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3年的春天，那一年我二十一岁，是国家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受学院的安排，我们系上的同学分组赴边疆省份釆风。我们这个组五个同学，要去的省份是边疆云南，一个听起来很诗意的省份。一起的同学除我之外，是北京女孩叶赫娜和宋知秋，还有就是上海男孩杜润涧和南京男孩夏听泉。我们五个人谁都没有到过云南。只听说那个地方少数民族众多，汉族反而成了少数民族，还听说那个地方居然有大象在街上走，这听起来着实不靠谱，总之我们对这个我们要抵达的云南一无所知，它在我们心中就是一个神话和传说。我倒是无所谓，我出生在北方的沈阳，跟随父母到了北京，自己就是少数民族，并不担心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看得出来，叶赫娜和宋知秋俩女孩并不想到云南，叶赫娜是因为杜润涧要到云南所以她选了云南，宋知秋则是因为夏听泉选了云南所以她也选了云南。我就无所谓了，听从组织安排，老师安排我任组长我就任组长，实际上就是一打杂的召集人，或者说是联络人。
1983年，国家恢复高考没有几年，从革命中走出来的国家充满梦想，从折腾迷惘中走出来的我们也充满了梦想。我就自以为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最好最美的音乐，我们这个从诗经以来的古老民族不能只有几个样板戏吧。但这只是我的认为，叶赫娜和宋知秋是主修钢琴和跳拉丁舞的，杜润涧和夏听泉则是主修小提琴和欧洲音乐理论，我们这个组只有我是学习民族音乐的。他们几位对民族音乐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只有欧洲才有音乐。他们得心思都放在毕业后的留学上，所以只把这次云南之行当做一次放松的旅行。叶赫娜听说从北京到云南的省城还要到州到县到镇到村，就不耐烦地说:“穷乡僻壤能有什么音乐，真是滑稽的事情。”
去云南的火车摇摇晃晃的在邃道和黑暗中穿行，好像是要穿越整个中国才到云南。一个一个城市被丢在后面，前面又是无休无止的城市和村庄。车厢里弥漫着各种刺鼻的味道，叶赫那不耐烦地说：“什么云南？倒像是去天国似的，屁股都坐大了。”
宋知秋说：“当时我就说到天津的，上海也可以啊，只是有的人偏要来这个云南。跟了来，有的人未必领情呢。”边说边用她的丹凤眼斜着夏听泉。
夏听泉讨好地说：“我的小祖宗，辛苦你了，要不坐我怀里来。”
宋知秋娇柔地说：“讨厌，你倒想得美。”
叶赫娜说：”好啦好啦，要打情骂俏躲一边去，不要在我们‘革命青年’面前弄这些资产阶级的的情调，说着换了一个姿式靠着宋润涧，说：“我只是这气味实在是受不了。”
我说：“叶赫那同学，应该给你配一专列，那空气就好了。”
叶赫娜和宋润涧同声说：“组长话不能这样说。”
宋润涧把手臂上的肌肉鼓起来说：“这几天我这拳头闲得慌，要不咱俩练练？”
我急忙说：“得，咱们‘革命青年’要文斗不要武斗。要不咱们来打牌，谁输就往谁的脸上贴纸。”大家都响应，我们开始玩扑克牌。我边玩牌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民乐欣赏，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叶赫那则不停地吸桌子边上的法国香水，她母亲是驻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她毕业后将去法国留学。不到一个小时，叶赫娜的倾城之脸已经贴满了纸条，看上去像跳神念咒的巫师。
叶赫那对我说：“好好玩牌行吗？什么二泉印月？算什么音乐？你看人家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有多少音乐天才，舒伯特、肖邦、贝多芬、李斯特、柴可夫斯基……一数一堆，咱中国有什么？一个瞎子，还二泉印月，那也叫音乐？说来羞人！”
