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古就这样静静的看着那个人，诉说着他自己的故事，但是，罗古只四很认真的听，他却没有发出任何的言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心中的雪，每一个人也只能去扫他心中的雪，你想去扫别人心中的雪，你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但是很明显罗古是一个很懒的人，他根本不想去干任何的事情。这个世界也许不需要他。
这个酒吧的喧嚣，依旧是如此的吵闹。
但是这个男人似乎没有看见这个酒吧。她身上压抑了许多的东西，他想要将这些东西在今天，在这个时候，全部释放出来，没有任何的犹豫。
所以这个酒吧的吵闹他当做自己没有听见，他不想靠酒精去麻痹自己的灵魂，可是最后事实证明这个酒精依旧是无法麻痹他自己的灵魂。世界让他不得不去清醒，这是一个悲哀的故事，生活永远都不是这么的容易，他有着太多的故事，也有着太多的事故。
罗古没有太多的表情，此时，他眼前的这个人是伤心的，同样罗古此刻也是伤心的。因为就在罗古在回来的第一天，他看见了那个女孩，看见那个叫做包子梦的女孩。
罗古看见包子梦的手中牵着另一个男孩，女孩的笑容很甜很甜，甜到让人都感觉她正在经历史上最幸福的事，这样的笑容罗古是如此的熟悉，因为这样的笑容曾经是对着他笑的，可是现在不是了。
那时候罗古的心中想的究竟是什么，这已经不重要了。是不是每一份爱情都需要无疾而终，也是不是每一个人的最好的结局，都要有一人去心碎，难道这就是爱情。人们不懂爱情，却在高呼着爱情，渴望着爱情的故事，最后，那带有爱情的有毒的果实，他们也会笑着吃下去，因为对于他们而言，他们会说，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爱情的果实是有毒的。
但是你忘记了这果实是你给我的，是你给我的，“是你给我”的这三个字，就说明了一切的事情，因为是你。所以我可以笑着接受一切，这是一种何其悲哀的故事。
男人依旧在说着他悲催的故事，他说着，后来，后来。
我因此开始想象，当自己驾驭不了身体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境况。我觉得有必要体验到其中种种感受，才能照顾好这样的父亲。我会突然在笑的时候，想象自己左脸无法调动，看着别人惊异的眼神，我体会到窘迫、羞愧，也演练了如何接受或化解这尴尬。走路到一半的时候，我会突然想象自己抬不动左腿，拿筷子夹菜的时候，想象自己的力量完全无法抵达手指头。因而在那段时间里，我常常莫名其妙地摔跤。摔出的一个个淤青，攀爬在身体上，疼疼的，麻麻的，我又会突然想，父亲的左身，连这个都感觉不到。在父亲刚回家的那几天，家庭的所有成员似乎都意识到，自己是在配合演一出戏码。戏码的剧本不知道，但中心主旨是传达一种乐观，一种对彼此对未来的信心。揣摩各自的角色和准确的台词。母亲应该是个坚毅的女人，父亲大小便在床上时，她捏着嗓子笑着说，你看，你怎么像小孩了。自己仓促地笑完，转身到小巷里一个人黯然地处理床单。这个笑话很不好笑，但她必须说。说完之后，一个人去看守那个已经停业很久的加油站——那是全家的生计。
父亲的职位暂时空缺，母亲填补了他的工作。而我，我知道自己应该是准一家之主了。像一个急需选票的政客一样，要马上察觉这几个人的各种细腻表情，以及各种表情背后的真实心境，然后很准确地分配精力，出现在他们的身边，有时，为他们快速拍板一个决定，这决定还必须配合慷慨有力的腔调，像念台词一样，字正腔圆地说出来。这样的戏码，我们自己都察觉到，如果突然跳脱出来看，该是多么的不自然、蹩脚甚至可笑。作为不专业的演员，我们越来越难以投入，慢慢有不想演下去的不耐烦。更重要的是，唯一的观众——生活，从来就不是个太好的观看者，它像一个苛刻的导演，用一个个现实对我们指手画脚，甚至加进很多戏码，似乎想帮助我们找到各自对的状态。母亲一个人在倒腾油桶的时候摔倒了，以前都是她协助父亲，把这几百斤的油桶放横，推到合适的地方储存，她用九十斤不到的身躯不断地推，却丝毫不能挪动半寸。那天下课，我一如前几天先是到加油站。
