台湾和日本都平安无事，兵部的船只完全可以都用来运送移民，不说近的济州岛和辽东，就算远的台湾，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杨涟不耐烦地道：“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船不来，移民走不了，他们总要吃饭，地主就不愁没有人种田，到时这减租之事，又如何能推行。”
这时外面的东厂掌班进来道：“两位大人，上面传来话，要求除减租地主的佃户外，其它佃户按一家一天一百文铜币养起来，不准他们租种地主的田地。”
杨涟急道：“是圣旨吗？这么多人如何养起来？一天耗费的可不是个小数目。”
那掌班道：“这消息是厂公让人传下来的，不是圣旨，但应该是皇上的意思。厂公说，这次要给地主们一个永世难忘的教训。”
杨涟恨恨地道：“最好让他们的田地荒芜，颗粒无收，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和朝廷作对。”
毕自严这些天也是忙得心力交瘁，不过他倒不象杨涟那样气急败坏，笑笑道：“让他们受点教训也好，”
于是户部于各地开始发布露布，只要是地主不接受朝廷的地租标准的，佃户都可以不租种他们的田地，每户每天可以领到一百文钱的补助，一直到移民成功或者天启五年正月为止。
几天后，传来一个消息，大名府武安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铁矿，和一个埋藏浅、品位高、宜开采的峰峰煤矿，急需大量的矿工。而这时兵部的船已经准备妥当，可以运送移民到辽东和台湾等地。
户部小吏开始得意洋洋地向领取补助的农户宣传朝廷的政策，征询他们的意见：是去移民还是去矿场当矿工。
农户们根据两边开出的条件，结合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大多数都选择了去移民，一部分故土难离的则选择了去当矿工。而这时信誓旦旦地说要遵守朝廷的减租规定的地主，则受到了大多数人的鄙夷，只招收到了极少数的佃农。
杨涟看着急得到处乱开条件的地主们，笑得象花儿一样：“该，早干什么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