我对叶赫娜说:“叶赫那同学，你到底是那国人，起码的民族自尊有没有？你这话早说几年你就是现行反革命你知道不，不说枪毙判刑也得割了你的舌头。”
叶赫娜把牌往桌上一砸，一把撕掉脸上的纸条说：“黃歌同学，想告密不是？你少给我上纲上线，老娘不怕。”
我是后来才知道叶赫那的爷爷奶奶都是在文革中被打成判徒、间谍、里通外国死在秦城监狱的，所以有心理阴影。我说：“开个玩笑，至于这样吗？要撕掉脸上的纸条撕便是了，你这样搞得我像是判徒似的。我的意思是咱们中国人不能灭了自己志气。屈原《天问》欧洲人写得出来吗？就说这云南吧，聂尔，云南人，写国歌，厉害吧？！”
叶赫娜没好气地说：“懒得跟你说:“就你爱国。”
话不投机，大家都沉默了。到云南成了一种等待，就因为等待，云南又变得越发的遥远起来。
在省城昆明南站下了火车，我们还来不及看昆明街头有没有大象，就坐上了红河州文联来接我们的中巴车。接我们的男人是一个黑脸汉子，感觉汉话都说不灵光，好像舌头有点问题似的，他自我介绍说：“我是红河州文联的办公室主任，几位老师叫我阿索就可以了。州上的领导对几位老师的来到‘常非’的‘视重’，专门叫我来接待几位老师，还说国家音乐学院的老师都是我们国家将来的音乐家，所以要最高规格的接待。我的普通话不知道几位老师听得懂不？”汉话都说不清楚，还普通话呢，但这个阿主任的确是厚道、谦卑、热诚。我对阿主任说：“谢谢阿主任，我们不是老师，是学生。”
阿主任说：“我的汉名叫索鲁玛，一坐山的名字，阿爸取的，我阿爸说我们家乡山大人小，站在山上眼睛才远，所以给我取了山的名字，索鲁玛。”
我对他说：“那，索主任。”阿索依然谦卑地说：“还是叫我阿索吧。”
在路上，我们己经很疲惫了，阿索还在喋喋不休地说：“我是奕车人。我们家几代人都赶马帮，我阿爸在老挝、缅甸、越南跑生意，可州上的领导说我歌唱得好，硬要我工作，所以到了这个啥子文联，州上接待上头来的老师领导们，我就领着州歌舞团的女娃子唱个歌，可我还是喜欢做生意，自己管自己，自由。”
我对他说：“那请阿索主任给我们唱个歌。”
阿主任固执而谦卑地说：“还是叫阿索吧。州上的领导说就是北京的老师到了大理就写出了《阿诗玛》，于是大理大名天下了。州领导说我们红河不比大理差，女子比大理还俊，歌也比大理的好听，可就是因为没有老师来写。哦，我们得转车了，上火车，小火车，这条路叫滇越铁路，直通越南，中国最早的米轨铁路，你们没坐过呢。”
就这样，我们又坐上了小火车。叶赫那和宋知秋疲惫的样子仿佛到了崩溃的边缘。
夏听泉对阿索说:“火车没有汽车快就是指这小火车吧。”
阿索说：“对对对，没错。本来州上有专车，但州领导说几位老师来一次不容易，或许一辈子就这一次，所以让几位老师体验一下。”
我对阿索说:“你能给我们唱一首歌吗？他们几位也很期待呢。”其实我也是因为长途的奔波不想说话了。
阿索有点害羞地说：“那么，那么我就唱一个。”阿索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铁壶，打开盖，咕噜咕噜像是喝了半瓶。
此时我闭上了眼睛。
等待着阿索是什么样的歌声？会是什么样的歌声。
突然间一个苍凉的声音像是刺破了苍穹，如龙蛇游走，又像是一把尖刀刺进灵魂，我甚至不敢睁开眼睛，不敢相信这声音出自面前这个叫阿索的黑脸汉子。声音时而像在祈祷神灵，时而又如窃窃私语，时而高亢辽远，时而缠绵交织，但有一点我敢肯定，这个声音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范畴。伴随着布谷鸟的声音、画眉鸟的声音，麻雀的声音，甚至是种子发芽的声音，我仿佛置身于大地的交响乐，似乎我在云之上、在风中、在雨中、霞光拥抱着我，温暖的手握着我，我知道他唱的不是汉语，由于对语言的痴迷，我跟语言学老师学过一些民族语言，终于在这时听懂了几句，他唱的是：
神，你听到了吗？
我们渴望这个春天
你要庇护我们
我们是你的子民
我们要在这个春天种下种子，
你听到了吗？
哦！我们用最醉人的酒向你感恩我们
哦！我们用最醉人的酒向你感恩
我们期盼你长出丰硕饱满的果实
……
似乎类似于说:又类似于唱，类似于诵经，总之很难用音乐的常规理论来定义它。但它在瞬间撕裂了我的灵魂。