最终把这戏码戳破的还是父亲。那是他回到家的第二周，他无数次试探自己的身体，反复挫败。那天蓬头垢脸的母亲一声不吭地拿来拐杖放到他身边，他看着拐杖，明白自己以后的生活，气急败坏地拿起拐杖往母亲身上一打。感谢父亲偏瘫的另外一半，他瞄得不太准，拐杖只是擦过母亲的头，但她头上已渗出一大块淤血，倒在地上。然后是姐姐的尖叫、我的发怒、父亲的歇斯底里，最后是全家人的抱头痛哭。很烂的剧情吧？把母亲扶上床，把姐姐安抚好，又和她一起完成了对父亲的喂养和身体清洗，把他扶回房。关门的时候，我对着空气这么问。我不知道自己是在问谁，我老觉得有双眼睛在看着这一切，然后我问了第二句：故事到底要怎么走？当然没有人回答。父亲以为自己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他内心里已经编制了一套逻辑，按照这套逻辑，他最终能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体，重新扮演好曾经做得很好的父亲那个角色。我也知道，这套逻辑，最后的终点必然是不可能完成的——父亲是因为心脏瓣膜脱落引发脑栓塞两次，家族内内外外的亲戚，把能问的医生都问过了，这堵塞在父亲脑子里的那块细小的瓣膜，不可能被消解，也不能用猛药一冲——如果冲到其他脑部部位，堵塞的是其他东西，又会造成另外部位的瘫痪。他不可能找回自己的身体了。这个残酷的答案我心里很清楚。我特意到图书馆查找了瓣膜的样子，它小小的，在你的心脏里一张一合，像一条鱼的嘴。就是这么一个小东西，它现在关住了父亲的左半身。我还知道，这套逻辑父亲实践越久，越努力坚持，最后触礁的那个烈度就越大。但我不敢拆解父亲这套逻辑，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办法。总得有个人提供一套希望的逻辑，让全家进行下去。那时即将入秋，有天晚上，他兴奋地拉住我讲，他明白过来了，自己的左半身就是脉路不通。“我不断活动，活血冲死血，冲到最后，我的另一半会活过来的。”
我表演得很好，他相信我非常认可他这个想象。在这个想象下，他可以接受拐杖作为暂时的帮助。他第一天试验，从家里走到弯道市场要多久，走到来不及回来吃午饭，最后是我们三个人兵分三路，拿着饭，终于在不远的拐角处找到他——我走过去大概二十分钟，却是他一早七点多拼命挪动到下午一点的结果。但他却觉得这是个好的开始。“起码我知道现在的起点了。”他和我说。第三天，他的整体方案出来了：早上八点出发，走到那个小巷的尽头折回来，这样他可以赶在十二点回来吃饭，吃完饭，休息一个小时，大概一点半出发，走到更远的弯道市场，然后他可以在晚饭七点钟赶回来。晚上则是在家里，坚持站立，训练抬左脚。我至今感谢父亲的坚强，那几乎是最快乐的时光。虽然或许结局注定是悲剧，但一家人都乐于享受父亲建立的这虚幻的秩序。每天母亲严格按照父亲列的时间表，为他准备好三餐，并且按照他希望的，每餐要有蛋和肉——这是长力气的。他常常说，以前当海员扛一两百斤货物没力气的时候，吃了肉和蛋，就马上扛得起了。现在他想扛起自己。每天晚上所有人回到家，都会陪他一起做抬左脚的运动。这运动经常以家庭四人比赛的方式进行，我们都有意无意地让他赢，然后大家在庆祝声中，疲倦但美好地睡去。我们享受这种快乐，因为这是唯一的快乐了。父亲心脏手术一次，中风两次，住院四次，即使有亲戚的帮助，再殷实的家底也空了。留下来的加油站，错过了归顺中石油的良好时机。父亲生病前，对方提出合作，最终因父亲的病痛搁置了——也错过了进一步的扩建和升级，竞争力明显不行了。小镇的人，从内心里会更喜欢入海口那个面积很大，设备很好，还有口香糖和饮料送的大加油站。为了生计，加油站还是必须开张。母亲唯一依靠的，是她的好人缘。她有种力量，不卑不亢却和蔼可亲，让人感觉是一个有主见的老好人。这让许多乡邻愿意找她聊聊天，顺便加油。刻意和不刻意，附近的街坊约定着，无论入海口那加油站有多好，必然要到我家那小店来加油，虽然这里加油还是全人工，虽然母亲算数实在太差，算不好一百扣去六十二要找多少钱，而且常常不在——经常要赶回家为父亲准备各种药物、食物，洗衣服，但街坊宁愿在那等着。姐姐和我后来也去加油站帮忙。每天母亲做饭，我和姐姐先去抽油——就是把一些油装在大可乐瓶里，摩托车来加油，一瓶就够；抽完油，我们把需要挪的油桶挪好，尽量帮母亲处理好一些重活。然而，重活还是有的，比如那种大机板车，每次加油要一整个小桶。这对我家来说是大生意，但对母亲来说是过重的负担。有次她抬那油桶，抬到一半坐到地上偷偷哭起来，车主那六十多岁的母亲看不过去，也过来帮忙，搞得全身是油污。后来在彼此的默契下，机板车慢慢把时间调到五点半过后来加油，那意味着，我和姐姐可以帮忙了。傍晚母亲、我和姐姐一起扛油桶，回家和父亲一起做抬左腿运动，每晚睡觉几乎都是自己昏睡过去的，但嘴角还留有笑容。我投入到似乎都忘记，那终点注定是失败，注定是一场无法承受的剧痛。