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四年,秋八月望,京师卢龙、迁安、玉田等地大风雨,冻死人民甚众。正在京师主持减租事宜的杨涟立即被皇帝任命为救灾使,前往赈灾。

    杨涟粗粗地考查了一下,发现冻死的主要是卢龙,玉田等地的农民,而迁安一共只有十三个老人被冻死,而另两县冻死的达七百多人。他非常疑惑地询问迁安县令。

    迁安县令还是建迁安新区时的那个县令刘中正,他这两年考绩都是优,吏部便欲将他上迁,不料他却极力反对,认为迁安已经由下县升为上县,自己已经相当于升职了,想还在这里干上三年,把事情做圆满了再走。吏部对于考绩优良的官吏一向比较宽容,便从了他的意思。

    刘中正得意地对杨涟说道:“钦差大人,我们迁安一共冻死十三个老人,您也知道,老人到底是不是冻死,其实是不大好说的,也许是寿元到了呢?其他人一个都没有出现冻坏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饮食好呀,大家现在都有钱了,鸡蛋也舍得吃了,偶尔还砍上几斤肉,吃得好身体自然好。二是农业合作社收了农户的鸡鸭鹅毛,制成了一种叫作羽绒服的棉衣,防寒效果比棉衣还要好。这么两个方面,就是我们比卢龙他们那边好的原因。”

    杨涟不相信竟然有比棉衣都保暖的衣物,刘中正让人拿来一件羽绒服道:“钦差大人请看,这是小儿的羽绒服,合作社说什么生产能力不足,所以先都是做的小儿羽绒服,我们县小儿穿的可比大人更暖和。”

    杨涟仔细地端详着这羽绒服,摸了摸里面,过了一会儿拿出手来道:“确实不错,平日里无用的禽毛竟然可以有如此之用,真是了不起呀。”

    刘中正向西方一拱手道:“听说是皇上提出来的方法,此物普及后,天下无寒也。皇上真不愧为圣人呀。”

    杨涟又问道:“你们县灾后需要放粮救济吗?”

    刘中正立即换上一幅悲凄的样子道:“当然需要放粮呀,这么大的风雨,连人都冻死了,那庄稼更是不用说,今年的欠收已经成了定局,至于能收到一成还是两成,那可真不好说。”

    杨涟斥道:“你少胡说八道,本钦差在田地里看过,收成当然会受损,但收个六七成还是没有问题的。而你们一般家中都有存粮,我先告诉你,到时你如果多发了救济粮,我一样会参你。按实际受灾情况发放,造好名册,一粒也要有账可查。如果有不需要发放的你发放了,到时乌纱掉了可不要怨我,锦衣卫的人可是来了很多哟。”

    刘中正见被杨涟看破,只好收起悲色道:“钦差大人请放心,虽然我爱民如子,但绝对不会多发救济粮的。”

    杨涟叹了一口气道:“其实也是没有办法,你们虽然遭了灾,但本来你们的底子比其它县要强,卢龙,玉田他们一下子冻死那么多人,后面收成只会比你们更差,说不定还要从这边调粮食过去。要是所有的地方都和你们一样,这一点点风雨又何至于闹成这么大的事呢。”

    杨涟到卢龙县时,看到的景象与迁安不可同日而语。他来到受灾最严重的山行村,近三成的家里都在办丧事,悲伤的气氛弥漫在空气中。随行的卢龙县令说道:“山行村一共冻死了三十人,主要是老人,还有两个小孩子。”

    杨涟问道:“这里的风雨很大吗?”

    卢龙县令道:“也不会比其它地方更大,主要是这里的村民家比较穷,御寒的衣物准备不足,村民身体弱的就容易冻死。还有一家生火取暖,结果把屋子点燃了,烧死了两个人。”

    杨涟道:“衣物不足我倒是能明白,可是这里靠山而居,至少柴草是不缺的,为什么不多打柴了烧来取暖呢?”

    卢龙县令道:“平日里村民事忙,连小孩子也要帮助家里进行农事,打柴本来就不多,只要够平日里做饭就行了,一时来了风雨,打柴也来不及,打来的湿柴也是不能用的,所以……”

    杨涟叹了口气,他在迁安新区看到家家都有一个大柴房,里面堆满了秸杆和木柴,都是那里的农民在农闲时上山采的,迁安新区每家的田地比这山行村的要多,但是他们两到三户人家就共用一头牛,而山行村整个村就三头牛,还都是唯一的地主家的,也难怪他们连砍柴的时候都没有。

    不过,杨涟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冬天里大家是没有事干的,也没有人去多打柴,仅够平日烧饭用就行,也说明他们平日没有考虑到突然天寒的可能,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他们平日里对自己的生活没有规划,得过且过,而这一切的原因就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而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减租的问题。在北方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四成地租,但现在遭了灾,就应该在此基础上再行减租,这样一来地租就有可能减少到三成甚至不到三成,这下地主们早就积累的怨气一下子全爆发了。

    本来地主收取四成地租,按平日里说,已经很不错了,交了赋税后,一亩地也还能剩下三四斗。但是有个辽饷呀,一亩地九厘银,自万历四十六年后一直在收。而到了天启朝,不但在收,而且规定不许欠。九厘银其实不过是九个铜币,但因为收取年限较短,就让地主们很不高兴了,因为这钱也是由地主出的。虽然不多,但地主们总觉得这个钱应该也要让租地的佃户出才行。

    因为朝廷的强力政策,不断地将各地农民迁往台湾等地垦荒,造成局部地区佃户不足,这样地主才不得不答应了四成减租。本来心里已经极端不爽,而这时佃户遭了灾,朝廷又想把灾情的损失加在地主头上,这就让地主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对减租,对辽饷的不满一起爆发了出来,大部分的地主们直接说:“减租我们已经听从朝廷的意思进行了,现在受灾又不是只有佃户,我们也受灾,再减租就不能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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