我们都被震撼了，我睁开眼睛，我们都以奇异的眼睛看着面前的这个奕车汉子阿索。阿索腼腆地说：“乱唱的，乱唱的，不成‘统体（体统）‘，田野里的撒泼，上不了台面。我却不由自主地拍起了掌声，徒然间小火车里全是掌声，车厢里有好事者起哄说：“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阿索站起身来向众人谦卑地躹躬说：“不敢了，不敢了，打搅大家了。”
阿索问我说：“喝洒不？”
我爽快地说：“好”，我学着阿索的语气说，“整两口＂。边搭话边接过了阿索的小铁壶。
我看见叶赫那和宋知秋的脸上挂着泪，夏听泉和杜润涧的脸上也挂着泪。可以说阿索唱的什么，就歌曲的内容而言，他们一句也没听懂。但这重要吗？音乐的内容包括词和曲，词写什么重要吗？有几个人明白贝多芬的曲子弹奏的内容是什么？让你欢喜让你悲伤，这就是音乐真正的力量。比如中国洞箫吹出的苍凉，阿炳二胡拉出的苍桑，没有国度的区别，在人间，它们就是最好的音乐。因此，我觉得和叶赫那争论什么中国的和西洋的都是浅薄的。
这时，阿索问道：“几位老师咯要整烧豆腐，红河的烧豆腐？”我对阿索说：“你才是我们的老师，至少是我的老师。”
阿索惶恐地说：“这个开不得玩笑，不敢呢，不敢呢。红河的烧豆腐，京城是没有的，吃不到。”
顺着阿索的热情，我说：“那我们就整（吃）几块。”
因为阿索，我对这个离北方遥远的云南开始亲切起来。或许缘于阿索的歌声，或许缘于音乐的魔力。
漫长的火车就如一段漫长的时间，人来人往，去的去，来的来，我的爷爷黄克星就是坐这列火车到了云南个旧，然后再转道迤萨的。1940年的秋天，妖艳的女人，川岛芳子也是坐着这列火车到了个旧，然后再转道迤萨。这列火车起点于云南昆明终于河口，进入越南的米轨铁路，就像是一个时光的舞台，舞台没有变，只是演员变了。
秋天的1942年，川岛芳子在昆明坐上的火车。这是一个秘一样的女人，很多时候他都是穿着男装，她喜欢女人的妩媚和娇艳，但她却经常穿着男装，柔软中要暴露出强硬的一面，因为在她的心中挥之不去的是日本人强暴她的阴影。这个秋天，川岛芳子穿着开叉及腰的黑色的中式旗袍，玉腿被来自英国的透明丝袜裹着，脚上是一双法式的10cm的红色高跟鞋，戴着一顶意大利式的宽边纱帽，让人只能想象她的脸，她的手上搭着的是一件Burberry英国军队专用的高级风衣，她的每一个步态都像是一条水蛇的扭动，只有风骚的女子才走得出她的模样来。上了火车，走进包厢，她取下了意大利宽边帽，戴上的雷朋墨镜，她似乎刻意要跟眼前的一切保持距离，让人知道她的存在实际上是一个不存在。在1942年秋天的昆明像她这样的神秘人物川流不息。几乎每一趟开往河口的火车上都有她这样的人。
1983年，国家恢复高考没有几年，从革命中走出来的国家充满梦想，从折腾迷惘中走出来的我们也充满了梦想。我就自以为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最好最美的音乐，我们这个从诗经以来的古老民族不能只有几个样板戏吧。但这只是我的认为，叶赫娜和宋知秋是主修钢琴和跳拉丁舞的，杜润涧和夏听泉则是主修小提琴和欧洲音乐理论，我们这个组只有我是学习民族音乐的。他们几位对民族音乐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只有欧洲才有音乐。他们得心思都放在毕业后的留学上，所以只把这次云南之行当做一次放松的旅行。叶赫娜听说从北京到云南的省城还要到州到县到镇到村，就不耐烦地说:“穷乡僻壤能有什么音乐，真是滑稽的事情。”
去云南的火车摇摇晃晃的在邃道和黑暗中穿行，好像是要穿越整个中国才到云南。一个一个城市被丢在后面，前面又是无休无止的城市和村庄。车厢里弥漫着各种刺鼻的味道，叶赫那不耐烦地说：“什么云南？倒像是去天国似的，屁股都坐大了。”
宋知秋说：“当时我就说到天津的，上海也可以啊，只是有的人偏要来这个云南。跟了来，有的人未必领情呢。”边说边用她的丹凤眼斜着夏听泉。
夏听泉讨好地说：“我的小祖宗，辛苦你了，要不坐我怀里来。”
宋知秋娇柔地说：“讨厌，你倒想得美。”