但至少，这样的日子下来，家里竟然有点储蓄了。这让我们放松许多，在此之前，我们可以感觉到，没钱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困顿，还有别人有意无意的疏远和躲避——即使心再好，谁都怕被拖累。而这种眼神对母亲又刺激极大。母亲是个极硬气的人，她若察觉到别人对她一丝的同情，就会恶狠狠地拒绝别人的好意，也有些人摆着施舍的姿态前来加油，这反而激起母亲那毫不客气的反击。这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通常每次台风警报，大家就忙着修修补补，把能固定的东西固定住，有漏洞的地方填上，然后关着门窗，用一个晚上，听那巨兽在你的屋顶、窗前不断地玩闹，听着它用它的气息把你完全包裹住，却不会伤到你半分。只要你不开门，一切似乎和你无关。它就像是老天爷一年几次给闽南人民上演的4D立体电影。我是个好动的人，因此小时候特别愿意和台风戏耍。当时风也干净，雨也干净，不像如今，沾染了一点雨，就要怕化学污染。听见台风来了，打开门，大喊一声，冲出去，让风和雨围着你闹腾，再跑回家，全身湿答答地迎接母亲的责骂。
台风在于我从来没有悲伤的色彩，直到那一年。从夏天坚持到秋天，父亲开始察觉，某些该发生的没有发生：左手臂依然习惯性地蜷在胸前，左腿依然只有膝关节有掌控感，甚至，让他恐慌的是，脚指头一个个失去感觉了。姐姐喜欢在他睡觉的时候，帮他剪指甲，一不小心剪到肉，血流了出来，姐姐吓得到处找药布包扎，他依然没有感觉地沉沉睡着。只是醒来的时候，看到脚上莫名其妙的纱布，才傻傻地盯着发呆。我可以看到，挫败感从那一个个细微的点开始滋长，终于长成一支军队，一部分一部分攻陷他。但他假装不知道。我们也假装不知道。他已经察觉。这种没被戳破的悲伤，像发脓的伤口一样不断淤积、肿大，慢慢地，控制不住，伤感有时候会喷发出来——他对时间更苛刻了。他要求母亲在房间里、大厅里都挂上一个大的时钟。每天睡醒，他叫嚷着让母亲扶他起来，然后就开始盯着时钟看，不断催促，本应该是十五分钟穿好衣服的，本应该是第二十分钟帮他洗漱完毕的，本应该是第三十分钟扶他下楼的，本应该是五十分钟内准备好，并喂他吃早餐的，本应该是五十五分带他再上次厕所的，本应该是八点准时跨出那门的……但是，为什么这里慢了一分钟，那里又拖了两分钟。他会突然把桌子上的东西一扫，或者拿拐杖敲打地面不断咆哮：“你是要害我吗？你是要害我吗？”仿佛，恰恰是母亲手忙脚乱来不及跟上的每分钟，害他无法如期完成对自己另一半身体的调动。秋日的第一场台风要来了。前一天下午，我就和母亲把整个房子视察了一遍。这是全家在父亲生病后要度过的第一场台风，按照天气预报，这是几年来最大的一次，而且恰恰从我们这个小镇登陆。电视台里播放着民政部领导来驻守前线的消息，CCTV的记者也对着还未刮起显得无精打采的风，有点遗憾。他或许很期待，在狂风暴雨中，被风吹得站都站不稳，需要扶住某一棵树，然后歇斯底里地大喊着本台记者现场报道的话。
他会如愿的。台风就是这样，来之前一点声息都没有，到来的时候就铺天盖地。先是一阵安静，然后风开始在打转，裹着沙尘，像在跳舞，然后，突然间，暴风雨在下午一点多，枪林弹雨一般，呼啸着到来了。我看见，路上的土地被细密地砸出一个个小洞，电视里那记者，也如愿地开始站在风中嘶吼着报道。母亲早早关掉店面回家了，台风天本来不会有人出门的。父亲也如期做完上午的锻炼回来了。我起身要去关上门，却被父亲叫住，为什么关门？台风天，不关门待会全是水。不能关，我待会要出门。台风天要出什么门？我要锻炼。台风天要做什么锻炼？你别害我，我要锻炼。就休息一天。“你别害我。”父亲连饭都不吃了，拿着拐杖就要往门外挪去。我气急了，想抢下拐杖，他拿起拐杖就往我身上打。打在手臂上，马上是青色的一条。母亲赶紧起身去把门关上。父亲咆哮着一步步往门口挪，他右手要拿着拐杖维持住平衡，偏瘫的左手设法打开那扇门，却始终打不开。他开始用拐杖死命敲打那门，边哭边骂：“你们要害我，你们要害我，你们就不想我好，你们就不想我好。”
那嘶喊的声音锐利得像坏掉的拖拉机拼命发动产生的噪音。邻居开始有探头的，隔着窗子问怎么了。我气急了，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你走啊你走啊，没有人拦你。父亲不看我，用拐杖先探好踩脚的点，小心翼翼地挪动那笨重的身躯。身体刚一出门，风裹着暴雨，像扫一片叶子一样，把他直接扫落到路的另一侧了。他躺在地上，挣扎着要爬起来。我冲上前要扶起他，他显然还有怒气，一把把我推开。继续一个人在那挣扎，挣扎，终于瘫坐在那地方了。母亲默默走到身后，用身体顶住他的左侧，他慢慢站立起来了。母亲想引着他进家门，他霸道地一把推开，继续往前走。风夹着雨铺天盖地。他的身体颤颤悠悠颤颤悠悠，像雨中的小鸟一样，渺小，无力。邻居们也出来了，每个人都叫唤着，让他回家。他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往前挪。挪到前一座房子的夹角处，一阵风撞击而来，他又摔倒了。邻居要去帮他，他一把推开。他放弃站起来了，就躺在地上，像只蜥蜴，手脚并用往前挪……最终他自己彻底筋疲力尽了，才由邻居帮忙，把他抬回了家。然而，休息到四点多，他又自己拿了拐杖，往门口冲。那一天，他就这样折腾了三次。
第二天，台风还在，他已经不想出门也不开口说话，甚至，他也不愿意起床了。躺在床上，茫然无措的样子。没有声息，但他的内心里某些东西确实完全破碎了。这声音听不见，但却真实地弥漫开。而且还带着味道，咸咸的，飘浮在家里，仿佛海水的蒸汽一般。他躺在床上，仿佛生下来就应该在那儿。不言不语了几天，他终于把我唤到床前，说，你能开摩托车带着我到海边兜兜吗？那个下午，全家人七手八脚总算把他抬上摩托车，和负责开摩托车的我，用一块布绑在一起。秋天的天光雪白雪白，像盐一样。海因而特别好看。我沿着堤岸慢慢开，看到有孩子在那烤地瓜，有几个少年仔喝完酒，比赛砸酒瓶子，还有一个个挑着箩筐、拿着海锄头的渔民，正要下海。
父亲一直没说话。我努力想挑开个什么话题。我问，以前不是听说你收的兄弟，是这片海域最牛的帮派的吗？那条船上的人在向我们招手，是你以前的小弟吗？他在后面安静得像植物一样，像他从来不存在一样。回到家他才开了口：“好了，我心事了了。”我知道，他认为，自己可以死了。疾病彻底击垮他了。他就像是一个等待着随时被拉到行刑场的战俘，已经接受了呼之欲出的命运。这种绝望反而也释放了他。他不再假装坚强了，会突然对着自己不能动的手臂号啕大哭；他不再愿意恪守什么规矩，每天坐在门口，看到走过的谁不顺眼就破口大骂，邻居家的小狗绕着他跑，他心烦就一棍打下去，哪个小孩挡住他慢慢挪行的前路，他也毫不客气地用拐杖去捅他。
他甚至脱掉了父亲这个身份该具备的样子，开始会耍赖，会随意发脾气，会像小孩一样撒娇。那些下午，每次我放学回家，常可以看到门口坐着一群年老的乡里，围在他身旁，听他讲述着一些稍微夸大的故事，跟着抹眼泪。又或者，有不同的邻居登门，向母亲和我告状，父亲与他家孩子或者小狗吵架的故事。父亲的形象彻底崩塌了。姐姐和我对他的称呼，不断调整，从“父亲”一路退化到昵称阿圆，甚至到后来，他与我那刚出生的外甥女并列，外甥女昵称小粒仔（闽南语叫娇小、圆润、可爱），家人都称呼他为大粒仔。他竟然也乐于这样的称呼。继续惹哭那些年老的乡里，和邻居的小狗吵架。然而，死亡迟迟没来。为了期盼死亡的到来，他讲话都特意讲述得好像是遗言的感觉。他会说：我不在了，你自己挑老婆要注意；会说：我一定要火化，记得你走到哪就把我带到哪。他几次还认真地想了半天：没事的，我不在，家还在的。我一直把他的这种话，当作对疾病和死神孩子气的娇嗔，然而，这种话还是刺痛我。特别是那句“我不在，家还在的”，会让我气到对他发脾气。不准你这么说。我会大声地凶他。我说的是实话。反正以后不准你说。他不吭声了。过一会儿，随便哪个人路过了，不管那人在意不在意，他会对着那人说：“我刚给我儿子说，我不在了，家还会在，他竟然对我发脾气，我没错啊。”然后转过身，看我是否又气到要跑来凶他。一开始我真的不习惯这个退化为孩子的父亲，何况撇去他的身份，这还是个多么奇怪的孩子，动不动把刺痛我的生死挂在嘴上。但我也知道，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虽然死亡一直没等来，他却已经越发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慢慢地，他口中的死亡似乎已经不是死亡，而是一个他没盼来的老朋友。他开始忘记自己决定要离开的事情，偶尔说漏了嘴：“儿子啊，你有了孩子会放到老家养吗？儿子啊，孙子的名字让不让我来取？”我会调侃着问：“怎么，不死了？”“死！”他意识过来了，“还是要赶紧死。”然后自己笑歪了嘴，一不小心，口水就从那偏瘫的左边嘴巴流了下来。这个生僻的医学知识是父亲生病后我才知道的：冬天天冷，人的血管会收缩。上了年纪的人因此容易疲惫，而对父亲这样的中风者来说，血管收缩，意味着偏瘫的加剧。上一个冬天他走路越来越不方便，几次左脚都迈不出步去，直接摔倒在地上。摔得头破血流，全身淤血。我终于以一家之主的身份，下令他在这个冬天要乖乖待在家里不准乱动。他听了，像个小孩一样，眼眨巴眨巴地看着我，问：“如果听话，是否可以买我最喜欢的卤鸭来吃。”