叶赫娜说：”好啦好啦，要打情骂俏躲一边去，不要在我们‘革命青年’面前弄这些资产阶级的的情调，说着换了一个姿式靠着宋润涧，说：“我只是这气味实在是受不了。”
我说：“叶赫那同学，应该给你配一专列，那空气就好了。”
叶赫娜和宋润涧同声说：“组长话不能这样说。”
宋润涧把手臂上的肌肉鼓起来说：“这几天我这拳头闲得慌，要不咱俩练练？”
我急忙说：“得，咱们‘革命青年’要文斗不要武斗。要不咱们来打牌，谁输就往谁的脸上贴纸。”大家都响应，我们开始玩扑克牌。我边玩牌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民乐欣赏，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叶赫那则不停地吸桌子边上的法国香水，她母亲是驻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她毕业后将去法国留学。不到一个小时，叶赫娜的倾城之脸已经贴满了纸条，看上去像跳神念咒的巫师。
叶赫那对我说：“好好玩牌行吗？什么二泉印月？算什么音乐？你看人家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有多少音乐天才，舒伯特、肖邦、贝多芬、李斯特、柴可夫斯基……一数一堆，咱中国有什么？一个瞎子，还二泉印月，那也叫音乐？说来羞人！”
我对叶赫娜说:“叶赫那同学，你到底是那国人，起码的民族自尊有没有？你这话早说几年你就是现行反革命你知道不，不说枪毙判刑也得割了你的舌头。”
叶赫娜把牌往桌上一砸，一把撕掉脸上的纸条说：“黃歌同学，想告密不是？你少给我上纲上线，老娘不怕。”
我是后来才知道叶赫那的爷爷奶奶都是在文革中被打成判徒、间谍、里通外国死在秦城监狱的，所以有心理阴影。我说：“开个玩笑，至于这样吗？要撕掉脸上的纸条撕便是了，你这样搞得我像是判徒似的。我的意思是咱们中国人不能灭了自己志气。屈原《天问》欧洲人写得出来吗？就说这云南吧，聂尔，云南人，写国歌，厉害吧？！”
叶赫娜没好气地说：“懒得跟你说:“就你爱国。”
话不投机，大家都沉默了。到云南成了一种等待，就因为等待，云南又变得越发的遥远起来。
在省城昆明南站下了火车，我们还来不及看昆明街头有没有大象，就坐上了红河州文联来接我们的中巴车。接我们的男人是一个黑脸汉子，感觉汉话都说不灵光，好像舌头有点问题似的，他自我介绍说：“我是红河州文联的办公室主任，几位老师叫我阿索就可以了。州上的领导对几位老师的来到‘常非’的‘视重’，专门叫我来接待几位老师，还说国家音乐学院的老师都是我们国家将来的音乐家，所以要最高规格的接待。我的普通话不知道几位老师听得懂不？”汉话都说不清楚，还普通话呢，但这个阿主任的确是厚道、谦卑、热诚。我对阿主任说：“谢谢阿主任，我们不是老师，是学生。”
阿主任说：“我的汉名叫索鲁玛，一坐山的名字，阿爸取的，我阿爸说我们家乡山大人小，站在山上眼睛才远，所以给我取了山的名字，索鲁玛。”
我对他说：“那，索主任。”阿索依然谦卑地说：“还是叫我阿索吧。”
在路上，我们己经很疲惫了，阿索还在喋喋不休地说：“我是奕车人。我们家几代人都赶马帮，我阿爸在老挝、缅甸、越南跑生意，可州上的领导说我歌唱得好，硬要我工作，所以到了这个啥子文联，州上接待上头来的老师领导们，我就领着州歌舞团的女娃子唱个歌，可我还是喜欢做生意，自己管自己，自由。”
我对他说：“那请阿索主任给我们唱个歌。”
阿主任固执而谦卑地说：“还是叫阿索吧。州上的领导说就是北京的老师到了大理就写出了《阿诗玛》，于是大理大名天下了。州领导说我们红河不比大理差，女子比大理还俊，歌也比大理的好听，可就是因为没有老师来写。哦，我们得转车了，上火车，小火车，这条路叫滇越铁路，直通越南，中国最早的米轨铁路，你们没坐过呢。”
就这样，我们又坐上了小火车。叶赫那和宋知秋疲惫的样子仿佛到了崩溃的边缘。
夏听泉对阿索说:“火车没有汽车快就是指这小火车吧。”
阿索说：“对对对，没错。本来州上有专车，但州领导说几位老师来一次不容易，或许一辈子就这一次，所以让几位老师体验一下。”