(本章完)
但是很明显罗古是一个很懒的人，他根本不想去干任何的事情。这个世界也许不需要他。
这个酒吧的喧嚣，依旧是如此的吵闹。
但是这个男人似乎没有看见这个酒吧。她身上压抑了许多的东西，他想要将这些东西在今天，在这个时候，全部释放出来，没有任何的犹豫。
所以这个酒吧的吵闹他当做自己没有听见，他不想靠酒精去麻痹自己的灵魂，可是最后事实证明这个酒精依旧是无法麻痹他自己的灵魂。世界让他不得不去清醒，这是一个悲哀的故事，生活永远都不是这么的容易，他有着太多的故事，也有着太多的事故。
罗古没有太多的表情，此时，他眼前的这个人是伤心的，同样罗古此刻也是伤心的。因为就在罗古在回来的第一天，他看见了那个女孩，看见那个叫做包子梦的女孩。
罗古看见包子梦的手中牵着另一个男孩，女孩的笑容很甜很甜，甜到让人都感觉她正在经历史上最幸福的事，这样的笑容罗古是如此的熟悉，因为这样的笑容曾经是对着他笑的，可是现在不是了。
那时候罗古的心中想的究竟是什么，这已经不重要了。是不是每一份爱情都需要无疾而终，也是不是每一个人的最好的结局，都要有一人去心碎，难道这就是爱情。人们不懂爱情，却在高呼着爱情，渴望着爱情的故事，最后，那带有爱情的有毒的果实，他们也会笑着吃下去，因为对于他们而言，他们会说，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爱情的果实是有毒的。
但是你忘记了这果实是你给我的，是你给我的，“是你给我”的这三个字，就说明了一切的事情，因为是你。所以我可以笑着接受一切，这是一种何其悲哀的故事。
男人依旧在说着他悲催的故事，他说着，后来，后来。
我因此开始想象，当自己驾驭不了身体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境况。我觉得有必要体验到其中种种感受，才能照顾好这样的父亲。我会突然在笑的时候，想象自己左脸无法调动，看着别人惊异的眼神，我体会到窘迫、羞愧，也演练了如何接受或化解这尴尬。走路到一半的时候，我会突然想象自己抬不动左腿，拿筷子夹菜的时候，想象自己的力量完全无法抵达手指头。因而在那段时间里，我常常莫名其妙地摔跤。摔出的一个个淤青，攀爬在身体上，疼疼的，麻麻的，我又会突然想，父亲的左身，连这个都感觉不到。在父亲刚回家的那几天，家庭的所有成员似乎都意识到，自己是在配合演一出戏码。戏码的剧本不知道，但中心主旨是传达一种乐观，一种对彼此对未来的信心。揣摩各自的角色和准确的台词。母亲应该是个坚毅的女人，父亲大小便在床上时，她捏着嗓子笑着说，你看，你怎么像小孩了。自己仓促地笑完，转身到小巷里一个人黯然地处理床单。这个笑话很不好笑，但她必须说。说完之后，一个人去看守那个已经停业很久的加油站——那是全家的生计。
父亲的职位暂时空缺，母亲填补了他的工作。而我，我知道自己应该是准一家之主了。像一个急需选票的政客一样，要马上察觉这几个人的各种细腻表情，以及各种表情背后的真实心境，然后很准确地分配精力，出现在他们的身边，有时，为他们快速拍板一个决定，这决定还必须配合慷慨有力的腔调，像念台词一样，字正腔圆地说出来。这样的戏码，我们自己都察觉到，如果突然跳脱出来看，该是多么的不自然、蹩脚甚至可笑。作为不专业的演员，我们越来越难以投入，慢慢有不想演下去的不耐烦。更重要的是，唯一的观众——生活，从来就不是个太好的观看者，它像一个苛刻的导演，用一个个现实对我们指手画脚，甚至加进很多戏码，似乎想帮助我们找到各自对的状态。母亲一个人在倒腾油桶的时候摔倒了，以前都是她协助父亲，把这几百斤的油桶放横，推到合适的地方储存，她用九十斤不到的身躯不断地推，却丝毫不能挪动半寸。那天下课，我一如前几天先是到加油站。
最终把这戏码戳破的还是父亲。那是他回到家的第二周，他无数次试探自己的身体，反复挫败。那天蓬头垢脸的母亲一声不吭地拿来拐杖放到他身边，他看着拐杖，明白自己以后的生活，气急败坏地拿起拐杖往母亲身上一打。感谢父亲偏瘫的另外一半，他瞄得不太准，拐杖只是擦过母亲的头，但她头上已渗出一大块淤血，倒在地上。然后是姐姐的尖叫、我的发怒、父亲的歇斯底里，最后是全家人的抱头痛哭。很烂的剧情吧？把母亲扶上床，把姐姐安抚好，又和她一起完成了对父亲的喂养和身体清洗，把他扶回房。关门的时候，我对着空气这么问。我不知道自己是在问谁，我老觉得有双眼睛在看着这一切，然后我问了第二句：故事到底要怎么走？当然没有人回答。父亲以为自己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他内心里已经编制了一套逻辑，按照这套逻辑，他最终能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体，重新扮演好曾经做得很好的父亲那个角色。我也知道，这套逻辑，最后的终点必然是不可能完成的——父亲是因为心脏瓣膜脱落引发脑栓塞两次，家族内内外外的亲戚，把能问的医生都问过了，这堵塞在父亲脑子里的那块细小的瓣膜，不可能被消解，也不能用猛药一冲——如果冲到其他脑部部位，堵塞的是其他东西，又会造成另外部位的瘫痪。他不可能找回自己的身体了。这个残酷的答案我心里很清楚。我特意到图书馆查找了瓣膜的样子，它小小的，在你的心脏里一张一合，像一条鱼的嘴。就是这么一个小东西，它现在关住了父亲的左半身。我还知道，这套逻辑父亲实践越久，越努力坚持，最后触礁的那个烈度就越大。但我不敢拆解父亲这套逻辑，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办法。总得有个人提供一套希望的逻辑，让全家进行下去。那时即将入秋，有天晚上，他兴奋地拉住我讲，他明白过来了，自己的左半身就是脉路不通。“我不断活动，活血冲死血，冲到最后，我的另一半会活过来的。”
我表演得很好，他相信我非常认可他这个想象。在这个想象下，他可以接受拐杖作为暂时的帮助。他第一天试验，从家里走到弯道市场要多久，走到来不及回来吃午饭，最后是我们三个人兵分三路，拿着饭，终于在不远的拐角处找到他——我走过去大概二十分钟，却是他一早七点多拼命挪动到下午一点的结果。但他却觉得这是个好的开始。“起码我知道现在的起点了。”他和我说。第三天，他的整体方案出来了：早上八点出发，走到那个小巷的尽头折回来，这样他可以赶在十二点回来吃饭，吃完饭，休息一个小时，大概一点半出发，走到更远的弯道市场，然后他可以在晚饭七点钟赶回来。晚上则是在家里，坚持站立，训练抬左脚。我至今感谢父亲的坚强，那几乎是最快乐的时光。虽然或许结局注定是悲剧，但一家人都乐于享受父亲建立的这虚幻的秩序。每天母亲严格按照父亲列的时间表，为他准备好三餐，并且按照他希望的，每餐要有蛋和肉——这是长力气的。他常常说，以前当海员扛一两百斤货物没力气的时候，吃了肉和蛋，就马上扛得起了。现在他想扛起自己。每天晚上所有人回到家，都会陪他一起做抬左脚的运动。这运动经常以家庭四人比赛的方式进行，我们都有意无意地让他赢，然后大家在庆祝声中，疲倦但美好地睡去。我们享受这种快乐，因为这是唯一的快乐了。父亲心脏手术一次，中风两次，住院四次，即使有亲戚的帮助，再殷实的家底也空了。留下来的加油站，错过了归顺中石油的良好时机。父亲生病前，对方提出合作，最终因父亲的病痛搁置了——也错过了进一步的扩建和升级，竞争力明显不行了。小镇的人，从内心里会更喜欢入海口那个面积很大，设备很好，还有口香糖和饮料送的大加油站。为了生计，加油站还是必须开张。母亲唯一依靠的，是她的好人缘。她有种力量，不卑不亢却和蔼可亲，让人感觉是一个有主见的老好人。这让许多乡邻愿意找她聊聊天，顺便加油。刻意和不刻意，附近的街坊约定着，无论入海口那加油站有多好，必然要到我家那小店来加油，虽然这里加油还是全人工，虽然母亲算数实在太差，算不好一百扣去六十二要找多少钱，而且常常不在——经常要赶回家为父亲准备各种药物、食物，洗衣服，但街坊宁愿在那等着。姐姐和我后来也去加油站帮忙。每天母亲做饭，我和姐姐先去抽油——就是把一些油装在大可乐瓶里，摩托车来加油，一瓶就够；抽完油，我们把需要挪的油桶挪好，尽量帮母亲处理好一些重活。然而，重活还是有的，比如那种大机板车，每次加油要一整个小桶。这对我家来说是大生意，但对母亲来说是过重的负担。有次她抬那油桶，抬到一半坐到地上偷偷哭起来，车主那六十多岁的母亲看不过去，也过来帮忙，搞得全身是油污。后来在彼此的默契下，机板车慢慢把时间调到五点半过后来加油，那意味着，我和姐姐可以帮忙了。傍晚母亲、我和姐姐一起扛油桶，回家和父亲一起做抬左腿运动，每晚睡觉几乎都是自己昏睡过去的，但嘴角还留有笑容。我投入到似乎都忘记，那终点注定是失败，注定是一场无法承受的剧痛。但至少，这样的日子下来，家里竟然有点储蓄了。这让我们放松许多，在此之前，我们可以感觉到，没钱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困顿，还有别人有意无意的疏远和躲避——即使心再好，谁都怕被拖累。