我对阿索说:“你能给我们唱一首歌吗？他们几位也很期待呢。”其实我也是因为长途的奔波不想说话了。
阿索有点害羞地说：“那么，那么我就唱一个。”阿索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铁壶，打开盖，咕噜咕噜像是喝了半瓶。
此时我闭上了眼睛。
等待着阿索是什么样的歌声？会是什么样的歌声。
突然间一个苍凉的声音像是刺破了苍穹，如龙蛇游走，又像是一把尖刀刺进灵魂，我甚至不敢睁开眼睛，不敢相信这声音出自面前这个叫阿索的黑脸汉子。声音时而像在祈祷神灵，时而又如窃窃私语，时而高亢辽远，时而缠绵交织，但有一点我敢肯定，这个声音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范畴。伴随着布谷鸟的声音、画眉鸟的声音，麻雀的声音，甚至是种子发芽的声音，我仿佛置身于大地的交响乐，似乎我在云之上、在风中、在雨中、霞光拥抱着我，温暖的手握着我，我知道他唱的不是汉语，由于对语言的痴迷，我跟语言学老师学过一些民族语言，终于在这时听懂了几句，他唱的是：
神，你听到了吗？
我们渴望这个春天
你要庇护我们
我们是你的子民
我们要在这个春天种下种子，
你听到了吗？
哦！我们用最醉人的酒向你感恩我们
哦！我们用最醉人的酒向你感恩
我们期盼你长出丰硕饱满的果实
……
似乎类似于说:又类似于唱，类似于诵经，总之很难用音乐的常规理论来定义它。但它在瞬间撕裂了我的灵魂。
我们都被震撼了，我睁开眼睛，我们都以奇异的眼睛看着面前的这个奕车汉子阿索。阿索腼腆地说：“乱唱的，乱唱的，不成‘统体（体统）‘，田野里的撒泼，上不了台面。我却不由自主地拍起了掌声，徒然间小火车里全是掌声，车厢里有好事者起哄说：“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阿索站起身来向众人谦卑地躹躬说：“不敢了，不敢了，打搅大家了。”
阿索问我说：“喝洒不？”
我爽快地说：“好”，我学着阿索的语气说，“整两口＂。边搭话边接过了阿索的小铁壶。
我看见叶赫那和宋知秋的脸上挂着泪，夏听泉和杜润涧的脸上也挂着泪。可以说阿索唱的什么，就歌曲的内容而言，他们一句也没听懂。但这重要吗？音乐的内容包括词和曲，词写什么重要吗？有几个人明白贝多芬的曲子弹奏的内容是什么？让你欢喜让你悲伤，这就是音乐真正的力量。比如中国洞箫吹出的苍凉，阿炳二胡拉出的苍桑，没有国度的区别，在人间，它们就是最好的音乐。因此，我觉得和叶赫那争论什么中国的和西洋的都是浅薄的。
这时，阿索问道：“几位老师咯要整烧豆腐，红河的烧豆腐？”我对阿索说：“你才是我们的老师，至少是我的老师。”
阿索惶恐地说：“这个开不得玩笑，不敢呢，不敢呢。红河的烧豆腐，京城是没有的，吃不到。”
顺着阿索的热情，我说：“那我们就整（吃）几块。”
因为阿索，我对这个离北方遥远的云南开始亲切起来。或许缘于阿索的歌声，或许缘于音乐的魔力。
漫长的火车就如一段漫长的时间，人来人往，去的去，来的来，我的爷爷黄克星就是坐这列火车到了云南个旧，然后再转道迤萨的。1940年的秋天，妖艳的女人，川岛芳子也是坐着这列火车到了个旧，然后再转道迤萨。这列火车起点于云南昆明终于河口，进入越南的米轨铁路，就像是一个时光的舞台，舞台没有变，只是演员变了。
秋天的1942年，川岛芳子在昆明坐上的火车。这是一个秘一样的女人，很多时候他都是穿着男装，她喜欢女人的妩媚和娇艳，但她却经常穿着男装，柔软中要暴露出强硬的一面，因为在她的心中挥之不去的是日本人强暴她的阴影。这个秋天，川岛芳子穿着开叉及腰的黑色的中式旗袍，玉腿被来自英国的透明丝袜裹着，脚上是一双法式的10cm的红色高跟鞋，戴着一顶意大利式的宽边纱帽，让人只能想象她的脸，她的手上搭着的是一件Burberry英国军队专用的高级风衣，她的每一个步态都像是一条水蛇的扭动，只有风骚的女子才走得出她的模样来。上了火车，走进包厢，她取下了意大利宽边帽，戴上的雷朋墨镜，她似乎刻意要跟眼前的一切保持距离，让人知道她的存在实际上是一个不存在。在1942年秋天的昆明像她这样的神秘人物川流不息。几乎每一趟开往河口的火车上都有她这样的人。