而这种眼神对母亲又刺激极大。母亲是个极硬气的人，她若察觉到别人对她一丝的同情，就会恶狠狠地拒绝别人的好意，也有些人摆着施舍的姿态前来加油，这反而激起母亲那毫不客气的反击。这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通常每次台风警报，大家就忙着修修补补，把能固定的东西固定住，有漏洞的地方填上，然后关着门窗，用一个晚上，听那巨兽在你的屋顶、窗前不断地玩闹，听着它用它的气息把你完全包裹住，却不会伤到你半分。只要你不开门，一切似乎和你无关。它就像是老天爷一年几次给闽南人民上演的4D立体电影。我是个好动的人，因此小时候特别愿意和台风戏耍。当时风也干净，雨也干净，不像如今，沾染了一点雨，就要怕化学污染。听见台风来了，打开门，大喊一声，冲出去，让风和雨围着你闹腾，再跑回家，全身湿答答地迎接母亲的责骂。
台风在于我从来没有悲伤的色彩，直到那一年。从夏天坚持到秋天，父亲开始察觉，某些该发生的没有发生：左手臂依然习惯性地蜷在胸前，左腿依然只有膝关节有掌控感，甚至，让他恐慌的是，脚指头一个个失去感觉了。姐姐喜欢在他睡觉的时候，帮他剪指甲，一不小心剪到肉，血流了出来，姐姐吓得到处找药布包扎，他依然没有感觉地沉沉睡着。只是醒来的时候，看到脚上莫名其妙的纱布，才傻傻地盯着发呆。我可以看到，挫败感从那一个个细微的点开始滋长，终于长成一支军队，一部分一部分攻陷他。但他假装不知道。我们也假装不知道。他已经察觉。这种没被戳破的悲伤，像发脓的伤口一样不断淤积、肿大，慢慢地，控制不住，伤感有时候会喷发出来——他对时间更苛刻了。他要求母亲在房间里、大厅里都挂上一个大的时钟。每天睡醒，他叫嚷着让母亲扶他起来，然后就开始盯着时钟看，不断催促，本应该是十五分钟穿好衣服的，本应该是第二十分钟帮他洗漱完毕的，本应该是第三十分钟扶他下楼的，本应该是五十分钟内准备好，并喂他吃早餐的，本应该是五十五分带他再上次厕所的，本应该是八点准时跨出那门的……但是，为什么这里慢了一分钟，那里又拖了两分钟。他会突然把桌子上的东西一扫，或者拿拐杖敲打地面不断咆哮：“你是要害我吗？你是要害我吗？”仿佛，恰恰是母亲手忙脚乱来不及跟上的每分钟，害他无法如期完成对自己另一半身体的调动。秋日的第一场台风要来了。前一天下午，我就和母亲把整个房子视察了一遍。这是全家在父亲生病后要度过的第一场台风，按照天气预报，这是几年来最大的一次，而且恰恰从我们这个小镇登陆。电视台里播放着民政部领导来驻守前线的消息，CCTV的记者也对着还未刮起显得无精打采的风，有点遗憾。他或许很期待，在狂风暴雨中，被风吹得站都站不稳，需要扶住某一棵树，然后歇斯底里地大喊着本台记者现场报道的话。
他会如愿的。台风就是这样，来之前一点声息都没有，到来的时候就铺天盖地。先是一阵安静，然后风开始在打转，裹着沙尘，像在跳舞，然后，突然间，暴风雨在下午一点多，枪林弹雨一般，呼啸着到来了。我看见，路上的土地被细密地砸出一个个小洞，电视里那记者，也如愿地开始站在风中嘶吼着报道。母亲早早关掉店面回家了，台风天本来不会有人出门的。父亲也如期做完上午的锻炼回来了。我起身要去关上门，却被父亲叫住，为什么关门？台风天，不关门待会全是水。不能关，我待会要出门。台风天要出什么门？我要锻炼。台风天要做什么锻炼？你别害我，我要锻炼。就休息一天。“你别害我。”父亲连饭都不吃了，拿着拐杖就要往门外挪去。我气急了，想抢下拐杖，他拿起拐杖就往我身上打。打在手臂上，马上是青色的一条。母亲赶紧起身去把门关上。父亲咆哮着一步步往门口挪，他右手要拿着拐杖维持住平衡，偏瘫的左手设法打开那扇门，却始终打不开。他开始用拐杖死命敲打那门，边哭边骂：“你们要害我，你们要害我，你们就不想我好，你们就不想我好。”
那嘶喊的声音锐利得像坏掉的拖拉机拼命发动产生的噪音。邻居开始有探头的，隔着窗子问怎么了。我气急了，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你走啊你走啊，没有人拦你。父亲不看我，用拐杖先探好踩脚的点，小心翼翼地挪动那笨重的身躯。身体刚一出门，风裹着暴雨，像扫一片叶子一样，把他直接扫落到路的另一侧了。他躺在地上，挣扎着要爬起来。我冲上前要扶起他，他显然还有怒气，一把把我推开。继续一个人在那挣扎，挣扎，终于瘫坐在那地方了。母亲默默走到身后，用身体顶住他的左侧，他慢慢站立起来了。母亲想引着他进家门，他霸道地一把推开，继续往前走。风夹着雨铺天盖地。他的身体颤颤悠悠颤颤悠悠，像雨中的小鸟一样，渺小，无力。邻居们也出来了，每个人都叫唤着，让他回家。他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往前挪。挪到前一座房子的夹角处，一阵风撞击而来，他又摔倒了。邻居要去帮他，他一把推开。他放弃站起来了，就躺在地上，像只蜥蜴，手脚并用往前挪……最终他自己彻底筋疲力尽了，才由邻居帮忙，把他抬回了家。然而，休息到四点多，他又自己拿了拐杖，往门口冲。那一天，他就这样折腾了三次。
第二天，台风还在，他已经不想出门也不开口说话，甚至，他也不愿意起床了。躺在床上，茫然无措的样子。没有声息，但他的内心里某些东西确实完全破碎了。这声音听不见，但却真实地弥漫开。而且还带着味道，咸咸的，飘浮在家里，仿佛海水的蒸汽一般。他躺在床上，仿佛生下来就应该在那儿。不言不语了几天，他终于把我唤到床前，说，你能开摩托车带着我到海边兜兜吗？那个下午，全家人七手八脚总算把他抬上摩托车，和负责开摩托车的我，用一块布绑在一起。秋天的天光雪白雪白，像盐一样。海因而特别好看。我沿着堤岸慢慢开，看到有孩子在那烤地瓜，有几个少年仔喝完酒，比赛砸酒瓶子，还有一个个挑着箩筐、拿着海锄头的渔民，正要下海。
父亲一直没说话。我努力想挑开个什么话题。我问，以前不是听说你收的兄弟，是这片海域最牛的帮派的吗？那条船上的人在向我们招手，是你以前的小弟吗？他在后面安静得像植物一样，像他从来不存在一样。回到家他才开了口：“好了，我心事了了。”我知道，他认为，自己可以死了。疾病彻底击垮他了。他就像是一个等待着随时被拉到行刑场的战俘，已经接受了呼之欲出的命运。这种绝望反而也释放了他。他不再假装坚强了，会突然对着自己不能动的手臂号啕大哭；他不再愿意恪守什么规矩，每天坐在门口，看到走过的谁不顺眼就破口大骂，邻居家的小狗绕着他跑，他心烦就一棍打下去，哪个小孩挡住他慢慢挪行的前路，他也毫不客气地用拐杖去捅他。
他甚至脱掉了父亲这个身份该具备的样子，开始会耍赖，会随意发脾气，会像小孩一样撒娇。那些下午，每次我放学回家，常可以看到门口坐着一群年老的乡里，围在他身旁，听他讲述着一些稍微夸大的故事，跟着抹眼泪。又或者，有不同的邻居登门，向母亲和我告状，父亲与他家孩子或者小狗吵架的故事。父亲的形象彻底崩塌了。姐姐和我对他的称呼，不断调整，从“父亲”一路退化到昵称阿圆，甚至到后来，他与我那刚出生的外甥女并列，外甥女昵称小粒仔（闽南语叫娇小、圆润、可爱），家人都称呼他为大粒仔。他竟然也乐于这样的称呼。继续惹哭那些年老的乡里，和邻居的小狗吵架。然而，死亡迟迟没来。为了期盼死亡的到来，他讲话都特意讲述得好像是遗言的感觉。他会说：我不在了，你自己挑老婆要注意；会说：我一定要火化，记得你走到哪就把我带到哪。他几次还认真地想了半天：没事的，我不在，家还在的。我一直把他的这种话，当作对疾病和死神孩子气的娇嗔，然而，这种话还是刺痛我。特别是那句“我不在，家还在的”，会让我气到对他发脾气。不准你这么说。我会大声地凶他。我说的是实话。反正以后不准你说。他不吭声了。过一会儿，随便哪个人路过了，不管那人在意不在意，他会对着那人说：“我刚给我儿子说，我不在了，家还会在，他竟然对我发脾气，我没错啊。”然后转过身，看我是否又气到要跑来凶他。一开始我真的不习惯这个退化为孩子的父亲，何况撇去他的身份，这还是个多么奇怪的孩子，动不动把刺痛我的生死挂在嘴上。但我也知道，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生活方式。虽然死亡一直没等来，他却已经越发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慢慢地，他口中的死亡似乎已经不是死亡，而是一个他没盼来的老朋友。他开始忘记自己决定要离开的事情，偶尔说漏了嘴：“儿子啊，你有了孩子会放到老家养吗？儿子啊，孙子的名字让不让我来取？”我会调侃着问：“怎么，不死了？”“死！”他意识过来了，“还是要赶紧死。”然后自己笑歪了嘴，一不小心，口水就从那偏瘫的左边嘴巴流了下来。这个生僻的医学知识是父亲生病后我才知道的：冬天天冷，人的血管会收缩。上了年纪的人因此容易疲惫，而对父亲这样的中风者来说，血管收缩，意味着偏瘫的加剧。上一个冬天他走路越来越不方便，几次左脚都迈不出步去，直接摔倒在地上。摔得头破血流，全身淤血。我终于以一家之主的身份，下令他在这个冬天要乖乖待在家里不准乱动。他听了，像个小孩一样，眼眨巴眨巴地看着我，问：“如果听话，是否可以买我最喜欢的卤鸭来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